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一川：电影的符号

本期嘉宾

王一川，北京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北京师范大学文艺学研究中心主任、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是国内文艺美学和艺术理论领域有影响力的学者。著有《意义的瞬间生成》《语言乌托邦》《修辞论美学》《中国形象诗学》《中国现代性体验的发生》《文学理论修订版》《中国现代学引论》《艺术公赏力》等学术著作共28种。在重要学术期刊发表论文200余篇，主编高校教材10余种。

2010年5月8日，第十七届北京大学电影节圆满闭幕，又是一年，看着一张张年轻的新面孔闪耀着自信和感恩之光，携着属于他们的满满收获和理想站在那里。不仅让王一川脑中想起开幕时所说的：“我相信，在这个中国电影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特殊时刻，年轻的小飞虎会为能亲身参与创造中国电影的新历史而深感荣幸，并愿意不惜付出自己的全部才智和活力！”

是的，作为北京大学生电影节的组织者之一，他最清楚，所有为此平台的建立发展所付出的各界人士、组织和部门，都是如此渴望让这只小飞虎为中国电影业中的大学生新生力量助力护航。

到了2020年，十年过去了，王一川亲眼见证了以大影节为窗口，在新的起点上向世界展现新时代中国大学生的精神面貌与青春风采的历程。大学生以电影这一思想藝术媒介，认真地体验和反思，淋漓尽致展现了自我和时代的价值。他们用他们的作品去为受众和这个时代做梳理，努力弘扬主流价值，焕发青春活力，淬炼专业品质，提升国际影响。

作为北京大学艺术学院院长及北京电影家协会副主席，王一川的学术之路在他那个年代走得相当艰难，当时对于艺术类大学生的学术理论、学术交流的资源和平台非常有限，而作为大学生的他们不能退缩。因为时代的责任需要他们坚定开拓，不只是他们，整个中国电影人和国家相关部门负责人也都在砥砺前行，为未来的电影艺术新人创建更好的理论指导、环境和平台。而对于王一川，能做的也是必须要做的就是寻找更科学的艺术理论。

1988年，牛津大学。如果我们那个时候是王一川的同学，应该会看到他在异国他乡的顶级学府里踯躅困惑的身影。作为一个来这里深造文艺理论的博士后，它所遇到的完全不同于当时国内学术氛围的，所谓“语言学转向”，足以让他感到难以言喻的震惊。

在来牛津之前，王一川是以脱离中国传统的过度“经世致用”式的教条主义美学，而转入强调独立艺术价值的“体验美学”而自豪的。不管是诗歌、散文还是小说，当我们说某种文艺形式让我们感觉到了美，难道不是某种体验超脱出了形式束缚才体验出来的吗？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每一个字我们都认识，可我们能说这些字，就代表了这首词的意境吗？这些关于中国古文化的理解，贯穿了王一川在去牛津大学之前，对美学的反思。但由此引发的困境，对于这个敏感而上进的学者来说，也被清晰甚至可以说有些痛苦地感觉到了。

如果我们把美学的所有研究集中于“体验”，集中于不可言说的“意境”，那么我们怎么进行“文艺批评”？号称可以脱离形式（文字）的东西，又怎么用文字阐明？

王一川看到了问题，但中国的改革开放毕竟刚刚开始不久，文艺理论的现实环境在教条的形式和不可言说的体验之间，仍然是缺乏其他理论建树的。对于那时还是20多岁的、充满朝气的年轻人来说，宁选体验不落教条。恐怕是他的一个合理抉择。

但这种抉择的合理性在他进入牛津大学，师从当时西方著名的马克思主义文论家特里·伊格尔顿之后，就遇到了巨大挑战。这就是所谓的“语言学转向”。

意境并不在语言（形式）之外，而是在语言符号的诸多象征之中！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当我们去欣赏、评判乃至体验这句词所传达出来的意境时，我们不应该把“意境”剥离出“语境”。

春花、秋月、往事以及与其他词汇的排列……词语的分析，让我们寻找到了不同的符号以及不同的概念，不同的概念排列组合延展出了不同的意境……语言在可以清晰分析的结构中将意境的内容“限定”了出来。艺术的价值不再是某种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东西，而成了实实在在可以被语言分析的对象！

纯粹的体验美学在这种语言学转向的文艺理论面前骤然间变得极度暗淡……这应该是王一川在牛津时所有困惑的来源。形式和体验这种显然的两分突然间被崭新的视角打破了。当上进的中国学者们大部分认为在美学研究中，需要摆脱形式桎梏的时候，语言符号学的崛起，却又从某种程度上彻底将纯粹的体验美学挤到了学术潮流的边缘。

我相信，这对于一个苦心于这一理论的年轻学者来说，绝不是一个可以轻松摆脱的困惑。该怎么办？全盘接受这新的理论工具？还是说体验美学依然有值得坚持的理由？

这样的疑问并不是几天、几个月能解决的。王一川用了一年多的时间才完成了这痛苦的反思。这反思对他以后的学术生涯具有着里程碑的意义，作为一个卓绝的学者，王一川没有亦步亦趋地跟随任何既定的理论，困惑与踯躅不是停滞不前的理由，也不是全盘接受的借口，一个有作为的学者，都渴望能够成一家之言！

而对于王一川来说，这一家之言就是他随后虽多有微调，却不在根骨上再做变更的——“修辞论美学”。

这不仅是王一川学术上的一个崭新起点，也是他能卓有成效、独树一帜地进入电影评论领域的重大诱因。也就是它在牛津求学的那段时间，张艺谋的红高粱登陆了英伦。

“中国人怎么能够拍出这样粗野、野蛮的电影？”王一川在英国的邻居，一个神学博士这样质问他。这让他感到一“激灵”，随后当它看到日本麻风病人协会号召抵制这部影片的时候，这种一激灵的思想冲荡激起了他进行电影评论的兴趣。

第一次，他尝试应用自己的修辞论美学来解释这种文化无意识的“分歧”，也是从这一次尝试之后，王一川与电影结下了不解之缘。

当然，如果说修辞论美学的建立，是王一川能够游刃有余地进行电影评论的学术基底，那么他在北京师范大学求学期间“饱览电影”，又是另外一种“物质积累”。

弄到一个可以看电影的“观摩证”，可能对今天的读者来说实在有些费解。我们处在一个文化产品高度丰富的时代，电影不是太少了，反而是太多了。可对于上世纪90年代的中国文化市场来说，电影尤其是国外的大量电影，恐怕仍然不是一个“想看就能看”的东西。

而王一川却沾了电影资料馆的那个观摩证的光，得以在那个年代就看到了许多国外的经典影片。

经验的充实与理论的完备。我们还能为一个优秀的文艺批评家，一个卓绝的电影评论人提供什么更好的际遇呢？王小川最终深入到电影行业的所有前提都已经再明朗不过了。

不停地写出优秀的电影评论，有什么理由不会被邀请成为各种电影节的评委呢？当评委的职责履行得极为出色的时候，参与到更为具体、更为深入的筹备与管理中，也成了王一川深入到电影行业顺理成章的归宿。

对于王一川来说，修辞论美学当然不是只为了评论电影而被建立的，但作为一个更为大众、更为流行，同时在象征符号上也更为具象的文化产品，电影对文化市场的影响是文学等纯文字的文艺作品所不能比拟的，它的影响力，对国家文化形象的塑造，以及在公民生活中的重要性，恐怕都是王一川愿意将更多的经历投入其中的原因。

正如他在十八届北京大学生电影节的引言里强调的，在一个中国电影的黄金时期，我们需要更有“青春激情、学术品位、文化意识”的电影。

一个在1989年的牛津，就已经奠定了自己将文艺理论回顾与中国文化批评的学者，一个在上世纪90年代就已经开始了严肃却又充满激情的电影评论的青年。在今天，对后辈的殷切，恐怕无非如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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