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前夜的隐忧

摘  要：本文试图回应《怀旧》阐释史上遇到的问题：即《怀旧》与辛亥革命的关系，通过仔细辨析周作人对于《怀旧》的一系列言说，明确其关于《怀旧》“影射辛亥革命时事”一说的确切意涵。鲁迅在《怀旧》中将不同时期的历史经验杂糅在一起进行艺术化处理，是导致以往阐释产生分歧的根本原因。在此基础上，本文对于小说中“秃先生”这一人物形象，以及小说中并置不同时期历史经验的写作意图，给出了自己的一些看法。最后由《怀旧》旁及《风波》以及《阿Q正传》，延伸出鲁迅小说中对于革命问题思考的一条线索。

关键词：《怀旧》;辛亥革命;隐忧

鲁迅创作的第一篇小说《怀旧》，发表于1913年4月25日上海《小说月报》第四卷第一号，署名周逴。由其本人生前编订的《集外集》并未收入这篇小说。鲁迅去世后五天，周作人完成《关于鲁迅》一文。①此文1936年11月16日刊于《宇宙风》杂志，其中首次披露《怀旧》这篇文言小说的存在，引起各方关注，该小说因此很快被重新发掘。②1938年第一部《鲁迅全集》出版，许广平将其编入《集外集拾遗》。

一

周作人在《关于鲁迅》一文中，论及《怀旧》的写作背景云：

他（指鲁迅）写小说其实并不始于《狂人日记》，辛亥冬天在家里的时候曾写过一篇，以东邻的富翁为“模特儿”，写革命的前夜的事，性质不明的革命军将要进城，富翁与清客闲汉商议迎降，颇富于讽刺的色彩。这篇文章未有题名，过了两三年由我加了一个题目与署名，寄给《小说月报》，那时还是小册，系恽铁樵编辑，承其复信大加称赏，登在卷首，可是这年月与题名都完全忘记了，要查民初的几册旧日记才可知道。③

周作人的上述说法将《怀旧》的写作时间定为辛亥年冬，“革命的前夜”“革命军”等字眼也很容易在读者那里建立起小说所叙内容与辛亥革命的联系。写作此文时，周作人手边并没有《小说月报》，因而具体细节记得并不清楚。但此后写作的一系列关于鲁迅的文章中，周作人多次提到《怀旧》，④并且关于这篇小说内容及主题的表述大致相同，①只是进行了更具体的分析，并未修正自己此前的言说。《怀旧》仍被认为是“影射辛亥革命时事”。②

鉴于周作人与鲁迅的兄弟关系及其所提供鲁迅生平资料方面的权威性，周作人关于《怀旧》的论述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后来研究者的研究方向，“影射辛亥革命”说成为定论，论者们将周作人的言说与小说内容结合起来，秃先生、金耀宗被认为是革命风潮汹涌而来之际投机革命的腐朽势力。③然而考之以小说内容，周作人所言的“革命”“性质不明的革命军”似乎无从说起。芜市、何墟两地人心惶惶，民众闻风逃难与周作人所言的“革命军”风马牛不相及，最终被证明只是金耀宗误传谣言而引起的乱象。因此，从上世纪80年代起，就有研究者质疑周作人的观点，认为所谓“影射辛亥革命”之说难以成立。④

从小说内容来看，研究者们的质疑是有道理的，《怀旧》这篇小说从头到尾确实并未有任何一处出现抑或暗示“革命”与“革命军”。所以，“性质不明的革命军进城”的说法的确是站不住脚的。那么，我们不禁要问，在后来写作的一系列關于《怀旧》的文章中，周作人为什么坚持己见，不肯作出修正，难道说一开始他对《怀旧》的理解就是有问题的吗？

将《怀旧》中谣传为长毛，而最后被证明是经过何墟的数十难民与“性质不明的革命军”联系起来，的确是站不住脚的。但仅就此并不足以否定周作人“影射辛亥革命”之说的合理性。原因在于后来的研究者简单地将“影射辛亥革命时事”与“影射辛亥革命”等同起来。很明显，按照周作人的理解，《怀旧》所影射的只是辛亥革命时发生的事情，而非整个辛亥革命本身。在写于1961年6月的《王金发》一文（收入《知堂回想录》）中，周作人具体指出了小说中所叙谣言的“本事”：

但是十月十日“霹雳一声”，各地方居然都“动”了起来，不到一个月的工夫，大势已经决定，中国有光复的希望了。在那时也有种种谣言，人心很是动摇……到了浙江省城已经起义，绍兴只隔着一条钱塘江，形势更是不稳，因此乘机流行一种谣言，说杭州的驻防旗兵突围而出，颇有点儿危险……一有谣言，照例是一阵风的“逃难”，鲁迅在一篇文言的短篇小说《怀旧》里描写这种情形，有一节云：

“予窥道上，人多于蚁阵，而人人悉函惧意，惘然而行。手多有挟持，或徒其手，王翁语予，盖图逃难者耳。中多何墟人，来奔芜市，而芜市居民则争走何墟。王翁自云前经患难，止吾家勿仓皇。李媪亦至金氏问讯，云仆犹弗归，独见众如夫人，方检脂粉芗泽，纨扇罗衣之属，纳行箧中。此富家姨太太，似视逃难亦如春游，不可废口红眉黛者”。⑤

周作人所引《怀旧》中芜市、何墟两地老百姓仓皇逃难的情形，在鲁迅后来的辛亥记忆中又有浮现：

民国成立的时候，我住在一个小县城里，早已挂过白旗。有一日，忽然见许多男女，纷纷乱逃：城里的逃到乡下，乡下的逃进城里。问他们什么事，他们答道，“他们说要来了。”⑥

两相对照，相似之处自不待言。①当时绍兴城内谣言四起，人心惶惶。为了安定人心，任职绍兴府中学堂的鲁迅率领学生上街分送传单、说明情况，人心迅速稳定下来。②当日的乱象一定是深深触动了鲁迅的。那么是否可以就此认定《怀旧》中所写老百姓六神无主逃难的情形，就是依据鲁迅切实的辛亥见闻呢？有论者从小说中所叙时间的角度提出了质疑。③《怀旧》中东邻富翁金耀宗前来报告“长毛且至”的消息时，王翁自云当年长毛犯境时“正三十岁”。“今王翁已越七十，距四十余年矣”。④历史上太平军占领绍兴城的时间是1861年11月，退出时间是1863年3月。⑤由此推算，《怀旧》中所叙逃难事件大概在1901年前后。

如此推算，固然没错，但恐怕还是没有理解周作人所说“影射辛亥革命时事”的确切意涵。上文所引收入《知堂回想录》的《王金发》一文，周作人在其中对《怀旧》所叙“逃难”情形曾作补充：

这篇小说是当时所写，记的是辛亥年的事，而逃难的情形乃是借用庚子夏天的事情，因为本家少奶奶预备逃难，却将团扇等物装入箱内，这是事实，但是辛亥年的谣言却只一天就过去了，只是人心惶惶，仿佛大难就在目前的样子。⑥

周作人所言庚子夏天本家少奶奶携带团扇逃难的事情，对应《怀旧》中金耀宗如夫人“检脂粉芗泽纨扇罗衣之属，纳行箧中”的情形。合而言之，鲁迅在《怀旧》中关于“逃难”的书写，其实是将庚子记忆和辛亥经验杂糅在一起的艺术化处理。⑦民众在庚子前后人心惶惶地逃难，到了辛亥革命高潮到来的前夜，依然如故。想必自留日时期就对革命抱有极大热情的鲁迅，此时心头定是感慨系之吧。⑧

由此观之，周作人所谓“影射辛亥革命时事”并非无的放矢。⑨而其中透露出鲁迅的关切则是：在革命前夜，民众究竟处于何种位置，以何种可能的姿态去面对革命。⑩这也符合鲁迅一贯从人的精神世界角度去看待和思考问题的方式。从这个角度再次打开《怀旧》，也许可以有更富生产性的理解。

二

按照鲁迅自己对于《怀旧》模糊的回忆，其“内容是讲私塾里的事情的”。这与上文所论“影射辛亥革命时事”似乎有矛盾。然而稍作考察便不难发现，小说中写到的民众不明情形的逃难、富翁与清客商议迎降乃至王翁与李媪关于“长毛”的夜谈，都是通过“时已九龄”的儿童“予”的视角来体现的。与此相关的是，小说中叙述空间的变化也不外乎私塾内外。

近年来关于《怀旧》的研究中，已有论者从叙事学的角度入手，分析小说艺术设计的匠心：借助于“天真的叙述者”（naive narrator），鲁迅试图在小说中进行整体性的历史批判。①文中对于“秃先生所依凭的作为统治者之经验教训的历史，及“王翁、李媪等乡民所承受的充满暴力的历史”的分析颇富启发性。不过相较于具有明显将历史整体化的构图，并在此基础上展开猛烈批判的《狂人日记》，《怀旧》中呈现的很难说是作为整体的历史——它更像是一种具有典型症候的历史经验。本文试图在此基础上，对《怀旧》中所体现的历史经验，特别是对在谣言来临之际的表现各异的不同人群进行具体分析，尝试着提出一些看法。

小说中对于东邻富翁金耀宗以及塾师秃先生的刻画都做了漫画式的处理。②同样作为可笑的人物，金耀宗吝啬且愚蠢，“自幼至长，但居父母膝下如囚人”，基本的交际能力几乎都不具备，客观上保证了其轻信“长毛且至”的谣言并将这种恐慌传播开去的条件。连九岁的“予”都知道长毛只存在于40余年前，如今不可能出现。而对于塾师秃先生，鲁迅的刻画显然更加过火，讽刺的意味也更为浓厚。小说中不断强调，相较于金耀宗以及王翁、李媪之辈，秃先生“智慧胜”，然而恰恰是秃先生对于连王翁都不屑一顾，六神无主、大祸临头一般前来报信的金耀宗礼遇有加，显示了儒者知礼的风范。③而对于以“打宝”起家的何墟三大人，更是奉若神明。秃先生对于金耀宗带来的长毛将至的消息并不相信，然而当金耀宗搬出“府之尊者”三大人时，秃先生立刻大惊失色，“止书不讲，状颇愁苦”，预备逃难。“秃先生之仰三大人也，甚于圣”，则让“仰圣先生”这一称谓的本质暴露了出来。

仰圣先生的智慧最典型地体现在迎降献计中。当“顺民”金耀宗秉承“箪食壶浆以迎王师”的家训，提出借张睢阳庙为“长毛”备饭时，④仰圣先生给出了善意的建议：“此种人之怒，固不可撄，然亦不可太与亲近。昔发逆反时，户贴顺民字样者，间亦无效;贼退后，又窘于官军······”熟悉鲁迅著作的人都知道，仰圣先生的建议来自鲁迅对历史上身处轮回的暴力中，不断被“屠戮，奴隶，敲掠，刑辱”的普通民众之位置的痛切体悟：

顽民杀尽了，遗老都寿终了，辫子早留定了，洪杨又闹起来了。我的祖母曾对我说，那时做百姓才难哩，全留着头发的被官兵杀，还是辫子的便被长毛杀！⑤

中国的百姓是中立的，战时连自己也不知道属于那一面，但又属于无论那一面。强盗来了，就属于官，当然该被杀掠;官兵既到，该是自家人了罢，但仍然要被杀掠，仿佛又属于强盗似的。⑥

鲁迅有意将这种痛切的体悟转化为仰圣先生明哲保身、免予被难的世故经验。

面对仰圣先生的建议，金耀宗“似解非解，大感佩而去”。而小说的叙述者似乎按捺不住批判的锋芒，突破了作为儿童的“予”的视角，对仰圣先生进行了尖锐的讽刺：

人谓遍搜芜市，当以我秃先生为第一智者，语良不诬。先生能处任何时世，而使己身无几微之痏，故虽自盘古开辟天地后，代有战争杀伐治乱兴衰，而仰圣先生一家，独不殉难而亡，亦未从贼而死，绵绵至今，犹巍然拥皋比为予顽弟子讲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若由今日天演家言之，或曰由宗祖之遗传;顾自我言之，则非从读书得来，必不有是。非然，则我与王翁李媪，岂独不受遗传，而思虑之密，不如此也。

相较于对秃先生的漫画式刻画，这一段议论似乎显得格外严肃。仰圣先生智慧之胜、思虑之密，其本质在于“处任何时世，而使己身无几微之痏”。将鲁迅对于此类儒者的批判放置在更宏观的视野里看的话，则此处的议论已经开创了其后来批判“儒术”“儒效”的先声：既深且远的“儒者之泽”是与“献教”“卖经”的活动联系在一起的。①仰圣先生一类的儒者无论身处何世，得保全身，分明即是鲁迅所谓“儒户所食的佳果”。

小说的后半部分写谣言平息之后，王翁与李媪夜谈长毛时旧事。此部分与故事的主干情节的联系相对松散一些，然而被金耀宗谣传的“长毛”应该说本身就是小说的结构性要素。富翁金耀宗的发家，何墟三大人的致富，王翁李媪的记忆，都与“长毛”难以截然分开。王翁因為此前目睹长毛离去时的狼狈情形，气定神闲地开讲40年前长毛犯境，残杀当地族人及乡党的恐怖记忆。众人则聚精会神地聆听：

惟环而立者极多，张其口如睹鬼怪，月光娟娟，照见众齿，历落如排朽琼，王翁吸烟，语甚缓。

月光映照之下众人张口静听，露出牙齿的森然场面，不由得让人想起《狂人日记》对于“牙齿”的描写或是《阿Q正传》中麻木看客的场景。②民众对于暴力津津有味，讲述者的族人及乡邻被虐杀的记忆之惨痛已被时间洗涤殆尽，讲述者本人则因“打宝”中自己获得的明珠被乡邻牛二抢夺，而未能成为富翁一事耿耿于怀。由王翁讲述的吴媪怀中被掷赵五叔头颅的旧事，与收入《朝花夕拾》的《阿长与〈山海经〉》一文的讲述相比，作为儿童的“予”的声音被弱化，暴力本身得到了更大程度的展现。③

小说末尾因为落雨，夜谈长毛被打断。夜归之后的“予”与李媪同床异梦，李媪将夜谈中对于长毛来时的暴力血腥的记忆带到了梦中。诚如论者所言，历史上不断充斥着的暴力，是王翁和李媪所无法冲破的“历史之循环”。④

循此回到周作人“影射辛亥革命时事”说，便不难明白，小说试图将并置的三段历史记忆打成一片，真正想要质询的是革命前夜的民众能否从颇具历史症候性的暴力中挣脱出来。思想经验中历史的精神包袱——无论是对暴力的曲意逢迎（如金耀宗、秃先生）、麻木不仁（如看客、王翁）抑或是满怀恐惧（如逃难民众），在革命中是否会再次重演，不能不说是鲁迅心头的一种隐忧：

盖民族之例，与他生物同。大野之鸟，有翼不能飞;冥海之鱼，有目不能视;中落之民，有心思材力而不能用。习性相重，流为种业，三者同然焉。中国受制于满洲，既二百六十余年，其局促伏处专制政治之下者，且二千百三十载矣。今得解脱，会成共和，出于幽谷，迁于乔木，华夏之民，孰不欢欣？顾返瞻往迹，亦有不能不惧者。其积染者深，则更除也不易。中国政教，自昔皆以愚民为事，以刑戮慑俊士，以利禄招黠民，益以儒者邪说，助张其虐。二千年来，经此洮汰，庸愚者生，佞捷者荣，神明之种，几无孑遗。种业如斯，其何能臧？历世忧患，有由来矣。①

深受积渐而成的民族“种业”影响的“华土之民”，能否“洗心涤虑，以趣新生”，是周氏兄弟共同的隐忧。发表于1912年1月3日的《〈越铎〉出世辞》中，鲁迅张扬着一种共和的使命感，但此种隐忧也未能被全部抹去：

顾专制久长，鼎镬为政，以聚敛穷其膏髓，以禁令制其讥平，瘠弱槁枯，为日滋永，桎梏顿解，卷挛尚多。②

对于光复后绍兴的地方建置，鲁迅曾满怀热情地投入其中，此种隐忧处于被压抑的位置。只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伴随着对现状的失望，这份隐忧越来越蔓延开来，成为心头挥之不去的阴影。

三

留日时期的鲁迅，在与好友许寿裳的讨论中，初步明确了中国人“种业”中最大的病根，是“两次奴于异族”，而“唯一的救济方法是革命”。③这种认识与当时盛行于留日学生中间的排满思潮是分不开的。然而这也提醒我们，从一开始，鲁迅对于革命的想象和期待，本身就有其特殊性：政治革命、民族革命与对于民族“种业”的革命是无法截然两立的。④

职是之故，可以说《怀旧》开启了此种观察的视点：格外留心革命中不同人群遗留的精神痼疾与革命本身的复杂联系。“往者政教为虐，种性日离”，千载以来，世之胜民“以利禄为性命，以残贼为功业”的僵局能否打破，民众能否迈向自新？⑤如果说《怀旧》只是透露出鲁迅在革命前夜的隐忧，那么伴随着对于辛亥以后现状，二次革命、洪宪帝制、张勋复辟等的不断失望，此种隐忧越来越明朗化。⑥

完成于1920年8月的小说《风波》，以张勋复辟为背景，借辫子的有无透视鲁镇居民的精神世界。“造反的时候”，航船七斤坚持进城而被人剪去辫子。在咸亨酒店里听闻皇帝又坐了龙庭要辫子以后，内心惴惴不安。赵七爷盛气凌人地来访，告以“长毛时候，留发不留头，留头不留发”“没有辫子，该当何罪，书上都一条一条明明白白写着的”。作为当地的头面人物，赵七爷的恐吓加剧了七斤和七斤嫂内心的绝望与恐惧。世变成了小镇上的“学问家”挟怨报复的工具，无智识的民众在不明所以的情况下满怀恐惧，而“古典的奥妙”、书本的权威则强化了这一恐惧。从小说来看，作者对于赵七爷这一人物的刻画不无反讽，他是革命以后将辫子盘在头顶的遗老，作为邻村茂源酒店的主人，也是“三十里方圆以内唯一出色的人物兼学问家”，然而所知却不超过历史演义小说中的人与事，寄望于赵子龙、张翼德一流的人物拯救乾坤。九斤老太在慨叹“一代不如一代”的同时，似乎还活在长毛肆虐的年代，将革命军视为“现在的长毛”，与《怀旧》中将一切不明势力称为“长毛”的金耀宗无二。从革命到复辟，外间风云变幻，作为村中的 “出场人物”，并对村人显示出“骄傲模样”的七斤，所关注的竟是“例如什么地方，雷公劈死了蜈蚣精;什么地方，闺女生了一个夜叉之类”的“时事”。复辟风潮结束后，鲁镇除了这场辫子有无引起的闹剧以外，一切如故。七斤恢复了村人的尊敬，赵七爷依旧盘辫，而七斤的女儿六斤已经裹脚，延续着九斤老太的命运。①在鲁镇，革命被理解为“造反”，而复辟之于七斤及剪辫乡民的影响，本质上还是民众对与政教密不可分的皇权及其天然所挟带的暴力的莫名恐惧。

向来被认为是集批判国民性之大成的《阿Q正传》，就是在高度寓言化的故事中[契] [扑]入“宣统三年九月十四日”的历史时间。《怀旧》中面对谣传的迫近芜市的“长毛”，富翁金耀宗和塾师秃先生商议迎降。而《阿Q正传》中革命给未庄带来不安的空气时，“历来不相能”的赵秀才和假洋鬼子则更进一步“咸与维新”，成为“情投意合的同志”。二人相约革命的第一站是未庄的静修庵，革命的成果除了砸碎庵里“皇帝万岁万万岁”的龙牌，还“革”去了观音座前价格不菲的宣德炉。革命前的假洋鬼子因为剪辫受到乡人奚落，同时也是阿Q最厌恶的人，后来开始蓄辫。待到革命兴起时并未剪辫，而是因利乘便，将“已经留到一尺多长的辫子都拆开了披在肩背上，蓬头散发的像一个刘海仙”。借助自由党的威名，假洋鬼子俨然成为未庄的革命先锋，获得了赵白眼、赵司晨一干人等的拥护。②而赵秀才始终宝爱自己的辫子，革命后首先将辫子盘在头顶，摇身一变成为革命党，一方面攀附城中的举人老爷，另一方面经假洋鬼子的介绍进自由党。但因为担心被剪辫的缘故，不敢随意进城。鲁迅借助对辫子的书写，指明了这两位在革命中“情投意合的同志”投机家的本质。而阿Q对于革命的想象较此更进一步，集中体现了鲁迅对于“沉默的国民的魂灵”与革命之间关系的思考。③阿Q的思想本合于圣贤经传，注重男女之大防，认定“革命党便是造反，造反便是与他为难，所以一向是‘深恶而痛绝之的”，但耳闻目睹革命竟使举人老爷害怕，使未庄的鸟男女慌张失色，因此，开始神往革命。作者通过对于阿Q土谷祠梦境的展示，表明阿Q所谓革命的“抱负、志向、希望、前程”，不过是重建以一己为主导的未庄的等级秩序，“要什么就是什么，欢喜谁就是谁”，其本质不过是获得“纯粹兽性方面的欲望的满足——威福、子女、玉帛——罢了”。④此种革命理想正表明千载以来，世之胜民“以利禄为性命，以残贼为功业”的僵局难以打破，阿Q注定难以成为够格的革命主体。小说中的革命党被人们谣传为“白盔白甲”，在阿Q土谷祠的梦境中，在赵家遭抢的深夜，革命党都是此种装束，却又不十分了然，足见作者有意呈现的是阿Q对于革命党的朦胧想象。不过赵家之遭劫，却是实实在在的事，当时不到二十天里，抢案已有十几件。为了破案，有前科的阿Q很快稀里糊涂地成了替罪羊而一命嗚呼。鲁迅曾经这样阐述对于阿Q式革命的理解：

据我的意思，中国倘不革命，阿Q便不做，既然革命，就会做的。我的阿Q的运命，也只能如此，人格也恐怕并不是两个。民国元年已经过去，无可追踪了，但此后倘再有改革，我相信还会有阿Q似的革命党出现。我也很愿意如人们所说，我只写出了现在以前的或一时期，但我还恐怕我所看见的并非现代的前身，而是其后，或者竟是二三十年之后。①

离开了民族自新的政治革命，极有可能沦为阿Q式的革命。

正因为一贯从民众精神世界的角度去看待现实，所以造端于《怀旧》的这一视点，让鲁迅在辛亥以后的混乱政局中越来越绝望，除非对“种性”中的坏分子加以革除，否则，“无论是专制，是共和，是什么什么，招牌虽换，货色照旧，全不行的”。②循此，大致可以明白被一些论者所指责的“只有破坏，而无建设”的心态的由来吧。作者简介：王新房，复旦大学中文系在读博士生，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现代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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