19世纪末至二战期间日本的非洲战略及其影响
邹圣婴 张晓刚
摘 要：19世纪末，日本开始与非洲建立经贸外交往来，日本政商界就如何开拓非洲市场以及如何在与欧美列强的竞争中脱颖而出，提出了一些具有战略意义的构想。主要包括：如何利用欧洲列强之间的矛盾，在非洲树立日本的良好形象;针对特定消费者群体开展宣传;不轻易介入非洲地区的社会问题等。上述构想虽然并未被当时的日本政府整合为一套完整的外交战略，但其中的某些思路或可视为冷战后日本对非战略的先声。梳理19世纪末至二战期间日本对非贸易关系的发展沿革，结合当时日本官民机构实施的对非调研结果，可以归纳并整理出这一时期日本与非洲殖民地经济的关系以及对非通商战略的主要特点，并就这些特点在冷战后日本对非战略中的地位进行论述。
关键词：日本; 非洲战略; 冷战影响; 殖民地经济; 通商战略
中图分类号：K313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2458-（2020）06-0054-09
DOI：1014156/jcnkirbwtyj202006007
引 言
在二战战败之前，作为新兴列强的日本除加紧在亚洲实施扩张外，还积极地向亚洲以外的地区进行经济扩张，非洲是其经济扩张的重要目的地之一。为了在非洲大陆给日本产品谋取销路，日本官民机构纷纷对非洲展开调研，从这些调研报告中可以一窥日本对非战略的基本构想。在冷战结束后，这些战略构想依然在日本对非战略中发挥着潜移默化的作用。
对于日非关系，国内学界着眼点长期集中在冷战期间与冷战后的日本对非战略，而对于19世纪末至二战期间的日非关系的研究成果略显单薄。相关成果有张永蓬的《日本对非洲外交：从实用主义平衡到战略重视》等。本文以19世纪末至二战期间的日非经济关系及在此基础上提出的日本对非通商战略为研究对象，希望为当前的日非关系或日本对非战略研究提供某些参考。
从19世纪末开始①，通过第三方贸易的形式，日本与欧美列强的非洲殖民地建立起了贸易往来。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趁欧洲列强无暇顾及非洲殖民地之机，开始扩大对非出口。此后，随着日本国内资本主义发展的需要，除了将非洲视为产品输出的市场外，日本还逐渐将其视为原料供应源和投资开发地。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日非关系主要是以进出口贸易为主的经济关系，日本产品经由欧美以及印度等国商人被引入非洲，由此催生了日本对非洲市场的关注。为进一步了解非洲的情况，日本的官民机构开始对非洲实施各种调研，并根据调查结果提出相关建议。笔者将首先对19世纪末至二战期间的日非关系发展脉络进行简单概括;继而归纳日本政府以及民间机构实施的对非
调研情况;最后结合以上调研结果对该时期日非关系的特点以及对非战略思路进行论述。不当之处，谨请方家学者批评指正。
一、以贸易为起点的日非关系概况
中日甲午战争爆发以前，日本的对外贸易在很大程度上依靠以中国商人、琉球商人、欧美商人为代表的中间商进行。这一状态随着甲午战争与日俄战争日本的胜利而发生了改变，大型的日本商社开始主导日本与欧美等国的进出口贸易活动，而日本与朝鲜、日本与中国的贸易则主要由相对规模较小的日本商社运营[1]7。外国中间商在日本的对外贸易活动中逐渐退居次要角色。但当时日本与非洲殖民地之间的贸易通道主要是由欧洲以及印度的贸易商建立的，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日本产品还是主要通过外国中间商之手进入非洲。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非洲殖民地将物资大量输入欧洲战场以支援宗主国的战争。随着战争的持续，非洲殖民地的经济开始出现物资流通不足的现象。殖民地政府不得不寻找廉价的替代品，这就为日本商品大规模输入非洲提供了机遇。在一战期间，日本对非出口额开始上升，尤其是对埃及和南非的出口额上升比例较大。
受一战的影响，战后国际经济结构发生变化，经济和金融霸权逐渐从以出口为主的英国转向以國内市场为主的美国。在非洲，由于宗主国采取的贸易保护措施以及部分国家取消金本位制度，殖民地的经济结构也发生了变化，贸易保护主义与垄断资本主义盛行成为这一时期非洲经济最突出的特点。大量非洲黑人作为廉价劳动力被纳入殖民地经济体系中，他们主要在垄断性的农业园和矿产企业劳动[2]5，进而形成了具有一定购买力的消费者群体，该群体与非洲白人以及非黑人穆斯林一同组成了非洲的消费者市场。在上述三类消费者群体中，以布尔人为主的土生白人以及欧美侨民是该群体中的高端消费者，以埃及人、摩洛哥人以及阿拉伯商人为主的穆斯林群体的购买力仅次于白人，而黑人群体则是廉价生活用品的主要消费者。
1929年，在美国爆发的经济危机引发全球性经济大萧条。为应对经济危机，列强纷纷采取经济保护政策，设置较高的关税、限制进口额度、实施货币管制条例以及签订双边贸易协定。受此影响，进入20世纪30年代，日本同欧美国家的贸易摩擦逐渐增多，日本商社或贸易商为了进一步拓展销路和原料供应源，也开始加大对东南亚、南美、非洲等地市场的开拓。在东非地区，日本产品受到英国和法国的限制和打压，市场占有率与商品利润率都相对较低。为了开拓新的市场，日本将注意力投向了西非地区。根据1919年更新的《刚果盆地条约》《刚果盆地条约》又称为《圣日耳曼昂莱条约》，于1919年签订，其内容是1885年签订的《柏林总议定书》的延续。在19世纪后期，为了协调列强在中非地区的势力范围划分问题，在1884年召开的柏林会议上，列强之间达成共识并于1885年签订议定书，其主要内容包括：刚果自由邦正式被定为国际刚果协会的私有财产;全体14个与会国将于刚果盆地全境、马拉维湖及其以东邻近地区享有自由贸易的权利;尼日尔河与刚果河将对各国船只自由开放;与会国签署禁止贩卖奴隶;根据“有效原则”，与会国只有真正控制某殖民地时，才可以拥有它们;如若任何国家在将来想拥有非洲海岸的任何部分，都必须通知其他签署国或是订立保护国。规定，加盟国商人在西非的比属刚果享有机会均等以及通商开发的自由，这使得日本产品原则上可以不受歧视性关税限制在当地市场流通。西非市场的拓展，带动了日本商品在非洲市场占有率的上升。整个20世纪30年代，日本商品在埃及、南非、英属东非地区、法属非洲地区、西属非洲地区、摩洛哥以及比属刚果等地都具有一定的竞争力。
经过明治维新以来近70年的工业化发展，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日本的贸易结构主要包括3个部分：第一部分主要是面向发达工业大国——美国的贸易，日本以生丝作为输入美国的主力产品，反之从美国进口棉花、机械以及工业产品;第二部分主要是面向英国及其殖民地的贸易，日本向英属殖民地输出的主力商品是棉织品，而进口的则是矿物等原材料;第三部分主要是针对中国以及日本在东亚的殖民地，日本向亚洲大量出口棉织品以及其他生活用品，从当地进口的产品主要以食物和原料为主[3]。从日本的对外贸易结构中不难看出，轻工业产品以及农业加工产品是日本出口商品的主力。对于日本来说，通过工业化发展和对亚洲的殖民掠夺以及对国内廉价劳动力的剥削，使得日本能够向海外市场提供大量廉价产品，而这些产品除了大量销往亚洲以外，非洲也是一个极具潜力的市场。但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日本与非洲的经济及人员往来逐渐中断，在非洲工作或定居的日本人在战争期间纷纷回国。日非关系的重新构建直到冷战开始后才逐渐恢复。
二、在经济利益推动下形成的对非研究
在经济利益的驱使下，为日本经贸活动提供信息支持成为了19世纪末至二战期间日本对非研究的一个重点。作为后发资本主义强国的日本，为了尽快获得海外市场信息，效仿英国构建了一套完整的信息收集体系。该体系包括以下环节。首先，承担信息收集工作的人员包括公使馆或领事馆人员，贸易局、贸易斡旋局派遣的通信员，贸易公司、工会或报社的特派员。其信息来源包括实地考察和引用他国公布的官方数据。这里提到的官方数据主要是出自殖民地政府、宗主国以及别国外贸公司。接着，由上述机构收集的信息数据将会被汇总到外务省及农商务省进行编辑，并以“经济杂志”的形式经由地方自治体、商业会议所以及商品陈列所等机构提供给相关的制造商以及农民。最后，产品生产者以及制造商也可根据自身需要向上述机构进行咨询，这些需求会经过外务省通商局汇总后作为调查任务通知给相关地区的领事。另外，除上述机构外，还有商务省贸易局、拓殖事务局、农商务省工商局、递信省管船局、满铁东亚经济调查局等机构也参与信息的收集与编纂[4]50。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前，由日本政府省厅编纂出版的经济类杂志根据其出版单位可分为两个系统，即外务省通商局和农商务省。外务省通商局制作的杂志按出版时间依次为：《通商汇编》（1881—1886）、《通商报告》（1886—1889）、《官报》（1890—1905）、《通商汇纂》（1894—1913）、《通商公报》（1913—1924）、《日刊海外商报》（1925—1928）、《周刊海外经济事情》（1928—1943）。由农商务省编辑出版的杂志依次为：《农商工公报》（1885—1888）、《农商务省商工局临时报告》（1897—1904）、《农商务省商工汇报》（1905—1913）、《农商务省商品陈列馆报告》（1905—1914）、《贸易时报》（1914—1916）、《内外商工时报》（1917—1940）[1]18。除上述政府中央机构以外，一些地方机构、民间机构以及工会也出版了介绍海外经济信息的杂志。在上述经济类杂志中，对非洲经济形势的研究报告最早出现于《通商汇纂》中[4]50。该报告将非洲大陆划分为北非、南非、东非和中西非四个地区进行考察，之后的相关报告也基本上延续了这一划分方式。
（一）结合欧美列强之间利害关系而开展的北非调研
北非地区包括埃及、苏丹、突尼斯、摩洛哥等国，其中，日本最为关注的是埃及。针对埃及，在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出版的《通商汇纂》中，日本主要调查研究了苏伊士运河公司的经营状况以及过往船只的信息。另外，日本还对北非地区的棉花栽培以及突尼斯、摩洛哥面向地中海各大港口的贸易状况进行了调查[4]50。
在继《通商汇纂》后出版的《通商公报》中，有关北非的调查项目增多且内容也变得更为详细。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因为埃及不仅仅是日本的商品市场，也是日本商品输入欧洲与非洲内陆的交通枢纽;另一方面，日本纺织业快速发展导致对优质且廉价原料的需求增大， 日本对埃及的棉花种植业的关注度也因此进一步提升。出于同样的考虑，针对突尼斯、摩洛哥等地的对外贸易以及养蚕业的调查力度也有所提升[4]54。
进入20世纪30年代，摩洛哥成为日本在北非经济调查的另一个重点地区。根据1906年的阿尔赫西拉斯会议规定，摩洛哥在经济上实行机会均等，这为日本产品打入当地市场提供了机遇。从20世纪30年代初开始，日本向摩洛哥的出口逐渐增加，其主要出口产品包括棉纺织品、丝织品和日本茶。其中，关于日本茶的销售情况，据《昭和九年度海外茶市场调查复命报告书》所示，北非地区有饮用绿茶的习惯，而绿茶供给主要来自中国，日本茶主要在的黎波里和摩洛哥被消费，但与中国茶相比，日本茶处于劣势且其品质需要考虑当地人的喜好加以改进[5]6770。除了摩洛哥当地的经济情况外，日本开始密切关注英、法两国于1938年签署的有关与摩洛哥的通商条约。在相关报告中，日本分析了英、法两国的动机，指出法国希望将摩洛哥彻底变为其保护国，在经济上也试图通过改变摩洛哥的机会均等原则来限制外国商品的流入;而英国一方面试图增加从摩洛哥的进口，另一方面则希望摩洛哥通过进口限额打压日本商品的市场占有率[5]7073。
（二）对南非殖民地以及南非联邦的考察与研究
日本对南非市场的调查始于20世纪初，当时布尔战争刚结束，日本急需了解战后南非殖民地经济结构的变化对日本产品销售所带来的影响。最早在南非地区进行的实地调查是在1902年，由当时的新加坡领事久水三郎与农商务省的勝部国臣负责实施，调查对象包括开普敦、纳塔尔、德兰士瓦和奥兰治四个地区，历时两个月，此次调查的结果被整理为《南阿视察复命书》。该报告主要针对南非金矿、钻石矿产业的发展对当地产业结构带来的影响进行了论述，并推测南非地区的农业将随着农耕技术的提升得到发展[6]1213。对于日本产品在南非的销售情况，报告指出，尽管在当地的店鋪中可以看到一些日本产品，但主要是经由英国或印度商人引入的[6]35。
1910年南非联邦成立后直至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联邦的贸易处于出超状态，而在一战期间却转为入超，其中对日本产品的需求也随之上升。受此影响，日本农商务省于1916年派布川孙市前往南非，命其调查当地市场对日本产品需求提升的原因。在《南阿弗利加贸易事情》中，布川孙市认为，当地对日本产品需求的上升是因为一战期间大量物资被输送至欧洲战场所导致的[1]21。若想扩大对南非联邦的贸易，日本应直接同当地商人进行交易，但需要设法克服漫长的交易手续办理过程以及南非当局对日本移民或商人实施入境限制所带来的困难[7]。
1927年，由时任开普敦领事今井忠直撰写的报告《南阿联邦概观》被发表，其内容涉及南非联邦的历史、自然、政治、经济、国防、社会等领域，从中可以了解20世纪20年代后半叶的南非情况。文中提到，由于此时的南非联邦鼓励发展本国制造业，因此对纺织品等原材料的进口采取低税率或免税，对英国产品实施的特惠政策也进行了调整[8]。到了1936年，日本商工省贸易局发表了《南阿弗利加联邦经济事情及贸易状况》。该报告引用了英国商务官的调查报告、南非联邦政府和日本外务省通商局公布的官方统计数据，在全面介绍了南非联邦情况后，对经济大萧条情况下的日本与南非的贸易发展进行了论述。报告指出，尽管日本在南非的商业活动受到地理间隔、商家信誉、运输成本以及当地政府的贸易保护政策的影响，但在各国设置贸易壁垒的情况下仍具有相当可观的发展空间[9]。
（三）出于开拓新市场而实施的西非、中非研究
西非地区包括比属刚果、葡属安哥拉、法属西非地区包括毛里塔尼亚、塞内加尔、尼日尔、象牙海岸、法属几内亚、多哥、喀麦隆、上沃尔特、达荷美。、英属西非地区包括尼日利亚、冈比亚、黄金海岸、塞拉利昂。。但最初，与东非、南非相比，日本对西非地区的关注程度并不高。随着日本纺织品出口量以及销售地的增多，日本开始重视其纺织品在销往地的流通情况。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日本对西非地区的关注程度开始上升。1936年，由东京朝日新闻特派员春海镇男在《东京朝日新闻》上连载的《西非定期第一船》系列报导引起日本社会对西非地区的兴趣。春海镇男在文中将西非视为“日本在非洲剩下的唯一的新市场”，而且尤为重视刚果地区[10]。刚果之所以受到重视，一方面是因为该地区矿产资源丰富，出产铜、黄金、钻石、锡和镭[11]9;另一方面是由于《刚果盆地条约》的存在，刚果并没有像英属或法属非洲殖民地那样采取关税或保护政策来抵制日本产品。
针对比属刚果的经济潜力，外务省通商局编辑的报告书《白耳义刚果经济事情》也指出，比属刚果对于在南非市场遭到排挤的廉价日本产品来说是一个有潜力的市场。首先，比属刚果的农业水平虽然很低，但近年也开始栽培米、棉花、甘蔗、咖啡等经济作物，其农业产业有日本参与的空间[11]19，73。其次，尽管当地黑人的人均消费能力不高，但庞大的人口基数意味着其具有巨大的购买潜力[11]31。再有，尽管当地欧洲人占总人口比例较少，但随着当地矿业的发展，欧洲人的数量也有增加的势头，因此也可以将刚果视为推广奢侈品的市场[11]6162。除了日本政府之外，民间企业也对西非的情况进行了调研，相关成果主要有大阪商船会社编辑的《西非经济事情调查报告书》和横滨正金银行制作的《阿弗利加西部海岸视察报告书》。《西非经济事情调查报告书》主要针对西非地区海上交通、港口以及黑人的购买力进行了调研[12]，而《阿弗利加西部海岸视察报告书》则注意到受经济大萧条的影响，虽然英属及法属西非对棉布有着巨大需求，但当地黑人的购买力与种植业发展状况关系密切，一旦农产品的售价下跌便会直接影响其购买力[13]。
（四）有关东非地区港湾与贸易的信息收集
东非地区包括桑吉巴尔、肯尼亚、索马里、乌干达、埃塞俄比亚、莫桑比克、葡属非洲、坦噶尼喀、塞舌尔、意属厄立特里亚。尽管《通商汇纂》对东非的经济形势有一定的调查，但与北非、南非的调查相比，其广度与深度都有所不足。调查主要围绕吉布提、蒙巴萨以及桑吉巴尔的港口及其贸易概况展开[4]50。
其后的《通商公报》，对东非地区的调查范围有所扩大。调查项目主要有：东非各地的国际贸易概况、乌干达的棉花栽培情况、东非各地主要港口的建设和运营状况、关税制度、印度洋海运、当地对棉纺织品的需求、英属东非铁路建设等。一战结束后，《通商公报》对英国、德国以及印度商人在东非地区的竞争予以关注，并为日本产品的渗透提供信息和建议。进入20世纪30年代后，随着日本纺织品向东非地区输出的增多，有关东非地区的调研主要以纺织品的需求情况为主。据《周刊海外经济事情》统计，在整个20世纪30年代，输入肯尼亚、乌干达、坦噶尼喀以及桑吉巴尔等东非地区的日本棉织品占该地区年均进口量的65%[14]。
三、日本与非洲殖民地关系的形成及在冷战后的影响
（一）日非经济关系形成以及发展的特点
综上所述，在19世纪末至二战期间的日非关系中，日本在非洲谋求的主要是经济利益。但由于非洲大陆已被欧洲列强瓜分殆尽，因此，与其说是日本与非洲各国及各殖民地的双边关系，不如说是日本与非洲以及欧洲列强的三边互动关系。日本产品之所以能进入非洲市场，是因其搭乘了殖民政策的“便车”;日本产品在非洲销售额的提升也是充分利用列强矛盾与妥协的结果，而一旦殖民地政府以及宗主国采取贸易保护主义政策，便会直接影响日本与非洲殖民地的贸易态势。
可以说，日本与非洲殖民地的大规模经济往来是建立在列强构建的贸易机制以及殖民地政府采取的殖民政策之上的。对于在非洲大陆上缺乏政治优势的日本来说，其商品输入非洲必须依赖于已有的商业网络。以日本产品在南非的销售为例，日本产品于19世纪末被运至南非，产品的销售路径是先从日本采购运至伦敦，之后再销往南非。进入20世纪后，南非本地的贸易商开始以在神户的外国商人为中介采购日本产品。1910年南非联邦成立后，南非进口日本产品则通过在日本设有分店或总部的商会来进行。除此之外，日本商品在非洲的推广也必须仰仗列强在非洲建立的铁路网。在20世纪20年代后半叶，为了向比属刚果地区输出产品，日本计划从东非地区的港口卸下物资，并由此向非洲中西部输出。在报告书《白耳义刚果经济事情》中，提出了三种运输路线方案：其一是从贝拉启程，通过罗德西亚铁路通向卢本巴希;其二是从达累斯萨拉姆启程，利用坦噶尼喀铁路到达基戈马，再由基戈马通过水路抵达阿尔贝维尔;其三是从蒙巴萨出发，通过乌干达铁路进入刚果东部。其中最佳路线方案被认为是第二种[11]6465。在以上三条路线中，罗德西亚铁路由英国的不列颠南非公司建设;坦噶尼喀铁路由德国建设，一战后转让给英国;乌干达铁路由不列颠东非公司经营。除了商业网络与铁路网络之外，日本商品在非洲殖民地的消费者人群划分也是根据殖民地政府采取的殖民政策而定的。因此日本需要始終关注人种歧视政策对消费者喜好带来的影响。
如果说列强的殖民政策为日本商品进入非洲提供了“便车”，那么列强在非洲地区的利益冲突或可视为日本对非贸易规模扩大的“助推器”。欧洲列强间矛盾的激化直接牵动着非洲殖民地的经济发展，战争爆发使殖民地断绝了同宗主国敌对国家的贸易往来，但却为日本产品的渗透提供了契机。在一战期间，由于欧洲列强忙于战争，本应用于制造向非洲殖民地输出的产品的原料及资金被用于战争，由此导致缺乏工业基础的非洲殖民地为弥补供应不足，不得不从其他国家进口奢侈品和生活用品。以南非联邦为例，据外务省下属的调查员清水八百一提供的报告显示，一战的爆发，使得德国商品无法进入英法等国在非洲的殖民地，而日本销往南非联邦的产品，无论从种类还是售价上都与德国产品相近，他认为，日本产品之所以能在一战期间在南非大量销售，原因之一正是当地市场将日本产品视为德国产品的替代品[15]。日本产品对非输出的扩大不仅得力于列强之间矛盾的激化，还受益于列强之间的利益协调。一战后，日本通过在1919年签署修改后的《刚果盆地条约》获得了在比属刚果地区享有经济机会均等的待遇。然而，该条约原本是为了协调欧洲列强之间的矛盾而签订的。柏林会议旨在为列强瓜分非洲设定规则，而《刚果盆地条约》则是列强之间利害关系协调的结果。尽管日本并未参与1884年的会议，但通过在1919年签署该条约，也成为了当地自由贸易的受益者。
虽然日本商品借助列强的殖民政策和列强之间的矛盾与协调在非洲市场占有了一席之地，但政治上的“瘸腿”导致日非经济关系必然受制于殖民地政府以及宗主国采取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以英国采取的保护主义政策为例，日英贸易矛盾的激化导致英国政府从1934年开始，将英属西非地区从1911年签署的“日英通商条约”以及1925年签署的“补充条约”的适用范围中剔除。之后，英国又在塞拉利昂、黄金海岸、尼日利亚以及冈比亚实施了进口配额制度，以限制日本产品的流入。此外，南非联邦的制造业及商会联盟在调查中发现，从事纺织业的日本女工每周工作60小时拿6先令的工资，而南非联邦女工每周的工作时间只有46小时，且工资约在10先令到3英镑之间[1]51。为此，南非联邦的制造业及商会联盟不断向政府施压，要求对日本产品提高关税并限制其进口。
（二）19世纪末至二战期间日本对非战略的特点
19世纪末至二战期间，由于日本在欧洲列强控制下的非洲从事贸易活动，因此日非关系实际上是日本与非洲殖民地以及宗主国的三者互动关系。为了不刺激殖民地政府和宗主国，日本谋划的对非战略尽力回避政治问题而侧重于经济。但在开展贸易活动的同时，日本也注视着当地社会问题对日本的影响。此时期，日本的对非战略具有以下特点。
其一，日本的对非战略侧重于经济领域。日本对于非洲的认识集中在产品市场与原料产地两个方面。在市场开拓方面，日本着重研究非洲各地消费者的生活习惯以及喜好，并根据调查结果确定受众群体、主要的竞争对手、当地市场的消费潜力以及具体通商路线。在对商品原料的调查中，日本也比较关注东非地区的棉花种植业以及土地开垦事宜。相关的报告指出，日本一方面需要研究和效仿英国，组建类似于英国棉花种植协会的机构;另一方面则要发起国内企业和商会到非洲进行实地考察，并鼓励其在非洲购买土地进行开垦，将东非变成粮食和棉花的供给源[11]69，7275。
其二，该战略所涉及的安全侧重于经济层面的“安全”。这里提到的“经济安全”与非传统安全问题中的经济安全略有不同。非传统安全问题中的经济安全指的是通过资源获取，使国内市场以及金融体系足以维持该国的福利和国家权力的延续。相比之下，19世纪末至二战期间日本在非洲谋求的“经济安全”则是指通过开拓海外市场来扩大本国产品的销路，以此满足国内资本主义发展的需要。在以谋求经济利益为主的日本对非战略中，日本需要保证其产品能继续流入非洲市场，且非洲殖民地及其宗主国的社会形势不对日本的经济活动构成威胁，同时使日本产品在竞争中不被对手淘汰。因此，在日本政府省厅、民间经贸组织以及报社实施的对非调研中，对殖民地的排外情绪、宗主国与日本的关系、欧洲列强之间的协商非常关注，对殖民地企业的排外情绪也相当注意[1]51。
其三，日本在对非战略中采取利用但不干预非洲事务的立场。对于日本来说，非洲事务中的矛盾是欧洲内部矛盾外溢的结果，因此不必过多置身其中。相反，日本对这些矛盾采取了观望的立场，试图从矛盾中寻求有利的商机。以南非殖民地为例，如布尔战争结束后，日本对南非的调研分析了英国统合南非殖民地带来的市场变化。当一战爆发后，日本判断欧洲列强对非洲殖民地的物资供应将减少，并借此扩大对南非的出口。而对于南非联邦的种族歧视问题，尽管日本在调研中多次言及该问题，但在分析这一问题难以得到改善后，便将当地的白人确定为需要争取的消费群体。
其四，日本尝试通过对非战略在非洲树立自身的形象。随着日本产品在非洲的滲透，在非洲生活的人们对日本形成了一定的认识，但这种认识程度不一。在北非地区，埃及和摩洛哥将日本视为打败西方列强的东方国家，而在西非等日本产品大量流入的地区，当地人虽知日本货却不知日本。对此，在日本对非调研报告中，多次出现了在非洲树立日本形象的建议，具体包括：在殖民地的报刊上刊登广告以宣传日本产品;增加由日本向非洲直接输出产品的途经，让非洲社会有更多机会来接触日本;开拓市场时应注意保证产品的质量和商业信誉。另外，除了在非洲市场提高日本产品和日本商家的知名度外，日本驻南非领事曾在谈话中指出，日本产品之所以能打入南非市场，关键在于日本采用了先进的经营管理制度，南非商人应借此机会多多学习和研究日本[1]52。
（三）19世纪末至二战期间日本对非战略对冷战后的影响
虽然冷战后国际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但19世纪末至二战期间的日本对非战略仍得到了继承与发展。具体体现为日本仍然消极对待涉足非洲的内政、强调在非洲树立自身形象以及继续在非洲追求经济利益等。
其一，冷战后的日本对于介入非洲政治事务的立场表面上看似积极，其实质仍旧是消极的。尽管日本通过军事及外交手段积极参与非洲地区的安全事务，但仅是在非洲地区原有矛盾以战乱或暴力形式爆发后，为防止其进一步恶化而采取的应急手段;而通过向非洲国家提供各类援助，也是为防止因贫困或生活物资匮乏导致部分当地人为谋生而参与暴力行为。对于非洲国家间、民族间或者派系间的矛盾等政治问题的协调，日本的表态及行动与其说是日本自身的表现，不如说是对西方发达国家集团的追随。
其二，日本仍旧重视在非洲树立自身的新形象。19世纪末至二战期间，日本在非洲殖民地市场试图树立有别于欧美列强的新形象，其目的在于凸显作为非欧美国家，却拥有了与欧美列强展开竞争的实力，进而突出日本国家和日本人的优越性。冷战后的日本之所以继续在非洲谋求树立新形象，首先是为了通过塑造所谓关心、支援非洲的良好形象，以拉拢非洲国家在联合国等场合支持日本;其次则是通过不断提供援助，来冲淡日本因在冷战时期过于重视经济利益，而在种族歧视问题上偏袒南非共和国的历史污点;再有就是显示所谓有别于欧美发达国家和中国、印度等发展中国家的特殊性。与欧美发达国家相比，日本认为自身同非洲国家间不存在明显的历史问题纠纷，而与中国、印度等发展中国家相比，日本认为自身在支援别国发展时更有经验且方式更加合理。此外，通过观察日本在参与南苏丹PKO时实施的所谓“全日本模式”全日本模式是由日本提出并实施的国家援助方式。这种援助模式是由日本政府机关及各省厅、自卫队、民间机构、日本企业、日本的非政府组织等合作实施，其意图是凸显日本或日本人在国际援助中的存在感。也可以发现，日本借参与PKO之机，在原本由国际社会共同协作开展的业务中强调自身的作用，以此加强日本在国际社会中的存在感[16]。
其三，虽然冷战后的日本对非战略增添了对安全利益以及政治利益的诉求，但对于经济利益的追求仍是该战略的主旨。在冷战之前，非洲殖民地已经形成了具有一定规模的市场，包括可以购买高端产品的白人消费者群体、个人消费能力低但基数庞大且对廉价产品有极大需求的黑人消费者群体、对茶叶等特定产品有极大需求的穆斯林消费者群体。冷战期间，南非共和国是向日本输出稀有金属原料的主要国家，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非洲国家也成为日本重要的石油供应源头。冷战结束后，非洲地区的市场潜力进一步显现，被视为世界上最后一块未被完全开发的市场。日本之所以积极向非洲提供援助，其目的之一就是试图为本国企业谋求销路。而对于积极参与反海盗以及联合国维和行动，其动机中也有对保护自身海上航线安全以及为日本企业能打入非洲市场创造稳定环境的考量。
结 语
综上所述，通过分析19世纪末至二战期间日本的对非通商战略，可以看出，日本为了在欧洲列强享有绝对影响力的非洲殖民地开展贸易活动，首先，采取了“搭便车”的做法，利用既有的殖民体系与殖民网络，尽可能将日本产品渗透至非洲市场;接下来，在非洲市场站稳脚跟之后，又充分利用非洲及欧洲列强的矛盾，为日本产品提高市场占有率寻找机会;随后，一旦有可乘之机，便借此加强宣传，试图在对非贸易中体现自身的独特之处，以打造有别于欧美列强的形象。值得注意的是，上述思路在冷战后的日本对非战略中得到了继承与发展。一方面，对于解决非洲地区政治矛盾，日本仍将之交由原宗主国以及国际社会，将自己定位为民生支援者与安全维护者。另一方面，在欧美发达国家以及中印等发展中国家纷纷加强对非援助和投资的情况下，日本非常重视对自身形象的塑造，其目的在于凸显日本的援助特色。无论是19世纪末至二战期间还是冷战后，日本对非战略的制定都与日本国内整体经济状况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应该说，日本对于非洲的战略定位是始终如一的，日本始终将非洲视为产品市场、原料产地与投资对象。相对于欧美国家和印度等国，日本在非洲没有地缘政治以及历史因素等包袱，但同时，日本也始终缺乏政治、军事等优势的支撑。这决定了日本的对非战略始终是以经济关系构建为着眼点的基本特征。但是随着日本“印太构想”的进一步推广，非洲地区在日本的国家安全构建以及国际政治角力等方面的地位日益凸显，而不再仅仅是日本的产品市场、原料产地与投资对象，更是日本攫取政治大国地位的重要筹码。此外，即使在经济领域内，日非经贸环境在冷战前后也有一定的差异，日本商品的竞争对手、流通范围以及产品结构都发生了较大变化。而這些因素的存在，决定了日本的对非战略必然要在重视经济忽略政治的基础上有所变化。在这一趋势面前，重新审视历史，厘清日本制定对非战略的着眼点及对非战略实施过程中的特点，或可为了解和应对日本对非战略提供有益的思路或参考。
[参 考 文 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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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孙 丽]
An Analysis of Japans Strategy in Africa and Its Influence from the End of the 19th Century to World War Ⅱ
ZOU Shengying1，ZHANG Xiaogang2
（1. Graduate School， the University of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2488， China; 2. School of History and Culture， Changchun Normal University， Changchun， Jilin， 130032， China）
Abstract：
At the end of the 19th century， Japan began to have economic exchanges with Africa， and the leadership in business and politics put forward some strategic blueprints concerning how to develop African market as well as competing with European and American powers. The strategies included establishing a favorable image of Japan in Africa taking advantage of the conflicts among European powers， conducting promotions aiming at specific customer groups， and not arbitrarily intervening in the social problems in Africa. Such blueprints were not taken by Japanese government at the time as a complete set of diplomatic strategy， but still some of the ideas were considered as a prelude of Japans strategy in Africa after the Cold War. Combing through the development history of Japans economic relationship during the end of the 19th century to the Second World， this paper summarizes the features of Japans economic relationship with the colonies in Africa during this period based on the research on Africa conducted by both Japans official and nongovernmental institutions， and the paper also analyzes the importance of these features in Japans strategy in Africa after the Cold War.
Key words：
Japan; strategy in Africa; influence of the Cold War; colonial economy; trading strateg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