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兰格体制”下美国情报分析模式研究——基于二战美国战略情报局研究分析处的历史考察

白 云

(1.国防科技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南京 210039；
2.国防科技大学军政基础教育学院 长沙 410073)

情报是决策的基础和先导，也是保证决策成功的重要手段。情报分析是情报工作的核心环节，高水平的情报分析是科学决策的前提。探讨如何提高情报分析工作水平为科学决策服务，是情报研究议题之一。

美国是世界一流情报强国，其情报体制和工作模式为许多国家所效仿。考察美国情报实力崛起的基本路径，总结其情报工作建设的基本规律及经验教训，对改进我国的国家安全情报工作、建成情报强国，具有重大借鉴意义[1]。二战期间美国战略情报局研究分析处形成的“兰格体制”，首次在机构体制内邀请学术界专家学者参与分析业务，开创了人类情报工作史的新模式，使美国情报界形成了其他国家无法比拟的智力优势，推动了情报分析专业化进程，成为 20 世纪美国情报工作崛起的关键因素之一。

情报史研究是美国情报研究的主要议题之一。美国学界对此段历史进行了大量研究。克米特·罗斯福、布莱德利·史密斯、乔治·查鲁、杰弗里·理查森和罗宾·温克斯对战略情报局研究分析处的组织结构、人员构成、工作体制模式和成果贡献等进行了宏观介绍。巴里·卡茨从社科研究议题、引入的学术理论、分析方法和研究成果等方面进行了考察[2]。贝蒂·德桑斯重点考察了该处苏联分部的学者在二战期间有关苏联战略情报方面所作的贡献[3]。大卫·普莱斯探讨了人类学学科在战争问题研究中所发挥的作用[4]。斯蒂芬·戴森记录了心理学家对希特勒的性格和心理进行侧写的过程[5]。特雷弗·巴恩斯研究了地理学家在制作战略区域报告和地图情报等领域所做出的巨大贡献[6]。

国内学界对该领域的研究起步较晚，至今尚无相关的专门、系统性概述。高金虎从职能、人员构成、资料来源、贡献和影响等方面概述了研究分析处的情报分析工作，指出其“最重要的贡献之一是对盟国战略轰炸提供支持”[7]；
张晓军探讨了美国情报分析理论发展过程，认为学者们创建了美国初期的情报分析理论框架，为情报分析成为一门正规的科学做出了大量基础性工作[8]。但总体而言，国内学界对学者介入情报分析的工作模式、研究范式以及参与的具体行动等较少关注，对“兰格体制”下美国情报分析模式所呈现的本质特点、优长和不足等评论较少，对其如何影响战时和战后美国情报工作建设的关注不够。

“兰格体制”下美国情报分析模式是我们学习借鉴美国情报工作经验和教训时不可忽视的重要研究领域。本文以该分析模式对 20世纪美国情报工作发展和情报实力崛起的影响为叙述框架，系统考察其创建的社会历史条件、基本内容、本质特征与成果贡献。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受限于对外“孤立主义”战略和政府决策对情报的低水平需求，美国情报工作整体发展缓慢、缺乏协调；
情报工作人员职业素质低下，情报分析水平较低，情报分析在情报工作中的中心地位尚未得到承认，情报分析人员未深刻意识到公开来源资料所具有的情报价值，未考虑到具有学术专长的大学学者对情报分析工作的作用和意义[9]。珍珠港事件的爆发彻底颠覆了美国对情报工作的传统认知，美国迫切想要改变其情报工作状况，而美国社会科学的蓬勃发展、政府和学界合作的良好氛围以及威廉·多诺万的先进情报理念等，成为催生学术权威引领情报分析工作的土壤，以及塑造“兰格体制”下情报分析模式的外部力量。

1.1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美国社会科学的发展

美国高等教育在19世纪晚期引入了德国的学术自由和科学研究重要性等观念，进入以研究型大学为主题的大发展时期，培养了大批高层次学术型专门人才[10]。社会科学逐渐改变了之前受到轻慢的地位，得到越来越多的资金支持，全国性学术团体纷纷建立[11]。20世纪初，美国社会科学的职业结构和专业化倾向进一步增强，实证主义方法论从欧洲传入美国，其所推崇的客观性、实证性和精确性主导原则，以及借助高度数学化模型和量化实证方法彻底模仿自然科学严格性的趋势，成为社科研究的主流范式[12]。

1.2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美国学术界和决策界的密切互动

美国政府向来注重并擅长利用学术界的智力资源，政府和学术界关系密切。政策科学学者布鲁斯·史密斯指出，没有哪个西方国家像美国这样如此依赖于诉诸科学权威而构建其政治合理性[13]。在三权分立的政治体制下，美国立法的彻底独立性为决策过程寻求外部专家参与创造了更多机会，美国政府的文官系统吸收了大量拥有学术背景的技术人才，他们更倾向于寻求学界专家来解决所面临的专业技术问题。

美国拥有广泛利用外部学术资源的传统。1863年建立的国家科学院成为首个为政府提供学术咨询的专门机构，各社会科学学术协会与政治人物频繁互动，为其提供专业知识。二战前，美国情报机构发育尚不充分，未正式寻求学术界的支持，而英国有关经济对战争潜力影响的关注，以及工业情报中心的成立，使人们认识到经济学等社会科学学科对于战略情报研究的重要性[7]，美国政府开始思索在情报分析中动员学术资源的可能性。

1.3 威廉·多诺万的情报分析理念

威廉·多诺万是二战美国战略情报局及其前身情报协调局的创始人。战略情报局在师法英国情报工作的基础上建立，但多诺万有关情报分析工作的独特理念，直接对研究分析处的工作实践产生了决定性影响，使该处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工作体制和分析模式。

多诺万的情报分析思想来源于其大学学术训练和重视调查取证的法律工作从业经历[14]。他重视分析在情报工作中的中心作用，反对过分依靠搜集而忽视分析的情报工作方式[15]。他强调以专业知识和学术专长作为分析业务的基础，提出将大学教授的“卡片索引”精神运用于情报分析工作[16]。他在筹备美国情报工作的一份备忘录中指出，应利用“相关科学领域受过专门训练的研究人员的经验和知识进行分析工作，这将在现代战争中产生决定性的影响”[17]。按照这一理念，研究分析处建立后将分析工作完全构建于当时的社科学术资源之上。

多诺万也重视公开情报资料的搜集与使用。他曾与国会图书馆馆长阿奇博尔德·麦克利什探讨如何利用公开来源资料开展分析工作，认为图书馆丰富的资源能使分析人员看问题深刻、视野广阔而抓住要点，得出更有分量的看法[18]。据此，研究分析处后来大量挖掘国会图书馆等场所的公共资源，从而使情报分析摆脱了神秘化的色彩。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美国于1941年7月11日成立情报协调局，1942年6月13日将其改组为战略情报局，多诺万担任局长。战略情报局设有谍报、情报分析、反间谍和隐蔽行动等多个机构，但研究分析处是总统训令中实际授权具体任务的唯一下属机构，为该局的核心部门[18]。在威廉·兰格等人的领导下，该处构建起情报分析工作的整体框架。

2.1 研究分析处的组织架构

研究分析处在分析家委员会的总体指导与规划下开展工作。分析家委员会既是情报协调局和战略情报局的专家小组，又为研究分析处工作提供指导意见，是情报处理、分析和分发的最终权威机构，其成员包括8名高水平学术专家和3名曾在国务院及军队任职的官员，他们能够从纯学术的角度对分析工作加以指导和评价，并擅长同决策者建立联系[18]。该委员会下设一个项目委员会，负责按照政府需求决定研究项目的优先顺序，并对研究报告实施监督和审查。该处处长为行政部门主管，负责对外联络、建立工作关系，同时兼任分析家委员会主席。成立伊始，该处的部门设置以学科领域、研究区域的双重划分为依据，导致两种部门组织职能重叠、职责不清，不利于综合性战略情报研究的开展[17]。1943年1月，该处进行了一次以“跨学科”为目的的机构重组(组织架构见图1[2])，成立了欧洲-非洲部、远东部、苏联部和拉美部4个区域部门，下设经济、政治和地理等学科职能部门。

图1 1943年1月改组后的美国战略情报局研究分析处组织架构[2]

重组之后，该处形成了由分析家委员会规划指导、项目委员会监查，以研究区域划分为主的部门体制结构，以确保情报分析工作既以打破学科界限的灵活形式开展，又受到严格有效的管控。同时，新的机构设置在区域和学科职能之间找到了一种主次关系的平衡，文件归档、资料查阅和地图研究等各种辅助性专业职能居于对研究人员帮助最大的位置，从而使各部门工作可以有序、高效地开展。

2.2 研究分析处的人员构成

研究分析处刚成立不久，国会图书馆馆长麦克利什请求美国学会理事会、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和国家档案馆帮助，提名了一批专家学者担任该处的顾问。威廉姆斯学院院长詹姆斯·菲尼·巴克斯特和哈佛大学历史系教授、外交史权威威廉·兰格应邀至华盛顿主持该处的创建工作，并先后担任处长。通过学术圈人脉，他们将哈佛大学经济学家爱德华·梅森等学术权威介绍进来，组成分析家委员会初步班底。

各部门管理岗位由耶鲁大学历史系教授谢尔曼·肯特等一批资深专家担任，大多数分析人员来自当时在美国社会科学研究领域占据主导地位的东部名牌大学。1943年春，该处又招募了一批来自欧洲的流亡学者，他们精通欧洲各国语言、国情和文化，能够完成许多国内学者所无法胜任的工作。

至招募工作全部结束时，该处汇聚了900多名杰出学者，成为“集中全国最灵活头脑的一个有强大权力的机构”[19]，其中历史学家人数最多[20]。

2.3 研究分析处的资料来源

为了顺利开展工作，研究分析处设法从所有可能的来源获取各种类型的情报资料，并通过合理的归档和分发，保障学者们的情报研究。

研究分析处的资料来源大致包括两类：一是政府官方文件。该处从所有涉及外交政策和外国事务的美国政府、军队部门以及英国等盟国的情报机构获取具有价值的文件或文献记录。同时，战略情报局其他分支机构的报告也是一个重要信息来源。为了促使各分支机构间的合作更加紧密，该局于1943年设立副局长一职，确保不同保密级别的部门可以通过其协调实现快速、自由的资料共享。

二是公开来源资料。多诺万早就洞见到情报分析所需的专业知识体系存在并分散于全国的大学、图书馆、博物馆和研究机构之内，这些场所在研究分析处成立后成为其最重要的信息来源[2]。分析人员不断从国会图书馆、纽约公共图书馆以及工程、商业、地理和考古等行业或各学术协会的专业图书馆中查阅资料。此外，各国私人企业、制造业、航运业、保险业以及教育、传教机构的档案文件为极其重要的资料来源，回国的旅居海外人士和抵美难民也能够提供大量有关国外情况的具体细节。

据统计，仅在1943年的6个月时间里，外国出版物获取委员会处理了超过30 000份原版报纸、期刊和超过66 000份微缩胶卷，并在1周内从4个欧洲驻地获取了45 000页的外国出版物[16]。充足的资料来源以及快速的获取与处理，保障学者们能够高效、出色地完成各项研究任务。

2.4 研究分析处的研究类型

研究分析处完成了二战期间美国的大部分情报分析工作，其研究项目数量庞大、主题广泛多样，主要针对作战规划、外交问题、战后对敌监管和世界安全政策等方面，涉及社会科学、军事学等众多领域的专业知识。

该处承担的研究大致包括两类：第一类是全面性区域研究和评估，即对某一地区的地形、气候、资源和运输方式或某个国家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状况进行全面分析。例如，1942年11月，为了盟军在北非的登陆，该处进行了3次区域研究。该类研究也包括定期对敌国和盟国能力及意图进行的总体评估。能力和意图评估为复合政治、经济和地理等问题的综合性研究，通常需要参考各类资料，对人力、生产和消费等因素进行估算，以预测未来趋势。例如，该处对德国的实力、意图以及苏联牵制德国的能力和战后意图等都进行了研究，为该处在二战期间最重要的贡献之一[21]。

第二类为专门性研究。该类研究在具体作战规划或总体战略背景所需的政治、经济和地理等众多因素中，选取某一个或几个作为主题进行分析，如对敌国经济这一单项主题的深入研究，涉及敌方人力、工业资源、军事补给和商务关系等内容。对某座被选定为行动目标的桥梁和“向中国开放额外军事补给线”而进行的后勤勘察，也属于此类研究。

至战争结束时，研究分析处已经完成了3 000多份正式研究报告和3 000多份原创地图[22]，不仅为作战行动提供战术支持，也为战略决策进行深入研究，其影响力逐步扩大。

研究分析处成立后，学者们将学术上的专长应用于分析工作，为国家政策和战争方面的现实与未来问题提供重要参考，使政府首次得以在平时或战时系统地利用社科学者所掌握的专业知识和语言技能，从而开辟了一个全新的工作领域[18]。

以兰格为首的历史学家们，擅长从历史现象中找寻问题的本质规律。他们遵循历史研究的基本模式，发展出一种战略情报分析的“兰格体制”。这套制度以学术标准和实证主义研究范式为参照，为贴合社科学者转型分析岗位的需要而专门打造，逐步衍生出一套完整的分析模式，其内容主要包括3个方面：

3.1 客观、不偏不倚的分析

兰格认为，社会科学完全类似于自然科学，历史学家能够按照历史的本来面目去了解它，结合了专门业务研究的情报分析也应客观地反映事实真相[23]。自成立伊始，研究分析处就被定位为一个服务性机构，其唯一目标是“将原始情报资料转变为简明扼要、符合事实且严谨客观的分析，以备政府部门使用，而不应以任何方式对与战争相关的战略战术方案进行暗示、建议或决策”[2]。能否以其公正客观的专业精神和卓越优秀的工作水平而获得声誉，关系到该处能否为其产品赢得客户，成为了至关重要的问题。这种追求客观性的立场，也正为当时深受实证主义影响的美国社科学者所信仰。分析家委员会一开始就达成共识：将情报分析的政治信誉建立在依赖于实证主义客观标准的学术专业性之上。为此，该处采取了一系列有效措施：

一是制定了严格的客观性标准，并实施严密的监督和审查。该处规定，研究报告的结构必须规范统一，需包含摘要和概括性结论，并给出明确的评论。报告只能使用类似报刊社论的中立性语言，不得含有任何无法给出具体来源的主观性观点，且不能运用任何明确或暗示性的说服策略。报告不能使用脚注，作者不署名，封面上只标有密级、受控发行名单和项目编号。项目委员会对所有报告进行逐一审核，以确保在分发之前达到标准，并将不合格的报告退回，要求进行修正。如今，客观性原则已成为美国情报分析工作最重要的标准之一。

二是规范了分析工作的基本“流程”。客观性的实现需要采用合理规范的作业程序，以规避主观因素带来的偏差。实证主义方法论提出以“客观观察-归纳-验证”作为科学发现的基本路径，“兰格学派”的学者们将其借鉴到分析工作中来，并结合所积累的分析工作经验，设计出“形成问题-分析问题-搜集资料-评估资料-生成假设-上报结论”的公式化分析“流程”[24]。这种归纳已知信息以推测出未知的范式，极大地提高了分析工作的科学成分和情报产品的质量。据此，谢尔曼·肯特在战后提出了“分析金字塔”模型理论，成为美国第一代情报分析专家的经典理论[25]。

三是采用集体工作方式开展研究，避免个人主观偏见。该处规定，所有的报告结论必须体现多个分析人员的研究成果，通过多重视角、多方观点相互印证，形成客观的分析评估。这不同于大学里学术专家单干的工作方式，分析人员需要同周围的同事充分合作，通过大量的交流、质疑和辩论，最终以集体名义得出结论并形成研究报告，以最大化地消除主观偏见。例如，欧洲-非洲部规定，分析人员每周至少聚集一次，召开集体会议，轮流表达观点，并在私下开展各种形式的非正式讨论。集体研究也成为了美国情报分析的重要原则和工作形式。

3.2 “跨学科”专家小组合作模式

情报分析本质上属于社会科学的组成部分，并无特定研究方法。研究分析处成立之初，学者们筛选各自学科的理论和研究方法，移植到情报分析领域，出色地完成了一些专项研究任务。随着分析工作进一步开展，这种按学科分工的工作方式暴露出极大缺陷。一方面，某些学者在进行研究时，由于缺乏与其他学科相关的背景信息，即便选择了正确的理论和方法，仍可能得出错误结论。另一方面，各学科之间的隔绝孤立，容易使分析工作流于松散的学术研究，失去针对情报主题的系统性，无法适应全局性战略问题的研究[26]。此现象最先由研究二战期间苏联整体实力的历史学家发现。他们认为，苏联的政治、军事和经济等事务紧密相连，各学科各自为战、缺乏统筹的研究形式难以得出科学、完整的结论[3]。

为此，学者们开始思考如何实现学术资源共享，更好地回答有关全局的战略性评估问题。由于二战前“跨学科”已成为美国大学学术圈的一种新颖观念，该处发明了一种打破原有学科界限、实现交叉融合的综合分析方法，把不同学科的学者组织到一起，开展充分交流、进行“跨界”合作。这种学科间的交叉互动既保证学者们能获得更全面可靠的其他学科信息，又可以将各学科研究工作有机结合，建立一种确保战略情报整体研究方向的通用框架[26]。肯特指出，在情报分析中按地区划分的“跨学科”职能工作模式更利于“就某一地区的趋势发展达成综合性见解”[27]。由于效果不错，该处在1943年初的机构重组中，直接将部门设置更改为“跨学科”区域式结构，以适应战略性综合研究，从而打破了“把不同研究方法分隔开的人为障碍”，产生了一种战略情报研究方法，而与这种“跨学科”方式相联系的，是一种更灵活、包容、呈现更多折衷主义和相对主义成分的实证主义形态[23]。

然而，分析工作实践中的“跨界”融合，远不像机构调整那样简单，需要克服大量困难。习惯于单打独斗的学者们，一时难以适应这种全新的工作模式。为此，该处进行了大量培训及管理，以促使“跨学科”研究顺利开展，学者们也逐渐适应并融入了这种工作方式。学科交叉合作不仅完美地解决了战略情报分析的方法问题，也为战后在美国大学里风行的地区研究和“跨学科”研究铺平了道路。

3.3 严格的管控措施

研究分析处的成员来自地方学术界，自由、散漫、不拘一格是大部分分析人员的特点，这显然与当时的战争氛围、战略情报局的职能使命不相吻合。因此，兰格建立了严格的行政管理制度，以确保所有工作按照规划有序开展，更好地落实客观性要求和“跨学科”工作模式。兰格提出，该处所有分析人员，包括直属于战略情报局或军方领导的人员，都必须首先对研究分析处负责，并坚决服从他的管理。为此，兰格采取了各种管控措施：

一是项目报告制度。研究分析处涉及的每个研究项目都必须先填写一份申请报告，明确题目并说明项目负责人姓名、可能使用此份情报的用户、完成该项研究的期限和所需经费。申请经科、部负责人批准之后，再由项目委员会进行修改和审批。这一报告体制和当时大学学者开展研究的方式完全不同，保证管理层能够完全掌握所有项目的开展状况，确保分析工作按照该处规划的项目优先次序进行。

二是工作进度报告制度。兰格要求所有部、科、组以及海外驻地每两周定期汇报工作进度，以便了解其常规工作状况。汇报的内容相当细致，某些双周进度报告竟长达35页[23]。兰格还要求常驻海外的每个分析人员即便没有重大事件也要定期写信回来，以非正式的形式进行私人汇报。每次阅读完这些信件后，兰格都会及时回信，进一步询问相关细节，或提出工作整改意见。

兰格如此倚重这两项制度对该处进行管理，以至于他被认为“在整个战争年代里都是一位通过报告和通信进行领导的大师”[23]。此外，他还通过其他方式掌握该处的工作开展状况，如规定每一份由该处驻外单位分发给其他部门的报告在发送前都要经他本人亲自审阅，由他同意并批注之后才能进行分发。

通过多种手段并用，兰格对该处实现了严密的监督和高效的管理，确保了分析工作的质量和效率。后来肯特评论道：“作为一名情报工作的行政主管，兰格表现得过度苛刻，其驱动力出自于他对学术标准的坚守，他把这种完美要求的规则和资深教授的态度带到了美国政府的情报工作中心”[28]。在这种管理制度下，学者们不能再以大学里自由散漫的形式开展研究，情报分析工作也不再是缺乏监督的自发行为，而转变为经由正规统筹、严格管理的政府性举措。

“兰格体制”下的情报分析模式，以社科学术标准和实证主义研究范式为参照，在保持情报分析客观中立的基础上，进行集体合作、“跨学科”交叉融合式的研究，配套了极其高效的管理和严密的监督，同时创新出一种战略情报分析的通用方法，既能够集众家之所长，又极大地提高了分析工作的效率[26]，因而形成了大量“客观、公正、极富创见”的评估报告[2]，逐渐获得政府的信赖，为该处赢得了声誉。该模式彻底改变了二战前美国情报分析工作的面貌和形态，具有鲜明的特点。

a.科学客观的专业性。该分析模式扭转了二战前美国情报分析人员职业素质较低、欠缺专业方法及规范程序、缺乏相应监管体制的局面，呈现出前所未有的专业性，体现于两个方面：一是邀请了大批具备长期学术训练或拥有非凡学术成就的专家学者，使情报分析不再仅依靠常规人员的经验、直觉进行简单加工和研判。专家们广泛丰富的背景知识、深入扎实的专业理论、开拓创新的思维逻辑和科学严谨的研究方法等，将情报产品提高到前所未有的学术质量，由此分析工作开启了科学化进程，开始成为一种专业性极强的“智力密集型”职业。

二是首次明确规定了情报分析所应遵循的基本路径与客观评价标准。美国第一代分析家按照实证主义范式的要求，初步对情报分析的作业流程和评价方法赋予了近似学术研究的规范化准则，并配合了极其严苛的监督和管理，使情报工作极大地剥离了分析过程中的盲目性、随意性和主观性，尽量减少其带来的错误和偏差，情报产品能够更准确地反映客观事实、还原事件真相，以接近于科学所追求的严谨性。这种专业性为美国情报分析人员所一直延续。

b.兼容并包的开放性。“兰格体制”下的情报分析模式呈现出不断吸收广大优势资源的开放性，体现于两个方面：一是引进了不同类型的学术人才。在认识到专业知识对于分析工作的重要性后，研究分析处利用当时的学术协会、人脉网络等“社会资本”，征召了国内社科领域最具学术权威的资深学者和众多年轻精英。在意识到流亡学者的独特学术价值时，该处又顶着巨大压力，将这些颇受争议的学者招致麾下。性质截然不同的几个群体，以各自的学术专长和能力为分析工作做出了独特贡献，而该处 “不拘一格降人才”的开放式做法，使其能够出色地完成有关各方面的研究任务。

二是移植借鉴了大量社科学科的理论和研究方法。学者们在转变为分析人员后，全面借助各类情报资料来源，筛选来自历史学、政治学、哲学、经济学、心理学、社会学和人类学等众多领域的成熟理论，并对观察法、实验法、比较法、历史研究法等经典实证研究方法以及数据统计方法、数学模型等当时刚兴起的量化工具进行了适应性改造，引入到情报分析中。这些科学工具拓宽了分析工作的思路，使其打破旧有的知识边界和传统范式，成为一种借助于其他学科的先进成果起步而获得巨大成功的行业，借鉴的学术工具也成为日后美国情报分析工作更为复杂的理论方法的基本构件[8]。这种包容开放性使美国情报界全面吸收社会科学领域的各类才能及成果以构建“后发优势”，美国情报分析工作在二战中迅速成熟并发展起来。

c.交叉融合的创新性。专业性和开放性极大地提高了二战美国情报分析工作的水平，然而，真正促使其创造出属于自身独特模式和属性的，是其融合多元的创新性。该处根据分析实践需求摸索创新出的“跨学科”研究形式，首次在情报分析中彻底打破学科间的重重壁垒，以战略情报项目为牵引，将各社科专业体系中的知识和方法进行交叉、渗透和融合，形成一种全新的“跨界”合作分析模式，突破了以往以学科为简单依据的传统分工方式，彻底改变了原有学科框架禁锢下分析工作封闭分散、资源共享不足、成果低水平重复且易于失去针对战略情报主题凝聚力的状况，开启了情报史上从未出现过的集体性“跨学科”事业[20]。这种创新性使研究分析处的分析工作以“集众家之长、创自家之新”的方式，极好地适应了战略情报分析的各类需求。美国情报工作由此走上了一条不断探索自我发展的创新道路，其情报分析模式也在不断交叉与融合中逐步升级，逐渐发展成为独具自身特色和优势的“现代美国式”情报分析模式。

d.时代固有的局限性。二战期间的美国情报分析工作虽然相较于战前取得了巨大进步，但由于时代固有的局限性仍体现出一些缺陷和不足。一是所基于的实证主义方法论本身带有局限：其所借助的客观观察因行为主体本身的主观性而无法完全实现，归纳作为基础逻辑在统计样本往往缺失的情报分析中可靠性较低，且通过证实的方法得出的情报结论并不能完全排除某些错误假说[24]。这种分析范式在战后不可避免地逐渐显露弊端并导致情报失误频发。

二是分析工作与决策、作战需求脱节，情报产品难以得到决策者的重视，只有少数在决策中发挥效用。由于追求极致的客观性和作为服务性机构的定位，学者们也并不热心于政治体系运作，更难以同情报客户沟通以获得有效指导，因而一些高质量的研究报告虽能提供大量背景信息，却由于与实际决策需求并非直接相关而被忽视，一些科学、客观的报告结论因与政府机构所持意见或政策偏好相左而被全盘否定。虽然该处完成了大量研究，但真正进入决策领域的并不多[9]。这种局限性是现代情报分析工作起步时期所必然存在的问题。

战后的数十年间，美国情报界进行了不断反思和调整，借鉴认知心理学、证伪主义方法论对“兰格体制”下的分析模式和肯特的理论进行了改进，提出了批判性思维和结构化分析方法，从而大大提升了情报分析的科学性，并将情报与决策的相关性原则加入分析标准之中。

“兰格体制”将社会科学学者引入分析工作中，以提升专业性为核心，以开放包容为手段，以融合创新为形式，为二战期间英美战略决策、作战行动做出了重要贡献，并使情报分析在专业化道路上迈出了第一步。“兰格体制”打破了重视搜集、轻视分析的传统情报观念，确立了分析在情报工作中的中心地位，其动员全民资源的意识、尊重学术人才的风气、崇尚科学分析方法的精神、以开放创新提升自我能力的态度，以及通过研究分析把秘密情报工作和开源情报工作结合起来的运作方式，使美国情报分析模式发生了整体结构变化，并“影响着美国的整个情报工作流程”[17]。“兰格体制”也确立了20世纪美国情报工作的智力优势，使美国情报工作形成了区别于苏联等依靠老式谍报活动的情报工作方式，美国情报工作得到极大发展，情报实力迈入崛起之路。“兰格学派”的学者们在战争结束之初总结了战时情报分析工作的经验，确立了传统情报分析理论在情报分析理论体系的基干地位，为情报分析发展成为一门正规科学构建了比较完整的理论体系框架和研究范式，使情报分析开启了由技艺到科学的进程。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情报法》规定，“国家情报工作机构应当运用科学技术手段，提高对情报信息的鉴别、筛选、综合和研判分析水平”。如何提升分析工作的科学化程度和专业化水平，并以改进分析为核心促进情报工作整体发展，同样也是我们做好情报工作、进行科学决策的焦点问题。“兰格体制”下的美国情报分析模式，将为我国情报工作规划建设和国家安全决策提供有益的参考和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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