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子思想与防治腐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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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物欲横流、复杂纷繁的社会潮流中，在多元化发展的社会价值观念中，在物质文明得到极大的丰富和提高的时代里，随着人们各方面的欲望越来越强烈，于是乎，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有所滋长，道德失范、是非颠倒、善恶不分、美丑界限混淆，见利忘义、损公肥私、不讲信用、欺骗欺诈、以权谋私、腐化堕落等不良现象不断滋生。这其中，成为全党全社会关注的焦点却是腐败问题。究其主要原因，一是信仰的流失，二是道德的滑坡。
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说，“治国就是治吏，礼义廉耻，国之四维；
四维不张，国将不国”。意思是说，如果臣下一个个都寡廉鲜耻，贪污无度，胡作非为，而国家没有办法治理他们，那么天下一定大乱。他还说：“谁要是搞腐败那一套，我毛泽东就割谁的脑袋。我毛泽东若是搞腐败，人民就割我毛泽东的脑袋。”事实确乎如此。一旦腐败进入权力流通环节，就会引发一系列的连锁效应。即由官场腐败造成整个社会和伦理道德的败坏，从而使经济领域的腐败蔓延为政治生态、文化生态的腐败，反之也如此。对此，有学者认为，五千年来，特别是秦统一以来的中国社会，在治理上有一个与别国不同的特点，那就是信官，一旦老百姓不信官了，一个朝代也就结束了。
对于这些所谓的人类社会发展的某种普遍自然规律，尤其是诸如“物极必反”、“盛极必衰”、“阳极成阴”、“阴极成阳”这样的自然规律，在两千五百多年前的中老子那里，就已然是阐释的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在老子思想里，“冥冥之中”主宰着某一具体事物及其现象变化规律的就是“道”、就是自然规律。然而，也正因为它是“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道德经》开篇语）。
古今中外，时至今日，人类学者对于《道德经》的解释一直没有停止过。据某些方面记载，著名德国哲学家黑格尔曾把《道德经》说成是“哲学的哲学”，这是因为“西方一切哲学思想，都可以在《道德经》中找到源头。”具有非凡军事奇才的我党建国领袖毛泽东同志认为，《道德经》是一部兵书，而且即便是从“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不犯人”这样的思想观点出发，仍然是符合自然规律、符合“道”的本身要求的；
中国一代著名武学大师的李小龙认为，《道德经》是一部武学宝典，它可以用其中的哲学思维来指导武术，比如说基于受《道德经》中阴阳哲学体系的影响而创建的“截拳道”，并“以无限为有限，以无形为有形”作为其指导思想，使“中国功夫”走向了世界，创下了奇迹，开辟了传奇。
在笔者看来，《道德经》不仅仅是一部哲学宝典，我们要从当今时代发展的特点、从全党全社会都关注的焦点出发，汲取老子思想（《道德经》）中的部分智慧和“戒律”，进而能够有效拯救起我们国民的心灵，大力倡导广大党员干部重新发扬老子思想中的守“道”守己，比如说树立在名利面前淡定自若、宠辱不惊、清静无为、豁达泰然的心境和做人处事哲学，以及“功遂身退”的非功利性价值观的道德伦理思想，深入学习和领悟《道德经》中的节俭质朴、俭以养德、清正廉明、勤政爱民的从政治国之道，同腐败斗争到底，以抑制现代社会奢华堕落的弊端，加快构建和谐社会的进程。
“戒律”一，时刻铭记，物极必反、否极泰来是自然界亘古不变的规律。“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揣而锐之，不可长保。金玉满堂，莫之能守，富贵而骄，自遗其咎。功遂身退，天之道。”（《道德经》第九章）。这是着重论述了私心私欲用事的害处和弊端，它告戒人们，凡是为了满足自己过度的私心私欲而为之事，所得之利，终究不能长久，必将会给自己留下祸端。腐败正是因此而产生，过度的欲望是腐败的根源，且这种因为自身过度的欲望所导致的一切后果、“报应”均是咎由自取。其一，它要求人们要抛弃那种“跟着欲望走，被欲望所牵引”,不可自持，甚至“卖身为奴”的生活，倡导人们进行道德修养，无私奉献，天下为公，全心全意、一心一意的为人民服务，为万物众生服务。深入解读这一段论述，我们就会发现它对当前的反腐倡廉工作和党风建设、道德建设都具有非常重要的警示作用；
其二，“功遂”要“身退”，这是顺应自然规律、符合自然法则的，即“天之道”。 有道是“为官一时一地做人一生一世”，“天之道”就是人所要效法的做人处事之道。“物壮则老”，是整个自然界的规律，生、老、病、死围绕着宇宙不停地循环往复且又生生不息，这是自然界动、植物的规律，也是社会、人生和事物发展的哲学。个体的生命本来就是有限的，无论一个人官有多大，在位时间有多长，都是时代和历史的匆匆过客，而唯有为后人在践行“道”的道路上作出典范者，方才载入清史、流芳百世。比如说，作为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的邓小平同志，深刻而又具体地指出了“不能顺利完成新老干部交替，可能要亡党亡国”，且身体力行废除领导干部职务终身制，并带头实践，为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向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顺利过渡发挥了决定性作用，充分彰显了作为一代真正无产阶级革命家所秉持的科学世界观和心底无私的高尚情怀，且令人肃然起敬，令人不禁与“功遂身退，天之道”相一以贯之而涕泗横流，扼腕叹息！
“戒律”二，时刻牢记，私心欲念，是一切邪恶的“种子”。“罪莫大于可欲；
祸莫大于不知足；
咎莫大于欲得。”（《道德经》第四十六章）。即，一切的罪孽起源于不知羞耻的欲望；
一切的祸患起源于不知羞耻的不知足；
一切的错误起源于不知羞耻的想要得到。有德才能淡泊明志，律己才能宁静致远。祸生于欲得，福生于自禁。淡泊名利，砥砺名节，不为物思、不为名惑；
多讲奉献，少讲索取；
高扬正气，远离邪气。因此我们要时刻牢记总书记指出的“常修为政之德，常思贪欲之害，常怀律己之心。”进而不断加强自禁自律，自觉拒除贪欲，才是自身之福，群众之福。为什么我们要“常修为政之德，常思贪欲之害，常怀律己之心。”？修德可以安身，思害可以防身，律己可以固身。人身如一国，疾病之所以越来越多，人们的体质之所以越来越差，根源都是一样。
“戒律”三，时刻牢记，主动出击，才能防范于未然。
“其安易持，其未兆易谋，其脆易泮，其微其散。为之于未有，治之于未乱。合抱之木，生于毫末；
九层之台，起于累土；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道德经》第六十四章）。
很多学者认为，这一章节对我们今天的防治腐败和反腐倡廉工作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它着重强调的是，唯有始终如一地做到防微杜渐，方才使人们无欲“无为”，恢复朴实无华的本性。以“合抱之树，生于毫末，九层之台，起于累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作比，说明事物发展是需要一个循序渐进的，从量变到质变的发展过程的。其一是要求我们要做有“审堂下之阴，而知日月之行，阴阳之变。”这样的智慧和能力；
其二是要求我们要营造和构建一种“高压”“防线”般的、“伸手必亡”的“防”。比如说，六年前时任云南泸水县委书记的刘泉同志在全县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启动会上叮嘱：林改资金属中央下拨专项经费，务必专款专用，任何人最好不要在此“打主意”，不要去“碰它”、“摸它”，这好比11万伏高压电，是碰不得、摸不得的，不可自取其辱、自取灭亡，毁了一生的幸福……。这也是一种“防”，防止有人“惦记”此“香饽饽”（林改资金）而为其通上“高压电”，且11万伏意味的是“伸手必亡”，这是自然规律。因此，从2010年初中央颁布的《廉政准则》中，明确领导干部从政行为的“八大禁止、五十二个不准”，也被不少学者和评论员认为它应该是“８道禁令５２道高压线”，所以我们应该力求在执行中做到“不折不扣”，不仅要真正要做到“以法治人”与“以德治人”的同时，更重要的是要实现以人为本的以“道”治人，让已贪腐或欲贪腐者均清楚地认识到，真正掌握生杀大权就是自然界，就是“道”，就是“民心”！不可“自作自受”。进而能够从实际执行的“反”中奠定坚实的思想上的“防”。这也是一种“一体两面”，即“反”中应有“防”，“防”中应有“反”。
“戒律”四，时刻谨记，不可为了自己过度的欲望而“瞎折腾”
“民不畏威，则大威至；
无狎其所居，无厌其所生。”（《道德经》第七十二章）。“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是以饥；
民之难治，以其上之有为，是以难治。”（《道德经》第七十五章）。
“民不畏威，则大威至。”说的是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不仅在古代是如此，在近代也是一样，这也是一个亘古不变的规律。比如说秦朝无道，因其横征暴敛、独裁专制，早已为国家的败亡埋下了伏笔，使陈胜和吴广揭竿而起、项羽和刘邦紧随其后成为必然；
比如说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建立独裁统治，镇压抗日英雄，各路风起云涌，使各族人民自觉地选择了中国共产党成为必然。
“无狎其所居，无厌其所生。”说的是不要扰乱民众不得安居，也不要破坏民众谋生的道路。据央视《经济半小时》报道，大连高尔夫球场用饮用水浇草，而周围村民却无水做饭，且将用来浇灌高尔夫球场后的污水又直接排入城市饮用水水库而“循环使用”。这也是一种典型的“狎其所居”，“厌其所生”的标志。
“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在当今来说就是，老百姓之所以饥寒交迫，都是由于部分“中介”官僚侵占了老百姓的利益。比如说中央向地方下拨的各类惠农资金在途“押运”中往往被“层层剥皮”，一直到村官这里也是如此，最后真正到农民个人手里的其实真的所剩无几；
比如说象扶贫、民政、红十字等这类部门，越是在贫困的地方，越是“肥差”；
又比如说有的单位头领，以各种名义和途径的往上“行乞”，结果是“要来的钱想怎么用就怎么用，要来的东西想给谁就给谁。”这些也是“其上食税之多”的标志。
“民之难治，以其上之有为，是以难治。”它告诉我们的是，贪婪享受、聚敛财富必然会造成社会不和谐，民众怨声载道。这里的“有为”说到底就是没有必要的“折腾”，特别是为了自己的过度欲望而“瞎折腾”。比如说，我们某些官僚往往带着强烈的个人欲望，着眼于有形的治理，目的在于实现个人权势、欲望、利益、名誉、政绩，而不是人民的安居乐业，这样，其手段自然越来越复杂繁琐，百姓的心也很自然地跟着复杂繁琐起来，于是就象一堆乱绳一样，难解的死结一个又一个，为了解开这些死结又制定更多的方案，结果解开了几个死结却打上更多的死结。
百姓之所以怨声载道，社会之所以不和谐，根源只在于贪婪的人太多了。也正因为我们许多官僚为了满足个人的欲望，打着种种光明正大的名目出现在百姓面前，用名、用利来诱惑百姓，这样就使得贪婪的人也越来越多。比如说原江苏省建设厅长徐其耀，共有情妇达146位“之最”；
比如说原四川乐山市长李玉书，有20个情人且年龄都是16到18岁；
又比如说原重庆市委宣传部长张宗海，常年在五星级酒店包养漂亮未婚本科女大学生达17人。这也大概就是“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的原因之一；
再比如说最近各大网站报道的贵州某县副县长被“双规”后查出患艾滋病的事，当疾控部门要求其说出有可能被“污染”的人员时，便统计出达30多人的异性名单，其中大部分是女教师和女干部，还不包括“外面的人”（小姐）。对此有学者和评论员们指出，此“30”意味着从“质变到量变”的必然结果，如果此30多人都有配偶或男朋友，则可能是“30乘2”的问题，加上这30多人的生活作风应该说本来就差，则又可能是“30乘2乘2”甚至是更多的数字，如果这30多人的配偶或男朋友的生活作风也是“不怎么样”的话，则又是“30乘2乘2乘2”甚至还是更多的数字，因此弄得一个上万人的山区小县人心惶惶，“人人自危”。更让人不寒而栗的是，某些男性官员有可能为达到自己发迹的目的而向高官“贡妻”，此可谓是在名利前的“一致对外”。然而，如果当我们从“物极必反”的天道定律来分析看待这一现象的时候，又是否可以为离婚率的“攀升”而找到某种必然的答案呢？真可谓是“善不积不足以成名，恶不积不足以灭身。”
“戒律”五，时刻铭记“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
“天之道，其犹张弓与？高者抑下，下者举之，有余者损之，不足者补之。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则不然，损不足以奉有余。孰能有余以奉天下？唯有道者。”（《道德经第七十七章）。什么意思呢？自然的规律，不是很像张弓射箭吗？弦拉高了就把它压低一些，低了就把它举高一些，拉得过满了就把它放松一些，拉得不足了就把它补充一些。自然的规律，是减少有余的补给不足的。可是社会的法则却不是这样，要减少不足的，来奉献给有余的人。那么，谁能够减少有余的，以补给天下不足的人呢？只有有道的人才可以做到。这里，以“拉弓射箭”所要遵循的原理来释义“道”的运行法则，说到底还是“阴阳平衡”的问题，它充分阐释了“人之道”要效法“天之道”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反之则依然是“物极必反”。从贪婪腐败方面来看，对于我们今天衣食无忧的“公仆”们来说，由于一味贪婪恪守我行我素的“人之道”，进而层出不穷的收刮民脂民膏，这即是“损不足以奉有余”，这样那些因“不足”而失去生存机会的民众必然会为争取生存权力而奋起反抗，所以老子便指出“孰能有余以奉天下？唯有道者。”也就是说，唯有做到“损有余而补不足”，国家才会太平，社会才能长治久安。比如说建国初期的刘青山、张子善腐败案，便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第一个“损不足以奉有余”的典型，因此当时有高级干部曾考虑到刘、张二人在战争时期有过功劳而向毛泽东主席说情时，毛主席说，正因为他们两人的地位高，功劳大，影响大，所以才下决心处决他们；
只有处决他们，才能挽救20个、200个、2000个、20000个犯有各种不同程度错误的干部。这也是自然规律，也是“天之道”，也是“损有余而补不足”。即，“损”去（刘、张）“有余蛀虫”而“补”“20个、200个、2000个、20000个犯有各种不同程度错误的干部”的“不足”。因此也有老百姓说，刘、张这两个人头换来的是我国官场上至少20年的廉政。
“以铜镜为鉴，可以正衣冠；
以人为鉴，可以知得失；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衰。”贪念来源于权力，一个人一旦手中有了权，就必然要和金钱、名利甚至还有美色打交道，各个方面的诱惑也就随之而来，而关键是要做到不碰“高压线”，不折腾，不悖逆自然规律。无论以何种方式获得，均必须是要建立在道德体系范围之内、遵纪守法的前提下、廉洁自律的有关规定下。要“通过不断的廉政学习教育，未雨绸缪，形成‘不去为’的教育机制；
建立严格的规章制度，形成‘不能为’的防范机制；
培养廉洁为荣、腐败为耻的风气和氛围，形成‘不愿为’的自律机制。严肃查处违纪违法行为，形成‘不敢为’的惩戒机制。”（人民网.强国社区）。
诚然，科学来源于自然，科学发展即是符合自然法则的发展。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以人为本，这里的“人”，大多指的即是我党的干部。“治国就是治吏”， 治吏就是治“人”，治“人”就须以人为本。这也是我们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部分内容、内涵，同时也是实现科学发展、有效防治腐败的必须。因此，我们也要必须时刻坚信这样的一个理念：“回顾90年中国的发展进步，可以得出一个基本结论：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
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说，“治国就是治吏，礼义廉耻，国之四维；
四维不张，国将不国”。意思是说，如果臣下一个个都寡廉鲜耻，贪污无度，胡作非为，而国家没有办法治理他们，那么天下一定大乱。他还说：“谁要是搞腐败那一套，我毛泽东就割谁的脑袋。我毛泽东若是搞腐败，人民就割我毛泽东的脑袋。”事实确乎如此。一旦腐败进入权力流通环节，就会引发一系列的连锁效应。即由官场腐败造成整个社会和伦理道德的败坏，从而使经济领域的腐败蔓延为政治生态、文化生态的腐败，反之也如此。对此，有学者认为，五千年来，特别是秦统一以来的中国社会，在治理上有一个与别国不同的特点，那就是信官，一旦老百姓不信官了，一个朝代也就结束了。
对于这些所谓的人类社会发展的某种普遍自然规律，尤其是诸如“物极必反”、“盛极必衰”、“阳极成阴”、“阴极成阳”这样的自然规律，在两千五百多年前的中老子那里，就已然是阐释的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在老子思想里，“冥冥之中”主宰着某一具体事物及其现象变化规律的就是“道”、就是自然规律。然而，也正因为它是“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道德经》开篇语）。
古今中外，时至今日，人类学者对于《道德经》的解释一直没有停止过。据某些方面记载，著名德国哲学家黑格尔曾把《道德经》说成是“哲学的哲学”，这是因为“西方一切哲学思想，都可以在《道德经》中找到源头。”具有非凡军事奇才的我党建国领袖毛泽东同志认为，《道德经》是一部兵书，而且即便是从“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不犯人”这样的思想观点出发，仍然是符合自然规律、符合“道”的本身要求的；
中国一代著名武学大师的李小龙认为，《道德经》是一部武学宝典，它可以用其中的哲学思维来指导武术，比如说基于受《道德经》中阴阳哲学体系的影响而创建的“截拳道”，并“以无限为有限，以无形为有形”作为其指导思想，使“中国功夫”走向了世界，创下了奇迹，开辟了传奇。
在笔者看来，《道德经》不仅仅是一部哲学宝典，我们要从当今时代发展的特点、从全党全社会都关注的焦点出发，汲取老子思想（《道德经》）中的部分智慧和“戒律”，进而能够有效拯救起我们国民的心灵，大力倡导广大党员干部重新发扬老子思想中的守“道”守己，比如说树立在名利面前淡定自若、宠辱不惊、清静无为、豁达泰然的心境和做人处事哲学，以及“功遂身退”的非功利性价值观的道德伦理思想，深入学习和领悟《道德经》中的节俭质朴、俭以养德、清正廉明、勤政爱民的从政治国之道，同腐败斗争到底，以抑制现代社会奢华堕落的弊端，加快构建和谐社会的进程。
“戒律”一，时刻铭记，物极必反、否极泰来是自然界亘古不变的规律。“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揣而锐之，不可长保。金玉满堂，莫之能守，富贵而骄，自遗其咎。功遂身退，天之道。”（《道德经》第九章）。这是着重论述了私心私欲用事的害处和弊端，它告戒人们，凡是为了满足自己过度的私心私欲而为之事，所得之利，终究不能长久，必将会给自己留下祸端。腐败正是因此而产生，过度的欲望是腐败的根源，且这种因为自身过度的欲望所导致的一切后果、“报应”均是咎由自取。其一，它要求人们要抛弃那种“跟着欲望走，被欲望所牵引”,不可自持，甚至“卖身为奴”的生活，倡导人们进行道德修养，无私奉献，天下为公，全心全意、一心一意的为人民服务，为万物众生服务。深入解读这一段论述，我们就会发现它对当前的反腐倡廉工作和党风建设、道德建设都具有非常重要的警示作用；
其二，“功遂”要“身退”，这是顺应自然规律、符合自然法则的，即“天之道”。 有道是“为官一时一地做人一生一世”，“天之道”就是人所要效法的做人处事之道。“物壮则老”，是整个自然界的规律，生、老、病、死围绕着宇宙不停地循环往复且又生生不息，这是自然界动、植物的规律，也是社会、人生和事物发展的哲学。个体的生命本来就是有限的，无论一个人官有多大，在位时间有多长，都是时代和历史的匆匆过客，而唯有为后人在践行“道”的道路上作出典范者，方才载入清史、流芳百世。比如说，作为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的邓小平同志，深刻而又具体地指出了“不能顺利完成新老干部交替，可能要亡党亡国”，且身体力行废除领导干部职务终身制，并带头实践，为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向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顺利过渡发挥了决定性作用，充分彰显了作为一代真正无产阶级革命家所秉持的科学世界观和心底无私的高尚情怀，且令人肃然起敬，令人不禁与“功遂身退，天之道”相一以贯之而涕泗横流，扼腕叹息！
“戒律”二，时刻牢记，私心欲念，是一切邪恶的“种子”。“罪莫大于可欲；
祸莫大于不知足；
咎莫大于欲得。”（《道德经》第四十六章）。即，一切的罪孽起源于不知羞耻的欲望；
一切的祸患起源于不知羞耻的不知足；
一切的错误起源于不知羞耻的想要得到。有德才能淡泊明志，律己才能宁静致远。祸生于欲得，福生于自禁。淡泊名利，砥砺名节，不为物思、不为名惑；
多讲奉献，少讲索取；
高扬正气，远离邪气。因此我们要时刻牢记总书记指出的“常修为政之德，常思贪欲之害，常怀律己之心。”进而不断加强自禁自律，自觉拒除贪欲，才是自身之福，群众之福。为什么我们要“常修为政之德，常思贪欲之害，常怀律己之心。”？修德可以安身，思害可以防身，律己可以固身。人身如一国，疾病之所以越来越多，人们的体质之所以越来越差，根源都是一样。
“戒律”三，时刻牢记，主动出击，才能防范于未然。
“其安易持，其未兆易谋，其脆易泮，其微其散。为之于未有，治之于未乱。合抱之木，生于毫末；
九层之台，起于累土；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道德经》第六十四章）。
很多学者认为，这一章节对我们今天的防治腐败和反腐倡廉工作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它着重强调的是，唯有始终如一地做到防微杜渐，方才使人们无欲“无为”，恢复朴实无华的本性。以“合抱之树，生于毫末，九层之台，起于累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作比，说明事物发展是需要一个循序渐进的，从量变到质变的发展过程的。其一是要求我们要做有“审堂下之阴，而知日月之行，阴阳之变。”这样的智慧和能力；
其二是要求我们要营造和构建一种“高压”“防线”般的、“伸手必亡”的“防”。比如说，六年前时任云南泸水县委书记的刘泉同志在全县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启动会上叮嘱：林改资金属中央下拨专项经费，务必专款专用，任何人最好不要在此“打主意”，不要去“碰它”、“摸它”，这好比11万伏高压电，是碰不得、摸不得的，不可自取其辱、自取灭亡，毁了一生的幸福……。这也是一种“防”，防止有人“惦记”此“香饽饽”（林改资金）而为其通上“高压电”，且11万伏意味的是“伸手必亡”，这是自然规律。因此，从2010年初中央颁布的《廉政准则》中，明确领导干部从政行为的“八大禁止、五十二个不准”，也被不少学者和评论员认为它应该是“８道禁令５２道高压线”，所以我们应该力求在执行中做到“不折不扣”，不仅要真正要做到“以法治人”与“以德治人”的同时，更重要的是要实现以人为本的以“道”治人，让已贪腐或欲贪腐者均清楚地认识到，真正掌握生杀大权就是自然界，就是“道”，就是“民心”！不可“自作自受”。进而能够从实际执行的“反”中奠定坚实的思想上的“防”。这也是一种“一体两面”，即“反”中应有“防”，“防”中应有“反”。
“戒律”四，时刻谨记，不可为了自己过度的欲望而“瞎折腾”
“民不畏威，则大威至；
无狎其所居，无厌其所生。”（《道德经》第七十二章）。“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是以饥；
民之难治，以其上之有为，是以难治。”（《道德经》第七十五章）。
“民不畏威，则大威至。”说的是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不仅在古代是如此，在近代也是一样，这也是一个亘古不变的规律。比如说秦朝无道，因其横征暴敛、独裁专制，早已为国家的败亡埋下了伏笔，使陈胜和吴广揭竿而起、项羽和刘邦紧随其后成为必然；
比如说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建立独裁统治，镇压抗日英雄，各路风起云涌，使各族人民自觉地选择了中国共产党成为必然。
“无狎其所居，无厌其所生。”说的是不要扰乱民众不得安居，也不要破坏民众谋生的道路。据央视《经济半小时》报道，大连高尔夫球场用饮用水浇草，而周围村民却无水做饭，且将用来浇灌高尔夫球场后的污水又直接排入城市饮用水水库而“循环使用”。这也是一种典型的“狎其所居”，“厌其所生”的标志。
“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在当今来说就是，老百姓之所以饥寒交迫，都是由于部分“中介”官僚侵占了老百姓的利益。比如说中央向地方下拨的各类惠农资金在途“押运”中往往被“层层剥皮”，一直到村官这里也是如此，最后真正到农民个人手里的其实真的所剩无几；
比如说象扶贫、民政、红十字等这类部门，越是在贫困的地方，越是“肥差”；
又比如说有的单位头领，以各种名义和途径的往上“行乞”，结果是“要来的钱想怎么用就怎么用，要来的东西想给谁就给谁。”这些也是“其上食税之多”的标志。
“民之难治，以其上之有为，是以难治。”它告诉我们的是，贪婪享受、聚敛财富必然会造成社会不和谐，民众怨声载道。这里的“有为”说到底就是没有必要的“折腾”，特别是为了自己的过度欲望而“瞎折腾”。比如说，我们某些官僚往往带着强烈的个人欲望，着眼于有形的治理，目的在于实现个人权势、欲望、利益、名誉、政绩，而不是人民的安居乐业，这样，其手段自然越来越复杂繁琐，百姓的心也很自然地跟着复杂繁琐起来，于是就象一堆乱绳一样，难解的死结一个又一个，为了解开这些死结又制定更多的方案，结果解开了几个死结却打上更多的死结。
百姓之所以怨声载道，社会之所以不和谐，根源只在于贪婪的人太多了。也正因为我们许多官僚为了满足个人的欲望，打着种种光明正大的名目出现在百姓面前，用名、用利来诱惑百姓，这样就使得贪婪的人也越来越多。比如说原江苏省建设厅长徐其耀，共有情妇达146位“之最”；
比如说原四川乐山市长李玉书，有20个情人且年龄都是16到18岁；
又比如说原重庆市委宣传部长张宗海，常年在五星级酒店包养漂亮未婚本科女大学生达17人。这也大概就是“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的原因之一；
再比如说最近各大网站报道的贵州某县副县长被“双规”后查出患艾滋病的事，当疾控部门要求其说出有可能被“污染”的人员时，便统计出达30多人的异性名单，其中大部分是女教师和女干部，还不包括“外面的人”（小姐）。对此有学者和评论员们指出，此“30”意味着从“质变到量变”的必然结果，如果此30多人都有配偶或男朋友，则可能是“30乘2”的问题，加上这30多人的生活作风应该说本来就差，则又可能是“30乘2乘2”甚至是更多的数字，如果这30多人的配偶或男朋友的生活作风也是“不怎么样”的话，则又是“30乘2乘2乘2”甚至还是更多的数字，因此弄得一个上万人的山区小县人心惶惶，“人人自危”。更让人不寒而栗的是，某些男性官员有可能为达到自己发迹的目的而向高官“贡妻”，此可谓是在名利前的“一致对外”。然而，如果当我们从“物极必反”的天道定律来分析看待这一现象的时候，又是否可以为离婚率的“攀升”而找到某种必然的答案呢？真可谓是“善不积不足以成名，恶不积不足以灭身。”
“戒律”五，时刻铭记“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
“天之道，其犹张弓与？高者抑下，下者举之，有余者损之，不足者补之。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则不然，损不足以奉有余。孰能有余以奉天下？唯有道者。”（《道德经第七十七章）。什么意思呢？自然的规律，不是很像张弓射箭吗？弦拉高了就把它压低一些，低了就把它举高一些，拉得过满了就把它放松一些，拉得不足了就把它补充一些。自然的规律，是减少有余的补给不足的。可是社会的法则却不是这样，要减少不足的，来奉献给有余的人。那么，谁能够减少有余的，以补给天下不足的人呢？只有有道的人才可以做到。这里，以“拉弓射箭”所要遵循的原理来释义“道”的运行法则，说到底还是“阴阳平衡”的问题，它充分阐释了“人之道”要效法“天之道”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反之则依然是“物极必反”。从贪婪腐败方面来看，对于我们今天衣食无忧的“公仆”们来说，由于一味贪婪恪守我行我素的“人之道”，进而层出不穷的收刮民脂民膏，这即是“损不足以奉有余”，这样那些因“不足”而失去生存机会的民众必然会为争取生存权力而奋起反抗，所以老子便指出“孰能有余以奉天下？唯有道者。”也就是说，唯有做到“损有余而补不足”，国家才会太平，社会才能长治久安。比如说建国初期的刘青山、张子善腐败案，便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第一个“损不足以奉有余”的典型，因此当时有高级干部曾考虑到刘、张二人在战争时期有过功劳而向毛泽东主席说情时，毛主席说，正因为他们两人的地位高，功劳大，影响大，所以才下决心处决他们；
只有处决他们，才能挽救20个、200个、2000个、20000个犯有各种不同程度错误的干部。这也是自然规律，也是“天之道”，也是“损有余而补不足”。即，“损”去（刘、张）“有余蛀虫”而“补”“20个、200个、2000个、20000个犯有各种不同程度错误的干部”的“不足”。因此也有老百姓说，刘、张这两个人头换来的是我国官场上至少20年的廉政。
“以铜镜为鉴，可以正衣冠；
以人为鉴，可以知得失；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衰。”贪念来源于权力，一个人一旦手中有了权，就必然要和金钱、名利甚至还有美色打交道，各个方面的诱惑也就随之而来，而关键是要做到不碰“高压线”，不折腾，不悖逆自然规律。无论以何种方式获得，均必须是要建立在道德体系范围之内、遵纪守法的前提下、廉洁自律的有关规定下。要“通过不断的廉政学习教育，未雨绸缪，形成‘不去为’的教育机制；
建立严格的规章制度，形成‘不能为’的防范机制；
培养廉洁为荣、腐败为耻的风气和氛围，形成‘不愿为’的自律机制。严肃查处违纪违法行为，形成‘不敢为’的惩戒机制。”（人民网.强国社区）。
诚然，科学来源于自然，科学发展即是符合自然法则的发展。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以人为本，这里的“人”，大多指的即是我党的干部。“治国就是治吏”， 治吏就是治“人”，治“人”就须以人为本。这也是我们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部分内容、内涵，同时也是实现科学发展、有效防治腐败的必须。因此，我们也要必须时刻坚信这样的一个理念：“回顾90年中国的发展进步，可以得出一个基本结论：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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