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专业中国文化史类课程的问题、现状与发展构想
白金
摘 要：我国高校的中文专业大部分将中国文化史类课程设置为任意选修课，这反映出该课程对于中文专业学习的重要价值仍未被充分认识，且其传统的教学内容、教学方法也不尽适合中文专业教学的特殊情况。高校应该通过改变课程性质、增加总学时、修改课程内容、重编适用教材等方式，建设符合中文专业自身教学实践的文化史课程，这也是完善中文专业课程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关键词：中文专业;文化史类;课程改革
在中国语言文学专业的课程体系中，中国文化史类课程的位置十分尴尬，从20世纪50年代确立课程体系之初，它就长期存在于课程体系之中，但在几十年的教学实践中却从未被重视过。从中文系的专业教师到一届届的学生，大都认为该课程有开设的必要，但在大多数时候都将其列为选修课，甚至长期未能开设。在我国大力开展通识教育的当下，探讨中国文化史类课程发展的历史与现状，剖析该课程开设的必要性与价值，并在新时期中文教学环境下重构这一课程的教学内容，对于解决上述矛盾、完善中文课程体系有着重要的意义。
一、中国文化史类课程的现状
当前，我国各高校中文专业中，介绍中国古代传统文化的课程大致以“中国文化概论”“中国文化史”“中国传统文化”“中国古代文化概论”“中国古代文化史”等名称为主。这些课程在教学内容上虽存在一定差异，但它们介绍、讲授中国传统文化，传承中华古代文明的主要教学目的则是一致的。因此，这类课程可统称为中国文化史类课程。目前，我国共有369所本科高校开设有中文专业。由于各高校的学术积淀与培养传统不同，不同高校中文专业的培养方向略有差别，但在主干课程设置上，并不存在根本性的差异。
为了解高校中文专业中国文化史类课程的设置情况，笔者从369所开设中文专业的高校中选择了96所进行抽样调查，超过开设专业总数的四分之一。这些高校包括部分“985”“211”高校及其他一些部属和地方一本、二本高校。从地区上看，涵盖了东北、华北、中南、华南、华东、西北、西南各个地区的高校。通过对其培养方案进行分析，被抽样的高校中文专业中国文化史类课程开设情况如表1（见P8）所示。
从这些数据可以看出，各高校顯然认为开设这一课程是必要的。在绝大部分被抽样调查的高校中，均把中国文化史类课程视为中文的专业课，只有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南京大学、复旦大学等高校将其置于通识课程模块中。而其中，仅有大连大学等两所高校将其作为必修课开设。从另外一个角度看，有近一半的高校将中国文化史类课程设置为专业任选课;如果再加上通识任选，则有超过一半的高校并不强制学生学习此课程。从课时上来看，绝大部分高校都将周学时设置为2个学时，只有6所高校将其设置为3个学时。西南民族大学是所有抽样高校中唯一一所每周设置4学时的高校。值得一提的是南京大学。南京大学此课程开设于匡亚明学院，供一、二年级学生任意选修。虽然仍旧是每周2学时，但要开设两个学期，两学期的课程内容既有联系，又自成体系。这种较为灵活的方式，可以让有兴趣的学生更深入地学习这一课程。
总体来看，在当前的中文专业课程体系中，中国文化史类课程在多数高校被视为专业课，仅在部分推行通识教育改革的高校中被纳入通识教育模块，但这一类课程并未因为其课程类别的改变而受到足够的重视。不管是在专业课模块还是在通识教育模块，超过一半的学校将其作为任意选修课，仅供有兴趣的学生自主选择，而只有少数学校将其作为学科基础课。这说明，在中文专业课程重构呼声不断的今天，该类课程对于中文专业学习的重要价值仍未被充分认识，划入通识模块使其更加难以受到重视，它在中文专业课程体系中的地位并未得到根本改变。
二、中国文化史类课程存在的问题
从学科属性上来说，中国文化史类课程显然归属历史学，它与中国语言文学分属两个大的学科门类。但这种人为造成的学科分立并不能拆解史学与文学在学术思想内容上的内在联系。文与史的学科边界自古至今都从未泾渭分明过。在传统的经、史、子、集四部学科分类方法中，史学、语言文学分属经部、史部、集部等几大类，距离似乎颇为遥远。如果分析这四部学科所容纳的学术思想则可以发现，文、史、哲实际上在几千年的学术史中长期纠缠在一起。比如《诗经》，虽然作为儒家元典而归入经部，成为一种哲学著作，但其诗歌的本质则使其一直是文学研究者的重要学习研究对象。
唐代刘知几在《史通》中多次论述了文史的这一同源关系，如《核才》篇云：“昔尼父有言：‘文胜质则史。盖史者当时之文也，然朴散淳销，时移世易，文之与史，较然异辙。”
而在《载文》篇中，则将文、史关系论述得更为明确：“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观乎国风，以察兴亡。是知文之为用，远矣大矣。若乃宣、僖善政，其美载于周诗;怀、襄不道，其恶存乎楚赋。读者不以吉甫、奚斯为谄，屈平、宋玉为谤者，何也？盖不虚美、不隐恶故也。是则文之将史，其流一焉。”
明代王世贞在《艺苑卮言》中也提出：“天地间无非史而已。三皇之世，若泯若没;五帝之世，若存若亡。噫！史其可以已耶？六经，史之言理者也。”此外，他从文体学的角度，分析了六经与史学的关系。显然也是援引文学理念来解释作为哲学著作的六经，同时又把六经看作史学著作。
近代以来，随着西学东渐而逐渐形成的七科（文、理、法、农、工、商、医）分类方式则将史学、文学并入“文”这一大类中，文、史的界限较之传统分类方法更为模糊。可见，虽然在当今十二大学科门类中，中国语言文学与历史学归属有异，但从两学科的渊源与传承来看，史学、文学并未真正分离，它们与哲学甚至可以说是三位一体的。尤其对于以研究中国语言文学为主要内容的中文学科来说，古代语言、文学、文化对于学习与研究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
从教学内容上来说，文学类课程的教学根本无法摆脱史学的深刻影响。文学研究的多个方面，都依附于史学研究。首先，在作家的研究方面，作家的生平事迹本身就是历史的考证。而对作家思想的研究则需要通过挖掘作者的生活经历去探究。其次，文学作品的构建、文学现象的发生，必然建立在某种相应的历史文化基础之上。比如，文学史研究者在论及宋词繁荣的外部因素时，往往会提到以下几点原因：市民阶层的崛起，市坊界限的打破，宵禁的取消，城市消费文化的繁荣，等等。这些推动宋词繁荣的因素在文学本体发展线索之外，属于经济史、社会史乃至思想史等历史学范畴的研究内容，却一直是文学史家在研究文学过程中所必须面对的。最后，任何一种传世文献都具有双重学科属性——文学的与历史的。诸如《诗经》《左传》《史记》以及先秦诸子散文等经典文献，长期以来都同时被视为文学作品、历史史料、哲学文献，是各个学科研究的基本材料。从这一角度来看，文学与史学确出同源。那么，当我们以文学研究的眼光审视这些文献时，就难以剔除其中的史学、哲学内涵。而我们在开展文献整理工作的时候，则需要将文学阐释与历史考证相结合。历代注家在进行文献整理时，其重要的研究手段就是考据。清代的朴学审订文献、辨别真伪、校勘谬误、注疏和诠释文字、典章制度以及考证地理沿革等，少有理论的阐述及发挥，也不注重文采，其史学味道十分浓烈。甚至于在清代，文学作品的产生也受到历史学研究方法的影响。清代著名散文流派桐城派代表人物姚鼐的古文理论即要求做到义理、考据与辞章的三者结合。其中的考据，显然也与历史考证有某种类似之处。可以看出，历史学知识是文学研究必要的辅助，甚至是文学创造与研究的重要工具。对于中文专业来说，史学在文学研究与学习中的重要性可见一斑。
同时，获取必要的历史学知识，也是中文专业学生学习的需要与诉求。在日常教学以及与学生的日常交流中，大多数教师会感受到学生历史知识的不足，在古代汉语、古代文学教学中，尤其能感受到学生古代文化常识的欠缺。学生这种知识的匮乏，甚至已经给本专业部分课程的学习带来了负面的影响。为了确切掌握高校中文专业学生对历史尤其是中国古代史、古代文化史知识的认识程度，并深入了解学生对开设此类课程的具体要求，从而有针对性地对相关课程进行设置与构建，学校课题组对中文专业本科生进行了一次问卷调查。调查显示：中文专业由于要学习古代文学、古代汉语、古典文献学等课程，无论是本科还是研究生阶段，大部分学生都没有进行过系统的史学培训，他们对中文专业开设历史尤其是古代文化史类课程是较为赞同的。其中，研究生更倾向于将其开设为必修课，显然他们在研究生阶段的学习过程中，更加深入认识到学习这一课程的重要性。可见，中国文化史类课程，甚至包括其他一些必要的史学课程，如果仅仅以选修课的身份出现在高校中文专业的教学中，无法满足学生的需求。它在中文专业课程体系中的地位亟须改变。
三、中国文化史类课程的发展构想
在努力改变中国文化史类课程在中文专业课程体系中地位的同时，我们也有必要探索如何恰如其分地在中文专业中开展此类课程的教学，既能让学生获得足够的知识，辅助中文专业课程的学习，又避免过度侵占中文课程的学习时间，将中文教学变成历史教学。在这种情况下，用中国文化史类课程替代中国通史的教学，应该是一种不错的尝试。
其实，在中文专业中开设史学类课程，以及如何进行此类课程的教学，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就有过探讨。1957年1月，时称开封师院的河南大学，在其《关于教学计划修订意见的说明》中记载了当年该校有关中文专业历史教学的讨论。
有的教师主张开中国通史，理由是学文学必须了解中国历史;另一些人则主张开中国思想史、文化史之类的课程，因为这些课程与中国文学关系很密切;还有些人则不主张开，理由是怕不能达到艺术要求，而讲成历代事件的叙述，对中国文学课用处不大。
显然，当时中文专业的教师已经认识到史学对于文学研究具有积极意义，并明确提出文化史与中国文学关系密切。但课程未能开设并非因为此类课程不重要，而是因为担心教师教学能力不足会导致无法实现教学目标。
著名史学家严耕望也曾经就台湾地区高校的通识性质课程“中国通史”发表过看法，他认为：讲授中国通史，既不能采取平铺述说的方式，以避免与中学历史课程相重复，但又不能就各个时代分开讲几个问题，变成不相连贯的专题演讲。个人意见，不如比较侧重讲中国文化史。因为要青年们必修中国通史课程，无非想让他们对中国文化有较深的了解，要通史讲授得很成功，既不大可能，倒不如干脆缩小范围，只讲中国文化史，多少省力些。
同样是对针对高校非历史专业开设的中国历史课程，严耕望先生的这段论述，与大陆地区高校在20世纪50年代的讨论不谋而合，即可以以中国文化史的教学代替中国通史的教学。这为中文专业的历史教学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由于中国文化史类课程要在课堂教学中发挥中国通史的作用，因而其教学内容应该兼有中国通史与中国古代文化常识。从大陆地区中学历史教学的情况来看，以朝代为线索平铺直叙講历史是通常的教学手段。这样的教学方式虽使学生对朝代更迭、历史重大事件有了一定的认识，却割裂了古代各种文化现象发展沿革的自然脉络，使学生缺乏对古代重要文化现象完整、系统的认识，尤其无法系统了解文化现象的沿革史。那么，本科生阶段的中国文化史类课程则需要弥补这一缺陷。在教学中，该类课程可以以古代各种文化现象的沿革史为主要教学线索，以朝代更替、历史事件作为文化现象沿革史的背景进行讲述。同时，将中国文化的主体精神渗透到教学内容中。按照这一思路，中国文化史类课程至少应该包括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涵和古代文化常识两方面内容。
总之，中国文化史类课程对中文专业来说非常重要，它可以取代中国通史这样的课程，弥补学生在古代历史文化知识方面的欠缺，是中文专业学生学好专业知识的重要辅助。但是，当前全国高校的中文专业对中国文化史类课程的重视程度普遍不足。传统的教学内容、教学方法也不尽适合中文专业教学的特殊情况。高校应该通过改变课程性质、增加总学时、修改课程内容等方式，建设符合中文专业自身教学实践的文化史类课程，这也是完善中文专业课程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参考文献：
[1]武书连.挑大学、选专业——2015高考志愿填报指南[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15.
[2]刘知几.史通[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85.
[3]王世贞.艺苑卮言[M].济南：齐鲁书社，1992.
[4]河南大学档案馆、河南大学校史编纂研究室.河南大学校史长编（第七卷）[M].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14.
[5]严耕望.治史三书[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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