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安门物事变”史实考辨

冯培红 殷盼盼

内容摘要：唐代“安史之乱”爆发后，河西武威也很快发生粟特人的反唐斗争。第一阶段始于天宝十五载（756）六月，因哥舒翰兵败灵宝引发，翌月安禄山部将高嵩招诱河、陇将士，加剧了武威群胡的变乱，但遭镇压;第二阶段始于次年正月，武威粟特商胡安门物与河西兵马使孟庭伦共同起事，杀死金城太守及河西节度使周佖，翌月被太仆卿崔偁等平定。分处在东北与西北的两位粟特安氏竖起反唐旗帜，东西呼应，对唐帝国的统治造成了极大威胁。

关键词：河西节度使;安门物事变;九姓商胡;周佖;崔偁

中图分类号：K877.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106（2020）06-0104-11

Abstract：
Soon after the outbreak of the An-Shi Rebellion in the Tang Dynasty， the Sogdians of Wuwei in the Hexi Regions began to rebel against the Tang Empire as well. This first wave of rebellion was preceded by the defeat of Geshu Han at Lingbao in June of the 10th year of the Tianbao era（756）. In the following month， An Lushan sent his general Gao Song to recruit the officers and soldiers from Hexi and Longyou， further intensifying the Sogdian rebellion in Wuwei， which was temporarily put down. In January of the second year of the Zhide era（757）， a Sogdian merchant named An Menwu in Wuwei incited a second wave of rebellion together with Meng Tinglun， a military officer of Hexi. They killed Zhou Bi， the viceroy of Jincheng and the military governor of Hexi， which was put down a month later by Tang armies sent from the capital and led by Cui Chen and Liu Rixin. Both this rebellion and the well-documented An-Shi Rebellion were started by members of the An clan from the Sogdians， one in the northeast and the other in the northwest， echoing each other and greatly threatening the unified rule of the Tang Empire.

Keywords：
military governor of Hexi; An Menwu Rebellion; Oguze; Zhou Bi; Cui Chen

（Translated by WANG Pingxian）

唐代“安史之亂”爆发后，过了一年多，河西武威也发生了以九姓商胡安门物为首的反唐斗争，两支粟特安氏从东北、西北先后起事，对唐帝国的统治造成了极大威胁。学界对前者研究极多，而对后者关注甚少，原因可能是后者很快被平定，也就淡出了人们的视线。即便是关于武威、河西、甘肃或西北的地方史著作，也很少深入研究“安门物事变”{1}。然而，这一事变发生在唐朝的危急关头，使逃难在外的唐朝君臣后方起火，尤其是新上台的唐肃宗面临腹背夹击的危险处境，形势十分严峻。实际上，这一事变的源头始于半年前武威群胡的争乱，而这又与哥舒翰统率的河、陇军队在灵宝惨败于安禄山部队有关，以至于时为太子的李亨一行路歧平凉，最后舍弃西奔河西的计划，转而北上灵武。

传世史籍、诗文与出土墓志对安门物事变的记载总的来说不算少，但侧重点各不相同，文字讹误亦多，时间、史事较为混乱，以致整个变乱过程不太清晰。本文着力于考证757年初发生的安门物事变及前一年武威群胡反唐斗争的史实，辨析并梳理变乱过程的各个环节，还历史以本来面目。这场前后延续半年多的变乱虽然发生在以武威为中心的河西走廊及金城郡，但与“安史之乱”东西呼应，因此研究这场事变也有助于了解唐帝国面临的整体困局与严峻形势。

一 两《唐书》和《资治通鉴》所记

安门物事变的比勘

两《唐书》中关于安门物事变的记载仅见于《肃宗纪》，但两书的侧重点各有不同。《旧唐书》卷10《肃宗纪》记至德二载（757）正月：

丙寅，武威郡九姓商胡安门物等叛，杀节度使周佖，判官崔称率众讨平之……二月戊子，幸凤翔郡。文城太守武威郡九姓齐庄破贼五千余众。[1]

《新唐书》卷6《肃宗纪》则记作：

丙寅，河西兵马使孟庭伦杀其节度使周佖，以武威郡反……二月……壬寅，河西判官崔偁克武威郡，孟庭伦伏诛。[2]

两书皆记述至德二载正月丙寅，武威郡发生了一场重大的变乱，当地军民杀死河西节度使周佖，变乱最后被河西判官崔称（或偁）率众讨平。对比两书，可以发现一些不同之处：

第一，事变的爆发时间，《旧唐书》系在正月丙寅（十七日），似乎认为“叛”“杀”“平”都发生在这一天;而《新唐书》则从正月丙寅到二月壬寅（二十四日）[3]，经历了37天。实际上，《旧唐书》所记“丙寅”当为变乱的发生日期，而非讨平之日;《新唐书》完整记录了变乱的起讫时间。

第二，事变的发动者，《旧唐书》记作武威郡九姓商胡安门物等人，《新唐书》则作河西兵马使孟庭伦，突出了不同的主角。安门物的姓名保留了浓郁的粟特胡风，且名前冠有“武威郡九姓商胡”，他是地道的武威粟特九姓商胡。《元和姓纂》卷4“安”条仅列姑臧凉州一望安兴贵家族，是最著名的武威粟特人[4]。安门物与安兴贵家族是否有关，不得而知{2}。至于河西兵马使孟庭伦，孟也是中古时期武威郡的著姓，同书卷9“孟”条记载孟姓五望中有武威望，列有“后梁（凉）孟袆（祎）”[4]1336-1340{3};宗敞曾对南凉国主秃发傉檀说：“段懿、孟祎，武威之宿望”[5];《凉州府志备考·人物》卷3列有前凉孟畅、孟公明，后凉孟祎，北凉沮渠蒙逊妻孟氏，西秦孟恺五人[6]，足见十六国时期武威孟氏人才辈出，为当地望族，唐代孟庭伦或即其家族之后裔，他以土著豪族的身份出任河西兵马使，甚有实力。武威当地的粟特商胡代表安门物与军方代表孟庭伦联手杀害了河西节度使周佖，但这场事变的主角是谁，两书各执一词。

第三，事变镇压者的名字，《旧唐书》作崔称，《新唐书》作崔偁，“称”的繁体写法为“稱”，与“偁”形近，两字原本可通{1}，也可能是在史籍传抄或传刻的过程中发生了变化。其官职，《旧唐书》略记作判官，《新唐书》作河西判官，但究竟是什么使府的判官，仍欠清晰。

第四，事变的结果，《新唐书》明确记载河西兵马使孟庭伦被诛，而《旧唐书》仅言“讨平之”，至于九姓商胡安门物被杀或降、逃，则不得而知。

第五，《旧唐书》还记载，二月戊子（十日）太子李亨到凤翔郡后，“文城太守武威郡九姓齐庄破贼五千余众”。戊子处在正月丙寅至二月壬寅之间，且齐庄与安门物同为武威郡九姓，“齐庄破贼”一事很可能与安门物事变有关，只不过两人的立场截然相反，齐庄可能已经汉化，取了汉式姓名，或是被赐改姓名{2}。齐庄能击破五千余人，势力不可小觑。只是所冠“文城太守”一职，用意不明。文城郡即慈州，属河东道，与河西道武威郡相去甚远，暂且存疑{3}。

司马光在编修《资治通鉴》时，大概斟酌两《唐书·肃宗纪》的不同记事而作了折中叙述，并且增添了若干重要细节：

丙寅……河西兵马使盖庭伦与武威九姓商胡安门物等杀节度使周泌，聚众六万。武威大城之中，小城有七，胡据其五，二城坚守。支度判官崔称与中使刘日新以二城兵攻之，旬有七日，平之。[7]

第一，司马光将此条记事系于至德二载（757）正月丙寅剑南兵谋反之后，并称“旬有七日”平定了武威的这场变乱，这跟《旧唐书》系于丙寅一天、《新唐书》所记从正月丙寅到二月壬寅共37天均不相同，但也为认识安门物事变的阶段性提供了新的信息。

第二，对比两《唐书》与《资治通鉴》可以发现，无论是变乱的发动者抑或被杀者，姓名文字皆有歧异，如“孟”作“盖”，“佖”作“泌”{4}，显然都是因为形近而致误。可能是由于《资治通鉴》叙事完整，信息最为丰富，所以学界基本上都引据司马光的这段记录，但是大多未作考辨[8-11]，以至于出现张冠李戴、鲁鱼亥豕的情况。如前所言，孟是武威著姓，而《元和姓纂》卷10“盖”条所记三望中并无武威[2]1624-1625，所以颇疑“盖”字为“孟”之讹。至于“佖”“泌”二字，从下节所引周佖家族多位成员的墓志可知实际为“佖”。由此可见温公所记多误，难以完全信据《资治通鉴》。

第三，司马光将河西兵马使盖（孟）庭伦与武威九姓商胡安门物作了合并记述，叙述时孟庭伦在前，安门物在后，显然是更多地受到了《新唐书》的影响，但如后所论，这场事变的主角应该是《旧唐书》所记的粟特九姓商胡安门物。

第四，《资治通鉴》记载这场事变聚众6万人，可补两《唐书》之缺，弥足珍贵。天宝时武威郡有120281人[1]1640[2]1044{5}，加上赤水军兵力33000人[12]，共计153281人。变乱参加者约占武威郡人口的39%，再除去老幼病残者及女性，比例相当高。安门物为粟特九姓商胡，孟庭伦为河西兵马使，事实上河西武威的军队中就有大量胡人士兵。《新唐书》卷67《方镇表四》“河西”条记载，景云元年（710）“置河西诸军州节度、支度、营田、督察九姓部落、赤水军兵马大使”。所谓九姓部落，主要指粟特九姓胡人，同时也包括羁縻于武威境内的突厥及铁勒九姓等部族{6}。赤水军就是唐初粟特人安修仁归顺后设置的{1}，其他胡族军队如“突厥默啜方强，取铁勒故地，故回纥与契苾、思结、浑三部度碛，徙甘、凉间，然唐常取其壮骑佐赤水军云”[2]6114;突骑施人哥舒道元（哥舒翰之父）[2]4569、契丹人李光弼曾任赤水军使[2]4583，粟特人安忠敬为赤水军副使、兼赤水军监牧使[13]。而武威土著豪族孟庭伦担任河西兵马使，掌握了河西道的兵马大权，安门物与之联手反抗唐朝，很快聚集6万人，轻而易举地杀掉了河西节度使周佖。

第五，司马光描述唐代武威城由七座小城组成，岑参《凉州馆中与诸判官夜集》云：“凉州七城十万家，胡人半解弹琵琶”[14]{2}，说的就是武威七城与胡人居民的状况。从胡人占据五座小城来看，以安门物为首的粟特胡人是此次反唐斗争的主力，他是事变的真正主角，而孟庭伦则居于次要地位，他俩是武威当地的胡汉势力的领袖。

第六，事变镇压者的名字，前述两《唐书》有崔称、崔偁两种写法，司马光沿用《旧唐书》的写法作崔称，值得注意的是其具体官名为支度判官，较之两《唐书》中的判官或河西判官的表述更加精准。此外，《资治通鉴》还提到中使刘日新，是唐肃宗派遣的监军宦官{3}。从两《唐书》仅记崔称（偁）及《资治通鉴》所记崔称、刘日新的位序看，崔称（偁）在平定安门物事变中起到了关键性的主导作用，而劉日新的地位次之。

第七，崔、刘二人率军经过17天奋战，平定了安门物事变。针对“旬有七日”一语，吴玉贵指出“九姓起兵在正月丙寅，二月戊子已在后二十三日，与《通鉴》‘旬有七日不合;且平定九姓主将为支度判官崔称与中使刘日新。《德宗纪》必有错简”[6]330注[66]{4}。这段话颇有问题：一是“《德宗纪》”当为“《肃宗纪》”之讹;二是二月戊子为齐庄“破贼”之日，并非指平定安门物事变，吴氏没有提到《新唐书》所记二月壬寅崔偁克武威郡之事，而是从正月丙寅安门物起兵算起，至二月戊子齐庄“破贼”止。无论是算到二月戊子抑或壬寅，时间都超过了17天。实际上，从二月壬寅克武威郡往前逆推17天，为二月乙酉，如后所论，这一天可能是唐肃宗任命崔偁为河西支度判官统军出征的日子。

二 《周晓墓志铭》所记安门物事变的细节

西安出土了唐河西节度使周佖之母高氏、子周晓的墓志，记录了安门物事变的相关情况，尤其是后者提供了变乱过程中的具体细节。

《唐周晓墓志铭》云：

先考佖，河西节度使、开府仪同三司、鸿胪卿、兼御史大夫、上柱国、真阳县开国男、赠凉州都督。公即凉州府君之第三子也……初，凉州府君之为节制也，公亦随侍河西……至德二年（757），五凉之间，九姓谋叛。州闾崩散，公府合围。贼众若林，我徒则寡。事起仓卒，计无从生。坐而待之，则以肉喂虎矣。公勇能致命，义欲安亲。壮发指冠，愤气凌敌。誓不苟免，挺身力战，彼应弦而毙者众矣。于是凶党太（大）骇，更为诡谋。诈欲归降，请公为质。初谓不信，刺血以盟。公以其必诚，乃随之而往。岂图丑虏之约，素不由衷。盟且莫从，质又奚取？竟以其年正月十九日为胡贼所害，春秋一十有七。[15]

墓志记载周晓家族的五代世系，其中曾祖父周行謇为坊、成二州刺史及卫尉卿，祖父周以悌为宕、岷二州刺史及四镇经略使，父周佖为河西节度使，长兄周晧为光禄卿，次兄周昉为守太子仆。关于周佖的名字，从墓志拓片可以看到“佖”字十分清晰。另外，西安还出土了周佖的女儿（陈允众夫人）、孙女（尼惠因）的墓志，也都清楚地记载周佖之名[6][15]62{5}。墓志为当时人所写，尤其是尼惠因的墓志由其父周晧亲撰，周晧断不会将其父周佖的名字写错，故上引两《唐书》作周佖是正确的，而《资治通鉴》及《肃宗实录》作周泌，以及《唐历》作周秘则误[7]6979。

周佖出任河西节度使的时间，《旧唐书·肃宗纪》与《资治通鉴》记载有异，前者记天宝十五载（756）七月辛酉，太子李亨至灵武，两天后（甲子）即皇帝位，是为唐肃宗，同时任命了一批新政府班子的成员：

以朔方度支（支度）副使{1}、大理司直杜鸿渐为兵部郎中，朔方节度判官崔漪为吏部郎中，并知中书舍人。以御史中丞裴冕为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河西兵马使周佖为河西节度使，陇右兵马使彭元晖为陇右节度使，前蒲州刺史吕崇贲为关内节度使、兼顺化郡太守。以陈仓县令薛景仙为扶风太守，以陇右节度使郭英乂为天水郡太守。[1]243

从上列官员的任职地域可知，唐肃宗当时能够控制的势力范围主要是朔方、河西、陇右、关内四个藩镇。河西道作为肃宗灵武政权的大后方，又是与安禄山同族的入华粟特胡人的聚居区，能否保持稳定十分关键。周佖原为河西兵马使，对河西的情况比较熟悉，肃宗上台伊始任命他为节度使，自然是希望他能负起重任，以免除灵武政权的后顾之忧。

不过，《资治通鉴》卷218至德元载（756）六月条则云：

上乃以河西兵马使周泌为河西节度使，陇右兵马使彭元耀为陇右节度使，与都护思结进明等俱之镇，招其部落。[7]6979

首先，周佖从河西兵马使升任河西节度使的时间为六月，这与上述《旧唐书》所记七月甲子的任命时间有异。其次，六月李亨尚未即位、改元，且从上下文的文义可知，这里的“上”是指唐玄宗，而非唐肃宗。关于这一点，连司马光都产生了困惑，《资治通鉴考异》曰：“《肃宗实录》：‘即位之日，以泌为河西﹑耀为陇右节度使。或者玄宗已命以二镇，二人至灵武见肃宗，又加新命乎？”[7]6979当时安禄山兵锋甚锐，势如破竹，唐军连吃败仗，玄宗“斩封常清、高仙芝于潼关，以哥舒翰为太子先锋兵马元帅，领河、陇兵募守潼关以拒之”[1]230。作为河西军队的重要将领，河西兵马使周佖当随节度使哥舒翰东出潼关，抗御安禄山军队。哥舒翰兵败以后，唐玄宗任命王思礼为河西、陇右节度使，令其赴镇，但思礼行至平凉，听闻河西群胡作乱，遂返回玄宗行在;在此情况下，玄宗只好从河西军将中提拔周佖为河西节度使，率领残部回武威。七月甲子唐肃宗即位后，诸事草创，只是再次确认了玄宗对周、彭二人的节度使任命而已，同时也是肃宗对河、陇地域的控制权的强调和重申。

756年夏，周佖升任为河西节度使，其幼子周晓年仅16岁，也随侍在武威，即墓志所记“初，凉州府君之为节制也，公亦随侍河西”。半年以后，亦即至德二载（757）正月壬寅发生了安门物事变。墓志记载周晓“义欲安亲”，说明在他作为人质及被杀之时，其父周佖尚在人世。所言“五凉之间，九姓谋叛”，前句似说变乱波及整个五凉河西地區，而不只在武威一郡;后句提到九姓，是说变乱的主体是以安门物为首的粟特九姓胡人，而河西兵马使孟庭伦显然居于次要地位。安门物、孟庭伦聚众六万，合围进攻节度使府。河西节度使周佖寡不敌众，又计无所施;其子周晓挺身力战，顽强抵抗。后来双方进行谈判，歃血为盟，当时安门物诈言欲降，但要求以节度使幼子周晓作为人质。正月十九日，安门物将周晓杀害。查《二十史朔闰表》，推算出十九日为戊辰，上距丙寅事变爆发仅仅两天。

关于周佖被杀，除了前引史籍及周晓墓志外，《唐周以悌夫人高氏墓志铭并序》也提到“凉州寻为猾寇所害”[17]。周以悌、高氏为周佖之父母，“凉州”即为周晓墓志中的“凉州府君”，指驻节于凉州武威的河西节度使周佖;“滑寇”是对安门物等人的蔑称。墓志记载高氏死后，“天宝九年（750），从安西延柩至临洮军权殡。令子故河西节度、御史大夫、赠凉州都督”。周以悌在景龙年间（707—710）出任四镇经略使[7]6625，高氏当是随夫前往四镇，卒于西域，其灵柩直到750年才运至临洮军，临洮军设在陇右节度使驻地鄯州（西平郡）{2}，周佖当时正在陇右节度使府担任押衙[1]3312，后来相继升任为河西兵马使、节度使，最后在安门物事变中被杀。

三 从《大唐河西平胡圣德颂并序》

看安门物事变

安门物事变平定以后，杨炎撰写了一篇《大唐河西平胡圣德颂并序》（以下简称为“《圣德颂》”），称颂唐肃宗派遣太仆崔偁、内常侍刘日新率军平定变乱，内容丰富，描述细致，提供了极具价值的信息。此颂在《文苑英华》[13]4076-4077、《唐文粹》[18]、《全唐文》[19]中均有收录{1}，文字略有不同。兹以《文苑英华》为底本并参校其他诸本，引录于下：

《大唐河西平胡{2}圣德颂并序》

杨炎{3}

维唐至德二年（757）春正月，武威郡胡洎九蕃夷落，内伺师旅之间，外合狼豕之凶。据金城，害州伯。蛇变交戟之下，炎焚大泽之中。二月乙丑，皇帝以五命之服，诏太仆崔偁，总中权，专上将。誓军前之士，却城下之盟。又命内常侍刘日新，振鼓铎之音，护羌戎{4}之长。林竦猬合，会于东郊。粤庚午，高牙大旆，铁{5}马长铩，喷以清笳，阵以云蛇。位{6}列于四冲，蓬头执戟，鼓以灵鼍，进{7}于达{8}路。悍犷猤，虎裘猿臂，北陵于土门之队;钩车云梯，强弩坚楯，齐传{9}于西烽之亭。于是引熊虎之师，仗{10}龙蛇之剑。矛戟四起，烟尘火色;金鼓一振，天地徘徊。血乱玄{11}黄，声嚣瓦屋。是风云皆入阵，彼草木尽为兵。日月垂照于穷乡，皇灵赫临于天外。名王贵马，大玉文贝{12}，素女锦衣，百金之产，万井之资，皆委于入贡之府，布于有地之宫。是时也，千人踊{13}，万人贺。美太阶之符见，颂偃伯之议{14}兴。特进、金城太守李万顷洎五邑长吏、军正{15}大夫等言曰：“盖闻王命先天以奉时，贤臣{16}合统以偕运。靡垂{17}乎帝箓，不能拨乱;罔应乎间气，不得遭逢。故大人之作，必先靖难。以摧凶取暴为治{18}国，以任贤仗{19}能为建功。磅礴乎茅茨{20}之下，葳蕤乎玄{21}古之上。使{22}轩辕得之，以胜蚩尤;大夏得之，以胜有扈;西伯得之，去殷代{23}崇;我太宗得之，奄有辽海;上皇得之，克平巨猾;陛下得之，再清宇宙，扫荡氛孽{1}。允若大唐之新命，复高祖之天下。臣等恭惟六圣腾光，百有五十祀。周贲海宇{2}，铺敷{3}菌蠢。丹穴之赆，孤竹之君。金罽括{4}羽，委命下吏。陛下建大号，缵鸿业。归勋祖祢，昭事圣皇。是必天锡忠良，佐成命器之{5}臣，所应皇运之统，伏崇、羽之凶。太康西人，永永来裔”。愿篆石志美，以为颂云：

诏虎{6}臣兮殪{7}天弧{8}，载火旗{9}兮耀昆吾，霁尘垒兮被戎都。

这篇《圣德颂》的作者为名臣杨炎，《旧唐书》卷118《杨炎传》记其“释褐，辟河西节度掌书记……节度使吕崇贲爱其才”。据郁贤皓考证，吕崇贲出任河西节度的时间在上元元年至广德元年（760—763）[20]。节度掌书记专掌藩镇文翰，为军中之喉舌，此颂当是杨炎在河西节度掌书记任上撰写的。换言之，颂文的撰写时间距离757年初发生安门物事变起码已有三年。

对比上引两《唐书》、《资治通鉴》及《唐周晓墓志》，这篇《圣德颂》可以补充许多重要的内容与细节，特别是安门物事变波及的范围与具体的阶段更为明确：

第一，关于事变的发起者，两《唐书》所记各异，《资治通鉴》作了折中叙述，《唐周晓墓志铭》记作“九姓”“胡贼”，而《圣德颂》记作“武威郡胡洎九蕃夷落”。“武威郡胡”系指以武威郡九姓商胡安门物为首的粟特九姓胡人，“九蕃夷落”指武威郡境内的突厥、铁勒九姓诸部族。据《新唐书》卷43下《地理志七》记载，唐代凉州（武威郡）境内设立皋兰州、兴昔都督府，以安置突厥部族;设立蹛林州、金水州、贺兰州、卢山都督府，以安置铁勒回纥、思结部或其别部。《旧唐书》卷40《地理志三》记载凉州境内的这些羁縻府、州，除突厥外，皆为铁勒“契苾、思结等部，寄在凉州界内，共有户五千四十八，口一万七千二百一十二”。同书卷103《王君■传》亦云：“初，凉州界有回纥、契苾、思结、浑四部落，代为酋长”。安门物联合的“九蕃夷落”就是这些突厥及铁勒回纥、契苾、思结、浑等部族，亦即颂文中蔑称的“外合狼豕之凶”，而“内伺师旅之间”则指安门物拉拢河西兵马使孟庭伦率领的军队。由此可以看出，这场事变的真正发动者是以安门物为首的武威郡粟特胡人，同时联合突厥、铁勒诸族和孟庭伦所率军队，是一场多方势力与胡汉联合的反唐斗争。荣新江指出，“这次叛乱是由一个粟特商胡首领为首的，似乎更值得我们深思”[21];而“九蕃夷落”增添了变乱者族群身份的复杂性，以及当地汉族豪族孟庭伦的军界力量，当然这也更加符合当时武威地区的实际情势。

第二，关于镇压者的名字，颂文除崔偁、刘日新外还提到金城太守李万顷及五邑长吏、军正大夫。崔偁的写法与《新唐书》同，而与《旧唐书》、《资治通鉴》所记崔称相异，颇疑崔偁为佳{10};其官名为太仆，实际上是以太仆卿的身份出任河西支度判官，頌文对于崔偁所任判官的具体使府提供了准确的信息，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至德二载（757）二月乙丑，唐肃宗诏命崔偁“总中权，专上将”，作为最高统帅率军前往河西进行镇压;内常侍刘日新不是与崔偁同时前往，而是后来增援的。两人所率的军队在武威东郊会师，并在庚午这一天发动总攻。这表明，崔偁原本不在武威城中，而是朝廷的太仆卿，被派任为河西支度判官，率军前往镇压，这也与《新唐书》所记“崔偁克武威郡”相合。刘日新在《资治通鉴》中仅曰中使，颂文则具体写作内常侍，官居正五品下，在内侍省中地位仅次于长官内侍[22]。司马光将崔、刘二人放在一起叙述，容易使人误以为他俩是唐肃宗同时派往武威的，但从颂文可知实际上是分批前往，于此也可看出这场事变的多阶段性与复杂性。值得注意的是，颂文还提到金城太守李万顷及五邑长吏、军正大夫等人，五邑长吏与金城太守相并列，似应不是指武威郡所辖之五县，而是河西节度使辖下的武威、张掖、酒泉、晋昌、敦煌五郡，这也与前引周晓墓志中的“五凉之间”指整个河西走廊相一致。

第三，颂文记载安门物等人起事后，“据金城，害州伯”。这里的“金城”有两种可能性：一是喻指武威郡，言其城池有金汤之固，所害州伯为河西节度使周佖;二是实指金城郡，从后文提到金城太守李万顷来看，此处被害州伯即金城太守为李万顷之前任。据郁贤皓考证，王思礼任金城太守在天宝十四载（755），李万顷在至德二载（757）[20]432-433。在这二人之间，至少还缺一位金城太守。安门物事变初期被害的金城太守究竟是谁，因史料阙如不得而知，但从两位金城太守及五邑长吏可知，这场事变不只局限于武威一郡，而且波及金城郡与武威、张掖、酒泉、晋昌、敦煌等河西五郡。

第四，最令人头疼的是《圣德颂》中的干支日期，均与实际日期对不上号。首先是二月乙丑，唐肃宗诏命太仆卿崔偁为河西支度判官，统军前往河西镇压，问题是二月并无乙丑日。前引《新唐书·肃宗纪》记载二月壬寅克武威郡、诛孟庭伦，《资治通鉴》又记“旬有七日”讨平变乱。从壬寅日往前逆推17天，为乙酉日。因此，颇疑“乙丑”为“乙酉”之讹，亦即二月七日，此时距离正月丙寅（十七日）安門物事变爆发已有20天。易言之，安门物等人在正月丙寅起事后，在20天的时间里势力发展很快，迅速壮大到六万人，攻占了武威城中的五座小城，杀死河西节度使周佖，唐军残部只得退守剩下的两座小城;二月乙酉，崔偁率军前往河西，在抵达武威城郊后，安门物希望与其订立城下之盟，但遭到崔偁的拒绝。其次，颂文提到的另一个日期，即二月庚午，崔偁、刘日新率领城外唐军发动总攻，使用钩车、云梯等攻城战具，与城中两座小城的唐朝守军内外合击{1}，进攻安门物等人所占的五座小城。然而，二月亦无庚午日。考虑到壬寅日（二十四日）最终平定变乱，颇疑“庚午”为“庚子”之讹，亦即二月二十二日，在壬寅前两天。易言之，唐军经过两天的激烈战斗，终于在壬寅日攻克武威郡，夺得名王贵马、大玉文贝、素女锦衣等物。

四 杜甫诗歌所见756年秋武威的群胡变乱——兼说太子李亨舍

河西、赴灵武的原因

至德二载（757）二月壬寅，历时37天、聚众六万人、攻占了武威城中五座小城、杀死河西节度使周佖和金城太守的安门物事变，在城外唐军、城内两小城守军的内外夹击下，经过两天的激战，终于被镇压下去了。然而在接下来的几个月内，经受战火洗礼的河西诸郡并不平靖，加上长达半年多的地震{2}，以及当时京城长安尚未收复，唐肃宗可能没有及时任命新的河西节度使{3}。直到五月，才“以武部侍郎杜鸿渐为河西节度使”[1]246。

需要注意的是，在杜鸿渐被任命为河西节度使以后，杜甫撰写了一首诗《送长孙九侍御赴武威判官》，提到武威群胡造反之事：

骢马新凿蹄，银鞍被来好。

绣衣黄白郎，骑向交河道。

问君适万里，取别何草草。

天子忧凉州，严程到须早。

去秋群胡反，不得无电扫。

此行收遗甿，风俗方再造。

族父领元戎，名声国中老。

夺我同官良，飘摇按城堡。

使我不能餐，令我恶怀抱。

若人才思阔，溟涨浸绝岛。

尊前失诗流，塞上得国宝。

皇天悲送远，云雨白浩浩。

东郊尚烽火，朝野色枯槁。

西极柱亦倾，如何正穹昊。[14]2272

“族父领元戎”之下注曰：“时杜鸿渐为河西节度使”，可证此诗撰于至德二载（757）五月鸿渐赴任河西以后。他是拥立唐肃宗的头等功臣，被派任为河西节度使，足见唐廷对河西的重视。为了给杜鸿渐配备得力的佐官，唐肃宗选调了一批朝官为河西节度使府的僚佐，其中御史台官员长孙九为判官、校书郎杜亚为从事[1]3692[2]5207。杜甫《送从弟亚赴河西判官》{1}亦曰：“西极最疮痍，连山暗烽燧。帝曰大布衣，藉卿佐元帅……须存武威郡，为画长久利。”[14]2273安门物事变发生在至德二载（757）春，而杜甫诗中却言“去秋群胡反”，“去秋”当指756年秋，而不可能是757年或以后的秋天。长孙九赴武威的目的，杜甫说得很明白，是为了收集遗甿、再造风俗，即为安门物事变处理善后事宜。由此可见，在安门物事变爆发前一年的秋天，武威群胡已经起来反抗唐朝了。

那么，756年秋武威群胡何以会起来反抗唐朝呢？当时的河西形势究竟如何？众所周知，该年六月，哥舒翰兵败于灵宝西原，投降安禄山;唐朝君臣仓皇离京出逃，马嵬驿之变杀死宰相杨国忠、杨贵妃以后：

凌晨将发，六军将士曰：“国忠反叛，不可更往蜀川，请之河、陇。”或言灵武、太原，或云还京，议者不一。[1]3276

杨国忠原领剑南节度使，蜀川为其势力控制地，六军将士诛杨之后，自然不愿前往蜀川。逃难在外的唐朝君臣何去何从，议论纷纷，或言灵武，或去太原，或回驾京城，或继续前往蜀川。从《幸蜀记》的记载可知，这些言论均出自玄宗身边的宦官们，当然也有宦官主张前往河、陇{2}，很显然河、陇成了六军将士的首选去处。最后，唐玄宗听从宦官高力士的意见，选择入蜀，而太子李亨则与玄宗分道扬镳，向西北行进。当时，李亨之子建宁王李倓劝道：

殿下宜购募豪杰，暂往河西，收拾戎马，点集防边将卒，不下十万人。[1]3348

李倓主张前往河西的建议也得到了广平王李俶（即后来的唐代宗）的赞成[1]3384，《新唐书》卷82《十一宗诸子·承天皇帝李倓传》在类似的话语之后甚至有“于是议定”四字，可见前往河西武威是太子李亨集团讨论后的共同决策，甚至连安史军队也都清楚李亨前往河西的意图：“时贼据长安，知上治兵河西”[1]241。

然而，李亨一行在六月辛丑（十九日）到达平凉郡后，形势却发生了变化，以至于“上在平凉，数日之间未知所适”[1]241。《资治通鉴》卷218至德元载（756）六月条亦云：

太子既留，莫知所适。广平王俶曰：“日渐晏，此不可驻，众欲何之？”皆莫对。建宁王倓曰：“殿下昔尝为朔方节度大使，将吏岁时致启，倓略识其姓名。今河西、陇右之众皆败降贼，父兄子弟多在贼中，或生异图。朔方道近，士马全盛，裴冕衣冠名族，必无贰心（胡三省注：时裴冕为河西行军司马）。贼入长安方虏掠，未暇徇地，乘此速往就之，徐图大举，此上策也。”众皆曰：“善！”[7]6977

李倓原来主张“暂往河西”，但到平凉以后，态度却发生了转变，建议不去河西，改道朔方（灵武），这显然是受到当时河西形势变化的影响，其原因是哥舒翰灵宝之败导致了河、陇军民的异动。值得注意的是，李倓劝说改道朔方时提到了裴冕，但当时裴冕为河西行军司马，“知河西留后，在武威”[1]5105。《旧唐书》卷113《裴冕传》云：

是时，冕为河西行军司马，授御史中丞，诏赴朝廷。遇太子于平凉，具陈事势，劝之朔方，亟入灵武。[1]3353

裴冕为河西行军司马，与朔方本来无甚关联，但受诏东归，在平凉遇到太子李亨，所谓“具陈事势”应当主要是陈说当时河西发生的事情及时势，也劝说李亨前往朔方。裴冕对河西情势十分熟悉，却未劝原本想去河西的李亨西行武威，而是北上灵武，自然是因為河西形势突变所致。

舍河西而去灵武，实际上在裴冕来到平凉以前，李亨一行就已对河西的形势变化有所风闻。《新唐书》卷126《杜暹附族子鸿渐传》云：

禄山乱，皇太子按军平凉，未知所适，议出萧关，趣丰安。

正因为李亨一行已经知晓河西形势发生变化，所以才会在平凉犹豫不决，未知所适，最后商议决定北出萧关，渡过黄河前往丰安。丰安军位于灵武郡西，在黄河外180余里[12]92。传文接着记述，朔方支度副使杜鸿渐等人商议奉迎李亨北上灵武，“使（李）涵诣平凉见太子，太子大悦。会裴冕至自河西，亦劝之朔方”。由于杜鸿渐、李涵之邀与裴冕之劝，李亨一行在七月辛酉（九日）抵达灵武。

回过头来看，哥舒翰六月兵败降敌以后，其部将王思礼被唐玄宗任命“为河西﹑陇右节度使，即令赴镇”，但是：

王思礼至平凉，闻河西诸胡乱，还，诣行在。初，河西诸胡部落闻其都护皆从哥舒翰没于潼关，故争自立，相攻击;而都护实从翰在北岸，不死，又不与火拔归仁俱降贼。上乃以河西兵马使周泌为河西节度使，陇右兵马使彭元耀为陇右节度使，与都护思结进明等俱之镇，招其部落。以思礼为行在都知兵马使。[7]6979

王思礼到平凉的时间，司马光系于六月壬寅（二十日）之后[7]6979。当时，河西诸胡听到哥舒翰兵败的消息，发生争乱。王思礼是哥舒翰的老部下，连他都无法前往河西赴任，只走到平凉就抽身返回，可见当时河西形势之混乱，已经到了十分严峻的地步。而在壬寅前一天，亦即辛丑（十九日）李亨一行抵达平凉，自然也就“莫知所适”了，原因就是河西诸胡发生变乱，河西武威显然已经不宜再作为立足的根据地。

如果说六月河西诸胡还只是处在内部争斗的话，那么到了七月，又进一步受到安禄山部将高嵩的招诱：

安禄山遣其将高嵩以敕书、缯彩诱河、陇将士，大震关使郭英乂擒斩之。[7]6986

当时长安已为安禄山的军队攻陷，高嵩持安禄山的敕书﹑缯彩招诱河﹑陇将士，意图与河、陇军队联合夹攻逃亡途中的唐朝君臣，尤其是对于在灵武刚即位的唐肃宗来说，可谓腹背受敌，威胁巨大。高嵩的这一招诱举动虽然遭到郭英乂的打击{1}，但是在河西地区，原本已经出现的“河西诸胡乱”则更趋恶化，甚至酿成了杜甫诗中所说的“去秋群胡反”，七月为秋季首月;诗中末句“东郊尚烽火，朝野色枯槁。西极柱亦倾，如何正穹昊”，说的正是东面的安禄山之乱与西面的河西群胡之乱，尤其是用西极柱倾来形容后者，足见武威群胡变乱的严重性。《唐薛坦墓志铭并序》记载这场发生在756年秋天武威的群胡变乱：

至德（756—758）初，河西节度使周贲辟公以戎掾，咨谋军事，累至凉州司马。群胡作难，伐叛有功，诏授左卫中郎将、赤水军副使。[15]44

至德初，薛坦被河西节度使周贲辟署入幕，从“以戎掾，咨谋军事”来看，似乎是担任节度参谋，掌“参议谋画”[23]，后来升至凉州司马。然而上文说，天宝十五载（756）六月，唐玄宗任命周佖为河西节度使;七月甲子，太子李亨在灵武即皇帝位，改元至德，重申了对河西节度使周佖的任命。唐肃宗改元至德在756年的年中，颇疑薛坦墓志中的“至德初”实际上是指当年（亦即天宝十五年）的年初，当时周贲为河西节度使{2}。墓志所记“群胡作难”，当即天宝十五载（756）六月发生的河西诸胡之乱，周贲很可能死于此难，或者调离河西，所以唐玄宗任命王思礼为河西节度使，但他行至平凉后被迫返回;河西行军司马裴冕也离开武威，东至平凉，劝说李亨北上灵武;玄宗又以河西兵马使周佖为河西节度使，七月得到肃宗的认可。就在七月，武威群胡在安禄山部将高嵩的招诱下，变乱愈演愈烈，最后为凉州司马薛坦所镇压，武威群胡之乱暂时告一段落。薛坦因立此功而升为左卫中郎将、赤水军副使。

五 结 论

综合以上传世史籍、诗文与出土墓志等诸种史料及相关考辨，可以将安门物事变及前一年的武威群胡变乱的整个过程梳理如下：

第一，安门物事变的源头始于天宝十五载（756）六月的河西诸胡之乱，起因是原陇右、河西节度使哥舒翰兵败于灵宝西原，河、陇将士阵亡者多，消息传到河西后，引发武威群胡变乱，河西节度使周贲可能死于此难，或者调离河西，新任命的河西节度使王思礼行至平凉后，见形势不对，不得不中途退还;而原本打算去河西的太子李亨一行鉴于此种形势，加上河西行军司马裴冕的劝说以及朔方支度副使杜鸿渐的迎请，遂改道北上，前往灵武。此即《资治通鉴》所记“河西诸胡乱”。

第二，至德元载（756）秋七月，武威群胡在安禄山部将高嵩的招诱下，发生了更大规模的变乱。凉州司马薛坦因镇压有功，升任为左卫中郎将、赤水军副使。此即杜甫诗中所言“去秋群胡反”与《唐薛坦墓志铭并序》所记“群胡作难”。这场将近两个月的武威群胡之乱，可以说是翌年初安门物事变的先声。

第三，至德二载（757）正月丙寅（十七日），武威郡九姓商胡安门物拉拢河西兵马使孟庭伦，联合突厥、铁勒各部族，聚众六万人，再次掀起一场轰轰烈烈的反唐斗争。这场变乱爆发伊始，杀死金城太守，合围河西节度使府。经过两天的战斗及结盟诈降，河西节度使周佖的幼子周晓作为人质，于正月十九日被杀，而周佖也未能幸免于难。武威大城中的五座小城为安门物等所攻占，剩下两座小城的唐军仍在苦苦坚守。

第四，二月乙酉（七日），唐肃宗诏命太仆卿崔偁为河西支度判官，统兵讨伐安门物，崔偁拒绝与之订立城下之盟;继崔偁之后，唐廷又继续派遣内常侍刘日新率军增援，在武威东郊与崔偁军队相会师。两天后，亦即戊子（九日）或稍后，武威郡九姓齐庄击破“贼众”5000多人。

第五，二月庚子（二十二日），崔偁、刘日新、金城太守李万顷及五邑长吏、军正大夫等率领城外唐军与城中两座小城的守军内外合击，发动总攻。经过两天的激烈战斗，于壬寅（二十四日）攻克武威郡，诛杀孟庭伦，最终镇压了安门物事变。

第六，安门物事变平定后，河西仍不平靖，直到五月，唐肃宗才任命杜鸿渐为河西节度使，以长孙九、杜亚为僚佐，处理安门物事变的善后事宜。

第七，上元元年（760），吕崇贲出任河西节度使，在他任内掌书记杨炎撰写《大唐河西平胡圣德颂并序》，此时距离安门物事变至少已有三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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