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鲁迅纪念园的文化含蕴力
温于涉
内容摘要：鲁迅曾一度以其自身的资格存在于广州，现在的广州鲁迅纪念园则是作为知识的对象、文化的蕴涵而存在，是从已经消逝了的过去的踪迹中获得其存在意义的一个接合点。这种存在可从不同的个人视角去诠释其于不同时代的舆论气候所起的精神训诫作用。本文从批判历史学、文化研究的角度通过代表性个体存在及其与群体的诸种复杂关系再现历史境遇，问证其于观照世情的阅读者的精神世界所含蕴的文化自省意识。
关键词：广州 鲁迅 纪念园 文化含蕴力
在特定的文化语境和意识形态下，“鲁迅”已然是一个意义符号。鲁迅研究专家钱理群就说“鲁迅是20世纪中国不可回避的文化思想遗产。”[1]当前全球化语境下民族现代化进程中现代性具体地干涉到我们的生活时，21世纪的部分中国人不可回避地要寻找作为中国文化、中国文学、中国思想传统一脉的如“魯迅”的可视为历史前进的一种精神支撑。广州鲁迅纪念园是景仰鲁迅文化蕴涵景象的一扇南风“窗”，她可以是一个思想角度转换的精神着陆站点。比之于杜甫“窗含西岭千秋雪”的沉郁浩叹与柳宗元“独钓含江雪”的孤愤鸣志的文人抱负这种文化蕴含力度，鲁迅1927年1月18日至9月27日在广州期间的生命轨迹所蕴藉的忧世意识和救世践行则蕴含着更强劲的现代律动容量。
一.广州鲁迅纪念园的文本意义
接触新文本，我们自己被认识、被扩大、被更新;相遇旧文本，我们自己被重审、被延展、被深化。阅读的根本目的在于获得进入某一特定情境时产生感悟性共鸣的那种审美愉悦。当代阅读理论认为阅读日益被看作是一个普遍的文化现象，而不仅仅是我们细读书面文本时所投入的一项活动，我们的生存总是和阅读行为交织在一起，因为整个世界可以在隐喻的意义上被看成是一个存在的文本。鲁迅就是20世纪中国的一份文化记录文本。他在广州的踪迹是鲁迅这个文本中的部分文本。广州鲁迅纪念园作为一个阅读文本，我们可以从文字文本和空间文本两种形式过问那个时代的历史和体察其于当代思想文化的意义。
文字文本：文化性哀愁的老调子脱胎而为革命性信念
1930年5月16日鲁迅写的《鲁迅先生自传》云：“……到1926年，有几个学者到段祺瑞政府去告密，说我不好，要捕拿我，我便因了朋友林语堂的帮助，逃到厦门，去做厦门大学教授。12月走出，到广东，做了中山大学教授。4月辞职，9月出广东，一直住在上海。” 根据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1976年7月编订的《鲁迅日记》（上卷），本文将鲁迅在广州的活动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27年1月18日至2月28日。鲁迅日记里的书信往来有96人次，有名字记录的谈访为115人次。2月10日被任命为中山大学教务主任后至2月25日间，共召开过4次教务会议。期间赴香港的2月18日晚上9点作题为《无声之中国》的演说、19日作题为《老调子已经唱完》的演说，两次演说都是许广平做粤语翻译。《老调子已经唱完》直陈“以民众为主体”的思想。第二阶段是1927年3月1日至6月30日。3月1日，中山大学开学典礼上鲁迅发表了10分钟演说，谈“读书与革命”，勉励中大学生一面读书，一面革命。4月3日，“作《眉间赤》讫。”4月6日，李大钊被害，鲁迅忧心如焚，担心“革命”的果实有可能被葬送。4月10日，广州热烈庆祝北伐军攻占上海和南京之时，鲁迅写了《庆祝沪宁克复的那一边》示其危机意识。继上海“四·一二”政变后，广州的反动当局4月15日也进行了大屠杀。4月28日，“寄小峰信并《野草》稿子一本。”6月《革命时代的文学》一文宣称：“平民的世界，是革命的结果。”鲁迅自4月29日“上午寄中山大学委员会新信并还聘书，辞一切职务。”起，经4月29日、5月3日、5月9日、5月11日、5月24日、5月25日的事件三个回合的辞职与聘请，于6月6日“上午得中大委员会信，允辞职。”《庆祝沪宁克复的那一边》引述列宁的话，表明其已经开始起码是关注马克思主义思想对中国革命的影响，这是鲁迅思想中的新的因素，与当时的中山大学分道扬镳则是他革命信念的实际行动。第三阶段是1927年7月1日至1927年9月28日。7月8日“上午寄矛尘信并《游仙窟》序一篇，又本文一卷。”7月11日“作《略谈香港》一篇”7月13日“抄《朝华夕拾》后记讫。”7月15日“上午寄霁野、静农信并《朝华夕拾》后记一篇，《小约翰》译稿一本。”8月22日“终日编次《唐宋传奇集》，撰札记。”8月23日“仍作《传奇集》札记。”8月24日“仍作《传奇集》札记，大旨粗具。”9月10日“夜纂《唐宋传奇集》略具，作序例讫。”9月16日“以《朝华夕拾》定稿寄未名社。”9月17日“寄静农、霁野信并《夜记》一篇。”鲁迅在广州期间购书57本（套），共计209.650元，占1927年全年购书总额307.950元的68%。一气写了《可恶罪》、《小杂感》、《扣丝杂感》、《谈“激烈”》、《辞大义》、《答有恒先生》、《反“漫谈”》、《忧“天乳”》、《革“首领”》等30多篇富于战斗性的杂文、散文。广州这片富于活力、放眼世界、善于兼容并蓄、善于批判性地吸收外来文化并能巧妙融入传统使之更具有本土活力的土地容纳了并教育、引导和激励了鲁迅，鲁迅“于无声处听惊雷！[2]”，接受了革命思想并一改此前的悲愤而显得乐观起来——“心事浩茫连广宇”[3]！钱理群说鲁迅思想的发展有一条一以贯之的内在线索：“从20世纪初‘立人思想的提出，到五四时期坚持‘下者，弱者，幼者本位，对‘现在大多数中国人生存、发展的关注，到1927年明确‘以民众为主体，关注‘工人、农民的真正解放，到了1930年代，鲁迅更自觉地以‘几万万群众自己做了支配自己的命运的人作为自己的理想与追求。”[4]毛泽东作为领导着武装革命和文化革命的中国革命领袖，在其《鲁迅论》和《新民主主义论》中确定鲁迅为文化革命的主将、中国文化革命的伟人，主要说的是鲁迅的晚年，也就是一九二七年到一九三六年这不到十年的时间。[5]一九二七年的广州与一九二七年鲁迅的“思想转型”组合生成了广州鲁迅纪念园。“鲁迅”的作用因而表现为，捕捉到历史契机的理论支撑点，召唤更多的民众在关注现实时贯通历史并重审之以增强对现实的把握能力，激励民族主义情绪以形成基于民族情感的民族话语和国家话语。
空间文本：广州鲁迅纪念园的形制结构及空间分布特征
文化传统不仅仅是一种连续性的选择，更是一种饱含情感向度的诠释。空间布局为诠释者所在群体的需求所塑造，诠释者当前的语境影响他对过去的态度，对过去以来的空间存在的意义诠释取决于诠释者的历史境遇及其对当今的环境的把握。空间布局成为了调和感知、思想和身体经验的维度，人文地理因而更充满了意识形态和心理的内涵。
广州鲁迅纪念公园是广州首个以名人名字命名的纪念公园，园区分入口广场区、浮雕广场区和瀑布广场区三大部分，占地2600多平方米。她是一座以鲁迅先生1927年1月至9月间在广州生命活动的轨迹为主线、以纪念鲁迅先生光辉一生为主题的主题纪念园。东侧正中是鲁迅头像：微微仰着头注视前方，像是在审视中国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塑像后的墙壁上刻着鲁迅的散文诗集《野草》题词的摘录：“我自爱我的野草，但我憎恶这以野草作装饰的地面——我将大笑，我将歌唱。”塑像左侧为“乳泉”，取鲁迅名言：“我吃的是草，挤出来的是牛奶”之意。南侧的一组线雕景墙上分别刻有鲁迅在广州期间撰写或编著的部分作品的封面图画，以及其名作《无声的中国》的摘录：“青年们先可以将中国变成一个有声的中国，大胆的说话，勇敢的前行——必须有了真的声音才能和世界的人同在世界上生活。”南侧的一组主题雕塑上书：“老调子已经唱完”。出自鲁迅于1927年2月在广州《国民新闻》副刊《新时代》上发表的文章，寓意旧的、不符合新时代的东西将要灭亡，新的事物将破土而出。北侧是一组高低错落的条形石壁瀑布，源源不断的流水寓意鲁迅先生精神永存，也表达了人们对鲁迅先生的怀念永不停息。这里一株有上百年树龄的“飞榕”特别引人注目，该树枝叶繁茂，树根虬结，攀植在鲁迅头像南边浮雕墙前，就像一位历史见证人，注视着社会的变革，时代的变迁。
广州鲁迅纪念园作为一项艺术作品的存在形式因了其与其它作品相区别的突出建构性因而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通过再现当时具体的社会语境下的文化活动来观察和思考社会条件和社会形势的场合。“乳泉”的生命寓意、流瀑“飞榕”的跌宕灵动蕴藉着流动不息的生动气韵，整座纪念园无屋无亭的空间开放性隐约在表达着具体的、使用的、情感的、象征的等象征性，穿越了空寂的时空间隔，兼容却镇住了任何精神侏儒的鼓噪，回溯过去时代的峥嵘，向后世人发出召唤，进行从容的精神对话，免去展望无法窥见的未来时的畏惧。
二.历史文化研究范本的思想本质和经验概括
选择的题材所蕴含着的内容本身也包含了作为判断原则的某种前提假设，而揭示事实存在的存在条件时不论选择哪种形式都必须从这种原则出发。对着广州鲁迅纪念园这份文本，我们“诵之思之，其声愈稀”[6]！夏中义为李宇新的《愧对鲁迅》作序时说我们一再地在追寻鲁迅的缘由是：“既无权威在上点将，亦无指挥于后督阵，他们是在现实的峡谷依稀听到了良知的呼吁，才陆续地、三三两两地再度拜谒且追随前驱的血。”[7]在这个意义上来说，广州鲁迅纪念园就是一个有良知的、勇于担当的读书人须直视面对的历史文化研究范本。
1.现代性拟像背景下的快速城市化文化
由于拟像和仿真物的大规模出现并且类型化和系列化，使得真实和原型被它们所取代，世界因而变得拟像化了。当代城市生活已经成了一个完全符号化的幻象——电影、广告、肥皂剧、时尚杂志和形形色色的生活指南不仅不需要模仿现实，而且可以生产出现实：它们塑造着我们的审美趣味、饮食与衣着习惯乃至整个生活方式。消费品一旦处于我们日常性的需求和意识形态体验的现实的历史循环之中时，以消费为核心的所有中介物，像资本、商品以及交易模式等都会进入我们的主体意识，并影响我们的主体情感。虽说这种快速城市化文化境遇下的城市生态（比较典型的形态如区域文化产业和文化创意产业集聚区等）为城市风格、文化环境、文化资源、文化需求、文化传播与渗透、社会影响力、产业范式、周期性经济、帮助、拯救和辩解的功能带来有活力、聪慧、革新进取、敢于担风险的竞争意识及机制。但是，崇尚“进步”和“发展”的现代性大众文化是通过强调“自我”的愉快与娱乐，在某种慰藉或称之为麻醉的效应中赢得大众的支持，进而对大众形成操纵和控制，使人们日渐轻视和疏离国家、意识形态、社会、群体等概念。今天的城市也已经不再像十九世纪的城市那样是“政治——工业”的场所，而是符号、传媒、数码、高尚幻象、虚假的生活图像、“仿像”文化生产的场所。中国城市的都市化和商业化进程的主要表现之一就是，越年轻的群体越明显地表现出心灵机械化和迅速地去地方性，他们唯符号规制是尊，臆必固我、漠视他人、忽视群体，逐渐滑向人文精神内涵枯竭的“去历史性”虚无感中。李新宇以其《愧对鲁迅》向着没有回声的彼岸倾诉：“从现实的基础来说，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的特殊性就在于，在这样一片现代性尚未建设而且萌芽也不断被铲除的土地上，却在一夜之间建立起消费社会的文化逻辑。也许这种‘建立起的完成时态表述本身就具有其虚假性，但是，生活的表象却的确证明着它已经是客观的存在，而且有了其存在的现实物质基础和制度基础。这种消费社会的文化逻辑在销蚀着启蒙主义的生命力。”[8]意识形态不仅是一种思想和观念，是一种信仰，更是一种行为和实践。意识形态曾经狂热过一段时期之后掀起的消费主义狂潮搅起了一种莫名的后现代性焦虑，21世纪民主文化的建设性政治需要以及市民政治文化需要因而更加迫切地呼喚着“在实践性反思中将我们在当前情境中当做什么具体化”[9]的社会理性能力。
2.经验蕴涵的开放性中获得信念的保证
历史经验是在时间中的事件和人们心灵中的回忆两种成分糅合在一起形成的。对于题材的理解和诠释都可以自由地选择的时代，读书人的精神归依该以什么样的方式选择和选择什么样的精神典范往往要从其精神修养及其所认定的人生意义、处世哲学等层次上去考察。钱理群说：“我们这一代人差不多是通过‘文革才体验到鲁迅，‘文革之前都读不懂鲁迅，经历那场灾难，进入绝望的境地，这才找到了鲁迅，与他相遇。……不知道你们这一代会用什么方式，在什么时刻，什么瞬间，和鲁迅相遇……”[10]李宇新说：“从15岁到今天，每当寂寞的时候，我总是走向你;每当困惑的时候，我总是走向你。”[11]蒲震元1979年春过上海虹口公园鲁迅墓地所作之诗：“翠竹含烟泪雨多，庄严墓地像巍峨。人间直道凌云笔，世味秋叶正气歌。岂在霓霞争藻绘，拼将铁骨铸山河。东风早有催春意，当使新红映碧萝。”[12]……我们总会发现有那么一些知识分子在关注鲁迅的曾经存在，在精神上虔诚地追随鲁迅，在现实中召唤铁骨正气希望鲁迅精神得到理解并上升为某种社会意识从而体认沈钧儒认为的鲁迅即“民族魂”。这种精神召唤现象是“鲁迅存在”作为历史经验给有良知和忧患意识的知识分子带来的一种开放性的信念保证。鲁迅的信念里的铁骨情味和柔韧风范给出这种保证。
靳极苍对鲁迅“自题小像：灵台无计逃神矢，风雨如磐黯故园。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荐轩辕。”的题解云：“这是鲁迅先生23岁留学日本时写的一首诗，它体现着鲁迅先生强烈的爱国热情和献身祖国的宏伟志愿。到51岁时，他又重写了它一遍，可见这思想始终存活在鲁迅的心中，并且是要用它来鼓舞全国人民的。”[13]鲁迅心性思想的一贯性因其骨子里的创造性使然。鲁迅博物馆馆长孙郁说：“鲁迅首先是一个翻译家，其次才是作家。鲁迅晚年每年都要翻译两、三本书，把鲁迅和胡适作比较，就可以发现，胡适的思想和智慧在30岁就已经停止前进了，而鲁迅在50岁的时候依然在不断发展。因为鲁迅要翻译、要输血、要新鲜的东西，他警惕自己成为过去思想的奴隶。”[14]鲁迅思想的一贯性和创造性还因了其开放性的因素。鲁迅博物馆副馆长黄乔生说：“鲁迅还是一个对中华民族很有用的思想资源，到今天为止，我们还是面临着怎么对待西方，怎么对待传统文化，中国道路选择的问题。这些鲁迅都有思考，但是现在似乎已经没有人有这个耐心来读他了。”[15]其中的开放性表现为，对外如何吸收转换，对内如何传承扬弃，对道路选择的思考悬而不决，没有人耐心读鲁迅了则说明鲁迅思想的深度和唯一性问题。鲁迅“通过文化批判而创造了现代知识分子话语，并在集权主义的政治环境中，使现代知识分子话语获得了独立的品格，成为现代文化建设的先驱。”[16]他的书写和行动反映了当时具体的历史文化境遇，因而鲁迅特殊的历史使命感在特定语境里催生了这么一种风格——因其尖锐的批判性而显得总是在以使到自己陷入困境的方式来解脱困境。这年头人们忙着追金索银的，这就难怪只有很少的人才能在那份隐晦里耐心地去获得其开放性的启悟。钱理群也有一句耐人寻思的话：“人在春风得意，自我感觉良好时大概是很难接近鲁迅的，人倒霉了，陷入了生命的困境，充满了困惑，甚至感到绝望，这时就走进鲁迅了……”[17]。
批判的介入最终涉及的是价值的界定和意义的争夺，而正是基于对传统的理解和价值坚守的批判，我们确定鲁迅纪念园是作为文化参照系中的一种价值判断而存在，其存在的意义便是一种文化价值的提醒：置身于现代性拟像背景下物欲可能淹没精神追求意愿之时，我们的文化信念在哪里可以找到生根发芽的土壤。
三.结语：民族一体性意识
历史文化范本的意义在于启动内部对话与跨文化对话。传统内部的古今对话是一种自体循环，文化间的对话则会在差异、距离和冲突中勘破各自的文化局限性而获得批判性的新生。广州这座现代化气息极为浓郁的城市里的广州鲁迅纪念园应该不仅仅是个文化修饰，它更应该是读书文化人申论某种文化期待的研读范本。钱理群指出，1918-1925年间的鲁迅杂文就是对“现在中国人的生存和发展”的思考：鲁迅认为，纠缠几代知识分子的民族危机感与现代中国人的生存危机感主要来自民族文化与民族精神的危机。1927年以后，鲁迅在行动，在践行他的“儒效”[18]文化设想。
伽达默尔的“实践哲学：一体性与社会理性”认为，民族国家的一体性见之于一切我们以艺术和文化相称的事物中。宗白华1943年的《中国艺术意境之诞生》引言有一句话说：“历史上向前一步的进展，往往是伴着向后一步的探本穷源。”[19]以广州鲁迅纪念园这座融文化与艺术的“具象”为精神的着陆站点，面对这么一种情势——李新宇“对鲁迅”诉说：“在你去世之后，中国知识分子一个重要的教训就是太容易改变自己，缺少坚守的精神。”[20]重新审视“鲁迅思考的一个核心，就是‘适应现代化社会的新的民族主体的建立，使处于弱势地位的中国在世界这个大的竞争舞台中站住脚，有自己独立的自主之地。”[21]“化实景而为虚境，创形象以为象征”[22]，使广州鲁迅纪念园于更多的知识分子而言上升为社会理性之历史地形成的资源之一，通过它的存在引起我们对一体性、社会理性和实践的反省，发挥其理论潜能推动一体性意识的滋生、发育，在实际上靠着自身的力量而形成的舆论文化的广大基础之上保护和进一步发展一体性。
伽达默尔在“实践哲学：一体性与社会理性”对话录中说：“我认为今日政治最紧要的任务即是在于如何使我们对于真正的一体性有一总体的意识。”[23]高度专业化、类别化、拟像化和深度商业化的社会发展特征使到伽达默尔说出上面的话，是在警示吧。而我们一再重提鲁迅，选择鲁迅的1927年转折点，意在提起鲁迅的民族一体性思想依然有着重要的意义。以上的论述中总还存在着某种难于绝对地确定的东西，但作为国家话语的一点是可以肯定的：1940年1月9日毛泽东在陕北发表长篇演讲——《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称鲁迅为“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并给予鲁迅“三家（伟大的文学家、伟大的思想家、伟大的革命家）五最（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最高政治定位。[24]毛泽东的民族领袖话语在政治上作了定性概括。然而，文本与政治理论领域的意识形态之间的渗透关系的明朗化依然期待通过更多更详实的语言、更精微的论证和更丰富的形式来实现文本与现实世界的衔接。就以文本观照现实的努力而言，本文仅尝试着作“一花一世界，一沙一天国”之一孔之见的意见发表。
注 释
[1][4][10][17][18][21]钱理群. 与鲁迅相遇：北大演讲录[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08，第2页;第294页;第11页;第11页;第152-155页;第82页
[2][3][13]靳极苍.人间词话笺证 鲁迅旧体诗详解[M].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2002.1第62页;第62页;第46页
[5]韩石山.少不读鲁迅 老不读胡适[M].中国友谊出版公司，http：//book.sina.com.cn2005年10月14日 00：06新浪读书
[6]祖保泉.司空图诗品解说[M].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80.09第86页
[7][8][11][16][20]李新宇.愧对鲁迅[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4.07序言;第235页;小引;第448页;第415页
[9][23][德]伽达默尔 杜特.解释学 美学 实践哲学：伽达默尔与杜特对话录[M].金惠敏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03 第76页;第70页
[12]蒲震元.中国艺术意境论[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01第二版第246-257页
[15][24]被遮蔽和高悬的鲁迅[J].《南方人物周刊》，2010年第32期，2010-09-19 09：04：25来源：南方人物周刊（广州）
[19][22]宗白华.美学散步[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06第68页;第70页
参考文献
[1]傅修延.文本学——文本主义文论系统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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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英]丹尼·卡瓦拉罗.文化理论关键词[M].（Critical and Cultural Theory）张卫东 张生 赵顺宏 译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12
[5][英]F.H.布莱德雷.批判历史学的前提假设[M].何兆武 张丽艳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05
[6][英]John Storey Cultural Theory and Popular Culture：
An Introduction， the 3rd edition， Beijing：
Peiking University Press， 2004.10
[7]张法.中国文化与悲剧意识[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01
（作者单位：广东文艺职业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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