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罗宾斯报告》的价值取向及历史地位

杜薇

摘 要：二战后，英国“共识政治”形成，国内经济在相对稳定的政治环境中经历了创伤性的恢复。在第三次科技革命爆发、中等教育人数不断扩充等历史背景下，《罗宾斯报告》应运而生。报告提出的高校人数扩充、高级技术学院升格、地方师范院校改革、加强大学与产业界的联系等重要建议，实则蕴含着对教育民主、教育机会均等、教育规模扩张及师资力量提升的价值追求。在报告原则和建议的影响下，“平板玻璃大学”产生，高等教育在发展理念、办学规模、制度结构等诸多方面都发生了重大变化，进而奠定了英国现代大学教育发展的基础。正因如此，20世纪60年代被认为是英国高等教育发展史上的重要分水岭，此后，英国高等教育逐渐从传统模式走向现代模式，从精英教育走向大众教育。

关键词：《罗宾斯报告》;价值取向;历史地位

中图分类号：G51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7615（2021）01-0015-07

DOI：10.15958/j.cnki.jywhlt.2021.01.003

1961年2月，英国首相麦克米伦（H.Macmillan）宣布创立以伦敦大学莱昂内尔·罗宾斯爵士（Lionel Robbins Lord）为主席的全国高等教育调查委员会（National Committee of Inquiry into Higher Education）[1]328。之后，委员会作了大量实证调查，举行了111次会议，收集了400多份来自个人或者组织的书面资料，采访了90个组织机构的正式代表和31个证人，此外还对许多其他人进行了进一步的非正式采访[2]1。1963年10月，罗宾斯委员会发表了《高等教育委员会报告》，通称《罗宾斯报告》（The Robbins Report）。报告拟定了到1980年为止英国高等教育的中长期计划纲要，涉及高等教育的诸多领域[3]59。报告发表后，其结论于10月24日被政府采纳，包括提出的立即扩大各高校教育规模，建议所有先进技术学院均应享有大学的地位，并升格为大学等[2]2。报告详细地调查了英国高等教育现阶段的状况，并与其他国家进行了对比研究，以确定是否对英国高等教育目前的规划和协调各类机构发展的工作安排进行调整与修改，其最终提出的高等教育的发展原则、主要目标和178条具体建议对20世纪60年代之后的英国教育产生了极其重大的影响。

一、英国高等教育《罗宾斯报告》的出台背景

20世纪60年代后，英国的政治环境、经济状况、人口数量、科学技术以及教育观念等诸多方面都发生了极大的改变。二战后，“共识政治”（Consensus Politics）背景下，英国经济在相对稳定的内部环境中经历了创伤性的恢复。在第三次科技革命爆发、中等教育人数不断扩充、人力资本理论风靡全球等社会变迁的历史背景下，《罗宾斯报告》应运而生。报告孕育产生的具体社会环境如下：

1.共识政治的形成

二战结束后，英国政府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尽快走出战争破坏所造成的经济萧条和其他领域一片衰败的境况。这一时期，为了稳定社会和发展经济，共识政治产生，即两党在意识形态上的直接冲突弱化，在政治主张上彻底决裂的状态出现转变。这一时期，保守党向工党倾斜，两党在政策的制订和落实上出现趋同现象，不管哪个政党执政，虽然同样存在一些意见上的分歧，但两党在一些重大的政策上能够达成共识、保持一致，如鼓励国有化、完善福利制度、保证就业率、奉行凯恩斯主义等方面。其实在英国，保守党奉行精英主义、私有化和市场化原则，工党则提倡平等主义、国有化和集体主义。尽管如此，两党在扩大高等教育规模和发展高等科技教育上并没有原则性分歧[4]。共识政治的产生不仅是英国政治的一种发展演进，也是英国两大政党本身意识观念的一种嬗变。政党间政治上的主张并不是非此即彼、水火不能相容的，只要国家、政党、人民的利益一致时，不同政党的政策大框架也可以是一致的。正是这种政治上的共识，为英国国内经济、教育等的发展提供了相对稳定的内部环境，复蘇经济、关注就业、重建高等教育、发展高科技等逐渐成为国家的工作重心。一般认为英国共识政治分为两个时期——“社会民主主义共识”（1945—1979年）和“新自由主义共识”（1998至今），《罗宾斯报告》正是在第一次共识政治时期发布的。而且，战后相对稳定的国际政治大背景，也为报告的出台提供了良好的国际环境。

2.经济理论的发展

政治上的共识为经济的复苏营造了和谐、稳定的内部环境，数据显示，1955—1960年间，英国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消费繁荣，电冰箱拥有率从6%上升到16%，洗衣机由25%增加到44%，小汽车拥有率由18%增加到32%[5]。1960—1969年英国国内生产总值年平均增长率为3%，高于战前水平;工业增长率达到3.5%，高于历史上任何时期[6]。经济的复苏为教育的发展提供了物质基础。此外，在经济理论发展方面，西奥多·舒尔茨（Theodore W. Schultz）基于人力资本理论对推动经济增长的动力作出了新的阐释，认为对人力资本（Human capital）的投入对经济快速发展带来的效益远超过物质资本投资对经济快速发展的作用。人力资本指个体劳动力身上的资本总和，一般包含才能储备、健康状况、认知水平、技能技巧等。在《牛津英语词典》中，人力资本的定义是“劳动力所拥有的技能，并被视为一种资源或者资产”，包含了对人的投资（例如培训、教育、健康）和这些投资提高个人生产力的概念。人力资本的概念可追溯到亚当·斯密（Adam Smith）。在他对资本的四种定义中，他指出：“人才在教育、培训、学习或学徒制期间的开支是一笔真正的费用，也是一个人的资本，这些才能是他财富的一部分，同样也是社会财富的一部分。”[7]人力资本理论一经提出，就受到很多国家、地区的关注，都试图通过增加对教育经费的投入来积累国民的人力资本总和，以实现提升劳动生产率，增强国家综合竞争力的目的。不可否认，人力资本理论的提出，对于《罗宾斯报告》的提出及其建议的实施具有很大的影响作用。

3. 科学技术的进步

第三次科技革命始于20世纪四五十年代，这一时期的科学技术突飞猛进，原子能、半导体、航天、激光、人工合成材料以及电子计算机等新兴工业开始产生，科技的进步对人才培养的规格产生了新的需求。科学技术的发达推动了工业的发展，生产技术的进步促进了人类体力劳动的解放，脑力劳动逐渐取代体力劳动，这就使得以知识密集型为主导的新兴产业得到快速发展，较之前的工业类型和产业结构，国家对劳动力的知识、技能、比例等结构的要求也发生了重大转向，这在一定程度上使得各国高等教育的变革成为必然。第三次科技革命后，科学研究不再只是学术界的事，关注科研成果能否转化为生产力，能否促进国民经济的增长成为各国的共识，科学事业的发展和科技人员的培养受到国家的大力扶持。同时，产业界特别是一些跨国公司也都积极地展开新产品、新技术的研发工作。在这种环境下，只有不断地实现技术上的自我革新，各公司才能保持自身的竞争优势。此外，伴随着科技革命的是社会中层阶级的崛起，相对于之前纯体力劳动者而言，社会中层阶级具有较高的文化素养和技能水平。中层阶级群体的不断壮大，对高等教育机会均等提出了新的要求，他们不仅要求废除中等教育的三轨制，实行综合化改组，而且强烈呼吁扩大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3]55。而且就国际环境而言，英国当时的教育对高级技术人员的培养要明显弱于美国等国家。正是在这种科技发展与教育不足的环境中，《罗宾斯报告》出台了。

4. 人口数量的增长

1965年6月至1967年8月，寻求进入高等教育的年轻人是国家人口在战争不可避免的动乱和分离之后开始恢复正常生活时期出生的。年轻人对接受高等教育的渴望，大大增加了对地方教育招生的要求。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国家经济的增长依赖于其人口受教育的情况，认为除非高等教育迅速改革，否则这个人口稠密的岛屿在未来竞争激烈的世界中保持适当地位的希望渺茫[2]5。但英国大学的扩招并没有跟上学生年龄增长对教育的需求，大学申请入学人数远远超过实际入学人数，1955—1961年的统计数据显示，即使申请人数快速增长，实际入学人数仍保持相对平稳，如表1所示。1961年，大学适龄青年中有6.1%获得了大学入学资格，但实际上只有4.0%进入大学学习，处于发展中国家水平[3]54。这就明确地显示出，很大一部分英国青年学生没有机会接受高等教育。

罗伊·劳厄（Roy Lowe）对战后英国教育进行了研究，详细分析了战后社会、经济、人口发展趋势等对教育政策和教育实践的影响。他认为，英国社会发生了结构性的变化，出生率的不断上升，人口的不断增长，相应地需要教育系统不断地扩张[9]。《罗宾斯报告》正是在这样一种人口出生率增长，中等教育体系不断膨胀的趋势下发布的。

二、英国高等教育《罗宾斯报告》的价值取向

罗宾斯委员会在实证调查的基础上，最终提出了高等教育的发展原则、主要目标和178条详细建议，具体包括高校人数扩充、高级技术学院升格、地方师范院校改革、加强大学与产业界的联系、成立专门的拨款委员会等重要建议;还要求调整办学方针，改革人才培养规格，丰富教育层次，改变管理机制等。这一系列举措实则蕴含着对教育民主、教育机会均等、教育规模扩张以及师资力量提升的追求。

1.高级技术学院升格体现了教育民主

《罗宾斯报告》提出建议，给予高级技术学院（也称多科技术学院，The Colleges of Advanced Technology）及其苏格兰同行（Scottish counterparts）以大学地位[2]30。即高级技术学院升格为与英国传统大学一样的正规大学，升格后享有正规大学同等的权利和地位。这一建议是在委员会展开广泛实证调查的基础上提出来的。其实，高级技术学院的升格也是高等教育内部发展的一种结果。

随着大学不断地发展，“学术漂移”（Academic drift）的情况在英国高等教育领域产生了，乔纳森·哈伍德（Jonathan Harwood）在其学术研究中提到，“学术漂移”是用来描述这样一个过程的术语， 即原本有用的知识逐渐失去了与实践的紧密联系，然而变得更加紧密地与另一个科学知识体系相结合的过程[10]。一般的“学术漂移”的理论基础被认为是社会流动理论、制度同构理论以及經济收敛理论，英国高等教育的“学术漂移”表现为高级技术学院逐渐远离完全培养技术工人的办学初衷，不断向传统的综合性、理论性大学的办学宗旨靠近。非大学的“学术漂移”与大学的“职业漂移”（Vocational drift），使得两者办学模式趋同，这也意味着英国的高等教育二元制（Binary policy）向一元制的变迁。1992年，34所多科技术学院及其苏格兰同行全部升格为大学，这也意味着二元制在英国高等教育领域的完结。

高等教育二元制的提出，本意是为了弥补英国传统精英教育的不足，与传统的大学形成结构性、功能性互补，其蕴涵着教育民主、平等的价值追求，意在增进高等教育的多元化和适应性，以提供更多的高等教育入学机会。但在具体的教育资源分配中，多科技术学院及一些其他学院，并没有享受到正规大学的同等权利和地位，以致出现了高等教育领域实质上的不平等。所以，《罗宾斯报告》明确指出，要建立一个协调的高等教育体系，应该消除一切人为的地位差异，只在基于功能和成就的范围内承认等级制度。同时还提出，在相关委员会领导下，多科技术学院以及其他苏格兰同行一起，应该确保在政策和分配原则上，整个自治机构领域内是保持一致的。《罗宾斯报告》认为，在现代社会里，平等既是一种政治理想，也是一种社会原则[2]31。因此，二元制到一元制的变迁，二元制的终结，看似是逆历史潮流，实则是对高等教育内部资源平等分配的需要，高级技术学院的升格实则代表着更深层次的民主与平等。

2.高等教育人数扩充彰显了教育普及

《罗宾斯报告》第一条提议就是扩充接受高等教育的人数。据“罗宾斯原则”——“所有具备入学能力和资格并希望接受高等教育的青年都应该获得受高等教育的机会”预测，英国接受高等教育的学生总数应从1962—1963年的21.6万人增加到1973—1974年的39万人，再增至1980—1981年的56万人[1]329。报告还指出，1980年以后，进入全日制高等教育的人数将在以后的一段时间内继续增加[2]54。《罗宾斯报告》提出后，统计资料显示，英国高等教育的实际入学人数确实在逐渐扩充，如图1所示。

在明确提出扩充高等教育人数之前，当时英国教育界盛行着一种“有限智力库理论”（Theory of Strictly Limited Pool of Ability），認为人口中智商高的人比例是一定的，不是所有人都有资格接受高等教育。罗宾斯委员会为了反驳这种阻碍高等教育扩充的理论，特邀伦敦大学心理学家弗农（Vernon）提供智力测量和智力分配的证据，同时邀请教育社会学家J.弗拉德（J.Floud）研究智力浪费及其社会学因素。最后，罗宾斯委员会根据专家们的意见明确否定了“有限智力库理论”，认为未来有能力接受高等教育的人数不会受到智力资源短缺的影响[3]59。在这之前，传统的古典主义教育和“有限智力库理论”都严重地阻碍了高等教育的普及。《罗宾斯报告》指出的扩充高等教育人数，反对“有限智力库理论”，蕴含着普及高等教育的价值取向。报告的建议被新任首相霍姆采纳后，相关建议也切实在具体的实践中极大地促进了英国高等教育的扩展和普及，这也是一种在教育对象、范围、学生数量等方面对传统的精英教育不足的重要弥补。

3.地方师范院校改革重视了师资质量

《罗宾斯报告》颁布前，英国绝大部分师范教育并不属于高教系统，也不属于中等教育和继续教育范畴，长期以来受到大学学术委员会（University Academic Committee）的监督。《罗宾斯报告》发表后，为提高师范教育的地位，英国政府决定把一些水平较高的地方师范学院改名为地方教育学院。并且，为了提高地方师范院校的师资培养质量，对于师范教育的课程设置，在保有三年制专业文凭资格课程的同时，增设四年制的教育学士（Bachelor of Education）学位课程。同时，还建议成立专门的机构管理教师薪酬[3]97。《罗宾斯报告》使得师范院校与正规大学拥有同等地位，享受平等权利，提升了师范院校的地位，同时也提升了对师资力量培养的重视。

英格兰和威尔士的师资培训经费统计数据显示，20世纪60年代以后，英国政府在师资培训方面的经费投入呈现逐年上涨的趋势，从1959—1960年的12.4英镑上涨到1974—1975年的186.8英镑，足足上涨了15倍[3]98，如表2所示。

师资力量的储备被视为人才培养的根基，同时也决定了高校教育能否具有长久的发展。师范院校在国家教育中具有基础性、先导性的意义。虽然二战之后的英国也采取了多方面措施来提升教学质量，八九十年代颁布了很多教学质量监督的相关政策并成立了专门的教学质量监督机构，如教学质量保障委员会（Quality Assurance Committee，简称QAC）、高等教育质量委员会（Higher Education Quality Council，简称HEQC）以及高等教育质量保障署（Quality Assurance Agency for Higher Education，简称QAA）等，但《罗宾斯报告》提倡高等教育扩张后，师范生人数不断增长，使得师资培养在数量上有了较大的增长。同时，报告的发表也极大地提升了师范院校的地位，加强了对师资培养及教师薪酬结构的重视，相应地增加了师资培训的经费投入，教师队伍在质量方面也得到一定程度的提升，这对教学质量的增强有直接的促进作用。可见，《罗宾斯报告》也蕴含着对教育质量提升的追求。

三、英国高等教育《罗宾斯报告》的历史地位

《罗宾斯报告》涉及高等教育办学规模、师资培育、人才规格、管理机制、资金投入等诸多方面，为1960年之后的英国高等教育提供了预见性的指导规划，也为后来教育的调整提供了理论依据和政策基础。《罗宾斯报告》的历史作用是显而易见的，它对教育目的和办学原则作出了规定，不仅直接促使了新大学的成立，为英国现代大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而且形成了精英型和大众化教育并存的局面。

1.促使了英国“平板玻璃大学”的成立

2016年，英国教育部在一份研究报告中将英国大学分为四个发展阶段：古代（1800年前）、红砖（1800—1960）、平板玻璃（1960—1992）、1992年以后[12]。可见，平板玻璃大学（Plate Glass University）在英国大学的历史进程中占有至关重要的地位。

平板玻璃大学，又称新新大学（New-new University）和玻璃水泥大学（Glass-cement University）。“平板玻璃”一词最早由迈克尔·贝洛夫（Michael Beloff）提出。这类学校以其现代化的建筑设计风格而得名，学校建筑在钢或混凝土结构中广泛使用平板玻璃等材料，这与维多利亚时代红砖大学（Red Brick University）的建筑风格和以石头、青砖为主要建筑材料，以灰暗色彩为主，与剑桥、牛津作为主要代表的传统古典型大学形成鲜明对比[13]。人们对于平板玻璃大学所涵盖的大学划分法有所不同：有的认为仅包括初期根据《罗宾斯报告》精神创建的8所学校，有的则认为1960—1992年之间建立的所有大学都称为平板玻璃大学。早期成立的学校主要包括英国约克大学（University of York）、东安格利亚大学（University of East Anglia）、埃塞克斯大学（University of Essex）、兰卡斯特大学（Lancaster University）、肯特大学（University of Kent）、沃里克大学（Warwick University）、斯特林大学（University of Stirling）、乌尔斯特大学（University of Ulster）等。

《罗宾斯报告》的发布，直接促使了一批平板玻璃大学的成立。这些学校，相对于古典大学和红砖大学而言，虽然没有悠久的历史，但很多平板玻璃大学的发展速度和教学质量有目共睹，很多大学在短时间内一跃成为英国高等教育领域的顶尖学府，如国内外知名的华威大学、约克大学、兰卡斯特大学等，在学术科研、教育教学、社会服务等方面为英国做出了重要贡献。

2.奠定了英国现代大学教育的基础

据英国社会市场基金会报道，1963年《罗宾斯报告》的颁布，成为英国高等教育发展史上的分水岭。该报告的发表，不仅促使英国高等教育体系实现了较大规模的扩张，而且成为此后高等教育发展的重要政策基础，使得英国高等教育在完善管理、扩大规模、师资培训、提升发展速度等方面取得了重大突破，20世纪60年代以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英国高等教育呈现出欣欣向荣的局面[14]。此外，也有学者明确指出，从《罗宾斯报告》提出以后的30余年间，英国高等教育从办学方针、制度设计、发展策略，到经费投入机制、管理运行机制以及大学的设置、规模、监控、评价等各个方面均发生了深刻的变革。可以认为，《罗宾斯报告》是英国高等教育从传统模式走向近代模式，从精英模式向大众化转轨的宣言书[15]24-28。由此可见，该报告在英国高等教育的历史发展阶段中具有奠基性、分水岭的重要意义。

“罗宾斯原则”的提出以及扩充接受高等教育的人数，增加政府对高等教育的经费投入等建议，为英国高等教育的快速发展提供了政策依据和理论基础，由此英国教育进入了20世纪60年代蓬勃发展的一段辉煌时期。同时，报告中提出的高级技术学院升格为正规大学，地方师范院校改革等建议，为后来英国高等教育体系的确立奠定了基调。《罗宾斯报告》不只是在教育规模上对高等教育的扩张起到了积极促进作用，在教育结构、教育质量以及教育理念等诸多方面都产生了重要影响，从而使得后来的英国高等教育形成了新型结构系统。所以说，《罗宾斯报告》奠定了英国现代大学教育的基础，在英国高等教育发展进程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3.揭开了英国高等教育大众化序幕

20世纪70年代，马丁·特罗（Martin Trow）以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为参照，把高等教育的演进过程分成三个重要阶段：精英教育阶段（毛入学率15%以下）、大众化阶段（毛入学率15%—50%）、普及教育阶段（毛入学率50%以上）。1962年，英国共有全日制学生21.6万，1963年《罗宾斯报告》颁布后，学生人数成倍增加：从1965/1966年的40万增加到1980/1981年的82.7万， 1995/1996年达到165.9万，1999/2000年达到180万（包括部分学制学生）[16]。1988—1994年适龄学生的高等教育参与人数比例从15%增加到30%左右，英国高校学生总人数增长将近50%[17]。这比《罗宾斯报告》预测的学生人数还要多，显然英国大众化教育逐步实现。

《迪尔英报告》（The Dearing Report）也提到，在20世纪60年代末和从1988年到1993年英国高等教育有过快速增长的时期，高校系统比《罗宾斯报告》颁布之前的规模要大得多。1996—1997年度，在高等教育机构中接受高等教育的学生超过160多万人，有100多万人接受全日制或“三明治课程”学习，50多万人兼职学习。据估计，在该地区还有20万接受继续教育的学生[18]。此外，也有学者明确在研究中提到，英国的高等教育从20世纪60年代的精英教育体系转变为90年代末的大众教育体系[11]6。可见，“罗宾斯原则”的提出，为后续英国教育的发展提供了理论依据和政策基础，揭开了英国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序幕，这也标志着英国教育由精英阶层逐渐向平民阶层普及。

四、结语

综上所述，20世纪60年代后，英国的政治环境、经济发展、人口数量、科学技术以及教育观念等诸多方面都发生了极大的改变：二战结束，“共识政治”形成，为经济、科技的进步营造了相对稳定的政治环境，人口出生率不断增长，中等教育体系持续扩张，要求进入高校进一步深造的青年逐渐增多。社会的变迁不仅要求英国的高等教育在规模方面进行扩充，对于高校学生的培养规格也产生了新的要求，这也说明了高等教育需要产生实质性的变革，以顺应时代发展的新需求。《罗宾斯报告》在广泛实证调查的基础上，对于英国高等教育目前的开展状况作了深入细致的剖析，并为之后教育的改革与发展提供了主要目标、指导原则以及相应的改革建议。报告提出的高等教育人数扩充，高级技术学院升格，地方师范院校改革，成立全国学位授予委员会等重要建议，实则蕴含着增加高等教育机会公平，促进高等教育在英国的普及，以及提升高等教育办学质量的价值取向。更重要的是报告中的很多建议为之后英国高等教育变革提供了理论依据和政策基础。《罗宾斯报告》不仅揭开了英国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序幕，促使英国平板玻璃大学的成立，还为英国现代大学教育的发展定下了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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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杨 波 钟昭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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