斑斓五色的闽台风情画册

周朝晖

嘉庆七年（1802年）十月，琉球国派遣以耳目官向诠、正议大夫梁焕为正、副使的进贡使团，分乘两艘满载硫黄、红铜、白刚锡等紧俏战略物资的大船赴华进贡。十月六日，使船从那霸起航后向西驶往福州闽江口。不料在途经台湾西北部海域时，遭遇强烈风暴袭击，两艘进贡船偏离航向，一艘下落不明，另一艘漂流到台湾岛附近海面，经当地人救援安全登陆并得到地方政府的妥善安置。受難琉球使团人员后来在台湾官员护送下经金门、厦门前往福州，最终完成了进京朝贡使命并顺利归国。对这段经历，无论是琉球国还是清朝方面都有相关记载，但因所记过简而淹没于史料之中。

不过，随着《琉馆笔谈》的发现，这一事件的经纬巨细，以及琉球使节逢凶化吉的奇特经历终为人所知，连同事件一起跃然纸上的，还有两百年前闽台两岸的世态风情。

二百年前闽台社会的风情画册

《琉馆笔谈》是一本和纸装订而成的手抄页册，成书于18世纪初，是琉球外交官杨文凤（琉球名为“嘉味田亲云上”）与萨摩藩（鹿儿岛）武士石冢崔高的笔谈记录。本书全是口语体汉文，用工整的楷书誊抄，装订成册只有薄薄的十九页，但内容颇为丰富，主要围绕嘉庆七年琉球赴华朝贡使团沿途的经历见闻，诸如遭遇海难后漂流台湾并获救的经过、见闻和感受，包括厦门、金门以及福州的世态人情、文化风貌等，话题颇为广泛。

笔谈所涉，因系作者亲身所历，且行程中有的地方居停不短，不像蜻蜓点水或走马看花。而且身在异国，目光充满新鲜与好奇，观察视角也非常独特，有些是本地人所忽略或熟视无睹的细节，都被萨摩藩武士认真记了下来。同时，因为笔谈对象是第三方的萨摩人，交流之际也少了拘束与顾忌，话题中偶尔触及的社会百态、时事八卦或地域花边新闻，无不活灵活现，读起来赏心悦目，迥异于中规中矩又空泛无边的官方外事备忘录文献。

嘉庆七年，杨文凤随使团赴华进贡，翌年回国不久又因公赴日。在鹿儿岛居停期间，石冢崔高多次前往馆驿拜访并交流。石冢是“唐通事”，即负责与清国商船贸易交涉的汉语翻译。杨文凤虽是受过儒学教育的琉球国士族，兼工汉诗，且多次赴华，但“不识官话，言语不通”，无法用汉语与石冢直接交流，好在学养背景相当，“书字通言”，双方用当时东亚的通用语言汉文进行笔谈。后来石冢将笔谈记录整理誊抄，附上日文译件作为涉外情报上交萨摩藩参考。幕府政权垮台后，很多地方文献散失，此书辗转流落海外，后被夏威夷大学郝黎文库（Hawley Collection）收藏，后经冲绳学者仲原善忠发现才公之于世。鉴于此书独特的史料价值，近年来颇为东亚海洋交流史研究领域的学人所重。

此外，对《琉馆笔谈》背后所牵涉的历史事件，还需略作介绍。

1609年，日本幕府萨摩岛津藩入侵琉球国，在攻陷了国都首里城，大肆洗劫之后，掳走琉球国王尚宁到江户做人质。幕府将军德川家康忌惮与大明重启战端，不敢独吞琉球，在琉球维持与大明的册封朝贡关系的同时也向江户幕府称臣的政治前提下，让琉球王统得以存续，这就是史家通称的“一国两属”。琉球从此被卷入日本幕藩体制中，向江户派遣使节成了惯例，从1634年到1850年，有18次是使团到江户觐见幕府将军。九州南端的鹿儿岛则是琉球人进出日本的必由口岸，某种程度上，也是江户时代日本从琉球获得中国资讯情报的窗口。

琉球使节的到来，对彼时奉行锁国政策的日本来说是件新鲜而又刺激的大事，尤其吸引渴望了解“中华事情”的知识阶层的关注，纷纷前来交流请益，除了以通事为媒介的交流，更多的是以汉文笔谈，江户时代留下的这类文献数目庞大，《琉馆笔谈》是其中之一。

宝岛台湾：冬天里的春天

承前所述，由于不可抗力的天气，杨文凤搭乘的进贡使船在赴华航路中遭遇海难事故，船只在汪洋中随风浪漂转，最后在台湾获救上岸，此后一行人在台湾居停达四个多月。其间耳闻目染，对台湾的自然、地理、社会状况，乃至对当时的重大事件都有所体验和见闻，与捕风捉影、道听途说的“风说”不同，在彼时中日官方不通往来的大背景下，来自琉球使节的第一手台湾见闻无疑具有非同一般的情报价值，也引起了日本武士的浓厚兴趣，都不厌其烦一一打听并上报藩府。不难推测，彼时德川幕府已在关注研究台湾了。

清政府收复台湾后，通过垦荒、移民、兴文教等举措加强与祖国的经贸往来，卓有成效。琉球使节上岛时，治台成效已在社会各方面显现出来，呈现在琉球人眼中的台湾是个风光秀丽、人情醇厚的宝岛，也是崇尚诗文的礼乐之乡。

在杨的记忆中，与大陆“仅隔两日水程，中途要经澎湖三十六岛”的台湾，“气候极暖，冬景如春，草木长青，土地平坦多田”，是个名副其实的宝岛。岛上人口大部分是来自闽粤等大陆沿海的汉族移民，此外还有原乡住民，“当地有生番，喜好生食，不喜熟食”，即是高山族等土著居民，尚处于未开化状态;还有一种“熟番”，是接受来自大陆先进文明影响逐渐汉化的本岛人。他们居台期间，从政府到民间，纷纷向他们伸出热情友好的双手排忧解难，送温送暖。中华礼仪之邦善待远人的情怀，首先在台湾得到充分体现。

对不幸遭遇海难的琉球使团，台湾地方政府给予高度重视。他们被救护上岛，经过笔谈确认身份后，当地政府迅速妥善安置使船上八十多人的食宿，使他们“得免饥渴”。琉球使臣感动不已，“赋诗谢恩”。奉政大人吉寿不但亲自登门探视慰劳，还遣儿孙辈每日送酒送茶慰问有加;台湾府知府庆保不但多次来见，还赠送衣物、诗集。

台湾民众崇尚诗书的风气，给琉球使节留下了难忘的印象。杨是琉球人，但作为首里城士族子弟，从小在明伦堂学习朱子学，兼通汉诗，有汉诗集《四知堂诗稿》传世。清朝册封使李鼎元出使琉球时，就多次和他有过诗酒酬唱。得知使臣擅长诗书，当地学子结队登门拜访，或赋诗酬唱，或索求翰墨，乐此不疲。其中有两个少年才俊竟然成了杨的粉丝，一连十几天日夜出入他的旅居处，“起居安慰，情谊甚欢”。后来琉球使节被送往府城，他俩竟然一同前往，照顾他们的起居和应酬。琉球使节回忆的细节虽不无支零琐碎之处，但扎实有力地凸显了台湾社会的文明水准和精神风貌。

滞台期间，琉球使节也观察到某些社会事件对台湾的影响。有一次游览台南，见“废弃城池，颓墙毁瓦，堆积成邱”，感到惊诧。问询后得知，这原来是林爽文事件留下的遗迹。杨对此事十分谨慎，不管萨摩人如何探问，杨“述而不作”。

商港厦门：“厦庇五洲客，门收万顷涛”

书中还留下了海峡对岸的闽南厦门、金门一带的观感。在使臣笔下，厦门作为清代中期通洋贸易港商业繁荣，作为海防军港严密坚固，当地官民对待外国使臣周到而热诚，内容翔实而具体，字里行间温情脉脉富有抒情气息，成了本书的一抹亮色。

嘉庆八年（1803年）二月，庆保遵照朝廷指示，派船护送使节一行前往省城福州，再由福州地方一路护送北上进京朝贡。由于地缘上的关系，从台湾海路前往福州，中间经停金门、厦门。对于厦门的记忆，琉球人的描述历历如画：

遥望厦门，则岛上重峦叠嶂，山麓街市整饬，梵宇广厦望之俨然，舟行水上，真如在画中游……

其地蛮舶辐辏，旌旗摇曳，画红彩绿，其船大如山，泊于港内……

明丽的春日朗照下，底尖体阔的福建大帆船（福船）与色彩斑斓的外国商船密密麻麻挨挨挤挤停泊在厦门港湾内外，体型庞大的船上，满挂红红绿绿的彩旗在海风中猎猎飘扬，埠头上人流物流络绎不绝，牛车马车骨碌碌声响与各种语言的吆喝叫唤混在一起……

透过文字，仿佛穿越时光隧道，回到两个世纪前大清治下的福建东南国际商港。汉诗人杨文凤笔下的厦门描述得相当生动，色彩亮丽，动静分明，强烈的画面感迎面扑来，颇有水彩册页的韵味。这段文字也颠覆了我原先的印象。曾以为，厦门作为对外开放的国际贸易港，是鸦片战争后被迫开埠才形成的，而此前则是封闭停滞的“渔人码头”而已。这种偏见或许与曾经根深蒂固的“鸦片战争一声炮响，把厦门带进世界史”的主流史观的影响有关。但历史是鲜活的，诸多史料显示，早在作为五口通商口岸之前，厦门以远洋贸易为中心的商贸业就已展露峥嵘。以嘉庆年间为例，在行政区域上厦门隶属同安县，但在经济实力上却是整个福建省的重镇，这种行政单位小、经济体量大的格局，迥异于中国其他省份呈现出一种独特的社会经济人文景观。原来，这一“传统”在清代中期就已现雏形了。

厦门在中国对外贸易交流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在我国海洋开拓发展史上虽然称不上古港大港，但却以自己独特的优势和条件扮演过重要角色，发挥过独特的作用。据杨国桢《闽在海中》一书介绍，与泉州、福州和漳州这些世界级的海外贸易大港相比，厦门港起步较晚。在明清之际崛起之前，曾长期作为古代东方贸易大港泉州、漳州月港的外围港湾和辅助港口而存在，但因独特的地理優势和历史因缘际会，很快发展起来。15世纪开始的大航海时代，世界资本主义兴起，东西洋海上贸易的交会和碰撞中，厦门港脱颖而出;随着明末郑成功海上势力的崛起，便一跃而成为中国对东西洋贸易的主要商港;清朝收复台湾后，经过康乾两代的百年经营，厦门既是通洋口岸，又是对台物流的转运港和集散地，与东南亚诸国的海上贸易也达到鼎盛。到嘉庆初年，已经成为异国人眼中富庶繁荣、流光溢彩的国际贸易大港了。琉球人眼中所见，可与同时期厦门方志中的有关记载相佐证：

田园日开辟也，市肆日闹也，物贿物日增而日益也，宾客商旅日集日繁也，四夷八蛮道里所通，舟车所济，则又日往而日来也。（薛起凤《鹭江志·嘉禾里序》）

鹭门田少海多，居民以海为田，恭逢通洋弛禁，夷夏梯航，云屯雾集。鱼盐蜃蛤之利，上供国课，下裕民生……（《鹭江志·鹭岛水仙宫碑记》）

自古厦、金一水连。与厦门一水之隔的金门也在琉球使节的记忆中打上深刻烙印。他们从台湾岛启程，在进入厦门港之前，曾在金门港停泊，大概也少不了欢迎招待。《笔谈》中记载“（港内）有石堤，至于海心，名金门关，有一品武官率兵卒为把守”来看，使团一行可能在小金门上岸。清代金门、厦门均隶属同安县，小金门岛上今有清“金门镇总兵署”旧址留存。总署衙门原是万历年间的本地士绅书斋“丛青轩”，康熙二十二年（1682年），总兵陈龙将其改建为军事指挥兼处理军务的办公设施。

金门岛及附属岛屿分布于厦门港、月港这两大国际商港外围。历史上金门和琉球渊源颇深：明清时期，泉、漳等闽南海商通琉球，商船大多从金门放洋起航;清代金门海上渔业、贸易与海洋运输业均很发达，大嶝岛的造船技术达到很高水平。清道光十八年（1836年）和同治五年（1866年）清朝最后两次册封琉球，一改在福州敕造册封舟的旧例，选用的册封舟都是产自金门大嶝岛的大型“邱大顺”海船，并在金门岛举办官方祭祀妈祖、苏王爷高规格典仪之后开洋起航，浩浩荡荡前往琉球册封。如今小嶝岛上的苏王爷庙和一株“独木成林”巨型铁树，就是19世纪中期中琉往来历史的见证;而金门苏王爷作为海上救助神灵的信仰与中琉往来历史也有关联，岛上英灵殿里悬挂着一块“仁周海噬”的匾额，乃同治御笔，表彰苏王爷在册封琉球的海上保驾护航之功。

明初，厦门作为海防前沿的地位开始凸显。为抵御倭寇对东南沿海的侵扰，朱元璋派遣周德兴经略厦门海防，统辖厦、金明朝水师，同时肩负着为中琉海上往来保驾护航的职责。有明一代，东南水域海贼倭寇频繁作乱，甚至连往来福建与琉球之间的官方进贡船、册封舟也未能幸免，厦门水师是“威震海疆”维护海上安全的重要力量。由于地处东南近海与远洋要冲，厦门也是救助护送遇难异国船只的一大基地，其中救济的琉球船占了不小比重。在有清一代留下文字记录的就有三十几次，而每当难船到厦、漳、泉等地，当地均会依据朝廷有关抚恤规定，“虑饥给养，念寒援衣”，给予救助。

明清两代，厦门军政人员也承担护送琉球使节进京朝贡的职责。通常琉球使臣赴华，在泉州、福州入境，休整一段时间后再由省政府选派文武官员陪同护送进京。这些护送琉球使节的武官中就有厦门海军将官。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九月，琉球国遣使来华朝贡，进京使团由紫金官毛国栋、副使正议大夫毛廷柱、通事郑文英等二十多人组成，厦门海防同知黄奠邦受命一路护送上京。自闽入京水陆行程近二千五百公里，黄奠邦一路与琉球使团休戚与共，克服种种困难，最终赶在腊月初五准时入京，使琉球朝贡使与其他外国使节如期参加紫禁城的新年庆宴活动。

虽然只是短暂停留，但厦门这座美丽丰饶的海港城市给他们留下了温馨的记忆，在《琉馆笔谈》中，杨文凤回忆道：当琉球使臣赴京朝贡，完成使命回到福建后，举帆归国之际，为防海匪贼寇侵袭，厦、金出动数量可观的大小兵舰北上闽江口迎接琉球船队，一路护送到远海，“（厦金水师）竖‘帅字旗，带领海船四十余只，护送之出海口二十里外”，使团人员无不感动，赞叹：“中国待远人极其周全矣！”

榕城福州：文物繁昌，五光十色

嘉庆八年（1803年）二月初八，在台、厦两地官府的护送下，琉球国使节一行抵达省城福州，被迎往专门接待琉球人的地方安置。琉球使臣对福州感情颇深，谈论中流露出一种异国中故乡的稔熟与亲切，笔墨也极为细腻周到。

明清两朝，福州是琉球国往来中国的指定出入境口岸。洪武五年（1372年），琉球成为明朝册封朝贡体制成员开始和中国频繁交往。由于地缘上的原因，福建被指定为琉球贡使来华入境口岸。明朝在泉港南部的聚宝街建造“来远驿”接待琉球人。明成化年间，市舶司移往福州，琉球人来华遂改由福州台江入境。“柔远驿”即是明朝政府在水部门外建造的接待设施，风格是传统福州坊巷式三进宅院建构，占地约六千平方米，可容住客三百人以上，有草坪、大榕树、假山、水池、花园及妈祖宫。馆驿紧临内河，与闽江相连，便于人员与货物进出;边上有大型货仓“进贡厂”，用以储存贡物。遗址至今犹在福州台江国货西路南公园后街二十一号。

柔远驿专供琉球人使用，又称为“琉球馆”。这座馆驿，从建造竣工起一直沿用到19世纪末期琉球亡国，时间跨越五个世纪。明清两代，不但是专门接待琉球使臣的馆舍，而且是在闽从事其他术业的琉球人的聚居据点。以柔远驿为“异国之家”，很多琉球人都曾在福州生活、读书、经商。一部五百年中琉往来史，几乎都是围绕“琉球馆”展开的。

“琉球馆与州城相去约一里半，其间都是人家。有万寿桥，福州人家稠密……甚是热闹。”弘治十一年（1498年），福州官府在琼河口开凿直渎新港直通闽江，由闽江又可以直接入海，进而与浩瀚的东亚海域连为一体。福州城内水上交通变得异常便捷，“百货随潮船入市”，琉球馆周边的商业也迅速发展起来，尤其每当琉球进贡船来航，河口及新港交易繁忙火热。

因为停留时日不短，馆驿里的琉球人必然与周边市井有了熟悉感，也对社区生活有了深入的观察和体验。在大部分时间里，他们与近邻相处甚洽，从琉球人留下的诗文可知，琉球人旅居福州的生活有滋有味，有一种身在第二故乡的温馨与自在。只是偶尔也有来自社区顽童的困扰，“每过万寿桥，儿童群集而戏之，甚至以马粪投掷”，不只尾随、围观，更有将小动物尸体扔到琉球馆内的恶作剧……这类“苦情（怨诉）”。华夏号称文明礼仪之邦，善待远人的传统美德源远流长，这类表述大致不错。不过具体在民间，实际情况就不是可以如此简单大而化之。作为福州城里唯一的异国人，琉球人的装束、发型、语言、相貌和举止都与本地人迥然有别，遭遇好奇围观乃至嬉笑恶戏并非罕见，也无须讳言，只不过这类文字很难见诸官方记录。《琉客笔谈》中无意间抖落出的这类旅居八卦，还可以与地方史料的记载互为印证。福州博物馆里展示着一块石碑，原来在琉球馆外，是同治十一年（1872年）福州地方政府颁布的关于禁止周边居民骚扰琉球馆的告示，碑文有云：“设立柔远驿，原为优待远人，以示朝廷怀柔之意。凡有琉球人到省安插馆驿，不准闲杂人等擅进骚扰……”所谓“史不远人”，于此可见一斑。

作为省会城市，福州的魅力不仅在于商业繁华，更让使臣艳羡不已的还有教育的普及。这也是《笔谈》中篇幅最多的话题。

在琉球使节眼中，福州尊师重教风气非常浓厚，“国中奉圣人教，上自天子，下至庶人，无一不学”，福州人家子弟“读四书五经，用宋朝程朱注解，又旁及诸子百家之书，又学做文章，天下皆同也。但闻今中国考试文章取士，故读书者专为举业做官计算耳。当其考试考其文章定其高下取其中选者，或为秀才，或为进士、举人等科目。中国为学此其与我邦少不同”。可谓全社会重视学习，就连那些恶作剧的顽童，对知书者也是心存敬畏。他们骚扰作弄琉球人的行径，受到塾师的训斥。得知杨文凤等是“中山国能诗善文之士”后，一群顽童肃然起敬，齐来门前道歉，琉球馆从此消停下来。这类记录也从侧面反映出福州崇尚文教的社会价值取向。

旅居榕城期间，琉球使节也注意到福州社会不同于琉球社会的风尚。在琉球，女性独当一面，出入公共场所理所当然，甚至在市场售货和购物均由女性担当。这种现象，连大清册封使徐葆光、李鼎元都感到惊奇而写进《琉球竹枝词》里。但在福州，“凡妇女出门必坐轿子，故不可面见也。但寺庙烧香时必于庙门外下轿步走，方露其面”。19世纪初来榕布道的美国传教士卢公明（Justus Doolittle）就观察到，福州人家里来客，男女分桌就餐;居家妇女深居堂奥;公众场合妇女也不能和男性相处，熟人亦概莫能外。这种情形直到晚清才有所改变。

琉球使臣不仅看到城市生活中光鲜的一面，而且对诸多的社会问题亦有不同程度的揭示。对省会福州的印象，在城市商业繁华、教育水准高之外，也注意到某些社会暗影，诸如盗窃成风，“剪径最多，走路少不留心，则为人偷物件。其技可谓绝巧，士人不甚以为怪也”。小偷盛行而且到了连知识阶层都见怪不怪的地步，说明社会治安问题不容忽视。

《琉馆笔谈》中无意间披露的“城市阴暗面”，还有私娼盛行，屡禁不止之类的社会风气问题。杨文凤了解到，“清朝禁止娼妓”，福州城內“并没有花街柳巷”。不过，作为一种寄生在封建社会肌体上的病毒，娼妓现象可能被一时禁止，却是无法根绝。琉球人就观察到，在城市边缘地带，犹存涉黄死角：“然于河下舟船辐辏等去处，有私窠子。”“私窠子”即暗娼。福州城外闽江边，水汊纵横，成了暗娼藏身之所，在商船渔户停泊的闽江河岸，有很多“船”，有些户白天捕鱼，夜间接客卖淫。这一现象不唯福州，同时期的浙江钱塘江流域的“九姓渔户”“江山船”与珠江流域的“船”，在清末民初盛行一时。晚清徐珂在《清稗类钞》一书，在“娼妓类·福州之妓”条目下就记载了福州台江河岸“船”私娼的盛行。

明清在册封朝贡体制的框架下，“善待远人”，积极与周边开展睦邻友好邦交，维护海洋和平安宁。同时为了管理和约束外国人在华行动，防患于未然，对外国人实行严格管理，诸如入境口岸、进京线路及活动范围都有具体严格规定。尤其像台湾、厦门、金门这样的海防要冲和对外商贸港口，更是绝对禁止外国人涉足。不过，嘉庆七年的琉球使团，由于海难这一突发事故，“因祸得福”，得以走访台海两岸区域，饱览山川形胜之余，深入观察、体验当地的社会风情。

这些来自属国的琉球使臣，因为身份及观念习俗的差异，他们身在他乡，心里在意的、眼里关注的和笔下记录的，很多是本地人熟视无睹的细节，《琉馆笔谈》中所呈现的见闻趣事和细节，有其价值。这些记载让我们看到了曾经的乡土风情，为了解两百多年前闽台区域的社会风貌，提供了一种解读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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