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阅读旧事
杨龙声
一大早从镇上坐班车爬坡上岭几十里到村委会办公室上班，下车时随手提着一大捆邮递员刚交给我的报纸，打退休的村治调主任老李门前经过。他问我是不是刚到的新报纸，可不可以分一些给他看看。我停下来朝他点点头，连忙把报纸杂志解开，随手递给他一大沓，让他拿回家慢慢看。
现如今，看书读报的人好像越来越少了，想知道国家政策，了解点经济信息啥的，有电视有网络有手机，那种“一杯清茶一支烟，一张报纸瞅半天”的做派已经过时了。大街上公路边办公室里，很难再遇见埋头翻书读报的人，随处可见的都是掐手机刷屏的低头一族。就连我这个看了三四十年报纸的老“报痴”，也早就习惯了浏览电子报，当天的报纸一般八点以后就可以看到。
我觉得我这个人完全能说得上是个“报痴”，从小学三年级以后便迷上了看报纸。那时候没有电视只有广播，家家都有个挂在墙上的小广播，可广播错过了时间就听不到了，听过了之后也可能会忘掉。而一张报纸捏在手里，白纸黑字，有文字有图片，摸得着看得见，自己看过了还可以再传给别人，觉得喜欢的就叠好珍藏起来。
那时候，每个生产队都订有报纸，湖北日报、襄阳报，还有《红旗》杂志、《中原民兵》什么的，有时还有在外地当兵、读书的大哥哥们寄回来的家信，都要送到我家里，因为父亲是生产队长。
因为山高路远，邮递员总是经常换，跑的时间最长的应该是那个姓高的，如今已经退休了。他们雷打不动三天跑一趟，斜挎个大邮包，汗津津的，褂子搭在胳膊上，光穿个背心。父亲是多年的老队长，报纸直接送到我家里，想啥时看就啥时看。有时看得太入迷，母亲一遍又一遍催着我去抬水、剁柴，我仍然舍不得放下，还要赖着再看一会儿，为这没少挨过棍子。
挨了打也是值得的，我从报纸上知道了好多好多课本上所没有的东西，知道世界很大国家很多，有“美帝”还有“苏修”，有白人还有黑人，非洲黑人多。还有的国家小的很，面积小人口又少，抵不上咱们一个省呢。同龄的那些小伙伴们就没这条件，不像我经常能有报纸看，所以便没有我晓得的事儿多。
大队的学校是一排干打垒老房子，跟村药铺屋连屋中间只隔一扇墙，所以我们一下课总爱溜进药铺里看稀奇，有时还能捡到医生扔掉不要的装青霉素链霉素的小纸盒盒，如获至宝，向同桌炫耀，拿来装铅笔毛笔橡皮擦，晚上睡觉还放在枕头边上。
那天下课后我又一个人溜进了药铺，见刘医生正给一中年妇女拿脉看病，还笑嘻嘻地跟她小声嘀咕些啥。我面前的桌子上放着一张《健康报》，这是从来没见过的报纸，很好奇，便起了歹心，三把两把将报纸叠成小方块塞进衣兜里，打算放学回家好过过瘾，看看这《健康报》上到底说些啥。也许是做贼心虚吧，我手捂着衣兜正准备出门，刘医生猛不丁一步跨到我面前，伸手把报纸从我衣兜里拽出来，把衣兜都撕叉了，然后用可怕的目光瞪着我，说要拉我去见我那当舅舅的校长，吓得我眼泪都快出来了，傻傻地站着。所幸那拿脉的妇女几次给刘医生递眼色帮我说情要他把我放了，我才逃过一劫，脸红脖子粗地进了教室，趴在课桌上好半天不敢抬头，心扑通扑通直跳。
世事多变，神气的刘医生后来据说因“作风问题”被村支书开除了，回到生产队跟别人一块干重活，晚上还要熬夜写检讨。当时我听说后竟暗自高兴，心说活该，后来才感觉这想法其实挺幼稚的。
几十年之后，我进了村办公室，刘医生头发白了背也驼了，经常在家照顾病怏怏的老婆，有时去深山老林下套子逮白麋子、麂子、猪獾子，卖了钱好给老婆抓药。那天他路过村委会办公室，顺便向我讨要一些近期的报纸杂志，说回家晚上睡不着时好消磨时间。我热情而又大度，指了指墙角那半人高的一大摞报纸，让他自己拿，要多少拿多少，连忙给他递烟泡水，还给他找了个装酒的大布袋子。
十六岁那年，我高中毕业了，高考分数倒是不少，文科全县第一，可从小高度近视，鼻子上架着厚厚的眼镜儿，黄皮寡瘦蔫不拉几的，没个人才的样儿。过了开学时间，咋也等不来任何一所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只记得第一志愿我填的是华中师范大学），我只好在母亲的一再催促下极不情愿地去生产队学农活挣工分。白天跟着一大伙男男女女背粪挖田薅草割麦子搬苞谷，混混搭搭，一天时间不知不觉也就熬过去了。晚饭后躺在床上点着煤油灯，想看书却没有，箱子里除了高中课本就是笔记本。
那时父亲当了一二十年的生产队长也被撤掉了，原因跟刘医生差不多。他的继任者也姓杨，我应该喊他大伯，抗美援朝渡过江，个子高嗓门大面相恶，搞工作过硬得很，步步高升，后来当上了大队副支书。报纸每次都送在他家里，我想看报纸看不到，只好一次次厚着脸去他家要。记得大伯家里那时候有条长毛大黄狗，厉害得很，老远就得找根棍子防备着。头几次大伯还勉强让大妈给我找几张，后来听见狗叫一看是我便他干脆扭过身去，嫌我烦。他还教训我，说我不好好干农活，一天到黑两天到晚眼睛总是贴在报纸上，根本不是个成器的样子。我知道，我就是浑身张嘴也说不赢他，打那以后就赌气再也不去他那儿找报纸看了。
后来分田到户，我也慢慢学会了各种农活，麥行子挖得比人家深，包谷草薅得很及时，薅二道草时还学会了把根附近壅个大包。清明过了点苞谷，寒露节种小麦，灰里荞麦泥里豆，有条不紊，几亩责任田伺候得蛮不错。每季农活刚做到一多半，剩下的母亲就让我一个人做，她和妹妹天天出去打山货，挖柴胡找白芨刨黄姜。戴着个眼镜，拱老林钻刺架打山货我根本不求行。
我跟母亲讲条件，地里农活我多做一些没问题，但他们打山货卖了钱要多少分给我一些，让我自己支配。一来二去，母亲勉强答应了。有了钱，我赶快让邮递员给我订了《中国青年报》和《湖北青年》，还有《散文选刊》，算是争了口气。报纸眉头和杂志封面上用圆珠笔赫然写着我的名字，这是属于我自己的报纸。从今往后，我再也不用死皮赖脸去找别人要报纸看了。
自己出钱订的报纸，感觉就是不一样。每次邮递员送来，我总是认真核对，生怕差了一期。一开始还按顺序把每个月的归在一起，遇到特别喜欢的内容，就剪下来粘在笔记本上。可惜这样没坚持多久，便把报纸送给别人包饼子缝针线包或是褙墙了。那天母亲问我，出了那些钱订的报纸都弄到哪儿去了，我支支吾吾。母亲指教我，说我不主贵。
从小爱读书爱看报，好像一辈子都改变不了，这是无形中养成的一种习惯，一种劳作之余的休憩和慰藉。天天在瞅天天在看，文化水平究竟提高了多少，到底领悟了多少人生的真谛，学到了多少谋生的技能，连我自己也说不清楚。书中的“黄金屋”“颜如玉”，每次都跟我失之交臂。可不管咋说，喜欢看报纸总不会有多大害处，农活没耽误，工作没受多大的影响。
要说收获那还是有的，那就是最近十多来年时不时在报纸上冒个泡发几个豆腐块儿，让自己姓名的三个字变成了铅字。有的没得稿费，有稿费的也不算多，就那么几十百把块，最重要的是得到了心灵上的自我安慰。作品第一次登报，第一次上市报、省报，第一次弄了个头条，第一次收到从省城寄来的稿费，我总要独自兴奋好一阵子，然后再在微信朋友圈里晒晒。照种田人的说法，我这也只不过是广种薄收，但我仍乐此不疲。
几天前收到2020年最后一期《读书文摘》，得知这本我钟爱的杂志竟然停刊了，顿时心中有一种说不出的滋味。我始终认为，读书看报还是要尽可能多读纸质的。茶余饭后，一个人搬把椅子拿份报纸翻一翻瞅一瞅，那是一种情趣。我知道，我的这种想法这个习惯很有些不合时宜，但我还会这么做下去。几十年的老习惯，想改掉也难。算了，干脆破罐子破摔吧。
（作者单位：湖北省保康县马桥镇黄龙观村委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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