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东村札记

按：“野地所获”的意思是：路边野餐、放歌野唱，顺手采摘些不知名的野花。在人文地理景观上，“野地”指那些远离都市和中心，零星散落在荒郊野岭中未开垦和无人居住的旷野或边缘聚落。一个物体，只有把它与我们赋予它的用途联系起来才能成为某个东西，因此现象不仅存在于物体本身，也存在于我们对待它的方式。大道崩溃，“礼失求诸野”，所以远离闹市，在“野地”漫无目的地行走，说不定会发现和收获不一样的风景。在这里，“野地”作为一种视觉文化现象，既不是一个纯粹客观的物体，也非一个主观臆想的产物。也就是说，“野地”之所以为“野地”，其实是被一些独行于野的人创造性地观看、发明出来的。在我的写作中，这种“野生”而非“家养”的、持续性的生命冲动和身体经验，支配了我这些年在“野地”的行走和观看。对我来说，“野地”既是滋养生命的天地大美，也意味着故土、亲情，更是思想和精神、艺术和文学内在的宏丽与诗情的源头。（管郁达）

一

因为女儿在纽约读书的缘故，我来纽约不下三四次了，加上之前几次与何工驾车穿越美国，纽约都是起点或终点。这样算起来，纽约可以说是我来得最多的美国城市；
长住的时间，加起来最少也有半年。这次疫情，武汉封城时，我们刚好在纽约，待2月中旬回国时，纽约已是风声鹤唳、草木皆兵。我们运气好，躲过一劫。

当然，有人说纽约不是美国的，而是世界的。好吧，我来到了“哥谭”（Gotham City，一个蝙蝠侠居住的“世界都市”）。纽约其实不算大，区区曼哈顿，还不及北京的朝阳区；
但是信息、文化、人种、财富、高楼、饮食的密集却罕有其匹。我住在东村，出门500米之内，各种文身店、画廊、书店、古着店、餐厅、酒吧应接不暇，一路上街景变幻莫测，异行涂鸦皆成风景。至于地铁，更是各色人种混杂的文化大熔炉，单是音乐、街舞表演一项，就让人眼花缭乱。初见时我激动不已，每每拍摄视频发微信，后来看得太多了，刷屏不过来，也就熟视无睹、安之若素，染上了纽约人的淡定或“冷漠”。

说纽约人冷漠，那是因为大家对公共空间和私人领地分得清楚，各做各的事情，不依附和攀比。公共服务高效而务实。纽约地铁有100多年了，又老又旧，以“脏乱差”著称，风驰电掣，呼啸而过，常带着股尿骚味，令人心悸。但其高效便利，24小时通勤，可达纽约任何一个地方。这点，那些装逼的“高大上”的地铁是比不了的。我看过一本讲纽约地下世界的书，说是地铁里的老鼠都成精了，由硕大无比的鼠王统领，自成一个王国，难怪好莱坞电影老拿纽约的老鼠讲故事。其实何止老鼠，地面上的鸽子、麻雀、松鼠也不怕人，还常在广场、街头与人争食。我住的东村一个小区，松鼠几乎与人的数量相等，而且有蔓延之势。

纽约是移民社会，来自世界各地、五湖四海的移民组成了一个个社区。有各种各样的城中之城。我们常去买菜的唐人街，年味和民俗比国内好些地方还浓，像是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广州或香港。满街涂鸦的布鲁克林，犹太人、爱尔兰人、加勒比移民的社区，还有遍地嘻哈、滑板的哈莱姆黑人社区，几乎就是联合国的一个缩影。所以，人在纽约是没有乡愁的，大家都是异乡人，乡关何处？

白先勇的小说《纽约客》写一群在纽约混日子的华人“贵族”，在我看来，与明末清初的文人士大夫的家国情怀类似，大概就是一种末代贵族的挽歌，借纽约这个他者来说事情。张爱玲在洛杉矶的凄凉晚景，也是这样一种遗族之悲。毕竟，民国已成故国，他乡又不是故乡。

纽约的冬天极寒，有一次我为取暖去位于百老汇大道828号、靠近第12街的史传德书店（The Strand Bookstore）待了一下午，淘得一册1901年初版的《勃朗宁诗集》，晒了下朋友圈，引来远在亚利桑那图森读博士的周彦华君的点赞，说我已经是纽约客（New Yorker）了。岂敢岂敢！连在纽约混了几十年的张北海先生、韩湘宁先生，还有我许多长住纽约的朋友，都不会这样说。若问起他们纽约哪里好玩，也都常常很低调，说：好玩的地方很多。真正的纽约客，低调而不张扬，举止得体，收放自如。纽约的个性高而冷，又酷，但绝不冷酷。这种又冷又酷的个人主义不随波逐流，崇尚个人自由，也是纽约让我心仪的地方。

我在纽约无事，就是个游手好闲的人。本雅明说：巴黎是19世纪的首都，而不仅仅是法国的首都。我理解他的意思，那是代表一个时代而非一族一国。纽约呢，是20世纪的首都吧，所以美国人常说“纽约是世界的首都”，这种唐老鸭式的自大倒是彻头彻尾美国式的。巴黎适合闲逛，纽约也是。可以独处，也可以无所事事、四处游荡。特别是像我这样的过客，闲逛、游手好閑让我与国家、民族、政治、当代艺术那些宏大叙事离得远了。最终还原为一个真实的肉身，虽然这个肉身有时很脆弱，难免孤独和忧伤。

那本1901年初版的《勃朗宁诗集》让我想起了电影《海上钢琴师》中的主角“1900”。他在经历了半生海上的漂泊后，犹豫着要不要登上陆地，去见识一下纽约。最终他退回到了船上。他说：“陆地对我来说是一艘太大的船，太漂亮的女人，太长的旅程，太浓烈的香水，无从着手的音乐。我永远无法走下这艘船，这样的话，我宁可舍弃我的生命。”

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船，由各自的生命之流载来。我的船呢，在生命无尽的旅程中或许已经折损了，无法开到岸边。所以尽管来了这么多次纽约，也住了这么长的时间，尽管我发现，自己开始慢慢地喜欢上了这座城市的冷艳与风情；
但漂泊异乡的基因告诉我，我还是不能成为真正的“New Yorker”，洞悉这个城市的秘密，与它一同呼吸和成长。我是一个山里长大的、无家可归的浪子。充其量我只是一个路过纽约的访客，这样的访客，纽约太多了。这个城市对访客的吸引和诱惑是致命的：你来过一次后，就会不断地回来。

二

昨天散步去格林威治村的一家书店，买了本苏西·罗托洛的自传《放任自流的时光：20世纪60年代的格林威治村，我与鲍勃·迪伦》。苏西是迪伦20世纪60年代在纽约格林威治村期间的女友，迪伦的第一个真爱，迪伦众多传世情歌中的女主角，更是他政治意识的启蒙者，影响他成为时代抗议的旗手。在经典专辑《放任自流的鲍勃·迪伦》的封套上，苏西·罗托洛和鲍勃·迪伦相拥走在冰天雪地的琼斯街头的那幅温暖图像，已然成为20世纪60年代文化的图腾符号。

20世纪60年代早期的纽约所具有的理想主义和创造力，使得格林威治村成为摇滚反抗文化的发源地：不仅是因为它的波希米亚生活方式，更因为它酝酿过反叛的政治和社会思想，以及革命性的艺术、音乐、诗歌和文学。那个时代的格林威治村村民，无论是工运分子、左翼人士、民权运动家，还是艺术家、民谣乐手、诗人和作家，他们都坚实地扎根于脚下的土地，坚定不移地为边缘人、弱势群体发声；
与此同时，他们各种各样的想法经过碰撞、熔炼、构筑后融为一体，为20世纪60年代文化多个领域的发展指明了方向。苏西在其自传中追忆道：“在那个年代，我们为自己的思想而活，为自己的理想而活，为自己的信仰而活——那是20世纪60年代独有的生活方式。我们活得深刻，我们绝不肤浅。那时，我们真诚地相信自己可以改变世界，并且我们真的做到了。”20世纪60年代的音乐与艺术的蓬勃发展改变了当时世界的文化脉络，风起云涌的民权运动和反战运动则催生了日后一些新的法律法规。如1971年，美国宪法第26修正案将具有选举权的公民年龄从21岁降至18岁；
1973年，尼克松总统宣布取消征兵制；
等等。实际上，经过民权运动和反战运动的洗礼后，美国社会才逐渐成为一个开放、宽容的多元社会。在那个年代，纽约的格林威治村是边缘人、疯狂艺术家以及反叛者聚集的公共广场；
在那个年代，纽约取代了巴黎成为全世界艺术家最向往的地方。遗憾的是：如今的格林威治村已经走向了中产阶级化和商业化，曾经的波希米亚传统早已不复存在。然而，正如苏西所说：“与其说格林威治村是一个实际的地点，不如说它是一个概念，一个存在于人们心中的符号，一次对‘大地上的异乡客的召唤。甚至可以说，这个地方还在不在已经无所谓，在哪里也无所谓。重要的是：有价值的思想、伟大的创意注定能够找到土壤，然后生根发芽、茁壮成长；
而只要有创造的精神，就永远能够找到方向。”

我们，生于20世紀60年代的这拨人，是红旗下的蛋。我们关于“60年代”文化的启蒙，也是从摇滚乐和民谣开始的，但却要等到20世纪80年代初崔健那声“一无所有”的呐喊。待我们听到鲍勃·迪伦的歌时，已经是“走过来走过去，没有根据地”的90年代的晚上。深沉的夜幕悄然落下，那些走夜路的人，七零八落的，只能自己摸索，抬头看不到星辰。

深冬的纽约，满地落叶。我走在格林威治村的街上，睁大了眼睛，好像要从每一片落叶上寻找那些飘散在寒风中的答案。耳朵被冻得通红。

雪落在昏暗的路灯下，树叶上没有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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