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中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进展、挑战与努力方向
〔提 要〕进入新时代，中国为完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解决全球经济治理难题作出了诸多贡献。中国之所以能够将强大的经济实力成功转化为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突出成就，关键在于顺应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变革的现实需求，以强大的决胜力、感召力，强化内外政策的联动、汇集各方伙伴、凝聚各方力量。但中国要在全球经济治理舞台扮演更加积极的角色，还面临着现行治理体系主导国的牵制、日益严峻的逆全球化趋势以及新兴领域治理难以达成共识等现实挑战。未来，中国需要在准确把脉全球经济治理的特点与发展逻辑的基础上，保持战略定力，积极应对新环境与新变化，按照“十四五”规划的目标和要求，更好地推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
〔关 键 词〕全球经济治理、全球治理、经济外交
〔作者简介〕张雪，苏州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讲师
〔中图分类号〕F1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2 8832（2022）2期0070-15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实现了从游离者、跟随者到参与者、塑造者的身份转变。随着全球治理体系进入加速变革的关键期，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既是立足新发展阶段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中国担当大国责任的题中应有之义。总结分析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重要成就和经验，准确研判当前面临的困难与挑战，将有助于中国未来在全球经济治理中更好地发挥作用。
一、新时代中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主要成就
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总揽全局、科学决策，准确把脉当今世界经济的发展规律，积极推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改革与完善。
（一）为完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贡献中国方案
中国遵循问题导向、需求导向、趋势导向的规律，不断在多边场合提出独创性的倡议和主张，全面阐释了参与和完善全球经济治理的中国方案。
一是倡导合作共赢，维护经济全球化大局。习近平强调，当今世界，各国经济融合是大趋势。各国应坚持协同联动，坚定不移发展开放型世界经济，在开放中分享机会和利益、实现互利共赢。中国始终旗帜鲜明地反对各种形式的保护主义，坚定不移地维护多边体制的权威地位，在积极推动世界贸易组织（WTO）多边贸易谈判的同时，并行推进区域和双边贸易协定谈判，将“实行高水平对外开放”作为新时代对外开放的主基调、主旋律，将21个自由贸易试验区、海南自由贸易港等作为新时代对外开放的新高地，并通过举办“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等一系列重大举措，主动向世界开放中国市场，为各国共享中国发展红利搭建新平台。
二是将“包容性增长”“发展治理”引入全球经济治理的主流视野。在中国的倡导下，二十国集团（G20）杭州峰会提出的《G20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行动计划》首次将发展议题置于全球宏观政策协调的突出位置。在“世界经济论坛2017年年会”上，中国向世界诠释了推动全球经济包容性增长的主张，倡导坚持公平包容，让发展更加平衡，发展的机会更加均等，发展的成果人人共享，打造富有活力的增长模式、开放共赢的合作模式、公正合理的治理模式、平衡普惠的发展模式。此外，中国发起的“最不发达国家及加入WTO中国项目”、《G20支持非洲最不发达国家工业化倡议》、“全球基础社会互联互通联盟”倡议等，有力践行了“大家一起发展才是真发展，可持续发展才是好发展”的主张。
三是提出全球经济治理合作的新议题与新倡议。在倡导绿色可持续发展方面，中国首次把绿色金融列入G20议程，与28个国家共同发起“一带一路”绿色发展伙伴关系倡议，提出了“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的主张。在数字经济领域，中国发起了《G20数字经济发展与合作倡议》作为首个全球数字经济合作倡议，建设性参与联合国、G20、金砖国家、东盟地区论坛等多边平台的数据安全讨论，并发起了《全球数据安全倡议》。面对新冠肺炎疫情给全球经济带来的严重冲击，中国承诺与G20成员共同落实“暂缓最贫困国家债务偿付倡议”， 并向亚太经合组织捐资成立“应对疫情和经济复苏”子基金。2021年9月，习近平在第七十六届联合国大会上提出了“全球发展倡议”，主张坚持发展优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普惠包容、坚持创新驱动、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坚持行动导向，从而共同推动全球发展迈向平衡协调包容新阶段。
（二）为解决全球经济治理难题提供新的模式与路径
习近平强调，当前世界经济所面临的困境，根本原因在于经济领域全球增长动能不足、全球经济治理滞后、全球发展失衡三大突出矛盾没有得到有效解决。中国用自身的智慧和努力为解决全球经济治理的诸多问题提供了新模式与新路径。
全面落实“一带一路”合作倡议，为促进全球发展平衡提供高质量的公共产品。“一带一路”是中国首创和推动的全球治理创新机制。截至2022年2月，中国已与148个国家和32个国际组织签署了200多份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依托该倡议，中国扎实推进了雅万高铁、中老铁路、匈塞铁路、蒙内铁路、瓜达尔港、汉班托塔港等一大批基础设施项目，为欠发达国家和地区提供了融入全球化的新接口。“一带一路”倡议不仅提供了一个全新的全球化模式，也为促进共同发展探索新路子，符合世界上绝大部分国家谋求发展的共同愿望。
持续为南南合作、南北合作探索打造新的模式。例如，中国创造性地提出“第三方市場合作”模式，发布《第三方市场合作指南与案例》，通过中国企业与有关国家企业共同在第三方市场开展经济合作的方式，将中国的优势产能、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需求有效对接，共同推动第三国产业发展、基础设施水平提升与民生改善，从而实现“1+1+1>3”的“三赢”效果。中国提出并发展了“金砖+”模式，给更多发展中国家甚至不发达国家提供了通过金砖机制反映自身诉求的机会。中国还打造南南合作与发展学院、南南合作援助基金等国际公共产品，在50多个国家实施了100多个民生项目，为发展中国家源源不断地输送技术和高端人才。gzslib202204051143为全球经济治理改革与创新提供中国经验。中国在经济体制改革、基础设施建设、宏观政策调控、扶贫减贫、绿色金融等方面的成功实践，为世界各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解决发展问题提供了模式借鉴和新的思路。中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成功经验在于：始终坚持以发展中国家利益为出发点，始终坚持将国家利益与全球利益相结合，始终坚持对现有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补充而非颠覆，始终坚持循序渐进地实现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身份转换。
（三）积极参与并推动全球经济治理规则的重构与创新
全球经济治理的核心是规则治理。当前全球经济治理规则体系面临的两大问题在于，部分领域的国际规则已经落后，新兴领域的相应规则尚未形成。作为新一轮经济全球化的倡导者与推动者，中国秉持“小智治事，大智治制”的理念，以自己的方式参与全球经济治理规则的塑造。
主动对接国际经贸规则，推动全球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包括大幅度削减进口关税，将平均关税由加入WTO时期的15.3%降至当前的7.5%;持续放宽外资市场准入，颁布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投资法》，全面实施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创造更具吸引力的营商和创新环境;在WTO部长级会议期间倡导并推动形成《投资便利化联合声明》等。
积极与其他国家地区签署双边投资协定（BITs）、自由贸易协定（FTAs）、区域贸易和投资协定（RTIAs）、经济伙伴协定（EPAs）等。包括倡导制定全球第一个多边投资规则框架——《G20全球投资指导原则》，与金砖国家达成《金砖国家投资便利化合作纲要》，与东盟、澳大利亚、日本等签署《區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等。根据WTO统计，目前中国已经成为全球1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主要贸易伙伴，对外货物贸易进出口总额达到32.16万亿元人民币，占全球货物贸易进出口总额的10%以上。
此外，为应对世界经济发展的新需求，中国主动参与并推动新兴领域经济治理规则的制定。例如，在中国的努力下，RCEP的平台经济与电子商务规则部分，列出了鼓励缔约方通过电子方式改善贸易管理与程序的条款，表明中国成功在区域贸易协定（RTAs）中纳入了电子商务/数字贸易的规则。
（四）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机制的改革与创设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一直高度关切发展中国家在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等方面的困难，并致力于为包括发展中国家在内的所有治理主体打造更好、更公平的全球经济治理平台。
中国积极推动WTO、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等全球经济治理传统机构的“增量”改革。包括公开发布《中国关于WTO改革的立场文件》，坚定维护多边贸易体制公平、开放、非歧视等核心价值;针对WTO全体协商一致决策机制提出了务实的开放式诸边谈判机制;成功助推IMF超6%的份额以及世界银行中3.13%的投票权由发达国家转移至新兴市场国家与发展中国家;推动人民币加入特别提款权（SDR）国际储蓄货币篮子，大幅提升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货币金融体系中的话语权。
中国参与并主导部分新机制的构建，为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增添新层次。包括持续巩固G20作为包容性全球经济治理主平台的作用，推动G20从危机应对向长效治理机制转变;倡导设立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NDB）与应急储备安排，为新兴援助国开辟国际发展的新范式;建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有效缓解基础设施建设资金不足及融资困难问题，与现有多边开发银行形成互补。截至2022年3月3日，AIIB共批准168个项目，核准融资数额达336.3亿美元，创始成员国也由创立之初的57个扩容至覆盖亚洲、欧洲、非洲、北美洲、南美洲、大洋洲的105个。
二、取得成就的原因
中国之所以能够在复杂外部环境下为完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作出重要贡献，这既得益于中国经济实力的快速增长，同时也依靠先进治理理念的指导，从而使中国能够因势而谋，顺势而动，以强大的决胜力、感召力，抓住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变革的新机遇。
（一）中国经济实力的大幅提升是根本前提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经济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不断提升。基于国内外形势的发展变化，党中央把扩大内需作为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基本立足点，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充足的政策工具释放内需潜力、改善供求关系，推动新旧动能的转换，逐步形成了供需协同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局面。“十三五”时期，中国经济总量连续跨越多个重要关口，国内生产总值从2016年的74.6万亿元人民币增长至2020年的近101.6万亿元人民币，稳居世界第二，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高达30%。在“十四五”开局之年，面对复杂的外部环境，中国经济持续稳定恢复，呈现出稳中加固、稳中向好的趋势。在推动国内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同时，中国深度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成为世界第一大货物贸易国、第二大外资流入国、第一大外汇储备国。在世界经济遭遇新冠肺炎疫情巨大冲击的背景下，中国以超大规模市场优势与内需潜力稳住了外贸外资的基本盘，成为推动世界经济恢复和稳定增长的“稳定之锚”和“动力之源”。经济体量、发展影响的扩大使中国有充分的信心和实力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并发挥重要作用。
（二）内外政策联动是重要制度保障
经济实力能够成功转化为中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话语权，关键还在于中国能够凝聚互动合力，统筹并不断强化国内、国际政策规则的联动，为参与全球经济治理提供重要的制度保障。中国一方面不断通过宏观政策协调，放大内部经济对全球经济系统产生的正面外溢效应，减少负面外部影响;另一方面则积极与国际社会其他行为主体交流互鉴，努力解决在制度、政策、标准方面的不对称问题。“十三五”期间，中国以“构建全方位开放新格局”为目标，通过构建系统性的“边境”和“边境后”协同制度体系，进一步破除了全球经贸合作要素在境内优化配置的体制机制障碍。2018年党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要适应新形势、把握新特点，推动由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向规则等制度型开放转变。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了“实施高水平对外开放，开拓合作共赢新局面”的要求，并在“十四五”规划中进一步明确了建立“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战略部署，意味着中国将在现有基础上继续提升国内国际政策联动的能力和水平。这种国内国际政策联动为中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提供了制度上的保障，并有助于形成国内发展与国际协作的良性互动。gzslib202204051143（三）中国特色先进治理理念的有力指引
全球治理体制变革离不开理念的引领。在涉及全球经济治理及其未来走向问题上，各个治理主体在方案、方式上的不同，本质上反映的是治理理念的外化表达差异。中国之所以能够在全球经济治理领域汇集各方伙伴、凝聚各方力量，得益于中国特色的全球经济治理理念所具有的强大吸引力和竞争力。习近平主席在国内国际一系列重要场合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出了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以及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新型经济全球化理念，构成了中国特色全球经济治理理念的基本内核。人类命运共同体重要理念从全世界的和平与繁荣出发，呼吁世界各国各民族一道建设合作共赢、和谐共处的大家庭，展现出中国对世界大势的准确把握和对人类命运的深刻思考。以人类命运共同体重要理念为指导，中国坚持以平等、开放、合作、共享为基本价值取向，主张世界命运应该由各国共同掌握，国际规则应该由各国共同书写，全球事务应该由各国共同治理，发展成果应该由各国共同分享。在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过程中，奉行双赢、多赢、共赢的新理念，扔掉你输我赢、赢者通吃的旧思维，从而吸引越来越多的志同道合者，共同推动全球经济治理。特别是中国强调，全球经济治理应该以平等为基础，更好反映世界经济格局新现实，增加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代表权与发言权。这一呼吁有助于发展中国家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从而推动各国在全球经济合作中的权利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
（四）全球经济治理的系统性变革是客观需求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在多种力量的共同作用下，全球經济治理体系进入加速变革的关键期。世界经济格局“东升西降”的趋势愈发凸显，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群体性崛起，在国际贸易、投资中的比重大幅上升，并逐渐开始触及国际经济格局中的话语权分配问题。但当前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并不能充分反映国际力量对比变化，美国等发达经济体仍占据压倒性优势。与此同时，现行全球经济治理的主要机构长期偏重效率优先、增长优先，导致全球发展失衡问题不断加剧，而这一问题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深入推进下将更加严峻。中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的目标是推动全球经济治理规则更加适应国际力量对比的变化，在全球治理体系中为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争取更多代表权和发言权，进而夯实世界经济长期稳定发展的基础。中国的目标与全球发展潮流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诉求一致，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
三、中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现实挑战
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变，传统地缘政治回归，全球发展失衡加剧，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推进，经济民族主义在全球进一步蔓延。全球经济治理与世界经济形势变化的不适应、不对称前所未有，亟待改革和完善。随着国际形势的深刻复杂变化，中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面临新的问题和挑战。
（一）美西方国家对中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牵制
随着大国竞争日趋激烈，美西方国家不断加大对华防范遏制力度，在经济领域主要表现为利用贸易摩擦、供应链重构、高科技出口封锁等手段迟滞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同时利用新经贸规则钳制中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美西方国家利用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中的优势，构筑更高标准、更小范围的经济自由化安排，形成对中国的“规锁”， 包括在双边或多边平台制定有利于自己的新规则，在贸易协定中加入排他性条款，等等。例如，美国在与墨西哥、加拿大签署的《美墨加贸易协定》（USMCA）中规定了所谓“毒丸”条款，限制缔约方与“非市场经济国家”签署自贸协定。特朗普政府时期，美欧日举行了七次三方贸易部长会议，在国有企业、产业补贴、技术转让等涉华议题上达成广泛共识，以实现对等和公平竞争为由，打压和遏制中国经济发展。拜登政府上台后，致力于加强与欧日等盟友的协调与合作，共同推动新一轮国际经贸规则改革。2021年3月，七国集团（G7）举行了贸易部长级会议，启动了“贸易路线”计划（Trade Track），强调“世界领先的民主贸易国家”要加强合作。
拜登政府致力于拉拢盟友构建排华性民主科技联盟、全球供应链价值观联盟，这些联盟不但旨在经济上孤立打压中国，同时也会在相关领域的规则标准制定上限制中国优势的发挥，挤压中国的规则话语权。美国还针对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提出竞争性、替代性方案。例如，特朗普政府与日本、澳大利亚发起“蓝点网络”（Blue Dot Network）倡议，拜登政府提出“重建更美好世界”（Build Back Better World）倡议，酝酿推出“印太经济框架”，欧盟提出“全球门户”（Global Gateway）以及英国提出“清洁绿色倡议”（Clean Green Initiative），等等，都将与“一带一路”形成竞争之势。
（二）民粹主义裹挟下的逆全球化趋势日益严峻
近年来，反全球化思潮在全球范围内兴起。一方面，发达国家内部收入分配机制的固有缺陷、经济增长低迷以及严重的社会不公平问题给民粹主义、孤立主义制造了土壤，很多发达国家错误地将这些问题归咎于经济全球化，进而转向保护主义;另一方面，民粹主义政治势力在全球范围内明显抬头，使得逆全球化思潮被逐步付诸行动。新冠肺炎疫情客观上加速了“去全球化”进程，“隔离”而不是“互通”成为许多国家的基本选项，国际合作的脆弱性凸显，竞争面上升，经济民族主义在全球进一步蔓延。各国纷纷反思自己在全球化中的地位，政策内倾趋势更为明显，越来越多的国家把保障国内经济安全作为国家安全的重要目标，并普遍开始采取孤立和保守的对外经济政策。以2020年各国出台的贸易保护措施为例，根据全球贸易预警组织（Global Trade Alert）统计，G20国家共实施了1829项贸易保护政策干预措施。其中，美国等发达国家的贸易保护措施高达1140项，是“新兴十一国”（E11）的1.8倍。全球价值链的内卷化趋势明显，多边经贸秩序的脆弱性加剧，导致全球贸易投资自由化程度大幅下降。据统计，2020年全球外国直接投资（FDI）流量下降至1万亿美元，甚至比全球金融危机后2009年的数据低20%，其中发达经济体的FDI下滑高达58%，在67个经济体出台的152项涉及对外投资的政策中，限制性投资政策措施比2019年增加了1倍，占当年出台投资措施总数的41%，创下了历史纪录。gzslib202204051143在民粹主义的裹挟下，西方发达国家更加强调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俱乐部化”，狭隘地将多边主义解释为以西方价值观为基础的秩序。尤其是拜登上台以来，美国更加重视通过构筑意识形态阵营重建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有形与无形的边界，挤压中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中的定位和诉求。
（三）新兴经济领域治理难以达成共识
近年来，全球经济治理不断涌现新领域和新问题，但相应的治理规则更新、重构却十分滞后且难以达成共识。这主要是因为，新兴领域的规则制定往往伴随着治理主导权的竞争，这个过程既包括大国间的权力博弈及其所带来的利益重新分配，也包括参与国对制度的重新选择。这无疑增加了新兴领域治理的复杂性与难度，使任何改变现状的尝试都面临“制度惯性”和“路径依赖”等问题。以数字经济领域的治理为例，虽然数字经济正逐渐成为撬动全球经济增长的新杠杆，但目前以WTO为中心的全球贸易协定文本并没有正式触及全球数字贸易相关的问题，与数字贸易发展相匹配的国际监管环境也尚未形成。一方面，在以数据本地化和数字保护主义为特征的数据民族主义冲击下，中美为代表的大国在数字技术、跨境数据流动等方面展开了全面竞争。美国将中国的“数字丝绸之路”等倡议视为争夺其全球数字主导权的新威胁，并发起了“清洁网络计划”（Clean Network）等措施，试图切断中国市场与美国市场的联系，阻止中国企业获取数据等关键要素。另一方面，大国之间的阵营对峙与联盟重组也加剧了不同治理模式之间的博弈。目前，以企业为中心的美国模式、以国家为中心的中国模式以及以个人为中心的欧盟模式已经开始竞逐，全球数字经济治理也越发呈现俱乐部化趋势。此外，由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技术水平以及关键议题上的差异和分歧，新兴经济体在涉及某些关键议题时，会因发达国家的介入而难以统一立场，导致相关领域治理规则、机制的协调和更新难以达成共识。这些都对中国创设全球经济治理议题的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四、未来努力方向
作为全球经济治理体系中越来越重要的变量，中国需准确把脉全球经济治理的特点与发展，保持战略定力，积极应对新环境与新变化，秉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推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
（一）继续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夯实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物质基础
自身经济的稳定增长是中国不断向全球经济治理贡献力量的基石。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的经济已转向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发展基础更加坚实。继续发展具有多方面优势和条件，但也面临着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因此，中国必须高度重视并积极应对当前经济发展所面临的“速度换挡节点”“结构调整节点”“动力转换节点”，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首先，要继续坚持和完善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等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其次，要继续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创新驱动、高质量供给引领和创造新需求，建立扩大内需的有效制度，加快培育完整内需体系，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破除制约经济循环的制度障碍。最后，在疫情防控常态化的背景下，要继续探索并努力维持疫情防控和经济发展之间的平衡，在国内经济发展速度受到负面冲击的情况下，继续保持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并促进经济转型升级。
（二）持续扩大对外开放，构筑高标准自由贸易网络
作为全球化的受益者和坚定捍卫者，中国要继续支持和推进经济全球化进程，相信经济全球化是历史潮流，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和科技进步的必然结果。针对逆全球化不断加剧的情况，中国应坚定不移地扩大开放，构建更高水平的開放型经济新体制，推动共建“一带一路”的高质量发展，以更加积极主动的姿态走向世界。在开放中分享机会和利益，开拓合作共赢的新局面。与此同时，深化国内自由贸易试验区和自由贸易港改革，积极构建立足周边、辐射“一带一路”、面向全球的高标准自由贸易网络，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三）坚持维护和完善多边经济治理机制
尽管现行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已经出现了严重缺陷，变革势在必行，但这个过程并不是一个简单的新旧交替过程，而是一个新旧交错、新中有旧、旧中出新的过程。中国是现行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受益者，维护现有体系的稳定发展，减少全球挑战及其应对的不确定性是一个务实的选择。因此，中国需要根据自身的发展阶段和经济生产能力，以尽可能平稳、缓和的方式，循序渐进地推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变革。要继续坚定地维护多边贸易体制，进一步参与并为全球经济治理传统机制的改革贡献更多中国方案与智慧，坚决维护发展中成员的整体利益。也要继续努力提升全球经济治理新兴机制的功能，推动G20更好地发挥国际经济合作功能，进一步提升金砖国家合作机制的影响力。探索深化国际宏观政策沟通协调的新路径，并为打造更好的全球经济治理平台，推动建立全球经济治理新模式、新体系提供更多高质量的国际公共产品。
（四）凝聚全球经济治理共识，营造良好外部环境
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变革将不可避免地触及各个领域的利益分配格局，进而导致不同治理主体之间的分歧和竞争。为此，中国需要继续坚持求同存异，不断寻求各国利益与合作的“交集点”，扩大全球经济治理共识。首先，要秉持开放包容的态度，扩大与各治理主体达成共识或开展合作的领域，深化合作的程度，积极发展全球伙伴关系。其次，要以最大的理性和最优的策略判断并妥善处理好与现行全球经济治理体系主导国之间的分歧，推进大国协调合作。尤其是对于中美两国来说，双方在经贸关系上有很深的基础，未来也要继续在气候变化、公共卫生等方面努力加强合作。最后，要继续强化与发展中国家的团结合作，创造南南合作新动力，与更多发展中国家一起在全球经济治理舞台上形成共同声音，增强发展中国家的整体影响力。
【完稿日期：2022-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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