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龙：“跟着毛主席就是胜利”

“深知他是我们的正确领导者”

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贺龙和毛泽东几乎做过同样的事：开辟根据地，指挥反“围剿”作战，率部长征。他虽然没有见过毛泽东，但作为独立的一个军团总指挥，对毛泽东及其正确思想有着高度一致的认知。

毛泽东曾开辟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为中国革命树立了标杆。

贺龙学习毛泽东的思想，很重视根据地的开创和建设。他常说：“野鸡有个山头，白鹤有个滩头，一支红军没有根据地怎么行呢？”每到一处，贺龙就派人做群众工作，打土豪分田地，建立红色政权。他开创的湘鄂西革命根据地，是红军时期形成较早、规模较大、坚持时间较长的重要战略区。

红色根据地反“围剿”作战，一个重要的胜敌原则就是依托根据地人民与强敌进行游击战。

欧洲有人评价毛泽东的游击战说：“毛泽东在这个世界上人口最多、拥有五亿农民、农民倍受千年贫困的国家里，在静悄悄的、然而是心怀悲愤的、头顶斗笠在稻田奔忙的人们身上发现了主要的巨大的革命力量（这一革命是共产党领导的），而且把这种力量用于他天才地领导的游击斗争，这一斗争最终取得了排山倒海般的胜利。”贺龙是最早领会毛泽东游击战战术的将领之一。

在以洪湖为中心创建湘鄂西根据地时，贺龙主要是运用毛泽东“十六字诀”游击战术与强敌周旋。他指挥作战，从不死守一城一地，不是大踏步撤退轉移，就是迅猛进击，深入敌人心脏;在战斗中，他着眼于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集中优势兵力，抓住有利的地形和战机，在运动中各红军时期的贺龙将敌人各个击破。在全盛时期，湘鄂西根据地遍及53个县市，拥有2万多正规红军，控制570公里地带。

1930年7月，以李立三为首的临时中央提出组织全国武装起义和进攻中心城市、夺取全国政权的冒险计划，强令红二、六军团脱离根据地，配合红一、三军团进攻长沙。

在前委扩大会议上，贺龙、周逸群对这个冒险方针进行了坚决斗争。贺龙说：“湘鄂西的革命，还是要照着毛泽东同志在井冈山的样子去搞，深入发动群众，肃清根据地四周的反动武装，组织好赤卫队和农会，巩固扩大革命根据地。现在带领部队去配合一、三军团打长沙，不但根据地会丢了，而且部队会吃亏！”

贺龙对毛泽东的游击战情有独钟。但是，“左”倾路线执行者还是强令红二、六军团离开洪湖根据地南征。

9月，红二军团攻下监利，正准备渡江南下湖南，却得知毛泽东、彭德怀率领的红一、三军团已退出长沙。可是，中央代表仍然主张“占领岳州，直捣长沙，以激起红一、三军团之反攻”。10月，南下红军英勇战斗，连续攻克华容、官塘、石首、公安等地。11月，又相继解放石门、临澧，消灭敌人数千人。但是，沿途疲于行军打仗，城镇得而复失。当红二、六军团攻克临澧时，贺龙等人得到消息，说在毛泽东的说服劝阻下，红一、三军团已从长沙附近撤退了。贺龙立即召开干部会议，果断决定停止前进。中央代表却不同意率师北返，再次命令红二、六军团进攻津市和澧州。

正当红4师攻打津市、澧州时，湖南军阀何键纠集李觉、李国钧部18个团反扑过来。贺龙立即下令从城下撤出战斗。部队刚到杨林市时，李觉部就攻上来。战斗一打响，红军刚收编的苟司令部队突然叛变。这样，红二军立刻陷入腹背受敌的境地。

在两面作战中，红16师被打散，红17师被切断，战斗从上午八点一直打到下午三点，弹药快打完了，河上的木桥也被烧了。在浴血奋战中，不少人牺牲。在千钧一发的时刻，贺龙发威了，他亲自指挥手枪大队，奋力抵抗，掩护大部队撤了下来。最后，他举着驳壳枪，穿过炮火，扑通一声跃入湍急的河流里。

在一片枪声和呐喊声中，突然响起一个洪钟似的声音：“同志们，怕死不革命，革命不怕死。跟我来，扑过河去，消灭敌人！”

战士们立即跟着贺龙跃入水中，奋不顾身地向对岸敌人杀去。

结果，他们不仅打垮了正面之敌，还甩掉了追敌，迅速转移到40里外，摆脱了敌军的围堵和追击。

因为杨林市战斗失利，红二军团被迫离开洪湖地区。

后来，贺龙又三进洪湖，再次开创出湘鄂西根据地。他的经验就是“照着毛泽东同志在井冈山的样子去搞”。据跟随贺龙的谷志标回忆，期间曾发生一些事情，而贺龙对毛泽东路线的维护和信任丝毫未变。

内部肃反扩大化的错误还在继续发展。夏曦怀疑红二军团和湘鄂西的党，把广大党员看作“改组派”，于1933年春鹤峰毛坝的一次会上，擅自决定解散军中的党、团组织，取消了政治机关。贺龙同志质问夏曦：“共产党领导的军队，没有各级党组织行吗？‘支部建在连上，实践证明是成功的，中央也肯定过，为什么今天又反了呢？！……”

夏曦把桌子一拍，横蛮地说：“贺龙，你才入党几天，懂得多少马克思主义？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就要反对你们的右倾。”贺龙同志神情十分痛苦，但他大义凛然，毫无惧色，他“砰”的一声猛一击桌，站了起来，大声回道：“我贺龙文化不高，党龄不长。但自从周恩来同志介绍我入党以后，我反复学过《共产党宣言》，我坚信‘英特纳雄耐尔一定会实现。谁也休想阻挡得住！”到了这年秋天，才开始在红军中重新登记党员，恢复党的组织和政治机关。可是，就在三次“左”倾路线登峰造极的夏天，红六军创始人之一、令敌人闻风丧胆的军长段德昌同志，已牺牲于夏曦的屠刀之下。贺龙和同志们悲愤不已，他和同志们流着热泪，把在“左”倾路线下遭受迫害的几千个同志的名字，写在当时仅能在农民家里找到的黄表纸上，派“特别交通”送给井冈山的毛委员和周恩来同志，希望我们的红军、我们的革命能及时得到党的拯救！

由于执行了毛泽东的正确路线，贺龙领导的湘鄂根据地红旗招展，热气腾腾，成为中国革命的另一块“世外桃源”。

遵义会议精神传达后，任弼时、贺龙信心倍增。

不久，中央军委来电指示贺龙等人，要利用湘鄂敌人指挥不统一，集中优势兵力，选择敌人弱点，不失时机地在运动中将敌人各个击破。

这时，敌人依仗其优势兵力，突入根据地，攻陷大庸、永顺、桑植等空城。贺龙、任弼时等率领红军已事先转移，并准备北渡长江，到湖北兴山、秭归、远安等地创建根据地。4月5日，毛泽东又来电指示：目前你们那里胜利的可能还是存在的，仍应尽力在原有地区争取胜利。

在战斗中，贺龙也关心着毛泽东和他率领的红一方面军。顿星云后来回忆：

1935年10月，毛泽东同志率领中央红军到达陕北。消息传来，活跃在湘鄂川黔边区策应中央红军长征的红二、六军团，上下一片欢腾。贺龙总指挥向我们说：“这下子好了，揪着的心算是落了案。毛主席他们走出草地，到了陕北，好领导全国人民一致抗日。”接着，他兴奋地说：“我们也要开动两只脚，同党中央会合！”

贺龙同志信仰毛泽东同志，天天盼着见到毛泽东同志。

1935年11月，蒋介石动员100个团的兵力准备再次向湘鄂西“围剿”。19日，贺龙便率领红二、六军团，由桑植县出发，开始了长征，前去与毛泽东和党中央率领的红一方面军会合。

吕正操回忆：“贺龙同志常说：‘中国革命没有共产党是不行的，没有毛主席也是不行的。”

这是贺龙的真心话。

1936年6月，贺龙和任弼时率领的红二方面军长征到达甘孜，首先与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

在甘孜，朱德见到贺龙时，高兴地握着他的手说：“你们来了，我们一起北上，党中央在毛主席那里。”

将士们经过艰苦奋战后会合在一起，显得格外亲切。然而，在和朱德交谈时，贺龙却很惊讶：

在甘孜，我们见到了敬爱的朱德总司令和刘伯承总参谋长，才知道张国焘私立伪中央，妄图分裂红军的阴谋;也才知道在桑植收到的要红二、六军团仍然留在原有苏区附近的所谓中央来电，和在盘县收到的要我们沿红一方面军长征的路线渡金沙江去甘孜会合红四方面军的所谓中央指示，在中甸收到的要红二、六军团分两路去甘孜的所谓中央指示，都是张国焘发来的。张国焘利用职权，把持红军总部，长期隔绝党中央和红二、六军团的联系，企图把红二、六军团置于他的控制之下。

贺龙与毛泽东神交已久，但从未谋面，与红四方面军领导人张国焘却是老相识，他们在南昌起义时就认识了。

当时，张国焘以中央代表身份赶来阻止起义，作为起义军总指挥，贺龙对他发了脾气。贺龙在瑞金入党后，又和张国焘编在一个小组，按照贺龙后来的话说，“整天在一起，直到潮汕失败后才分手”。现在张国焘是红军总政治委员。在张国焘要和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闹分裂的时候，作为老熟人，并且一度共事过，贺龙会跟张国焘走吗？

红二、四方面军会师后，召开庆祝会师大会。在大会上，作为两个方面军的主要领导人，贺龙和张国焘自然要讲话。

在主席台上，贺龙坐在张国焘身旁。张国焘刚站起来准备讲话，贺龙就半开玩笑半认真地对他说了一句悄悄话：“国焘啊，只讲团结，莫讲分裂，不然，小心老子打你的黑枪！”

结果，张国焘真没敢讲反对毛泽东和党中央等不利于团结的话。

贺龙后来对人说：“其实，我哪里会打他的黑枪？他自己心里有鬼嘛！”

会师以后，张国焘以红军总政治部名义派出工作组来到红二、六军团，还散发一本叫《干部必读》的小册子，攻击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博古，宣传中央路线是错误的。

在甘孜，红六军团和红二军团都先后收到了不少张国焘派人送去的《西北讲座》《干部必读》等反党小册子，指名攻击毛主席和周副主席。贺总问王震同志你是怎么处理这些小册子的，王震同志说：“这些混账东西，我统统烧掉了。”贺总赞许地说：“好！烧得好！”

随后，任弼时给政治部主任甘泗淇写了一封信，要他通知从红四方面军来的干部只准讲团结，不准讲中央和红一、四方面军的争论，并要求政治部门一律不准下发张国焘送过来的小册子。

张国焘只好亲自来找红二军团师以上干部谈话。结果，弄得干部们奇怪地说：“中央是毛主席领导，怎么这里钻出个张国焘的中央？”

贺龙知道后，把那些手下召集到一起，对他们说：“这里是张国焘的假中央！”

不久，王震遇到一件事：“在甘孜休息时，张国焘送我四匹马，给我们戴高帽子，说我们勇敢，能打。他那个军阀主义呀，不像话。”

刘伯承说：“送给你，你收下。”

后来，王震又把这事告诉了贺龙。贺龙说：“这是我参加共产党以前干的事嘛！”

之后，张国焘受到贺龙、任弼时等人的抵制。

一次，张国焘提出要召开两军联席会议。任弼时表示反对：“你召开联席会议，谁来作报告？如果产生不同意见，结论怎么作？由谁作？”

贺龙马上支持任弼时的这个意见，说：“国焘作报告，我不同意;弼时作报告，国焘大概也不同意，开什么？怎么开？”

结果，会议没开成。

两军在甘孜的时候，张国焘人多，贺龙、任弼时人少，又不听贺龙的，为了防止张国焘下狠手，贺龙自有一套应对的办法。

甘孜组织了一个汉藏政府，叫“巴博依得瓦”。贺龙就让任弼时、关向应、朱德、刘伯承、张国焘都住到主席府去。这是一幢兩层楼的藏民楼，警卫都由贺龙亲自安排。贺龙后来说：“警卫人员每人两支驳壳枪，子弹充足得很呢！张国焘人多有个大圈子，我贺龙人少，搞个小圈子。他就是真有歹心也不敢下手。”

跟随贺龙一起长征的王尚荣回忆：

在这次斗争中，贺龙同志还按照朱总司令的意见，以向红二、六军团介绍过草地的经验为理由，巧妙地向张国焘把原属红一方面军的32军要了过来，依照中央军委的命令同红二、六军团一起编成红二方面军。同时把原属红二军团的第5师改编为96师，归32军建制。当时，谭友林同志任96师政委，我任师长。贺龙同志对我们强调指出，我们是党的军队，必须坚决贯彻党的北上抗日路线，你们一定要搞好同兄弟部队的团结。

贺龙、任弼时等人反对张国焘，而张国焘眼看控制不了红二、六军团，便乱了章法。贺龙甚至当面对张国焘说：“我过去当过军阀，好不容易才找到了共产党，找到了毛主席，走上了革命的道路。你是个老党员，现在卻要反对毛主席，去走军阀的老路，你走得通吗？”问得张国焘面红耳赤。

在大家的努力下，最后，闹分裂的张国焘被迫放弃自己的主张，取消“第二中央”，同意率部北上。红二、四方面军一起离开甘孜，去与毛泽东等人领导的红一方面军会合。

1936年秋，红二方面军到达陕甘边境时，毛泽东、党中央派邓小平等人前来慰问。

遗憾的是，贺龙和毛泽东第一次是如何见面的、当时情形如何，尚未找到相关记录，但是贺龙说过：“好了，从此我们就可以在毛主席直接领导之下了！”

王尚荣后来说：“对贺龙同志在同张国焘斗争中的坚定立场以及所起的重大作用，毛主席、周总理和朱委员长曾一再给予高度评价和赞扬。”贺龙与毛泽东神交近10年，终于能在毛泽东的直接领导下共同战斗了。

1937年3月下旬，党中央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对张国焘的错误进行揭露和批评。贺龙在会上发言时，对张国焘说：“当你是共产党员的时候，我还是个军阀;现在，我做了共产党员，你反而变成了军阀。你张国焘是人变猴子，倒退了！”

“我们的毛大帅是有本领的”

毛泽东和贺龙虽然彼此很早就知道对方，但见面后在一起的时间并不多。然而，毛泽东对贺龙十分信任，并且这种信任是历史上其他领袖对手下军事大将难以做到的。

从1937年秋率领八路军120师东渡黄河、挺进敌后创建晋绥边区开始，贺龙在晋绥长达十多年。毛泽东和党中央的这个安排，贺龙的老部下杜世清、张秀颜认为是对贺龙的莫大信任：

如果说，陕甘宁边区是中国解放区的首脑，那么，就地理位置看，晋绥边区就是中国解放区的咽喉。全区西凭黄河天险，东渡汾河扼同蒲、平绥铁路，北越平绥迄蒙古草原，南括雄伟的吕梁山脉。东与晋察冀、晋冀鲁豫两解放区呼应，西与陕甘宁隔河相依。它威胁着华北敌人的侧背，屏障陕甘宁和整个大西北，战略地位非常重要。特别是1939年12月“晋西事变”（即蒋、阎发动的第一次反共高潮）后，晋绥边区就成为保卫陕甘宁边区、保卫党中央的直接屏障，成为华北、华中各解放区与陕甘宁边区联系的唯一通道。对于这样一个重要的地区，在这样一个关键的时刻，委派革命名将贺龙同志来开展工作，先后任八路军120师师长兼晋绥军区司令员、陕甘宁晋绥五省联防军司令员、西北军区司令员、中共西北局第二书记，足见毛主席、党中央对贺龙同志是十分信赖的。

而贺龙对毛泽东和党中央也是忠心耿耿。

来到晋绥后，他即以对党、对阶级、对民族的无限忠诚，对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无限热爱，积极地开展工作。他无限崇敬毛主席，经常对同志们说：“我们的毛大帅是有本领的！”在他的谈话、文章、战斗指挥、日常生活中，一贯闪耀着毛泽东思想的光辉，表现了革命军人对领袖、对党的无限忠诚。

晋西北地区地广人稀，条件很差。但贺龙对干部们说：“晋西北虽然条件很差，但离毛主席最近，党中央和毛主席派我们来守卫延安的大门，这是对我们莫大的信任，也是我们最大的光荣。”

在延安期间，贺龙多年兼任晋绥和陕甘宁五省联防司令员，既负责晋绥的工作，又负责陕甘宁五省的联防工作，是保卫党中央的军事大将，堪称“延安的镇守使”。

在艰苦的战争年代，作为高级将领，贺龙对毛泽东的安危非常关切。

1947年3月，胡宗南大举进攻延安。党中央决定撤出延安，但毛泽东决定留在陕北，指挥战争。3月30日，贺龙赶到临县三角镇，与匆匆赶来的周恩来见面。

周恩来传达党中央和毛泽东的决定后，贺龙问道：“毛主席为什么不离开陕北呢？在那里很危险啊！”

周恩来说：“毛主席说：‘我走了，蒋介石就会把胡宗南投到其他战场上去，其他战场就要增加压力。我留在陕北，拖住胡宗南，别的地方能好好地打胜仗。”

贺龙听了，甚为感动。

4月中旬，毛泽东率领中央机关转移到离敌人的蟠龙据点仅百十里地的王家湾。贺龙十分挂念毛泽东的安全。为了减轻毛泽东行军的疲劳和便于指挥作战，他特意派专人把自己骑了多年的两匹战马送去王家湾给毛泽东乘骑，说：“这是两匹有功之马，曾载着我闯过多次难关。一次过湘江，正碰上河水暴涨，河面有五六里宽，要不是凭着战马，也许我早就完了。现在就让这两匹战马为主席分劳代步吧！”

毛泽东接到贺龙送过来的战马后，笑着说：“好马留给部队打仗用吧！贺老总南征北战，需要千里驹，我是可以安步当车的。”

尽管毛泽东把两匹战马送给了战斗部队，两人的情谊却仍然可见一斑。

贺龙为什么会这么做？一是他多次说过：“党中央是我们的脑袋，我们有责任保卫它！”二是熟悉贺龙的廖汉生和余秋里等人证实贺龙多次说过的一句话：“跟着毛主席就是胜利。”贺龙对此坚信不疑。

毛泽东率领党中央机关在陕北转战的时候，1947年5月，贺龙患了胆囊炎，病倒了，住进了晋绥军区碧村医院，由一个苏联医生负责治疗。可是，他住院没有几天，党中央就发来电报，让他速去陕北参加会议。

苏联医生不同意他去，对他说：“贺司令员，你的胆囊炎还没有好，现在血压又比较高。你要去陕北，骑马是很劳累的，对你的病很不利，不好办啊！是不是请个假？”

西北战场战火正酣。贺龙认为这时开会，中央一定有关系到全局的大事要讨论，说：“必须出席，不能请这个假。”院方无奈，只得让这位苏联医生跟着他一起去陕北，以防不测。

临走之前，贺龙突然想起一件事，把警卫员找过来，问道：“我记得还有一斤水果糖吧？”

警卫员点点头，不知道老总此刻要水果糖做什么。

在解放区，水果糖是来之不易之物，别说一般干部，就连贺龙这样的大干部，也很难见到。这是去年一位同志特地送给贺龙的，他一直舍不得吃，让警卫员保存起来，放了近一年。

警卫员把那包糖拿到贺龙面前：“老总，水果糖。你要它干什么？”

贺龙接过水果糖，仔细地看了一遍，见到保存完好，满意地笑了笑说：“毛主席离开延安，整天和敌人周旋，生活一定很苦。你把这包水果糖带上，送给主席。”

9月18日，贺龙渡过黄河，赶到了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所在的靖边县小河村。他远道赶来，毛泽东亲自走出来迎接。两人紧紧握手时，贺龙端详着毛泽东说：“主席，你比在延安的时候瘦多了呀！”

“是吗？我觉得比在延安的时候更结实了。”毛泽东说，“看来，行军是个好事呢！可以锻炼身体。现在，不骑马走他10里、20里，也不觉得累了。”

这的确是毛泽东的切身体会。

贺龙高兴地说：“主席呀，这我们就放心了。”

贺龙的话也是由衷的。

这次会议确实很重要，并且党中央对贺龙的工作有了新的安排。毛泽东对贺龙说：“陕北战场还得依靠你们晋绥。军事上也好，财政上也好，特别在粮食上都要依靠你们晋绥，所以，中央有这样一个考虑：让你贺老总把这两个区统一管起来，使陕北战场有一个统一的后方，也好让彭老总放手去打胡宗南。”

原来，毛泽东和党中央决定1948年把解放战争再往前推进，加速国民党政权的垮台，而把后方交给贺龙，是一个重大决定，贺龙肩上的责任也将更加艰巨。对此，毛泽东对贺龙强调说：“你别小看了后方啊！打仗，没有一个好的后方，仗是打不下去的。贺老总，你看怎么样，有什么意见？”

贺龙回答说：“我听从中央的安排，一切服从战争的全局利益。”

1948年3月25日，为了迎接全国解放的到来，毛泽东决定离开陕北前往华北去西柏坡。当他来到晋绥边区的首府——兴县蔡家崖时，贺龙派人在沿路和渡口加强了保卫工作，并调集了60多名最好的水手，安排了几只木船集中在渡口，随时待命。另外，他又把120师后勤部炸弹厂新做的两艘大木船调到高家塔渡口，新装舱板，船上配备最好的艄公和水手，专为毛泽东摆渡。

毛主席到达蔡家崖之后，贺龙同志把自己的房子腾出来让主席居住，每天晚上亲自带班，为毛主席站岗。毛主席在这里先后举行了五次座谈会，每次开会前，贺龙同志总是亲自布置会场，连主席用的桌子、椅子都要亲自搬来放好，然后自己试用一下觉得合适了才放心。毛主席睡觉的床铺，也要亲自试试，看是否平稳，有无响声，生怕影响了毛主席的休息。毛主席三次到离住地二里路的北坡村看“战斗剧社”“七月剧社”和“大众剧社”演戏，贺龙同志总是亲自布置保卫工作，并一直守护在主席身旁。

贺龙是一个有着丰富的个人特质的人，有人认为他在某些方面比其他高级将领“粗疏一些”，而他的这些细微之处，则更显见出他对毛泽东的一片真心和对党的领导的忠诚。

“我带的部队，旁人也能带”

贺龙对毛泽东的感情并非是那种江湖草莽之情，而是出自对党和党的领袖的无限忠诚。而他的这种忠诚又是毛泽东所赞赏的“对革命事业的忠诚”。

贺龙对党的忠诚，是公认的。毛泽东对贺龙的三条评价中，第一条就是“忠于党”，周恩来也说过：“在他（贺龙）的一生中，无论在战争年代，或在全国解放以后，他是忠于党，忠于毛主席革命路线，忠于社会主义事业的。”

贺龙的这种忠诚，达到了“毛泽东叫我走我就走，党中央叫我‘给部队就给部队”的程度。对此，贺龙的老部下余秋里说：

贺龙同志一贯尊重党中央……只要对革命有利，要人给人，要枪给枪，要钱给钱。

贺龙自从参加革命开始，几十年来都是这么做的。这非常令人感叹和敬佩。

贺龙所处的时代，是一个枪杆子的时代。如果说他对党“要人给人，要钱给钱”，也许算不得什么，但在“要枪给枪”这一点上，他的所作所为却是很多旧军队出身的人难以做到的，甚至完全不可能做到的。因为贺龙听从党中央和毛泽东的命令，“要枪给枪”，并非给一支枪或几十支、几百支枪，而是完完全全地“给部队”，甚至把自己所率领的部队全部“给”出去，这远远不是一般人所能做到的。

賀龙对党“要枪给枪”“给部队”的事情，不是一次两次，也不是给一支、两支部队，而是把自己率领的所有部队全部给党。

第一次是南昌起义。

1927年夏，贺龙率领苦心经营十几年的部队，与周恩来、朱德、刘伯承等人参加南昌起义。当时，他连党员都不是，但毅然把所有部队拉过来，参加党领导的反对蒋介石之流屠杀革命的南昌起义，并担任总指挥。余秋里总结贺龙这么做的原因时说：“贺龙同志这时尽管还没入党，但实际上已经把自己的生命和自己的队伍交给了党！”贺龙为什么把自己的生命和队伍交给党呢？因为他出身贫苦，内心隐藏着对被压迫者的深切同情，而中国共产党正是劳苦大众的救星，正是贺龙寻找的革命领袖。贺龙后来说：

有的材料写着我70次找党，算上历次的要求，我也记不清楚了，没有70次，恐怕也有几十次吧。

正是基于这样的信念，他率领自己的部队全部参加了南昌起义。

结果，南昌起义军在广东潮汕地区失败，贺龙的一个军全部没了，不得不逃往上海，随后，只能再次回到家乡拉队伍。后来，贺龙回忆自己在率南昌起义军南下途中入党的经历时说：“从此，我自己的军队是党的了，我的脑袋也是党的了！党就是我的生命！”贺龙的这个思想，于他本人来说是一个极其大的转变。

对此，王尚荣回忆：

贺龙同志常说：我没有参加共产党之前，我指挥的军队是我的;我加入共产党之后，我指挥的军队就是党的了，连我的脑子也是党的了。

原来贺龙认为军队是自己的本钱、个人的家当，现在成了党的了。这发自肺腑的质朴语言，也是贺龙当时的真实思想。所以，他一旦找到了党便毅然决然地把自己的部队交给党。

正因为贺龙对党表现出这样的忠诚，毛泽东等人才对贺龙有“忠于党”的评价。

1947年前后，贺龙再次把部队全部给党。

1945年8月日本投降时，毛泽东派贺龙去晋绥担任野战军司令员。次年11月上旬，贺龙刚将晋绥地区的野战部队整编成三个野战纵队，中央军委便下令调第一纵队西渡黄河，保卫陕甘宁解放区。贺龙二话没说，亲自来到山西临县三交镇，动员跟随自己多年的干部们服从命令，立即开赴陕北。第一纵队执行保卫延安的任务，由彭德怀指挥。1947年，贺龙托人捎话给第一纵队将士们：“你们的任务很光荣。毛主席在陕北，要保证毛主席和党中央的安全。要多打胜仗，多消灭敌人，听彭老总的指挥，这样才对得起党和人民。”

1947年初，国民党军对陕北发起全面进攻前夕，中央军委再次下令调晋绥野战军第二纵队奔赴陕北。贺龙再次不折不扣地执行命令，亲自来到二纵司令部所在地，送司令员兼政委王震等人率部过黄河。

带兵打仗的人都是韩信点兵，多多益善。把两个纵队送去陕北后，贺龙虽然仍是晋绥野战军司令员，但身边只有一个野战纵队，相当于一个军，而与他同级的军事将领如山东的陈毅、晋察冀的聂荣臻和太行山的刘伯承则带领十几万人的部队。贺龙的兵力最少，甚至在与敌斗争中晋绥野战军显得多少有些兵力不足。

1949年10月开国大典后不久，党中央决定组成中共西南局挥兵入川，解放大西南。西南局由邓小平、刘伯承、贺龙分任第一、第二、第三书记，其中贺龙还兼任西南军区司令员。毛泽东让贺龙挥兵入川，就是对付正准备南下的宿敌——胡宗南部。

然而，这时贺龙手上早已没有一兵一卒了，带哪支部队入川就成了一个急待解决的问题。在中央军委会议讨论进军西南问题时，贺龙带哪支部队入川成为了一个议程。毛泽东问贺龙：“贺老总，你看，你带哪支部队入川？”

作为指挥员，当然希望带自己熟悉的部队，但贺龙的那些老部队，经过三年解放战争，已成为第一野战军主力，正由彭德怀指挥，担负着解放大西北和进军新疆的重任。因此，从第一野战军中抽出一个兵团显然不合适。贺龙觉得华北野战军第十八兵團比较合适，一则他们正在秦岭和天水一线，进川比较方便;二则第十八兵团司令员周士第抗战时期当过贺龙的参谋长，两人曾长期共事，彼此了解。于是，他对毛泽东说：“我还是带十八兵团入川吧！”

“很好嘛！”毛泽东表示同意。

于是，中央军委确定贺龙率领第十八兵团、第7军、第19军共14个师从陕西入川。

有些长期跟随贺龙的人有点想法，他们悄悄地问贺龙：“老总，你为什么不带你自己带出来的部队进川呢？”

“怎么，不可以吗？为什么一定要带我从前领导的那些部队呢？”贺龙不满意地反问他们，“军队是党领导的，不是我贺龙个人的。如果我不带十八兵团，非要带自己领导出来的部队，那我贺龙就不像个共产党员了。”听了这席话，人们除了敬佩和折服，还能说些什么呢？

1949年8月29日，在贺龙的号令下，第十八兵团向防守川陕公路正面秦岭要隘的胡宗南部发起攻击，然后锐不可当地一泻而下，进入大西南地区。12月27日，解放四川省省会成都。

1950年3月中旬，贺龙与刘伯承、邓小平指挥解放大军解放西昌，云、贵、川、康四省回到了人民怀抱，中国内地除西藏外的解放战争基本结束。从此，贺龙结束了自己驰骋沙场43年的戎马生涯，转入领导和参与建设新中国的工作。

“毛主席要我干，党中央要我干，我就干”

王震对贺龙一生的评价是“光辉的一生”“忠诚的战士”。说贺龙是“光辉的一生”，纵观其几十年的革命和奋斗历史，一点儿不算过分;说他是“忠诚的战士”，也十分中肯。贺龙的老部下王尚荣回忆：

每当人们谈起他（贺龙）的贡献时，他总是谦逊地说：“如果没有共产党、毛主席的领导，我们还能在地球上生存吗？功劳是共产党的，是毛主席的。”

贺龙为人光明磊落，对毛泽东的感情淳朴、真实，他把自己的功劳归于党和毛泽东的话，没有水分，也不是客套话，而是他的真实心声。

贺龙曾说过：“毛主席要我干，党中央要我干，我就干！”为此，几十年来，只要党中央、毛泽东发了话，什么事情，他都是不计得失，坚决听从和执行的，在新中国成立后，他更是如此。

1952年9月的一天，西南军区贺龙办公室直通北京的电话响了。贺龙拿起听筒，是政务院主持日常工作的副总理邓小平打来的：“贺老总，我给你找了个好差使，请你出马喽！”

“什么好差使嘛？”贺龙问。

原来，政务院决定组建中央体育运动委员会，共青团中央曾给刘少奇写报告，建议“委员会主任委员，最好请贺龙那样的一位将军来担任”。邓小平告诉贺龙：“总理和我商量，准备同意他们的意见。”

贺龙沉默片刻，然后问道：“主席的意见呢？”

因为戎马一生的他对军队工作更感兴趣。

邓小平回答说：“毛主席也赞成，认为你最合适。”

听邓小平这么一说，贺龙什么也不问了，十分干脆地回答：“好，小平同志，老规矩，中央叫我干，我就干！"

贺龙答应了。

11月15日，周恩来主持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任命贺龙为中央体育运动委员会主任。

1953年4月，贺龙离开西南局，来到北京，主持了第一次全国体育工作会议。

相比较西南局的工作，中央体委主任的工作，在许多人眼中是那么的无足轻重，但是贺龙毫无怨言。而毛泽东等人并没有让这员大将赋闲。1954年9月，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贺龙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兼国家体委主任。在毛泽东等人的指导下，新中国的体育工作成为了贺龙诸多工作中十分重要的一部分。而这个岗位使得贺龙与深盼中国人甩掉“东亚病夫”夙愿的毛泽东交往更加深入，而他对毛泽东的情谊也如浓酒更加醇厚。

1959年9月，第一届全国运动会即将在北京举行。开幕前几天，组委会审查开幕式预演节目。预演时，贺龙一个人从休息室走上主席台，也不让人搀扶，走了一遍又一遍，还不时停下来，仔细观察道路和台阶的情况，然后向身边的工作人员指点哪些地方需要铺垫，直到他认为十分安全了，才离开。

他为什么这么做？若干年后，贺龙的儿子贺鹏飞等人说出了答案：

原来，他知道毛主席要亲临运动会的开幕式，他要亲自检查这一段通道。

可是，因为年纪大了，台阶又高，在一次试走的时候，贺龙不慎从台阶上摔下来，把腿跌伤了。医生闻讯赶过来，给贺龙扎上了绷带，要他卧床养伤，贺龙却不从，坚持要求医生给他施行按摩就行了。面对医生的疑惑，他说：“全运会就要开幕了，党分工让我管体育，到时候我给主席当向导、带路。按摩好得快，疼点怕什么？”

9月13日，第一届全国运动会开幕。

贺鹏飞、贺晓明、贺黎明回忆：

开幕式那天，爸爸的伤还没有好。

我们看见他一跛一拐地紧靠毛主席身边走着，小心地卫护着毛主席安全地走上了主席台。当伟大领袖毛主席向欢呼的群众招手的时候，爸爸抚摸着伤腿幸福地笑了。事后，他自豪地说：“我是毛主席的老战士，任务就是保卫毛主席嘛！”

这就是贺龙。

贺龙搞体育，是毛泽东、周恩来等人点的将。而贺龙没有辜负毛泽东等人的期望。在贺龙的领导下，我国体育工作发展很快，体育健将们先后打破100多次世界纪录和400多次全国纪录，获得12项世界冠军，工人、农民、干部做操练拳，打球跑步，蔚然成风。对此，贺龙十分欣慰，风趣地对人说：“我当体委主任，是周总理和毛泽东同志点的将，是毛主席下的令，毛主席要我干，党中央要我干，我就干！”

新中国体育事业的飞跃发展，饱含了贺龙的心血。而他忘我工作的巨大热情，则是出自对党的事业的无限忠诚，一句“毛主席要我干，党中央要我干，我就干”，就是中国体育事业腾飞的秘密之所在。

“毛主席是力量、胜利、幸福的源泉”

贺龙家里珍藏着一张照片，那是毛泽东在一所窑洞前面给部队讲话时照的。贺龙的孩子们说：

从我们幼年直至青年，爸爸不止一次地和我们一起，专注地看着毛主席那亲切的面容。爸爸说：“这就是在我们家住的窑洞前面照的。”接着，他就指着毛泽东裤子膝盖上的补丁，给我们讲起毛主席的伟大革命实践，讲起艰苦奋斗的光荣传统。这时，我们就看到，在他眼里洋溢着对毛主席无限敬爱之情。

谈及贺龙对毛泽东的情谊，贺龙的子女贺鹏飞、贺晓明、贺黎明说：

在关于爸爸的许许多多难忘的记忆中，我们印象最深、永远铭记的就是：爸爸对伟大领袖毛主席那极其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对毛主席的无限热爱和崇敬。

毛泽东对贺龙也十分信任，对他委以重任。1959年9月，党中央成立新的军事委员会，毛泽东为主席，林彪、贺龙、聂荣臻为副主席，林彪主持军委日常工作，贺龙在副主席中排名第二，是我军举足轻重的领导人。几年之后，贺龙又走到了军委工作的最前台。

1963年9月，毛泽东在中南海召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研究有关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若干问题。

在会议最后，毛泽东提出，林彪的身体不好，实际上主持不了军委日常工作，建议由贺龙同志主持军委日常工作。政治局的同志表示同意。于是，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的重任落到了贺龙身上。

贺龙身负重任，责任心不减，对毛泽东的感情愈加深厚。1964年底的一天，中央办公厅通知他去参加一个会议，当时他正生病，发着高烧，家人建议他请个病假。

贺龙摇摇头说：“不！”稍停，他对家人说：“今天是12月26日，是主席的生日。主席从来不让人为他做寿。趁着开会，我到主席身边去，不说话，坐坐也好呢！”

贺龙对毛泽东的深厚感情深深地教育和打动了家人。他们连忙扶他起来，给他换了衣服，然后搀着他走出门去。

贺龍工作十分认真、勤恳，不管是军委还是其他方面的工作，只要有了毛泽东的指示和批示，他总是马上阅看，认真贯彻;凡是他所主管的部门送给毛泽东的文件，他都仔细看过，写好报告后才送出。贺鹏飞等家人谈起毛泽东批示关于体育工作的文章《关于如何打乒乓球》时说：

现在，我们还保存着徐寅生同志那篇著名的《关于如何打乒乓球》的讲话，就是爸爸亲自阅读、批注过的。当时，他拿到这篇闪耀着毛泽东思想光辉的好文章，高兴极了，一ロ气读完了，作了批示，热情地推荐给运动员们学习，并立即把这篇讲话呈送毛主席。1965年1月12日，毛主席就这篇讲话作了重要批示。爸爸对毛主席的指示非常重视，不但自己学，要求办公室同志学，还广为印发、宣传。这件事，体现着爸爸对毛主席、对毛泽东思想的深厚感情。

贺龙崇敬毛泽东，甚至在自己的言行上去仿效毛泽东，以致在几十年后孩子们回忆往事时仍能体会到父亲对毛泽东的那份深切情意：

爸爸热爱毛主席，也谆谆教导我们要永远热爱毛主席。和我们在一起的时候，他最爱说的是这么一句话：“孩子们，你们可不要身在福中不知福呀！”一听到这句话，我们就知道爸爸又要讲毛主席的丰功伟绩和光辉思想了。正是这样，每次爸爸从毛主席身边回家来，总是把毛主席的教导、毛主席的生活情况，直至毛主席朴素的穿着、简单的陈设，都讲给我们听。他讲得那么具体、详尽，又那么满含感情，使我们受到深深的教育和感染。而且，我们也看到爸爸时时处处直接受着毛主席的教育、学习毛主席，甚至连小事上也不例外。一次看见毛主席冬天不穿大衣，坚持锻炼，他也不穿了。看到毛主席床上铺的是素白布床单，他也要求换上素白布的床单。在我们长大些以后，爸爸在一次与晓明和黎明谈话的时候，他才说出了自己内心的感受。他说：“我只要看见毛主席，在主席身边一站，就是一句话不讲，我也就觉得满身都有力量了！”是的，这是爸爸毕生革命经历凝成的重要的体验：毛主席是力量、胜利、幸福的源泉。

贺龙的这种体验，不是空穴来风，正如贺鹏飞等人所言，是“毕生革命经历凝成的”，是跟随毛泽东打天下、为建立新中国奋斗的那一群人的感受和战斗情感。有人不明白贺龙等人的这种感情，甚至归结于是个人崇拜、个人迷信，但贺龙的子女们并不这样认为：

爸爸对毛主席爱得这样深沉，是有着深深的阶级和历史根源的，爸爸家庭出身贫苦，从小就深受阶级压迫和剥削的痛苦;青年时期，又经历了本世纪初那个极为黑暗的时代。劳动人民悲惨无助的境况，引起了他对旧社会许多根本问题的思索，最初，他曾朴素地认为有了枪杆子就能消灭压迫和剥削，就能救中国。军阀混战使他认识到：枪，如果没有革命党的领导，只会给人民造成损害。于是，就在革命低潮的严重时刻，他找到了党，并立刻参加了党，把枪连同自己一起交给了党。还在大革命期间，他就知道毛主席的名字。还在土地革命初期，他的思想就受到毛泽东思想的照耀，他曾满含感情地回忆过：1928年，在他回到湘西开展武装斗争的最初的日子里，由于还是按照旧的一套打法打，战斗失败了。就在艰苦地探索致胜方法的时候，爸爸知道了毛主席在井冈山斗争中创造的游击战争“十六字诀”。一位和爸爸在一起的叔叔回忆起那时的情景说：“当时，胡子（同志们对爸爸亲切的称呼）高兴得眉开眼笑，拍着大腿连连说：‘我们有办法了。”就是这样，他从长期革命斗争的具体实践中，深刻地认识到：毛主席是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毛泽东思想是指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唯一正确的思想。

贺龙之于毛泽东的感情，或许贺龙的子女们的感受和理解才最准确和最真切，其他的说法只能是猜测或者臆断。相反，正是因为贺龙对毛泽东的革命情感如此淳朴，又如此深厚，才使人懂得他经历种种黑暗摸索和艰难奋斗后找到党、找到正确领导时的那种喜悦之情，才懂得他对党对共产主义的那种坚定信仰，由此人们也能解释他为什么会把前来劝降的人杀掉、为什么会多次把自己的队伍献给党，甚至做出“毛主席要我干，党中央要我干，我就干”的举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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