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关中地区水涝灾害研究（郁耀闯,赵景波）

提要：通过对唐代关中地区历史资料的搜集、整理和分析，对该时期关中地区的降水规律和成因做了探讨。结果表明：唐代关中地区的降水主要集中在唐中期(公元703～公元840)137年间，这一时期共有水涝灾害41次，平均3．34年就有一次，占唐代水涝灾害次数的68％；
唐前、唐后降水较少，水涝灾害次数各占16％；
唐代关中地区水涝灾害唐前、中、后期分布很不均匀，水涝灾害在时间上的分布呈现出中间高两头低的态势，唐代关中地区水涝灾害在季节性上的特征也十分显著，多集中于夏秋两季，其中尤以农历八月份最为频繁，达16次之多；
唐代关中地区气候整体上较湿润，降水丰沛。气候暖湿，年降水量较多，降水集中或持久是造成该时期水涝灾害的主要原因，人类活动导致植被遭到破坏也加剧了该时期水涝灾害的发生。

关键词：关中地区；
水涝灾害；
唐代；
发生原因

中图分类号：P426．616 文献标识码：A

历史时期以来，中国就是一个洪涝灾害频繁发生的国家，洪灾造成了巨大的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同时对自然环境也造成了极大破坏。关中地区是中华民族的主要发祥地，自然条件优越，农业经济发达，自古就有“天府之国”的美誉，自西周起至唐代，在大约两千年的历史时期中，先后有西周、秦、西汉、隋、唐等13个王朝和政权以及更始、赤眉、大齐等3个农民起义军建立的政权在关中地区中部的西安小平原上建都，唐王朝定都长安，始终视关中地区为帝业的根本所在。因而对关中的自然环境多有关注。考之于文献记载，唐朝时期关中地区的自然环境状况并不令人乐观，水涝灾害的不断发生便是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为此，本文试图探讨唐朝时期关中地区的水涝灾害情况，总结其规律，藉以揭示这一时期关中地区的自然环境状况，对于进而预测未来关中地区可能发生的水涝灾害具有重要意义。

1 唐代关中地区水涝灾害概况

由于古代交通落后，科学技术手段不发达，史籍中关于水害的记录肯定是漏缺有误的。不过上面引述的这些史料也足以说明唐代关中地区的水害给当地的经济和人民的生活造成了很大的危害(表1)。

2 唐代关中地区水涝灾害在时间上的变化

唐代关 中 地墨水涝灾害在时间上的分布特征十分明显[2、3](图1)。首先，从水灾发生的总体趋势而言，根据现有史料，在唐前(公元618～ 公元702)85年间，关中地区共有水涝灾害10次，平均8．5年一次， 占水涝灾害次数的16％；
在唐后(公元841～ 公元907)67年间，关中地区水涝灾害1O次，平均6．7年一次，占水涝灾害次数的16 ；
而唐中期(公元703～ 公元840)137年间共有水灾41次，平均3．34年就有一次，占水涝灾害次数的68%。可见唐代关中地区水涝灾害在唐前期、唐中期、唐后期分布很不均匀(图1)，唐前期和唐中期，唐后期和唐中期差别较大，唐前期和唐后期差别不大。水涝灾害在时间上的分布呈现出中间高两头低的态势(图2、3)。也就是说，唐中期水灾发生频率相当高而唐初和唐末则较少发生。其次，唐代关中地区水涝灾害的季节性特征也十分显著。唐代文献在记载关中地区水涝灾害时，常常都清楚地记录了起始月份和终止时间，有时虽未明言但却记录了季节，仅有2次水灾未明言月份或季节。据现有文献资料统计，农历正月、二月、十一月从未发生过水灾，十月、十二月仅各有一次，三月仅有三次。这说明，唐代关中地区春季和冬季发生水灾的频率相当小。据统计，农历四月份有4次水灾，五月有5次，六月8次，七月1O次，八月16次，九月9次。夏季(六、七、八月)则多达34次(图4)，秋季达1O次之多。可见唐代关中地区水灾多集中于夏秋季节，其中尤以农历八月份最为频繁，达16次之多[4]，这是关中地区水涝灾害最为显著的一个特征。这一特征的形成与关中地区的降水特征有密切关系。虽然关中降水量不算丰富，但降水时间却相对集中。关中地区降水多集中于夏秋两季，因而秋季很容易形成洪涝灾害。例如公元754年，唐玄宗天宝十三年，西安市，秋，霖雨六十余日，京城垣屋倾覆殆尽，物价暴贵，人多乏食。秋，关中大淋雨，害稼，六旬不止。公元761年，唐肃宗上元二年，西安市，自七月霖雨，八月方止，京城官寺庐舍多坏，街市沟渠中漉得小鱼。显庆元年八月“霖雨，更九旬乃止。”天宝十三载秋，“大霖雨，害稼，六旬不止。九月，闭坊市北门，盖井，禁妇人入街市，祭玄冥太社，崇明德门，坏京城垣屋殆尽。人亦乏食”。关中夏季很少见霖雨天气，而暴雨式降水则较为常见，因而很容易造成山洪暴发，河水泛涨，从而形成洪水灾害。例如，据《新唐书·五行志》和《旧唐书·玄宗纪》记载：永徽元年六月，“新丰，渭南大雨，零口山水暴发，漂庐舍”。天宝元年六月，“武功山水暴涨，坏人庐舍”。

3 唐代关中地区洪水发生原因与气候变化

3．1 气候暖湿。降水偏多

降水成为唐代关中地区水涝灾害最经常、最主要的成因，是有其气候背景的。根据我国气候学家竺可桢和丹麦地球物理学家丹斯加德等人对中国和世界气候变迁史的研究，当公元七世纪(相当于隋末唐初)时，由于太阳辐射变化的影响，中国和世界的气候都告别了自公元四世纪(相当于晋)以来的寒冷、干旱的“干冷期”，而进入了温暖、湿润的“暖湿期”。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公元十一世纪(相当于北宋)，其后气候才又逐渐变得寒冷和干旱起来[5、6]，也就是说，整个唐代都处于气候史上的暖湿时期，在这种特殊的气候背景下，唐代的气温偏高(约高于现代1—2度)，降水偏多，雨量丰沛，从而导致各种各样的水害次数，大范围的发生。据研究，自公元703年至公元840年年间，是近3000多年来历时最长的多雨期[7]。

3．2 降水集中、持久

唐代关中地区的水灾可分为两个类型[8]：其一为暴雨型，关中地区年降水量大体在4OO一700mm，主要集中在7、8、9三个月。由于降水比较集中，这种水灾一般持续时间较短，但降水量特别大，常常引起山洪爆发，冲毁农田、房屋和桥梁等，甚至造成重大的人员伤亡，直接损失很大。如公元836年，唐文宗开成元年，麟游，夏，凤翔麟游县暴雨，水，毁九成宫，坏民舍数百家，死者百余人，牛马不如其数。再加上本地区基本上属于黄土高原地区，黄土母质松软，地表植被又较稀少，极易造成水土流失。因此，水涝灾害往往造成较大规模的表土流失，和其他地区相比，同样降水量造成的水灾程度就比较高。其二，久雨型。即因长时期降水而造成的农作物受损、交通受阻乃至于建筑物破坏等灾害。这种水灾一般持续时间长，波及范围广，灾害程度亦较严重。如公元764年，唐代宗广德二年，长安，九月，自七月大雨未止，京城米斗值一千文，蝗食田。

据统计，关中地区在唐朝289年间共发生水涝灾害61次，平均4．74年就有一次。可见唐代关中地区的水涝灾害是相当频繁的。在这些水灾中，久雨型、暴雨型水灾大体各占一半。

3．3 人类活动导致植被遭到破坏 ，

水患与生态息息相关，而构成生态环境的因素是多方面的，核心是森林。森林具有多方面保护作用，森林的树冠对于降雨具有截留作用，林地植被具有吸水能力，林地具有透水作用。因而可大大减少地面径流，削弱侵蚀力量，减少水土流失。据估算，林冠截流的降水约占降水量的15％～4O％、林地上枯枝落叶层能吸收大量的降水，吸水的多少随其树种的组成而异，一般可达自身重量的4O％～6O％。森林的减少在暴雨作用下极易产生超渗产流，特别是在土层浅薄、侵蚀较为严重的地区，径流系数常达0．5O～0．70[9、10]。因此，森林减少不仅导致涵养水源、保持水土的能力下降，而且加重了洪水灾害。

《唐六典》卷7《虞部郎中》条载云，凡五岳及名山能蕴灵产已，兴云致雨，有利于人者，皆禁其樵采。法令的规定表明唐代人们认识到森林能“兴云致雨”，“有利于人”，所以“禁其樵采”，无疑有利于保护生态环境。然而，法令的制定与实际的操作有很大差异，唐代特别是北方滥伐森林以至于破坏生态的问题十分严重。《全唐文》卷二四，宋之问《春游韦曲庄序》条载云，唐代关中等平原地区已经几乎没什么森林可言。

据文献记载，唐代森林地区继续缩小，由于近处山林难于满足需要，远程采伐的范围不断扩大，破坏的范围就扩及到更远的山地， 从而使山地森林受到严重的破坏。笔者分析认为造成森林破坏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其一，唐王朝建都长安，和北魏建都洛阳一样，都是因袭前代旧名，实际是别筑新城。唐长安较之北魏洛阳，规模更为宏大，所需材木也更为繁多。城基肇建，材木取自何处?未见记载，可能就在终南山中。因这时义谷山道初开未久，正宜充分运输。公元743年(唐玄宗天宝二年)，还曾在长安城南开凿一条漕渠，引濡河水入城，置潭于西市，以贮材木。就是这样的采伐规模，似尚难满足长安城中的需要。唐代在现在宝鸡、眉县、周至、户县市境内，分别设立四处监司，各就附近采伐。采伐的范围远远及于岐山和陇山。就在开凿这条涌河水的漕渠之前，长安附近诸山已无巨木可供采伐，而要远取之于岚胜诸州。可见当时长安所需材木已使关中南北诸山的森林受到破坏。长安作为王朝的都城、宫殿、官署、居民房屋的建筑和维护，每年都需要材木。城内人口取暖、炊膳，也都需要薪炭(木炭)，这就使森林遭到更多的破坏，促成了长安城南几条河流流量的减少。陇山以西森林当然也难免遭到破坏。其二，唐代很重视养马。唐前期，国家养马的地区，跨有陇石(治所在今甘肃陇西县)、金城(治所在今甘肃兰州市)、平凉(治所在今甘肃平凉县)、天水(治所在今甘肃秦安县)四郡。西边一直到现在青海省东南部黄河的弯曲处，那里当时是称为河曲的地方。后来牧区向东发展，又包括歧(治所在今陕西凤翔县)、郐(治所在今陕西彬县)、泾(治所在今甘肃泾川县)、宁(治所在今甘肃宁县)诸州，东边一直到银(治所在今陕西横山县党岔)、夏(治所在今陕西靖边县白城子)二州。更越过黄河，伸延到现在山西静乐县南的楼烦镇，那里当时称为楼烦监，横山山脉附近的银州和夏州也是重要的牧马地，其西南的岐山附近和陕西的郐州，甘肃的泾州、平凉郡、天水郡 陇右郡、金城郡等直到青海以南的河曲一带，都是唐代的牧马地区。也就是说，唐代的养马之地遍及黄河中游地区，特别是渭河流域(据《薪唐书》卷四0《兵志》)，养马于群山起伏之中，出没于森林茂密之区，对于森林一样会有破坏作用。渭水流域变成养马的草场，正说明当地的森林已经遭到了破坏。

唐代黄土高原森林破坏情况，由于人类无节制的活动毁坏了自然植被，进而破坏了生态平衡，于是，关中及其周围地区水土流失，河道雍塞，有雨必溢，无水不灾，造成“土瘠民贫”，遗害无穷。

由于滥伐森林，破坏植被，使生态环境恶化，不少地方气候失调，降水量减少，旱涝灾害频繁，恩格斯在阐述俄国破坏森林所带来的后果时曾指出：“由于无情地砍伐森林毁坏了土壤水分的贮藏所，雨水和雪水没有来得及渗进地里就很快顺着小溪和大河流走，造成了巨大的水灾。”恩格斯的这二科学论断，为后来愈来愈多水涝灾害所证实。毁林开荒，乱垦扩种，大面积森林植被破坏，致使自然界生态平衡失调，环境条件恶化，引起大面积水土流失，是加剧降雨成灾的主要原因。

由此可见，唐代关中地区的水害是自然因素和人为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4 结论

综上所述，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1)唐代关中地区的降水主要集中在唐中期(公元703—公元840)137年间，共有水涝灾害41次，平均3．34年就有一次，占水涝灾害次数的68 ，唐前期、唐后期降水较少，各占16%，水涝灾害在时间上的分布呈现出中间高两头低的态势。

(2)唐代关中地区水涝灾害的季节性特征十分显著，多集中于夏秋两季，其中尤以农历八月份最为频繁，达16次之多。

(3)唐代关中地区气候整体上较湿润，降水丰沛。

(4)气候暖湿，降水偏多，降水集中、持久，是造成唐代关中地区水涝灾害的主要原因；
另外，人类活动导致植被遭到破坏也加剧了该时期水涝灾害的发生。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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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郁耀闯(1980—)，男，硕士研究生。

来源：《干旱区资源与环境》200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