挑战“古典”:郎朗的“哥德堡”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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琴家郎朗演出并录制J.S.巴赫的《哥德堡变奏曲》成为2020年古典音乐市场屈指可数的风云事件。经过三年多的表演准备,他把巴赫的旷世杰作搬上舞台作为个人演奏生涯的“分水岭”,立刻引发一众“古典”人士的口诛笔伐。批评之声不仅包括如何遵循原谱、是否该用现代钢琴的“陈词滥调”,更有对装饰音演奏、声部处理、结构布局和风格规范的“专业”批判。万达·兰多夫斯卡、格伦·古尔德、罗莎琳·图雷克等人的经典版本变为众人攻击郎朗的“武器”,其声势调门活像演奏家入室抢劫,动了诸君唱片柜里久藏的“干酪”。

眼见为虚,耳听为实!遍观肤浅夸张的炒作新闻、咬牙切齿的负面评价,我从未对郎朗的演奏如此好奇,禁不住凑到国家大剧院的台侧,一听郎朗的“哥德堡”是何真容。2020年12月27日晚,郎朗身着低调、考究的西服便装登台亮相。他先以罗伯特·舒曼的《C大调阿拉伯风格曲》热身,再至台前动手弹出熟悉的“咏叹调”主题。我无法言喻演奏伊始带来的瞬间感受,只觉得那是一种久违的活力与新鲜。它如同一幅文艺复兴早期的湿壁画跃然眼前,靓丽饱满的色彩、生动曼妙的笔触令人目不暇给,兴致盎然。

年少的“过错”

郎朗的演奏“惹怒”资深观众,想来应该有些原因。然而,钢琴家指下一个个萦绕耳际的变奏段,却让《哥德堡变奏曲》化为一株奇葩,从初始主题一点点生长蔓延,陡然变得根深叶茂、浑然天成。坐在观众席里,我只听得各个乐段如新枝嫩叶般自由伸展,早将最初的纠错企图忘得烟消云散。逐渐地,郎朗仿佛将“哥德堡”从人们习惯了的巴赫欣赏语境中抽离出来,以独具个性的演绎呈现出一副非同凡响的青春之躯,绵延多情,生机无限。

20世纪诸多大师演绎的“哥德堡”总以老熟精深赢得赞誉,可郎朗偏偏不守成规,将它弹奏得青春洋溢、自由舒展。这是一种毫无遮掩的年少的“过错”,遂同权威听众的期待南辕北辙。郎朗当晚演奏的《哥德堡变奏曲》时长超过一小时四十分。绚丽多彩的音响令我沉醉其中,感觉不到丝毫乏味与冗长。直到全曲终了,我才恍然意识到,自己收获的乐趣全由“过错”酿成。它们同大众信奉的那位“音乐之父”无关,而是郎朗独立的音乐创造。

郎朗的“哥德堡”過错之首在于“幼稚”。“咏叹调”主题清新明澈的音响“误导”了演奏家,使他认定这首篇幅浩大的作品并非导向深邃与迟暮,而是一如既往的简明与童真。于是,郎朗从第一变奏段就将此种风格确定下来,实现手段更是简洁明晰。首先,除了极为特殊的慢板乐段,钢琴家总以短促、率直的断奏弹奏骨干音。他在许多乐段的小节强拍上施加重音,直通通全然不顾乐句的周延与圆谐。与之相应,右手高声部的断奏显得更加憨实,以偏短的时值“破坏”旋律的精致。

不仅如此,郎朗在第四、第七、第十八、第二十二等变奏段中表现出鲜明的童趣,有如莫扎特早期创作的单曲,真挚亲爱、憨态可掬。各段的音响塑造直接、简明,让人一眼洞穿小池浅塘,捕捉自在游弋的蝌蚪小鱼。第十七、二十、二十三、二十六等变奏段则如同电子游戏音乐,把各种诙谐的变化和无厘头的重复转化为愤怒的小鸟和俄罗斯方块。最为有趣的是,郎朗总是将高音区短小乐节的尾音演奏得短促、轻佻,一不留神就将手中的石子甩出去打碎他人的眼镜。

郎朗“哥德堡”的过错之二在于“滥情”。从第三变奏段开始,钢琴家有意将每个慢板乐段中的十六分音符旋律弹得极富拖拽感。他以不合“章法”的伸缩节拍(Rubato)把每个短句塑造成前慢后快的模样,执意阻滞旋律的顺畅流淌。一个个“矫揉造作”的渐强-渐弱将一树金黄化为满地落叶,直揭秋景背后的昏暗与凄凉。在第九和第十三变奏段中,郎朗将它们弹成抒情曼妙的幻想曲,现代人的情思借着丰富的音色与节拍变化注入其中,使其拥有了19世纪的浪漫风采。此类最甚者莫过于第二十一、二十五这两个小调段落。钢琴家把它们直接演奏成莫扎特式的柔板和肖邦夜曲,在生机盎然的肌体中见诸一丝悠远而恒久的深刻。

如果说富于浪漫气质的“滥情”尚可理解,而郎朗“哥德堡”的过错之三“即兴”,则让注重理性的观众实难接受。钢琴家的“即兴”首先基于细节。以第九变奏为例,郎朗对于各个声部的旋律处理并未追求逻辑发展的合理性,而是凭借直觉对旋律片段予以强调或隐没。他借助迷人的音色赋予比例周正的乐段前所未有的摇曳感和随机性,并以出人意料的手法呈现碎片化的瞬时之感。值得注意的是,这种风格处理并非个案,而是广泛存在于速度中庸的各个卡农和赋格段中。依此推导,前述列举的“幼稚”与“滥情”也可被视为郎朗“即兴”而为的具体证明,在更加宏观层面呈现“即兴”对于风格的影响。

郎朗曾在有关“哥德堡”的一次采访中提到,“面对这样结构庞大的曲子,要有策略、有方向地处理。没有标题的器乐作品,它的画面是抽象的,演奏者要明确你要把这个曲子向哪个方向描述,它震撼你心灵的是哪个点,无论是让你觉得很暗黑的,还是让你愉悦的,哪怕是理性的几何感的,你要找到你与作品之间的连接点。”钢琴家的这一评价暗示出他演奏“哥德堡”并非出自理性、精密的规划谋算,而是在其过程中找寻方向,思考策略。这种“即兴”演绎同20世纪钢琴家们追求精密与完谐的目标大相径庭,自然也不会满足“古典”观众对于完美的传统期待。

崇“老”的古典

古典音乐被人们越听越“老”,自20世纪逐渐成为势不可挡的发展趋势。随着录音技术的数次革新,人们在越发便利地欣赏音乐的同时,也产生了对音乐表演传统的严重误解。这种误解根源于重复聆听的实现,使得现场演出退居古典音乐市场的次要地位,而将众人的耳朵引向制作精良的音像制品。在互联网音乐传播大行其道的今天,即便传统的音响媒介也已成为过往,可人们对古典音乐怀有的崇古心态却丝毫未减,反而更加津津乐道。2014年,当克劳迪奥·阿巴多与世长辞,身边的一群乐友不禁发文感慨,“我们针对阿巴多的批评可以就此打住。随着他同我们渐行渐远,他的音乐将会成为我们顶礼膜拜的新的神圣!”这段令人啼笑皆非的评语包含某种弦外之音,让人领略到众人怀揣的“古典”竟然如此腐朽,直奔死亡。

早在19世纪中叶,西方音乐界对于精確记谱和严格演奏的追求已在精英领域迅速酝酿。它使得古典音乐在日趋专业化的过程中,在音乐家和一般观众之间划清界限、筑起高墙。如果这只是为了争取音乐家的独立身份而尚可理解,那么随着音乐家施展欲望将自身打造成艺术圣坛上的英雄,各种维系和包装古典音乐的伎俩也就与日俱增。例如,音乐创作的理想日益指向深刻的思想观念,或者在多元综合中呈现宏大主题,打造复杂结构;音乐表演的理想则驱使观众沦为严肃内省的“圣徒”,在遵奉作曲家原意的乐谱解读中实现一次次集体朝圣。进入20世纪,音乐创作与表演的“古典”观念随着权威的教导和理论的营造变本加厉,直把鲜活生动的音乐生活异化为“圣人”林立的理想墓园。

录音技术为音乐家们存储个人音响提供了空前保障,也成为专业人士左右大众听感的有效手段。当人们终日浸泡于不断重复的历史音响,并为其权威性寻求适当理由时,一切关于经典演绎的清规戒律和歪理邪说甚嚣尘上,直把音乐肢解得玄而又玄,莫名其妙。于是,研读曲谱竟为追求作曲家的创作本意,背谱演奏竟能增进音乐表达的思想深度,欣赏音乐旨在印证伟大和超强纠错,附庸风雅意在谋得高人一等、人五人六。最为甚者,这种平庸保守、高度异化的“古典”观念竟然成为扼杀当代音乐家创造行为的利器。人们陷入经年累月的思维惯性,早已忘却音乐创作与表演的常态为何,自己又该怎样面对鲜活的音乐。

听罢郎朗的“哥德堡”,我仔细观察思考起批评者们所持的立场、评价依据和个人心态,直感到他们心怀的“古典”对其自身和音乐家造成了何等伤害。首先,以历史录音作为现实演奏的评判标准,是一件极为荒唐可笑的事。因为,我们几乎无法追溯前辈演奏家的演出或录音细节,更难于了解他们各自的艺术期待和表演语境。如果单纯的音响的确传达出演奏优势,那么它的成因于大多数人而言也如同谜团。用一个缺少完整信息的音响样本评价当代人的现场演奏,不仅会引发严重谬误和偏差,更是对转瞬即逝的现实音响的排斥和否定。第二,用既有的演出经验和保守规则审度当代人的现场演奏,会误导评价者将一切不合规范的处理视为“异端”,从而彻底同音乐表演的创新与突破绝缘。同生龙活虎的钢琴演奏相比,传统教学的保守经验仅能满足技巧训练,实难造就卓业超群的演奏人才。以保守指斥创新,批评只会如封条一般永挂嘴边。第三,我知很多批评者指责郎朗并非出于音乐,而是怪他太“年轻”。很多人更把有关演奏家的闲事八卦拿来扰乱视听,以此证明少不更事哪堪承担演绎经典的重责大任。我们暂将这些批评搁置不表,只看这乖谬的“古典”观念如何让一干人等唯“老”独尊,藐视新秀。记得多年前朱晓玫女士回国演奏“哥德堡”,急得演出方编撰演奏家身世的长篇报道,才算配搭着作品勉强过关。郎朗年轻,除了才华横溢刻苦求学,实在拿不出这等“自传”。不过,他所演奏的《哥德堡变奏曲》却表达出长远的目标和怒放的生命,足以感动观众。

时代的新声

19世纪以来,古典音乐一直是对历久弥新的音乐经典的普遍称谓。它记录着不同时代音乐创新的光荣时刻,并将生命的光辉传播深远,启发后人。然而,我们在20世纪面对的则是一个趋向死亡的音乐“古典”。它所包含的陈旧观念和狭隘标准成为古典音乐创新的阻碍,直接导致了经典音乐的固化与萎缩。当全球音乐市场早由日新月异的流行音乐、数字音乐所主宰,孤立边缘的“古典”观众竟然还要为郎朗是否弹得了“哥德堡”大伤脑筋。大家只顾抱着历史录音对活人评头论足、自欺欺人,却对古典音乐文化实质的加速消逝浑然不觉。

作为当今时代年富力强的中国钢琴家,郎朗在新冠疫情肆虐全球的2020年演奏《哥德堡变奏曲》,其本身就具有显赫的象征意义。但是,若把郎朗的表演行为视为一种文化拯救,就会落入更加虚妄的臆想之中。我循着钢琴家弹奏的音响仔细思索,发现他虽仍旧置身钢琴艺术的传统语境,却在想方设法挑战“古典”、标新立异、复兴巴罗克时代的表演传统。年少的“过错”正是他的突破点,也是全曲绽放活力的重要原因。

无论郎朗演奏的“哥德堡”是否纯熟、恰到火候,他都以创新的表演尝试向观众证明了J.S.巴赫的《哥德堡变奏曲》并非抽象玄奥、高不可攀,而是不分年龄皆可演奏的键盘名作。根据19世纪巴赫传记家约翰·尼古拉斯·福克尔(Johann Nikolaus Forkel)的记录,该曲是作曲家为羽管键琴家约翰·戈特莱博·哥德堡(Johann Gottlieb Goldberg,1727-1756年)所作的一套变奏曲,或曾作为后者侍奉的赫曼·卡尔·冯·凯瑟林(Hermann Karl von Keyserling)伯爵的催眠曲。按照此曲初版时间推算,哥德堡首演此曲时最多14岁,正是一位风华正茂的少年。

与此同时,我们还应关注这部作品的变奏曲体裁。巴罗克时代的键盘变奏曲早在16世纪就由英国作曲家威廉·伯德(William Byrd)、休·阿斯顿(Hugh Aston)等人创作发展,后以“恰空”(ciaccone)形式在意大利和德国大行其道。J.S.巴赫的《哥德堡变奏曲》包括了首尾互应的“咏叹调”主题和30个变奏段,也是作曲家对个人变奏能力和对位法技巧的集中展示。变奏体裁拥有的“即兴”特征在全曲不同段落多有显现,而这也正是郎朗在演奏中刻意突出的又一重点。即兴的键盘表演与创作是巴赫时代的音乐风俗。乐曲长短、结构,以及各种演奏细节都可随着表演家的意愿自由翻新和改变。它从不强求表演者必须“靠谱”,而即兴引发的意外惊喜才是一连串变奏引人入胜的关键。

在“即兴”演奏的前提下,郎朗投入作品的丰富情感和夸张表现变得顺理成章。他既可将部分变奏弹得天真烂漫、呆萌欢悦,又能把慢板乐段处理得悲戚伤感、落寞怅然。郎朗对于钢琴音色的绝佳掌控,对于“武断”音响的风格喜好以及对伸缩节奏的铺张采用,更是他即兴而为、不求周延的明证。批评者指责他演奏得不像巴赫,殊不知郎朗借助“哥德堡”表达的是他自己,哪管巴赫怎么想。应该说,郎朗于舞台上展现的是一种贴近“巴罗克”的自由风尚。他将观众从录音堆里拉回现场,助其识得古典音乐的自如洒脱与生机活力。

聆听郎朗的“哥德堡”,我更偏爱各个声部间曼妙的转折、轻盈的过渡、迷离的色彩、偶现的光影,林林总总活像置身生机无限的花园,静观自然风物的变迁与异动。我越发清晰地知道,这些超乎想象的细节处理来自一位当代音乐家的创造本能,而非任何陈规俗套、权威经验所能促成。郎朗的演奏承托出音乐表演的鲜活本真,他用琴音打动每位临场的观众,也为古典音乐涂上一抹温暖明丽的曙光。

2020年末,陈丹青出版了他的三卷本《局部》。该书源于他早些年的同名艺术讲座,内中讲解的并非画作细节,而更多是讨论艺术观念。讲座第一季中针对北宋画家王希孟和《千里江山图》的点评令我印象深刻。作者提到,“年轻的新手画画,性质勃然,他只要有了技巧,差不多一半是在逞能,一半实在是因为他太年轻。他对眼前的世界好奇、动心、热爱……在《千里江山图》中,我分明看见一位美少年,他不可能老,他正好十八岁。长几岁,小几岁,不会有《千里江山图》”。陈丹青意在点明,艺术领域的杰出成就往往由青年人开创奠定。这使我不由得想到郎朗和他的“哥德堡”。面对一位青年人尽心呈献的生机活力和夺目才华,我们何必要吝啬溢美之词,只为捍卫那谬误百端的“古典”呢?时不我待,我愿为郎朗的演奏喝彩鼓掌。

刘小龙  中央音乐学院音乐学系教授

(责任编辑  刘晓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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