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雪垠佚文考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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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文章发掘整理出姚雪垠散落在现代报纸上的佚文多篇,并作简要考释,进而谈及报纸文献与作家全集编纂的关系,以期对《姚雪垠全集》编辑有所补益。

关键词:姚雪垠;佚文;报纸文献;全集编纂

姚雪垠是20世纪文学史上的重要作家,对他的研究已成为20世纪文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文献整理是研究的基础。在这方面,20卷《姚雪垠文集》(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年版)和22卷《姚雪垠书系》(中国青年出版社2000年版),是姚雪垠文献整理的代表性成果,极大推动了姚雪垠研究的开展。姚雪垠哲嗣、中国青年出版社编审姚海天,作为两书主编,在姚雪垠文献挖掘、搜集、整理和研究方面,做出了巨大贡献。欣闻他正从事《姚雪垠全集》(以下简称《全集》)的编纂工作。笔者不揣浅陋,由自己阅读所及,发掘出姚雪垠的一些佚文,并简要谈谈作家全集的整理问题,以期对《全集》编纂有所补益。

《渡》:短篇小说文体的精彩尝试

短篇小说《渡》,刊北平《华北日报》1934年12月22日第8版《每日文艺》副刊第22期,署名“姚雪痕”。文不长,近1500字,录如下:

姚雪痕

“老二,可一准撑过来把我渡过去呵!”

建唐妈遥遥的摆着手,呼求着,声音中冲塞了悲酸。老二一面摇着橹,一面提高了嗓子答:

“李大婶,一定的,我一准撑过来接你老,你等一等!要不是船上客官多,就泊回岸叫你老挤过去啦。实在没办法:客官多,水太大。”

新涨了的黄河,更见其实浩淼奔腾。正是黄昏时候,晚霭连结了天根和河岸,四望是无边的一片水色。船在河心颤动着,慢慢的往前爬。但水流是那么急,船就好像是粘着在河心,永远爬不到岸边去。有时船打了个半转,张惶的向后畏缩着,风浪就在周围肆意的嘲笑,威吓。起初,船上是非常的静悄,每个客官都为自己的生命在担忧。有几个在暗地里向佛爷许愿;有的在祷告着金龙四大王;有的不信神,不祷告,恐怖却抓紧了他们的心头。半点钟之后,蒿已再探不到河底了,舟子们便把蒿放下,大家坐在船尾和船边上间谈着,让两个年轻的在船头打着锚。

“呃,八斤哥,我们一会儿准得把建唐妈渡过来。”老二将橹往左边一荡,接着叹了一口气:“怪可怜的!”

八斤哥和一个坐船的老农夫谈得正起劲,两个人相互的把唾沫星子喷在对面人的脸上。他们论到各种新上市的粮价,大王沟李家小媳妇的上吊,河湾王老八的盗皇陵。一说到盗皇陵,那位深懂世故的老农夫就提起了喉咙,下了这样的一句判语:

“任饿死也不该到宋太祖爷爷陵上去盗宝!他老人家是火帝真君,要不然会能在腊月间有霹雷火闪把他击死吗?”

这判语使八斤哥非常佩服,忙接着道:

“照呵!饿死也不能到火帝真君陵上去盗宝!”

八斤哥一回头,看见老二正等候着什么似的望着他,便不由的问了一声:

“唵?”

“我说,我们一会儿准得空船放过来把建唐妈接过去。”

“好的。”八斤哥慷慨的点了一下頭。

“这老婆子仿佛还是昨天过去就没见回来。”塌鼻子老五喃喃的好像是自语。

“她在北滩地里拾了两天麦,昨晚就住在野地里。”老二说着时就向北岸望了望,但入眼的却是一片的苍茫暮色。

“那么大的年纪了,终天在地里忍热耐渴的,拾不了斗而八升,真是受苦!”八斤哥不平的向船外吐了一口浓唾沫。“他妈的,看起来享福受罪都有命!建唐妈以前多勤俭,不能不算是好女人!”

“这年头的事,说那干嘛?好人也不能不卖饿!”

“建堂也是个好孩子,谁想到在兵工厂里就会把腿炸掉一只去!”

“据建唐妈说是因为建堂在家栽树时掘伤了太岁爷的头。”

“靠不住。总之他妈的下力人该倒楣!”

船上你一言,我一语,又热闹了起来。虽然也会自角落里发出过一声深重的叹息,唤起了一刹那的静默,但过后,话语却是更稠了。谈的范围也渐渐的扩大,展开,甚至讨论到许多违犯国法而合乎人情的问题上去。一会儿,船又爬到了浅处,大家又拿起篙来向前撑,船上的话语也跟着稀薄了起来。可是却有一种叫不出名字的什么东西,重重庄①在各人的心坎上。于是除掉舟子们喘气和周围的水声以外,一切都归于寂然了。水,打着旋,掀着花,哗通哗通的响得怕人。老二低声自语说:

“他妈的,水涨得这样猛!”

天色愈暗了,云也愈浓愈低了,闪在邙山头上乱眨眼, 雷在远远的山头天际吼叫着。船仍然颤动着,向着南岸灯火渡口爬,爬,艰艰难难的爬。船爬得离灯火渐近时,可以看见灯火下的人影,并听见寥寥的人语声:

“建唐,你爬来了?”

“呵!三伯么?…我来接我妈的,她昨天就没有回来!”

“也许她今晚又在北边了。”

“不会的,她知道我在屋里没有东西吃。”

鱼鳃脸三伯打了一个哈欠,往河边走去:

“又要下雨,水还在尽管涨!”

建堂也爬向河边靠船的地方等:

“妈也许跟着这一船过来了。”

可是北风忽地竟呜咽了,开始把稀疏的大雨点洒到地上来。

风的呜咽中,仿佛还混和着一个女人的哭声。

(姚雪痕:《渡》,北平《华北日报》1934年12月22日第8版《每日文艺》副刊第22期。)

小说篇幅不长,但内容贴近现实,构思巧妙,形象生动,韵味悠长,具有较高艺术价值。小说通过黄河渡船上水手与船客间的对话,寥寥几笔,就表现出乡下拾荒老妇人一家的悲惨命运。青年农民建唐在兵工厂被炸掉一条腿,为养活儿子,勤俭的建唐妈到黄河对岸拾麦子,因无船可渡,晚上只好住野地,建唐则因家里无粮,饥饿中于昏黄爬到河边,急切等母亲回来。建唐与建唐妈这一对母子的悲惨生活,令人触目惊心。小说妙在对建唐母子俩不做正面表现,而由侧面落笔,通过其他人物间漫不经心的闲聊,就很有力地呈现出这一家人生活的艰难及底层农民的善良。这是典型的短篇小说写法,场景集中,人物少,主要由符合人物性格特点的对话来刻画人物、推动情节、表现生活。由于作家在开封生活时间较长,把故事发生的地点设置在黄河及黄河渡船上,这也使小说的故事具有更强的代表性和象征意蕴。因黄河是母亲河,具有中华母亲的象征含义,一位母亲在黄河岸边受难,其实也象征中华大地、农民的受难,表现了中国农村的凋敝和危机。所以,小说篇幅虽短,但由于故事背景选择的典型性和艺术表现的巧妙,故事的思想深度大为增强。

由这篇小说,我们可更深入了解姚雪垠小说创作和艺术探索的历程。据《姚雪垠生平及著作系年(1910—1983)》,1934年春,姚雪垠把家迁回邓县,自己只身一人去北平,从事写作。“从此时起到一九三七年,在北平、天津、上海的报刊上发表不少短篇小说、散文、杂感之类作品。”①《渡》应该就是1934年写于北平。从时间上讲,《渡》应该是作者发表的第二篇小说。他的处女作《两个孤坟》,写于1929年9月6日,同月发表于《河南民报》副刊第42期,署名“雪痕”,这是他发表的第一篇小说。《渡》发表于1934年12月22日,从时间上应属于他第二篇发表的小说。《野祭——幼年生活的一段》写于1935年3月,发表于《新小说》1935年第2卷第1期。《山上》发表于《文学季刊》1935年第2卷第4期。1936年发表了《小罗汉》(《国闻周报》第13卷第6期)、《捉肉头》(《群鸥》创刊号)等小说。从最初发表的这些小说,可看出小说家姚雪垠诞生的具体过程。这些小说题材上大致可分为农村、学生与宗教三类,《两个孤坟》《渡》《野祭》《小罗汉》属农村题材,《捉肉头》属第二类,《山上》属第三类。三类题材中,最能见出小说家本色的是第一类,第三类宗教题材则属偶一为之,之后没有得到继续,艺术上也未见精彩。学生题材的《捉肉头》显出作者对学生生活的关注,可看出作者受老舍、张天翼的影响,但讽刺本非作者所长,小说思想深度与艺术水平一般,但这种对知识分子生活的正面关注,在抗战时期创作的《春暖花开的时候》等一系列小说中,得到更大发展,有了更好表现。姚雪垠早期小说创作中,更为得心应手,艺术上更见特色的,尝试最多的,当然是农村题材。他的农村题材小说,得到过鲁迅等左翼作家更多的精神滋养,与鲁迅小说间存在互文关系,从《两个孤坟》《野祭》可看出《药》的影子,从《强儿》可看出《明天》的影子。但模仿是短暂的,更重要的是,作者在农村题材的探索中,逐渐找到了自己擅長的题材和人物,形成了自己的艺术风格。在作者呈现的乡土世界中,诗意是一点也没有了,农民与地主(劣绅)间的矛盾愈发激烈,地主愈加飞扬跋扈、横暴凶残,而农民在日渐无助、软弱与奴颜婢膝之中,其反抗性的一面也逐渐萌芽、发展并得到浓墨重彩的表现。在作者早期的农村题材探索中,《两个孤坟》《野祭》《强儿》《小罗汉》聚焦于农民的贫弱与无告、疯狂与死亡,与萧红的《生死场》呈现的世界是一样的。《七月的夜》的出现是一个转折。乡村底层的愚昧女性“红薯脚”让我们不禁联想到“麻面婆”,在表现底层农民包括女性的无告和挣扎上,这篇小说与之前的小说如出一辙,但小说结尾红薯脚梦中的反抗,预示了农民反抗性格的生成,及此后他创作的转变。这种反抗性在《生死路》中终于得到落实,小说的命题、情节、人物与《生死场》有诸多呼应之处。《援兵》则标志作者对农民反抗性的表现达到新高度,预示着《长夜》的出现。

对作者早期小说创作加以简要回顾,是为了对《渡》这篇小说进行定位。作为第二篇小说,《渡》延续了《两个孤坟》对农村生活现实的关注,与《两个孤坟》《强儿》《野祭》《小罗汉》等小说一样,侧重于表现底层农民生活的贫穷与无告。与中后期主要从事长篇小说创作不同,姚雪垠早期的艺术探索主要以短篇小说的形式进行,因之,短篇小说创作,可视为他为长篇小说创作所作的一种操练和准备。在作者早期创作的短篇小说中,《渡》虽然最短,但对农民底层生活的表现却非常深刻,每一个人物形象皆能给人留下生动印象,口语的使用非常贴切,对塑造人物形象起到重要作用。这说明在创作伊始,姚雪垠对短篇小说文体已经有高度的艺术自觉。方言口语的娴熟使用,说明他对方言口语与人物性格塑造、生活表现之间的关系,也有了较深入的理解。

这篇小说外,姚雪垠在北平《华北日报》《每日文艺》文艺副刊上,还发表《经验、观察与认识》(1935年1月5日第8版,署名“姚雪痕”)、《写实主义文学与科学》(1935年1月17日,署名“姚雪痕”)、独幕剧《洛川之滨》(1935年1月23、24日第8版,署名“姚雪痕”)、《英雄非典型》(1935年2月6日第6版,署名“姚雪痕”)、《天地间的开辟、毁灭,及重建》(1935年4月15、16日、17日第8版,署名“姚雪痕”)、《女子变物故事举例》(1935年7月9日第8版,署名“姚雪垠”)、《“文人相轻”》(1935年7月12日第8版,署名“姚雪垠”)等。这些文章,除《渡》外,《女子变物故事举例》(1935年7月9日)、《“文人相轻”》(1935年7月12日)亦不见于《文集》《书系》或两书后的“存目”。

两次讲演:《怎样写小说》和《怎样写作》

姚雪垠在小说创作上有高度理论自觉,其中一个体现就是关于小说创作,发表过系列理论文章,做过多次演讲。文章如《小说是怎样写成的》《小说结构原理》《创作漫谈》《怎样写人物个性》《写短篇与写长篇——小说写作经验谈》等,其中部分文章集为《小说是怎样写成的》一书出版。作为知名作家,姚雪垠曾受邀以小说创作为主题作过多次讲演,这些讲演部分被整理发表出版,部分讲演未见收集。笔者在河南报纸上发现姚雪垠的两则讲演文献,一为《怎样写小说》,记录者“丁纬”,刊《民权新闻》1946年10月9日、10月10日、10月12日、10月14日、10月16日、10月17日第2版《晨曦》副刊。一为逸波的《怎样写作——记姚雪垠先生讲演》,刊《大河日报》1946年8月18日第4版《奔流》副刊。由文章皆发表于河南开封报纸,可大致推测这两次讲演的地点都应该是河南开封,其中逸波的《怎样写作——记姚雪垠先生讲演》明确提到“沙城”即开封,说明《怎样写作》的讲演地点为开封,而且很有可能是河南大学。从发表时间看,两次讲演一为1946年8月,一为同年10月,可大致推断两次讲演的时间,应该也是1946年8月与10月。现把两篇讲演稿整理如下:

怎样写小说

姚雪垠讲

丁纬 记

今天所谈的问题,是属于创作方法方面的。

现在讲的题目是《怎样写小说》。这是很不易讲的一个问题,我自己,说起来,是一天到晚在写小说,而现在乍然一谈,却是“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大有一部二十四史,不知从何处说起的感觉。

没有好的办法,或者就经验谈吧!而这又有许多不合适,因为经验只是属于自己的,不能代表别人写小说的意见。况且我的经验又十分不够,拿走路说,我只算小孩子学步,还说不上安安稳稳的走,更谈不上跑步了。

所以这问题,要详细讲,一年也说不完,今天就简单扼要的拿一两个钟点的时间约①讲了吧!

首先我们先说什么是小说,小说的定义是什么?这个似乎难说,因为小说自来没有过一个好的定义,因为文学和艺术,不像自然科学,界限清楚,概念容易把握。所以下个定义,十分困难。

勉强的说吧!小说是用形象化的语言,表现人生的故事。

所谓形象化,大体上说,就是描写的手法表现,无非②平铺直叙。

再一方面,为什么小说写的是人生的故事呢,因为历史社会是人构成的,小说是反映历史社会,反映时代的,所以必然得离不开人,必然要写人,而有没有不写人的小说呢?为什么都要写人?当然这也不尽然也有例外如同贾克伦敦③的《野性的呼喊》是专写狗的生活的。其他如《伊索寓言》等西方童话,是大部份写禽兽的,那怎么都一样是好的作品呢?这当然是不错,但我们应该注意,他们所写虽是非人的东西,而其本身却都是“人格化了”的。这就是所谓移情作用。

譬如说吧,庄子游于濠梁之上,见了鱼就说鱼很快乐,庄子不是鱼,怎么能说鱼快乐呢?这就是庄子把自己的感情移到鱼的身上。

还有从前一位诗人说到花,“泪眼问花花不语,乱红飞过秋早①去,”这也是以自己悲哀的情绪,转移给了花,赋予了鱼和花一种人格,我们感觉到鱼和花有灵魂有精神,而且这种精神还和我们是一致的,所以小说也就可以写动物和植物。

不过这只是极少数的,主要的还是写人生,小说还是用表现的手法,形象化的语言写人生的故事。

现在再说“故事”,故事两个字相當重要,诗和散文都是写人生的,而所写的只是人的思想与情感,不着重在故事,只有小说本是写人生的故事的。

再说小说和现实和历史的关系。

小说是现时②,但不和我们平日常看见的现实完全一致。也就是说现实和真实有距离,现实是个别的带有偶然性而确切存在的,现实是真实的概括归纳与提高,是深入真实而又超出真实的。现实是在这个时间空间里有普遍发生的可能性的。

举个例子来说,现在你要写一个小说家,你以我姚雪垠为准来写,说小说家是一个穿咖啡色□袍,浓眉毛,大眼睛,黑皮肤,络腮胡子的人物,这是不好的,因为世界上小说家多得很,这一个描写不能作代表。这就是说,真实是有局限性的,专就真实来写,不够。所以必需从个别的真实中抽出其共同性写出来。这一点是十分要紧的。

再说小说和历史。有人说小说就是历史,历史就是小说。不过小说虚构的成分多,英文说小说是□,就是这意思,历史则是真实的,比小说更真实。

这一点,说历史比小说真实,这我否认。小说的记载,是比历史真实的。

如同司马迁《史记》上记载的吧!项羽大败于垓下之后,奔至乌江,问农夫路,农夫说左,羽左,结果,项羽和他的随从都死亡了。这件事在项羽和他的十八骑随从都死完时,又有谁告诉□史官,教这样写呢,这不过是根据传说罢了。

又如同今天早上我和两位朋友去吃饭,已经走出房间,迎面又来了一位,这位朋友连屋里也没进去,就被拉着一块去吃饭了。而他却说我屋里有个女人,其实我屋里除去一张床,一床被褥以外,什么也没有,但假若这位朋友传开去,有人要写出印象记一类的又写来,能会真实吗?

再如同报纸吧!按说那上面的东西该是真实的了,而其实,那上边的东西,才是真正的谎言。尤其是自评为正确的中央社消息。

所以我说历史是瞪着眼睛板着面孔说假话,小说则是嬉皮笑脸的说真话。历史如同一个一本正经的老头子,见了小孩便道貌岸然的训示着,说什么读书不用功,一天到晚光顾得谈恋爱,而一转脸到自己房里,便又同姨太太调笑起来了,所以要真想了解以前的事,看历史还不如看小说。

如果读《明史》或者读□□之类的史籍,要想了解张献忠的脾性,可不大容易。但有一个小故事,说张献忠手下有个县官,犯了法,张派人去□查他,不久他又给了个手谕给查□的,上写着“奉天承运皇帝昭曰,回来吧,饶了那个狗知县,钦哉”。我们一听便能想到张献忠原是这么个人物。而这段记载是出于野史的,而且十分富于小说意味。

另外再谈一种浪漫的如《西游记》等小说,这种可以说是超现实的不切合实际的东西了,像这样作品在西洋也有,如同《鲁宾孙漂流记》,《格利佛游记》等就是,但有些人却觉得这也是真实的。其原因是由于虽然所写的不是人,而是从人的生活中抽出来的,《西游记》也便是这样,翻去荒唐的外表,仍不失其真实性。

比方说拿神来比□人,地下有皇帝,天上便有老天爷执掌一切。地下有县长专员,天上便有写隍都城隍,地下有保甲长,天上便有土地。这种神的组织大体上都是模仿人的。天有大神,地有大官,天有小神,地有小官。天上有吕洞宾之类的□□,也就因为地下有教师作家之类的人物,事实是这样,一切都是真实的。

小说包括人物,事件和主题。

说到人物方面,许多人都会说我会看相,成都许多朋友曾经喊我做文艺大相师,实在我也确切会看相,尤其同学们,更且是河南同学们的像。我只要一看人,对这人的过去现在以及将来,能看的十分准,一看就对。

譬如有一次我在燕大讲演,讲毕之后,有一个女同学请我吃点心,喝咖啡,要我给他①看相,我一看就说她家庭很富有,外婆家也富足,另外还知道她最近正失眠,结果,都对。

为什么能看对呢,这是因我对人的看法,有一个哲学的系统,主要的在看人的性格,心理以及心理的转变。

性格,在麻衣相上,也许不在,不过我是在一个卦摊旁边听说的,他说是,“有心无相,相随心生,有相无心,相随心减”。

我是捧②黑格尔辩证法的,这两句话,便很像黑格尔的辩证法。换句话说:心是内容,相是形式,内容是可以决定形式的。

举例说吧,一个人外表不见得十分漂亮,五官配合也平常。而我们对他,却越看越美,越看越可爱,这是因为他的风度动作都好,是一种内形的美。但是这个人若生长在贫穷人家,不让他读书,不受教育,在粗野的环境里生长,那末他内在美就不会发展,若果反过来说,自小就把他放在优良的环境里,受良好的教养,那他的衣裳装饰,姿态动作都自然可爱。这就是相随心生。

再譬如有些人,干枯瘦小,虚弱,而一旦发了大财,做了官,发威发福的,那穷酸气就自然消失,立刻会走成方面大耳,又白又胖一副大官赐福的样子。但若又一旦砸了锅打了瓦,找事不成,谋业不就,那一定是背着锅子走路,满脸烟色,一身晦气,见人湾③腰。这就是所谓“相随心生”。

这就是所谓内容决定形式。

一个人物的内容,就是性格,而性格是由心理和生理所构成的。

有一个朋友,在结婚的时候,我曾经去看过,朋友太太很漂亮,各方面都美,但在说话时,往往好拿手巾掩住嘴,后来我才发见,这位朋友的太太,各方面长的都很好,可就嘴上有毛病下牙包上牙。这一定是她在女孩子时期,懂得了美和丑的时候,再有些惨酷人们,告诉了她,她的缺点以后她便自觉不自觉的去注意这缺点而企图去掩护住它,这样久了,便构成了她如今的这种性格。这就是生理影响心理,久之构成了性格,也就是说,心理作用,受了外界的或生理上的影响,有条件或无条件的反射,这样长远了,便自然的构成了性格。

再如:我有个朋友,是我们家乡人,外号叫小磨子,有一次我回家,和他一道走路,走的时候,我觉得他老抗我,从路东□④的□抗到路西,一会又从路西又抗到路东,后来我注意观察才知道,他所以抗人,是因为个子低的缘故,个子低便希求自己能长高一点,遇见人长个的人,他存一种受威胁的惧怕的,而遇见像我这样不称⑤高的人,便想和我比比个子,到底低好些,这样存心久了,便自然走路好和人贴近。另一方面,由于个子太低,便常爱注意自己的高度,而这种注意,不能看见自己的头,所以只有看肩头,时而抬左肩,时而抬右肩,一耸一耸的,这样久了,再加上比个子的心理,便自然形成一种抗人的性格。这也是生理影响心理,心理构成了性格。

还有一个很要紧之点,就是社会生活影响心理,再进一步构成个性。社会生活对性格之构成是十分重要的。

心理可以说是现象,变化多端,随时随地受了外界的刺激,在内部便临时发出一种反应。而个性则是比较稳定的,变化较缓慢,但也非绝对不变的,这可以说性格近乎□质,是一种内在的。

心理是直接受社会生活影响的,如同北京有一个大成衣匠,在从前时候给许多官们做衣裳,做得十分合适,而且不量尺码,只要和官们的随从一谈,就能做成。因之就有人去请教他,到底是什么原因,他就告诉□说,做衣裳的如果是一个小官,或者候差多少日子还没补上缺的人,那给他做时,就一定后边长些,前边短些,这样配上他弯腰拱手的姿态,一定很对称。若要是一个正赫赫得势的天①官,那就要反过来,做得前襟长后襟短,才能对称,因为他一定是挺胸仰脸的神气。

这就是社会生活影响心理,心理构成性格的一个证明。

至于在心理方面,对写作是很值得注意的,如同我是一个男人,写老头子或者可以揣摩,但若写女主角,又是怎么写的呢?

这主要的一个条件就是根据自己的生活经验,去体验别人,就所谓“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也即“设身处地,将心比心”。

一个人在等待情书的过程中,起初一定是很着急的等着望眼欲穿的,若很久接不到,便埋怨邮政,埋怨交通,怨天尤人,惆怅万分,若一旦接到手,却又有万分的不宁,想一下扯破□皮,但又想保留着,但又等不及去寻硝酸去点破,于是边走边撕,到读时,一定想一气读完,而读后却又怕有遗漏似的,来往返复的读着。

再说有一个人若果在一间接待室里等女朋友,一定起坐不安,时而侧耳听听门外脚步声,时而偷眼窥窥玻璃窗外,现出十分不宁静的样子。

这些都是将心理通过动作,表现出来,从前人作文章,常是平铺直叙,那是最笨拙的,现在写,卻如同舞台上一样,用动作行为来表现。

如果写一个人内心的矛盾吧,像偷表这件事,要是说他想偷表又有些怕,这样说出不好。若这样写:说他□进门,便看见了表,心内不由得□动,于是眼便变钉住在表上,而又一时不敢下手,走来走去,心跳脸热,而后才把表拿走,这就好的多了。

表现人物的最重要的部份,是眼睛,鼻子,嘴,头发,这种面部的表情,最可以传神的描写出来。

如同一个正在用功的心,内情很灰心,对别的事都不生兴趣,甚至是由于爱情失败的刺激。那他这时眼睛一定很湛深,眉尖蹙着,头发蓬松,面部显出阴沉的样子。假若有一个人正在有爱的要求,或是爱的萌芽,那他一定头发梳的很光亮,眼睛也射出虎玲玲的光。一举一动都加意修饰,衣服也挺考究。记得是《安哪卡列尼哪②》中说过,“从毛色中我认识酸,从发光的眼睛里,我认识恋爱的年青人”。总之眼睛的表情十分重要。不过有些人写什么眼睛中放射出异样的光彩,这不好,不够形象化。

可是心理也有变动,从心理看性格,从性格也能看出心理。

性格也有它的特殊性与一般性,如同请人讲演,那讲话的人,便由于性格心理的不同,而有不同的表现。

性格受心理的影响很大,等于是本质决定现象,内容决定着形式。

如写一个乡下小土绅,在欢迎一小部分军队的欢迎会上,一定有□推他说,你要③人家人望重,上去讲几句吧,他一定惶恐的拒绝,可是万不得已推不掉时,便扭扭捏捏的走到台上,可是一上台,烟袋朝腰里一插,再也想不起说什么好,那他一定会一转身埋怨人说,你看,我不上来,你要叫我上来。

可要是一个大绅士,欢迎大军队,就气魄不同了,虽然他也不会讲出什么漂亮话来,如果说我们乡一个大绅士欢迎石友三时的情形来说吧!当时石友三说,我的军队就是老百姓的军队,都是替老百姓做事,可是那绅士却上台说,石军长是客气的,他的军队就是他的军队,不是咱们老百姓的。接着又说石军长自到潼关,百战百胜,可称得是个大军阀。

这些是由社会的生活,决定要①他们的性格。

总之文化教养,历史传统的教养,社会生活,生理,心理都是构成性格的重要条件。

(姚雪垠:《怎样写小说》,《民权新闻》1946年10月9日、10月10日、10月12日、10月14日、10月16日、10月17日第2版《晨曦》副刊。)

怎样写作

——记姚雪垠先生讲演

逸波

虽然是七点钟,清晨的太阳,像一把酷热的火伞,罩着沙城的大地,数百个同学,静静的立在操场上,等待着姚先生宝贵的训示。

一阵热烈的掌声中,姚先生莅临在大众的面前,态度是那样和蔼,面上时常挂着笑容,经过叶主任简短的介绍,姚先生便开始了讲演,以豫南的土语,加了精切的锤炼,是研究通俗文学的本色。首先讲文学并非无用,他说:“世界上武力是暂时的,他只能杀其身,而不能服其心,例如希特勒,秦始皇,只能以强大的武力,统制了一时,但如泡影似的消逝了,另有一种人他不动一刀一枪,受尽了人间的苦难,但他却永远统制着人心,如东方的孔子,西方的耶苏,可见武力之不可持。但□假如有人看过了岳传或水浒无人不义愤填膺,甚至读了七侠五义等神奇小说,便想着少林寺出家,峨眉山修道,自己也要飞檐走壁,仗义行侠,这些下流的小说,尚能感动人心如是之深,何况上流的文学作品呢!”

“第二,上古时代的人类,粗劣的陶器绘上五彩,自己的皮肤刻上花纹,如此种种,不外由于爱美心,而有之艺术表现于外②。可知人生与艺术是不可分,而文艺是艺术的最高表现。当你接近一个仪容高雅的人,不由的会引起你的美感,反之,曾③使你讨厌觉得枯燥,呆板。由此可知艺术感人之深了。”

“第三,怎样写作。这里有三个条件,是走向成功之路的。一,多读,二,多写,三,多看。多读,惟有多读才可丰富你的学识,指示你成功之路,所谓:‘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就是最好的写照,多写,只有多写,才能熟炼你的技巧,锻炼你的写作经验,多看,看世界上的一切事物,体验生活的经验,从宇宙间求你写作的材料,最后,我要向大家说:‘丰富的材料胜过□妙的技巧,材料□□着大众与事实,立论要正确,堂皇,这样才有高尚作品的产生。”在一阵热烈的掌声中,姚先生结束了他的讲演。

(逸波:《怎样写作——记姚雪垠先生讲演》,《大河日报》1946年8月18日第4版《奔流》副刊。)

现在看来,两篇讲演所谈的可能都属常识性问题,但对研究姚雪垠的小说创作、思想观念及他本人的性格却是宝贵材料。特别引人注意的,是《怎样写小说》中姚雪垠自称被成都文艺界朋友戏称为“文艺大相师”。姚雪垠对此称谓不以为忤,反而相当得意,这一方面显示他自信的性格,另一方面也说明他对人心世相有相当深入体察。他所谓的“看相”,不是“迷信”,而是建立在内容决定形式、物质决定精神这一科学认知基础上。主张尊重生活规律与艺术规律,在洞察人心世相和精准把握人物性格的基础上,塑造出生动、深刻、立得住的人物形象,应该是他小说观念和小说创作中最有价值、最值得珍视的部分。

《怎样写小说》中另一点值得引起注意的,是姚雪垠对《明史》的熟悉,以及对张献忠性格塑造的认识。《李自成》研究中,对该小说写作前史的研究,是一重要内容。有学者认为《李自成》的写作是为投毛泽东所好,为其唱赞歌;有的学者则认为《李自成》并非投机取媚之作,作者为此书写作,做过相当长时间的准备,早年读书生活中,他就曾接触到几部与李自成有关的史料,其表现土匪生活的小说,尤其是《长夜》,在题材和人物塑造上,与《李自成》有紧密的内在关联,可视为《李自成》创作的前期积累和准备。《怎样写小说》这篇讲演的发现,说明姚雪垠1946年已熟悉《明史》,对与明史有关的野史更为熟悉,已关注到张献忠性格的塑造问题。这有力证明在《李自成》创作上,姚雪垠是做过长期准备工作的。

杂文:《“文人相轻”》

《“文人相轻”》,刊《华北日报》1935年7月12日第8版《每日文艺》副刊第217号,署名“姚雪垠”。录如下:

文人相轻

姚雪垠

上月我們曾读到几篇关于“文人相轻”的文章;但“相轻”二字的本意,似乎都没有弄清。“文人相轻”这句话虽出自曹丕的《典论》,不过后来人们所说的“相轻”,和原来的意思就大不相同。在曹丕说这句话的时候,并没有什么恶意。把“轻”字作轻薄解,始自《颜氏家训》:

自古文人多陷轻薄……今世文士,此患弥切:一事惬当,一句精巧,神历九霄,志凌千载,自吟自赏,不觉更有旁人。(《文章》篇)

此后,骂文人轻薄,全是颜氏作俑。其实,因主张不同而互相批评,并不能算是相轻。一切文化,都是在批判和斗争中求发展,真理也不是一成不变的东西。比如:沈约和陆厥关于声律的辩驳,骈文家和散文家的互相非难,性灵派和形式派的争论,都各自有立场,为自己主张作战,不能算是相轻。即近来旧文人与新文人的白话文言之争,语录体派和大众语派的厮骂,也一样是争真理,不是一般人所说的相轻。像两个人互相吹求,纯出自嫉妒,那才是真正的相轻。然而有识的作家中,有这种情形的究竟不多。不惟相轻的不多,反而还互相称扬。

因为文人相轻原发自嫉妒心理,所以相轻的文人多没有伟大的人格。尤其相轻的多是同时同地而地位又相差不多的人。人与人之间,为想压灭人家,显出自己,于是互相倾轧的事情就起来了。有时至亲厚友,也不能免。相传宋之问因其甥刘希夷有“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①不同”之句,遂用土袋压杀希夷。这全是嫉妒做祸。《隋唐嘉话》载:

炀帝善属文,而欲人出其右。司隷校尉薛道衡由是得罪。后因事诛之,曰:“还‘空梁落燕泥否?”

朝廷嫉妒臣下,宋文帝也是一例。史言文帝雅好文章,自谓人莫能及。鲍照为怕招祸,做起文章来总弄些毛疾②,以表示自己不胜他。至于一般朋友间互相倾轧的例子,真是举不胜举。我们读了菊池宽的《无名作家日记》,再回想想我们自己所受同辈的嘲笑,真要掩卷一叹。在巴尔札克的《无神者之弥撒》中,戴斯布兰对边雄说的一段话,把人与人之间的刻薄无情,说得淋漓尽致。他说:

当一部分人看见你把脚登在镫上的时候,马上便有几个人来抓住你的衣服的后襟,几个人把马鞍上的皮带弄松,让你摔下来把脑袋摔破;这个把你的马掌取下来,那个把你的鞭子偷走;那跑过来用手枪打你一下的还是最不阴险的。我的孩子,以你这样的才分,你不久就会□那些庸俗的人对一个□较高的人所作的那种□的,无尽止的战争了□

在这之后,戴斯布兰又说一些令人读而伤心(如果没有社会经验的人,朋友读了后大概是不会伤心的),比方,为节省篇幅起见,我□必全抄了。

在个人主义的社会里,想□人们互相帮助,真不容易。□令互相帮助,也只是各为自□利害而暂时利用,结成狐群□党,互捧互拉。但我们总希□文人们尽可能的往远处看看□尅服了个人主义,不互相嫉妒,也不互捧互吹,大家立场相同的,合作起来,为新的历史尽一点应尽的义务。

(姚雪垠:《“文人相轻”》,《华北日报》1935年7月12日第8版《每日文艺》副刊217号。)

姚雪垠这篇文章与一场文艺论争有关。1935年1月《论语》第57期刊载林语堂《做文与做人》一文,把文艺界的论争都说成是“文人相轻”。于是,围绕“文人相轻”问题,文艺界展开了一场讨论和论争,鲁迅、曹聚仁、孔另境、魏金枝等人都有文章发表,就中以鲁迅发表文最多,达7篇。这场论争主要发生在上海的报刊上,以《申报·自由谈》和《文学》月刊为主战场。论争表面讨论的是文学论争是否有是非曲直的问题,但实质上,这场论争与先后发生的京海派论争、大众语论争一样,是左翼阵营与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思想交锋的一个体现。1935年春夏,姚雪垠虽在北平,但却积极投身于上海文坛的思想论争特别是“京海派”论争,写下了一系列辛辣犀利的杂文,如《鸟文人》(《芒种》1935年第3期)、《老马识途》(《芒种》1935年第5期)、《日子倒走》(《芒种》1935年第6期)、《京派与魔道》(《芒种》1935年第8期)、《苍蝇主义》(《芒种》1935年第9、10期合刊)等。《“文人相轻”》的发现,说明他当时还参与了上海文坛的另一场论争。《“文人相轻”》与其他杂文的写作,表明姚雪垠年轻时已经具有很敏锐的政治意识和进步的思想观念,通过积极投身于当时最前沿的文学论争,发出自己的声音,参与文学史的建构。

《“文人相轻”》主要辨析性质截然不同的两种“相轻”,一种为纯粹的学术论争,一种则为发自嫉妒心理的彼此倾轧。作者很感慨于文人间的彼此倾轧,列举文学史的此类事例,呼吁文人克服个人主义,彼此团结互助。作者这种想法,当然只不过是一种美好愿望。其实就在左翼思想阵营内部,彼此志同道合的同志间,也存在宗派主义,存在互相倾轧和诬陷。作者自己之后的经历就是一生动例证,吴永平先生对此有详尽的钩沉和研究,①研究者可以参看。

报纸社论:《什么是五四精神》

《什么是五四精神》,刊《前锋报》1946年11月24日第2版《星期专论》栏与第3版,署名“姚雪垠”。文近5000字,录如下:

什么是五四精神

姚雪垠

自從司徒雷登大使对之江大学学生发表了“发扬五四精神”的演讲以后,很惹起全国知识青年与文化界人士的注意。以一个外国人对我们提出来这样的启示和号召,又恰当民族前途如此暗淡的时期,我们越发的应该警觉,应该振奋,应该感激。今天每一个愿意中国走上民主道路,向现代化迈进的知识分子,不管担任着什么职业,都应该了解“五四精神”的内容,珍惜这一伟大运动的成果,继续努力,完成历史所给与我们的神圣任务。如果我们忘掉五四,或背离五四的精神,我们就不可能把中国带上一条光明大道,我们的建国工作实际上是盲人瞎马。本文写作的目的,就是要将所谓“五四精神”以及它在今天的意义,向读者扼要的介绍一下。

什么是“五四精神”呢?“五四精神”就是民国八年五四运动所留给我们的精神遗产。要了解这一运动的历史背景和历史任务,我们必须对中国近代史作一个简单的回顾。中国近代史开始于一八四○年(道光二○年)的鸦片战争。鸦片战争打开了“闭关中国”的门户,从此帝国主义的侵略一天比一天加紧。一八五七年(咸丰五年),有英法联军之役,同英法分别签订了天津条约,加速了中国的衰落。一八五八年,帝俄乘英法联军侵略中国的时候,逼迫满清政府签订立了爱珲条约,夺取了黑龙江以北兴安岭以南的广大领土。一八六○年(咸丰十年),帝俄借口调停中国同英法战争有功,要求中国酬劳,逼迫满清政府订立北京条约,扩大帝俄的侵略势力到新疆境内,并使俄帝国在经济上尽量的榨取中国。一八七一年(同治十年),回民作乱,帝俄借口保护边境治安,出兵占领伊犁。一八八一年(光绪七年),逼中国订立伊犁条约,从此帝俄的势力深入内地,和其他帝国主义一样,在中国享有种种的通商特权。一八七六年(光绪二年),英国借口测量队在云南边境被土人所杀,派兵舰入渤海示威,迫满清政府订立烟台条约,扩大了英帝国主义在长江流域的势力,并使她获得了侵略西藏的机会,不久又夺去缅甸。一八八四年(光绪十年),爆发了中法大战,中国海军虽败,陆军却节节胜利。腐败的满清政府在胜利声中向法军屈膝求和,将安南送给法国。以上是从鸦片战争到甲午中日大战前夕,五十多年中的几笔流水。中国的半殖民地命运,在这半个世纪中完全造成,而中国新文化运动的种子也在这半个世纪中渐渐的萌芽成长。因此,要了解“五四精神”,这一阶段的丧权辱国史和思想运动史我们必须要特别注意。

近代史上的思想运动和政治运动是不能分开的。从鸦片战争到五四前的辛亥革命,中国人的政治和思想运动可以划分成各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洪杨领导的太平天国运动,第二阶段是曾李领导的洋务运动,第三阶段是康梁领导的戊戌运动,第四阶段是孙总理领导的排满运动。这四个阶段的运动各有其不同的内容和特质,以戊戌运动和五四运动的关系最为密切,其内容也最近似。五四是戊戌的更进一步的发展,而辛亥革命则是完成了太平天国运动的历史使命。不过五四运动虽然直接承继着戊戌运动,但五四的反帝和反封建思想却发源于洪杨时代,领导五四的社会力量则诞生于洋务运动。

从鸦片战争的时候起,中国人民就有了强烈的反帝思想。当时广州人民曾发生两次反英运动,民族意识,至为高涨。江宁条约签订后,广州人民又发动反对英国人入城风潮,连官吏也不能制止。鸦片战争的结果既加深了中国社会的危机,也动摇了满清的封建统治,于是一八五○年(道光三○年),太平天国起事于广西。太平天国的革命除以排满为主要任务外,又带有不彻底的反帝和反封建色彩,太平天国的土地政策是实行均田制,“务使有田同耕,有饭同吃,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保暖。”(《天王诏书》)这表示太平天国反对封建地主和改善农民生活的决心,太平天国反对蓄婢纳妾,反对妇女缠足,反对买卖奴隶,设置女官,开办女科等,□显示她已经有现代思想的萌芽,或多少接受了西洋的近代文明。太平天国的反满,一方面是自觉的民族运动,一方面又是不自觉或半意识的带有反帝运动的意义。因为鸦片战争以后,满清政府变成了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工具,所以反满实际上就是反帝的初步,或反帝运动的一部份。我们只要看当时勾结帝国主义扑灭革命的是满清政府,而和帝国主义作战的是太平天国这一事实,就够明白。从太平天国军队占领南京,克服苏常起,帝国主义就感受震惊。一八六一年的冬天,太平天国与英帝国主义为上海问题展开了正面冲突。次年帝国主义的军队即开始协助清军作战,一直到天国覆亡。

太平天国覆亡之后,一部份稍有眼光的官僚地主,为要维护满清政权,拯救中国的贫和弱,同时保卫中国的封建文化,就提倡洋务,呼吁变法。洋务运动的代表人物是曾国藩,李鸿章,和他们的晚辈张之洞。曾国藩以满清中兴柱石地位,提出来“学夷技以制夷”的口号,主张吸收外洋的科学技术,从他的手里派遣过不少官僚地主聪颖子弟到外国留学。李鸿章和洋人发生的关系更密,对洋人的厉害知道的更清。他是当时洋务运动的主脑人物,明确的提出来变法问题。中国早期的官营企业,多成立于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之手,而李鸿章更是建立新军的元勋。张之洞继承了曾李的思想,提出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口号,是变法图强的最有力的鼓吹者和实行者。但所有洋务运动者都是满清皇室的和封建文化的忠实奴才,所以他们只要西洋的科学技术,而不要西洋的科学思想,自由平等观念和民主政治。洋务运动者在晚清思想史上远不如戊戌运动者的贡献为大,他们对旧的封建官僚地主说是开明份子,对戊戌运动时代的知识份子说是落后的顽固份子,而对中国的民族革命说更是罪人。洋务运动者,在历史上的最大贡献是开始发展了近代产业,使中国出现了领导启蒙运动的社会力量。

戊戌运动,从文化方面说,是中国第一次展开的启蒙运动。一八九四年(光绪二○年)的中日大战,是中国近代史上最惨败的一次战争。由这次战争的失败,使一部份进步的知识份子起来作维新运动。不过因为当时领导这一运动的社会基础还很脆弱,所以他们只可能以改良运动的形式出现,利用皇室的矛盾,企图依赖光绪皇帝的薄弱力量来实现他们的政治主张。结果,他们在政治上遭遇到惨重的打击,而在思想运动上获得了伟大的影响。

戊戌运动的三个代表人物是康有为,谭嗣同和梁启超。康有为领导的有名的“公车上书”是中國近代史上第一次轰轰烈烈的“学生运动”,打破了“一心只读古人书”的传统习气。他拼命打倒八股文,使无数的知识份子从八股文的束缚中解放出来。《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这两部著作,发展了清儒的怀疑精神,鼓舞人抛开了为考证而考证的治学方法,大胆的批评和创作。《大同书》所宣扬的是一种乌托邦的社会理想,在十九世纪的东方要算是一个奇迹。在他的《戊戌奏稿》中一再的提出来立宪,开国会,科学救国等问题,这是科学和民主最早被同样注意。谭嗣同是清末最富于战斗性的启蒙思想家,最能够代表新兴民族资产者的战士风度。《仁学》一书中充满了积极的,浪漫的,对旧文化反抗和解放精神。他鼓吹民主和科学,攻击君主专制;否定满人的统治,鼓吹民主革命。特别在反传统,反礼教方面,他表现了卓越的天才和革命者的坚决态度。梁启超在文化上的活动时间比康谭长得多,又一生不断求进步,所以他对于清末民初的启蒙运动贡献了不朽的劳绩。自一九○二年《新民丛报》发刊起,至五四运动止,梁任公是中国思想界的最高权威,无数的知识份子受他的影响。他醉心自由和民主,任湖南时务学堂讲席时,“所言皆当时一派之民权论,又多言清代故实,胪举失政,盛倡革命。其论学术,则自荀卿以下,汉唐宋明清学者,掊击无完肤。”(《清代学术概论》)后来他的新民说和自由说,对儒家传统思想激烈攻击,认为束缚人类思想的发展。在社会伦理方面,梁氏既主张自由民主的新人格,所以极力攻击由封建政治统治下产生的奴性,要求人性解放,提倡进取,冒险,自治,合群,权利,义务等新伦理道德。

戊戌运动和洋务运动有很显著的差别。洋务运动者所代表的利害和满清政府的利害是一致的。戊戌运动者所代表的利害和满清政府(当时以慈禧太后集团为代表)的利害是对立的。洋务运动者的目的是维护旧传统,戊戌运动者的目的在打破旧传统。洋务运动者只要科学,不要民主,戊戌运动者则民主和科学都要。所以我们说,戊戌运动才是真正的启蒙运动,而它的精神被五四直接的继承去了。

五四运动虽然爆发于民国八年,但文化方面的攻势却早开始了四年。从戊戌到五四中间虽然有辛亥革命,但辛亥革命只推翻了满清政府,却没有打倒了根深蒂固的封建势力。辛亥革命成功之后,只是将政权由满清皇室手里移交到北洋军阀手里,进步势力依然遭受□迫害和摧残。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民族资本暂时的获得了相当的发展,但封建军阀所代表的政权却一直在走着反动的道路,一面投靠日本及其他帝国主义,一面进行着争权夺地的内战,丧权辱国,愈来愈甚。于是,一部份新兴市民和进步的知识份子相结合,展开了反帝反封建的广泛运动。当时进步的知识份子从美国吸收了更多的科学和民主思想,从苏联的十月革命获得了精神鼓励,而从巴黎和会领受了严重教训。假若没有巴黎和会的刺激,这一次新文化运动一样会产生,而且也必然是担负着反封建的历史任务,必然是拥护科学和拥护民主。不过有了巴黎和会的刺激,遂使这一运动不限于文化方面,而配合了爱国的青年运动;不像戊戌一样只限于少数的上层的知识份子,而获得了广大的群众支持;不是细水缓流的形式,而是波澜壮阔的一次革命。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将是陈独秀。陈氏后半生的是非我们不管,在当时却是眼光最锐利,思想最深密,态度最坚决的革命战士。在民国七年他发表了《今日中国之政治问题》一文,对国事提出来三项主张:一,要排斥武力政治;二,要抛弃以一党治国的思想;三,要决定革新的国是。他说:“有用的武力必用着对外,不许用着对内”。早在一九一五年(民国四年)《新青年》创刊号上,陈氏就在《法兰西与近世文明》一文中批评私有财产和资本主义,应实行社会主义,这和孙总理的远见可说是不谋而合。在《敬告青年》一文中,对青年希望六事:(一)自主的而非奴隶的;(二)进步的而非保守的;(三)进取的而非退隐的;(四)世界的而非锁国的;(五)实利的而非虚文的;(六)科学的而非想象的。在《新青年》一文中,他认为理想中的新青年:生理上不是“白面书生”,而是“壮健活泼”的;心理上必须斩尽“做官发财”的思想,树立“真实新鲜”的信仰;要“内图个性之发展,外图贡献于其群。”这一些见地和戊戌时代的梁任公的见地有许多相似处,但比较更为深刻,进步和积极。从此,戊戌的光辉暗下去,五四的新光代替她照耀着东方。

戊戌时代的谭嗣同和梁任公都反传统,五四时代的战士们发挥了这一点革命精神。陈独秀在《破坏偶像》①一文中作如下呼喊:

破坏!破坏偶像!②吾人信仰,当以真实的合理的为标准;宗教上,政治上,道德上,自古相传的虚荣,欺人不合理的信仰,都算是偶像,都应该破坏!此等虚伪的偶像倘不破坏,宇宙间实在的真理和吾人心坎儿里彻底的信仰永远不能合一!

戊戌时代有一个谭嗣同高喊着冲决罗网,五四时代有一个李守常也高喊冲突③罗网。前者是浪漫的,空想的,而后者是现实的,科学的,合乎动的逻辑的。戊戌时代的康有为只能空想着大同世界,五四时代的陈独秀也希望着一种幸福的新社会,却不是空想的,而是有一定的条件和步骤去实现的。这条件就是民主和科学。他在《本志罪案之答辩书》中说:

西洋人因为拥德(民主)赛(科学)两先生,闹了多少事,留了多少血,德赛两先生才渐渐把他们从黑暗中救出,引到光明世界。我们现在认定只有这两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思想上,一切的黑暗。若因为拥护这两位先生,一切政府的压迫,社会的攻击,笑骂,就是断头“流血”都不推辞。④

五四时代的启蒙运动者既然拥护科学,便不得不反对孔教,礼法,贞洁,旧伦理,旧政治;要拥护民主,便不得不反对旧艺术,旧宗教。要拥护科学和民主,便不得不反对国粹和旧文学。(见陈氏《本志罪案之答辩书》)所以五四思想革命的主要课题之一便是有名的反礼教运动。所谓反礼教,也就是反孔教,反旧伦理和旧道德,也就是反封建传统。在反礼教方面,吴虞、鲁迅、陈独秀、胡适之等,都出了不少力气,而以吴虞对礼教骂的最痛快。既然一方面反对礼教,一方面要解放个性,就不能不承认自己和别人都是同等的人,都有不可侵犯的独立人格。既然发现了自己和别人都是同等的人,就必须主张自己应该把别人当做人,别人也应该说把我们自己当做人,应该同样的享“人的”待遇,这便是人道主义。所有这一切方面,都密切关□,合起来就是所说的“五四精神”,其本质是反帝反封建,其目的在建设一个独立,自由,民主,幸福的新中国。

三十年来,世界情形变化了很多,中国也变化很多。五四时代的先觉者有许多思想如今都变成了事实,今日有很多条件在当时都没有出现。虽然五四留给我们的创造新中国的基本任务没有改变,但五四时代所提出的人道主义和民主,已经不能够满足今日的现实要求。司徒雷登大使亲自看见过北平的五四运动,他深知青年学生的纯洁和力量,所以他所希望我们发扬的“五四精神”着重在继承五四青年的爱国精神,要大家关心政治,为和平团结,创造民主中国而努力,这教训是非常宝贵的,我们不要辜负司徒先生,更不要辜负历史!

二十六年十一月于故乡

(姚雪垠:《什么是五四精神》,《前锋报》1946年11月24日第2版《星期专论》栏。)

文章发表于《前锋报》第2版的《星期专论》栏,相当于报纸社论。民国时期的民营报纸有邀请专家学者撰写社论的传统。报纸社论代表报纸的民间立场,也是学者面对官方、社会和民众发言的重要渠道。社论的性质,决定这篇文章与作者其他文章,如小说、散文、杂文的不同的接受对象和言说方式。社论一般面对大众,这种比较广泛的接受对象,决定社论的写作追求深入浅出、通俗易懂。具体到这篇文章,其写作指向是向大众宣传、普及“五四精神”的内涵,这从文章的命名“什么是五四精神”就可看出。作者认为“五四精神”是1919年发生的“五四运动”所留给后人的精神遗产,为了让读者了解“五四运动”的历史价值,文章对近代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发生的历次自强革新和革命运动,进行了详细的历史追溯。文章的具体内容和观点,现在已成常识。但这篇文章作为社论所代表的知识分子的发言姿态,却可以给后人以某种启示。

作者另有一文为《中国新文化的源流》,刊开封《山河》半月刊1947年第3期,已收《姚雪垠文集》第17卷①。此文是《什么是五四精神》一文的改写,可看作是两篇文章,但之间有紧密关联。《什么是五四精神》以谈“五四精神”为旨归,但作者离开题目,谈起了五四运动的历史由来。可能认识到如此行文有跑题之嫌,作者后来把此文稍作修改,使之成为中规中矩的学术文章,改为《中国新文化的源流》再次发表。

民间故事学论文:《女子变物故事举例》

《女子变物故事举例》,刊北平《华北日报》1935年7月9日第8版《每日文艺》副刊第214号,署名“姚雪垠”。文章约2300字,录如下:

女子变物故事举例

姚雪垠

在各民族的神话和民间传说中,都有不少的人变物的故事,而所变的物多是花草虫鸟,变者也以女人或男人中间美少年为最多。在中國故事中,男人变物的故事绝少。黄石公传说,我不晓得应该说做人变石头呢还是石头变人。清人笔记中记载有人化虎的传说,但这传说并没有传开,所以在社会上不曾发生过什么影响。在社会上起大影响的,恐怕只有杜宇故事了。至于女子变物,往往是情节凄绝,故事优美,自来便被文人们作为典故使用的。我们一考察女子变物故事的本身,虽然多半是对有②自然界的解释或附会,但出发点总不脱社会上对于女子的同情心理。直接显明的如望夫石,懒妇鱼等等。在林兰女士所编的《民间故事》及《鸟的故事》诸书中,几乎每篇都暴露着社会上对于女子的同情心理。本来女子处于夫权压迫,礼教压迫,“婆权”压迫之下,真是一种不幸的动物;“红颜多薄命”,这句古话差不多等于铁一般的定律。社会上看见女人为情而死,为翁姑逼迫而死,为强暴欺凌而死,在各种各样的不幸中死去,于是就深为同情,展转传说,互相附会,许多美丽的悲剧故事就产生出来了。

几年前,我曾经从一些线装书上抄下来许多女子变物的故事,大概可以分做三类:一是直接变的,一是眼泪变的,一是坟上生出来草不①禽鸟的。关于眼泪变物的例子,如相思草,断肠花,湘妃竹上的斑等都是。从坟上生来草木禽鸟的例子有宫人草的故事:

楚中有宫人草,状如金 [葵][登]而色氛氲,花色红翠。俗说:楚灵王时宫人数千,皆多愁旷,有闪②死于宫中者,葬之,后墓上悉生此花。(《述异记》卷下)

同书卷上所记相思木的故事与望夫石的故事很有点相像。说是从前战国的时候,魏国苦于秦国的侵略,有一个人从征到秦,很久不曾回家,他妻子为想念他死掉了。埋葬了以后,坟上生出一株树来,枝叶都向着丈夫所在的方向长。人们就把这棵树叫做相思木。

《艳异编》载女词人王莹卿因父母包办婚姻,忧愤而死。她的情人申纯痛念她,也跟着死了。合葬在擢锦江边,人见有双鸳鸯飞翔其上,遂叫他们的坟做鸳鸯墓。这故事的结局,和《搜神记》中所载相思树的故事又属同型:

宋康王舍人韩凭,娶妻何氏,美。康王夺之。凭自杀,妻投台下而死,里人埋之,塚相望也。宿昔有大梓木生于二塚之端,有鸳鸯各一,恒栖树上,交颈悲鸣,声音感人。宋人哀之,遂号其树曰相思树。

直接变物的故事,有许多我们是很熟的。帝女化精卫,见于《山海经》和《述异记》。齐女化蝉,见于《陆机诗疏》。望夫石有两种记载:见于《太平御览》者说是在武昌新县北山上;见于《寰宇记》者说是安徽当涂县西北四十里有望夫山。两个故事显然是从一个分化的。舒姑泉的故事也有两种记载,见于《述异记》的如下:

宣城盖山有舒姑泉。俗传有舒女与父折薪,女坐泉处,忽牵挽不动。父遽告家。乃再至其地,惟见清泉湛然。其母曰:“女好音乐”,乃作弦歌,泉乃涌流。

叙姑泉也叫做盖泉。刘峻《追答刘秣陵治书》云“盖山之泉,闻弦歌而起”,就是引用的这个典故。不过在《宣城记》里又加上“朱鲤一双”,随水涌出,较《述异记》多了个环节。

梁山伯和祝英台变蝴蝶的故事,与前述鸳鸯墓故事具着同样的社会意义,都是产生于对情死者的同情,对不自由婚姻的反抗。对于做媳妇者表露同情的,则有懒妇鱼的故事:

在南海有懒妇鱼。俗云:昔杨氏家妇为姑所溺而死,化为鱼焉,其脂膏可以燃灯烛。以之照鸣琴博奕,则烂然有光;及照纺绩,则不复鸣焉。(《述异记》卷上)

马头娘的故事,见于《蜀图经》和《搜神记》,以《搜神记》所载者较详而有趣。说是相传古时候有一个人往远方去了,把女儿留在家里;还留下一匹牡马,叫女儿亲自喂着。女儿孤伶伶的住在家里,很想念父亲,就跟马开玩笑说:

“马呀,你要能替我把爸爸迎回来,我就嫁给你。”

马听了这句话,就挣断缰绳跑了,一直跑到父亲那里。父亲瞧见了马,又是诧异,又是喜欢,便抓住骑了上去。马于是望着家乡不停的悲起来。父亲心里说:“这马是这个样儿,莫非家里出了什么事啦?”便骑着回来了。

到家后,觉着马很通人情,就喂得特别好起来。谁知马却不肯吃东西,每次见女儿出来进去,便有时喜,有时怒,有时愤然踢跳着。父亲觉着很奇怪,悄悄的去问女儿。女儿就把事情原委告诉了父亲,说道:

“必定是为着那个原故。”

父亲:“不准说!多丢咱家里人!看,可别再出去进来的。”

于是父亲用箭把马射死了,剥了马皮,摊在院子里晒起来。

后来父亲出去了,女儿同邻女在院里玩着。她用脚踏着马皮,说道:

“你是一个畜生,可是想娶个人做老婆,叫人家把你皮剥了,何必自找苦吃?”

话还没有说完,马皮忽然从地上起来,把女儿卷了便走。邻女惊惶失措,也不敢去救,忙跑去告诉了父亲。父亲回来找,已经找不着了。经过了好几天,才在一棵大树的枝间找到,女儿跟马皮已经变做了蚕,在树上做着茧呢。

据说直到如今,在四川庙宇里还可以见到披着马皮的女神像,叫做马头娘,也就是蚕神。

对于马头娘这个故事,我们可以看出它是被后人修改了的神话。在原始传说中,人兽同居性交,原很平常。盘瓠故事,便是一例。倘若把各民族起源的神话搜集起来,我们可以看见几乎有对半以上都是这样的荒唐。在一般的原始传说中,并不以人兽同处性交为可耻,所以《搜神记》所载的马头娘故事,无疑的是经了后人的修改。这故事的本来面目,有谁知不是女儿情愿嫁马,以践前言,而为父所阻,最后才发生了惨剧呢?

女子变物的故事实在太多,上边只算是举几个例子罢了。至于关于由眼泪变物故事,我说得很简略,这是因钟敬文已有专文叙述过,不必再说了。

(姚雪垠:《女子变物故事举例》,《华北日报》1935年7月9日第8版《每日文艺》副刊第214号。)

关于“女子变物故事”,姚雪垠写过三篇文章,存在三种版本。《女子变物的故事》刊《河南民国日报》1932年3月14日,收《姚雪垠书系》第17卷,为《河南民国日报》版。《雪花小品》之一《女子变物的故事举例》刊天津《大公报》1932年3月22日,为《大公报》版,未收集。《华北日报》上的《女子变物故事举例》可称为《华北日报》版。三个版本比较,前两个版本发表时间接近,内容也大致相同,文字有一定差异,但不是很大。《大公报》版文后有“二,十七,楚旺中学”的小注,说明这篇文章可能写于1932年2月17日,地点是“楚旺中学”。《华北日报》版篇幅大大增加,有2200字。姚雪垠非常同情传统社会中女子的不幸命运,对“女子变物故事”很感兴趣,在《大公报》版曾声言“等将来不为饿鬼追逼时,我打算破点功夫把它们都搜集起来”。《华北日报》版的出現,说明作者确实落实了自己的计划。与前两个版本相比,《女子变物故事举例》在内容上大幅扩充,例证增多,尤其突出了马头娘故事。

现代时期曾兴起过研究中国远古神话和民间传说的思潮,许多学者在这方面投入过很大精力。关于这方面,姚雪垠写过多篇文章,这篇文章外,还有《羿射十日——中国神话研究之一》《天地的开辟,毁灭,及重建》《中国产日月的女神》《嫦娥补考》等,其中,《天地的开辟,毁灭,及重建》刊发于《河南民报》1934年8月3日、9月3日,后又刊发于《华北日报》1935年4月15日、16日、17日第8版《每日文艺》。该文的两个版本完全一致,属一文重发。与《天地的开辟,毁灭,及重建》不同,《华北日报》版的《女子变物故事举例》则可看作是在《河南民国日报》版和《大公报》版基础上的扩充和改写。这种扩充和改写,说明作者对民间传说故事的持续关注和兴趣。

报纸文献与作家全集的编纂问题

以上是笔者对自己所见的姚雪垠佚文所作的一点简单考释。由此想再谈一下报纸文献与作家全集编纂之间的关系。

文献可简单分为已整理文献与原始文献,作家已整理出版的别集、选集、文集、全集、年谱等,可大致归入已整理文献的范畴,原始文献包括期刊、报纸、档案、手稿等。从史源上讲,已整理文献来自原始文献,原始文献是源,已整理文献是流。作家全集、文集编纂的完善程度,是否可信和科学,取决于编纂者对原始文献是否熟悉。因此,《姚雪垠全集》的编纂,一定要以原始文献即期刊、报纸、手稿、档案等各类原始文献的爬梳、挖掘、整理为基础,在编辑过程中,既要充分利用《姚雪垠书系》《姚雪垠文集》等已有整理成果,又不能满足于已有成果,而是要时时返回到原始文献的史料源头中去,由原始文献反观、对照已整理文献,在已整理文献与原始文献的反复比较、对勘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通过原始文献的挖掘来拾遗补缺,修正错误,版本比较(甚至汇校),以有效保证《全集》编纂的科学性,提高《全集》的学术含量。

报纸及报纸副刊,作为原始文献的一种重要形式,包含了大量姚雪垠史料,是姚雪垠文献整理与研究的一座宝库。报纸上的姚雪垠文献,在《全集》编纂中发挥了很大作用,姚海天通过辛勤爬梳,已搜集整理了姚雪垠散见于民国及新中國成立后报刊的大量作品,由于这些文献的补充,《全集》的完整、丰富是可以预期的。笔者通过民国河南报纸所载姚雪垠文献与现有已整理姚雪垠文献的对照,又发现了少量姚雪垠佚文及不同版本,现以这些发现为例,进一步谈谈报纸文献与作家全集编纂的关系。

在作家全集编纂中,报纸文献搜集,可起查漏补缺作用。

首先说“漏”。原始文献是一座丰富宝藏,姚雪垠所发表作品,最初是以期刊文章、报纸文章形式出现的。因此,通过对期刊及报纸的爬梳,发现佚文,可补现有已整理文献之空缺,使最终呈现的姚雪垠文献更为完整。笔者在北平《华北日报》上发现姚雪垠发表的多篇作品,通过对照,发现其中大部分已收入《文集》和《书系》,但有几篇没有收入,亦不见《存目》。这些文章的发掘与整理,就可有效补《文集》和《书系》之“漏”。

其次说“缺”。这里的“缺”主要指“缺失”,即“不完善”或“失误”。作家文献整理过程中,往往存在这样一种现象:报刊的“同题”之作与作者的收集之作,在文字上并不完全一致,存在“题同而内容相异”的情况。依据笔者经验,这种情况并不罕见,例如上文提及的《华北日报》上的《女子变物故事举例》一文。与该文相似名称的文章还有两篇,一篇收集,一篇未收集。《女子变物的故事》刊《河南民国日报》1932年3月14日,收入《姚雪垠书系》第17卷,《雪花小品》之一《女子变物的故事举例》刊天津《大公报》1932年3月22日,未收集。这样以来,三篇同题或似题文章,就构成了复杂的版本关系。通过对比,可发现已收集的《女子变物的故事》是作者最先创作的,《女子变物的故事举例》是在初作基础上改写而成,而《女子变物故事举例》则是在前两文基础上完善与扩充而成。三个版本中,《华北日报》版《女子变物故事举例》明显是“善本”,应将其收入《全集》。这充分说明报纸文献可补已整理文献之“缺失”。当然,报纸文献不但可以为《全集》提供“善本”,还可为《全集》提供已整理文献的原始版本或原初版本,对文献进行还原。例如,笔者发现《前锋报》上的《什么是五四精神》一文,由该文我们可以还原后出的《中国新文化的源流》的原始面目和发表的最初情境,获知该文曾作为报纸《星期专论》发表过,是作者社论写作的一次积极尝试。

这里的“缺失”还包括已整理文献的“副文本”之失,例如文章写作时间与发表时间标记之失。作家文献整理中,往往会出现一个现象:作家在报刊发表的作品正文得到较为完善录入,但其“副文本”如文末标注的写作时间及文章发表时间及作者署名,却出现错误或缺失。例如《文集》第15卷收入的《洛川之滨》独幕剧,①出自《华北日报》1935年1月23、24日第8版《每日文艺》副刊第51、52号,文末标注写作日期为“二十一年十月于信阳”,说明该文写作时间为“1932年10月”。该文收入《文集》时,没有标记作者署名情况,文末标注时间为“一九三一年十月于信阳”,出处标注为“原载一九三二年一月二十三、二十四日《华北日报》”②。若不拿《文集》本与原始文献相对照,《文集》本写作时间与发表时间之错误就难以得到纠正。

报纸文献补已整理文献之失,还包括报纸文献可以提供作家署名的真实情形,正确把握作者笔名使用的流变情况。这里以《华北日报》上姚雪垠文献为例来加以分析。以下是姚雪垠在北平《华北日报》《每日文艺》文艺副刊上发表文章的时间及署名情况。《渡》,1934年12月22日第8版,署名“姚雪痕”;《经验、观察与认识》,1935年1月5日第8版,署名“姚雪痕”;《写实主义文学与科学》,1935年1月17日第8版,署名“姚雪痕”;独幕剧《洛川之滨》,1935年1月23、24日第8版,署名“姚雪痕”;《英雄非典型》,1935年2月6日第6版,署名“姚雪痕”;《天地间的开辟、毁灭,及重建》,1935年4月15、16、17日第8版,署名“姚雪痕”;《女子变物故事举例》,1935年7月9日第8版,署名“姚雪垠”;《“文人相轻”》,1935年7月12日第8版,署名“姚雪垠”。由以上例举可发现,姚雪垠在《华北日报》上使用“姚雪痕”这个笔名一直到1935年4月,到1935年7月,不再使用这个名字,而开始使用笔名“姚雪垠”。而《姚雪垠生平及著作系年(1910—1983)》称作者最初发表文章署名带有鸳鸯蝴蝶色彩的“雪痕”,而到1931年在北平随着思想感情变化,抛弃这个名字,易名“雪垠”。①依据《华北日报》上的姚雪垠文献,可证明姚雪垠1935年4月仍然使用“姚雪痕”这个笔名,到了1935年7月,才开始使用“姚雪垠”这个名字。由此可见,姚雪垠1931年抛弃“雪痕”而改名“雪垠”之说是站不住脚的。这又进一步证明,原始文献可补正已整理文献及各种成说的错误与缺失。作者简介:刘涛,河南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是中国现当代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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