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家彭湃之子彭士禄

其父名扬天下，其子隐姓埋名都做出了惊天动地的大事

开篇 我对人民永远感激

彭士禄，革命家彭湃之子。其父名扬天下，其子隐姓埋名，都做出了惊天动地的大事。2015年，彭士禄90岁时，写下一篇自述。节选如下，可知其一生经历与性情。

一生已过了90个年头，留学苏联回国后与核动力打交道也有近60个年头了。几点感述如下：

其一，一家与百家。我3岁时母亲牺牲，4岁时父亲就义。我被转移到潮州一带，开始过着姓“百家姓”的生活。我有20多个“爸”“妈”，他们都是贫苦善良的农民，对我特别厚爱。平时他们吃不饱，我吃得饱;逢年过节难得有点鱼肉，我吃肉，他们啃骨头。1940年年底，我被送抵革命圣地延安，喜悦的心情难以言喻。我和“百家姓”的小朋友们、同志们同学习、同劳动、同工作。日子是艰苦的，一切都得自力更生：开荒、种地、纺线、做鞋袜、缝衣服被褥;生活是愉快的，无忧无虑;学习是勤奋的，争分夺秒。前方抗日战士流血牺牲，后方的一切非拼搏不可。

其二，主义与精神。我坚信共产主义必胜无疑，作为共产党员，我将为之奋斗终生！也许因是属“牛”的吧，非常敬仰“孺子牛”的犟劲精神，不做则已，一做到底。如活着能热爱祖国，忠于祖国，为祖国的富强而献身，足矣。在国外资料被严密封锁的情况下，在乱哄哄中，我们这一群体顶着头皮，用一股犟劲，只用六年时间硬是把它搞了出来，真是奇迹！靠的是什么？除了中央的决心和领导的支持外，靠的是共产主义的爱国之心、群体的智慧和合力、一股犟劲精神。

其三，明白与糊涂。凡工程技术大事必须做到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心中有数，一点儿也不能马虎。但人总不完美，对事物总有几分模糊。这时就要不耻下问，调查研究，收集信息，通过试验等来搞清楚。记住：为公明白，为私糊涂，以此自勉。

其四，拍板与改错。我有幸被“美誉”为“彭拍板”。凡事有七分把握就“拍”了，余下三分通过实践去解决。这属本性难移，急性子。科技人员最珍惜时间，时间是生命，是效益，是财富。有些问题只有赶快定下来，通过实践再看看，错了就改，改得越快越好，这比无休止的争论要高效得多。不怕拍板，不怕拍错板，因为拍错板可以改。最怕不拍板。

遗憾之事。一生最大遗憾之事就是“夫人”太多，共有三个。第一“夫人”是核动力，第二“夫人”是烟酒茶，第三“夫人”才是小玛莎。小玛莎不甘心当第三，造反了，非晋升不可。为了和睦，只好升为第二，才算平息。来世能否当第一夫人？很难说。

现如今，老朽已木讷，但有三个心愿：一是盼望祖国早日拥有更加强大的核潜艇力量;二是盼望祖国早日成为核电强国;三是盼望祖国早日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早日圆了老百姓过上幸福生活的中国梦！

“我是吃百家饭、穿百家衣长大的，我有20多个‘爸妈”

“一个漆黑的夜里，奶妈背着我逃难。”这是彭士禄关于人生最早的记忆。

1928年，他3岁，母亲蔡素屏被捕，英勇就义。1929年，他4岁，父亲彭湃被捕，慷慨赴死。他回忆，在一个下着瓢泼大雨的漆黑夜晚，奶媽背着他不停地跑啊跑，他吓得哇哇大哭。奶妈跟他说：“你别哭，别出声。”

后来他知道，这一天，彭湃领导创建的海陆丰苏维埃政权遭到重创，敌人到处疯狂镇压、屠杀，扬言要把彭家人斩草除根。4岁的彭士禄不仅成了孤儿，还成了敌人的“眼中钉”、全国悬赏搜捕的“通缉犯”。潮安、金砂一带的贫苦农民冒着杀头的危险把他从一家转移到另一家，用鲜血和生命护卫着他。他先后在几十个贫苦百姓家生活，每到一家，都要改名。在那些年里，小士禄见到年纪大的人就喊爸爸妈妈，年纪小的人就喊哥哥姐姐。年幼的他明白，活下去，就是自己的目标。

彭士禄的女儿彭洁说：“我父亲说他记得有一天，来了两位叔叔接他去瑞金，途中遇到国民党盘查。两位叔叔被抓走了。7天之后，他们在广东的梅县被国民党杀害。后来父亲才知道，这两位叔叔是东江特委的负责人，为了保护烈士遗孤，两位优秀的共产党人献出了他们宝贵的生命。”

彭士禄说：“我是吃百家饭、穿百家衣长大的，老百姓对我，比对自己的亲儿女还要亲。我有20多个‘爸妈，他们都是贫苦善良的农民，对我特别厚爱。平时他们吃不饱，我吃得饱;逢年过节难得有点鱼肉，我吃肉，他们啃骨头。我曾经在潘舜贞姑妈家里住了很长一段时间，她的儿子是红军游击队长，家里就是地下交通站。当时，全村老百姓的生活条件很艰苦，自己的子女都上不起学，可乡亲们还是一起凑钱把我送进了学堂。我还有个渔夫爸爸，时常用打来的鱼给我换潮州柑吃……”

1933年，因为叛徒出卖，他和“姑妈”同时被捕了。那时他还不到8周岁。他被关进潮安县监狱女牢房。在那里他又见到了曾经抚养过他的“山顶阿妈”。两位“妈妈”陪护他坐牢，宁把牢底坐穿也不供认彭士禄是彭湃的儿子。当难友们见小士禄衣衫褴褛，并得知他的身份后，自动捐钱为他缝制了一套格子布衣裤。

后来，彭士禄被转至广东汕头石炮台监狱。那是一个可怕的地方。铁窗外就是大海，寒风夹着海浪的呜咽，阴森恐怖。敌人给彭士禄照了相，相片刊登在广州的《民国日报》上，旁边还有两行字：“共匪彭湃之子被我九师捕获。”

一年后，他又被押送到广州感化院，差点儿病死在这里。他发高烧，打摆子，上厕所也要爬着去爬着回来。出狱后，10岁的他沿着铁道流浪，跟着婶娘一度靠乞讨度日。一年之后，国民党反动派又将他关进了监狱。经过多方积极营救，彭士禄终于再次出狱，此后他在党组织的安排下，在香港、澳门学习和生活。

在香港，彭士禄渐渐了解了自己的身世，萌生了参加革命的念头。1939年夏天，彭士禄离开香港，到惠州的平山参加了东江纵队。1940年，周恩来派副官龙飞虎找到了彭士禄，送他去延安。

途经重庆时，彭士禄见到了周恩来和邓颖超。周恩来凝视了彭士禄一阵子，弯腰搂住他说：“孩子，终于找到你了。你爸爸是我的好朋友！”

周恩来与彭湃之间的友谊非常深厚，他当年从法国留学回来，彭湃到码头迎接，还把自己的床铺让给周恩来。周恩来鼓励彭士禄要好好学习，到延安后要无条件服从组织分配，努力参加革命斗争。“要继承你爸爸的遗志，好好学习，努力工作。”

回忆苦难的童年，彭士禄深情地说：“从4岁成为孤儿直到延安，我在几十位老百姓家里住过。他们不是亲人却胜似亲人，我一点儿也没有缺失家人的那种亲情和爱。我深深地感到老百姓那种深情厚爱，我就是工作一辈子、几辈子都还不完这个恩情。”

“只要祖国需要，我当然愿意”

1940年底，彭士禄被护送至延安，进入青年干部学校少年班，后又进入延安大学中学部学习。在延安，即便他不说话，“但人人都知道我是彭湃的儿子。那时候我才知道，原来我爸爸真的是个大人物”。

1942年春天，延安大学和中学部需要调派一批学员到延安中央医院当护士，彭士禄立刻报了名。中央医院建在一个窑洞里，设施非常简陋，彭士禄每天给伤员换药、清理、洗衣做饭，干活勤快积极，被评为模范护士。然而，彭士禄自己却病倒了，被诊断为肺结核。当时药品匮乏，肺结核被视为不治之症，但彭士禄一点儿都不怕，医生叮嘱他要卧床休息，可他照样游泳、爬山，没想到两个月后，病好了，重新回到学校读书。

彭士禄对同学说：“我们的父母经过残酷的斗争，有的流血牺牲了，才换来这个学校，要是不好好学习，怎对得起自己的父母，对得起党？”他的话打动了大家，很多人掉下了眼泪。

那时候，除了学习，人人要种地，也要纺线织袜子、织衣服、弹棉花，甚至做牙刷。彭士禄干活总是一马当先，有一次挖井时，眼看天要下雨了，他把衣服一脱就跳了下去，麻利地挖了起来。学校开展文艺联欢活动，彭士禄用马尾巴做了一把琴，进行二胡演奏。

很快，彭士禄和他担任学习小组长的第四小组的先进事迹登上了1944年7月5日的延安《解放日报》。1945年8月1日，作为模范护士和模范学生的彭士禄，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破例免去了预备期。

几十年后，有一次彭士禄参加延安校友会，一位校友跟他开玩笑说：“你就是彭士禄啊，你的大名我们早就知道了！当年老师要求我们把《解放日报》上你的事迹全部背下来认真学习，你可把我们整苦啦。”

延安的生活给彭士禄留下了深刻印记，影响了他的一生。他时常说：“延安圣地培育了我自力更生、艰苦拼搏、直率坦诚的习性。”

1951年，彭士禄被派到苏联喀山化工学院化机系学习。彭士禄每天都要学习16个小时以上，几乎除了吃饭和睡觉外，就没有休息时间。当时苏联教授每教一节课，中方要另付80卢布的报酬。“80卢布啊！”彭士禄曾动情地说：“这是老阿妈用血汗钱叫儿崽上洋学堂，我们能不努力么？”他以五年大学全优成绩毕业，并获得优秀化工机械工程师证书。

在彭士禄留学的1954年，发生了一件影响世界格局的大事。1954年1月，美国成功研制出世界上第一艘核潜艇“鹦鹉螺”号，“鹦鹉螺”号悄然从美国东海岸转眼潜入太平洋，途经欧亚非三大洲后又回到了美国东海岸。其间未加过一次油，所消耗的能源全部來自一块高尔夫球大小的铀燃料。消息一经公布，举世震惊。

1956年，陈赓到苏联访问，正准备回国的彭士禄被密召到中国驻苏大使馆。陈赓问他：“中央已决定选一批留学生改行学原子能核动力专业，你愿意改行吗？”“只要祖国需要，我当然愿意。”彭士禄坚定地说。

从此，彭士禄与核动力这个神秘的专业结下了不解之缘。1956年9月，他又被送到莫斯科动力学院，与另外20几名同学一起，进修核动力专业。“从未在晚上12点以前就寝过，我们要学的东西太多太多了，一头扎进去，就像沙漠中的行人看见了湖泊那样。当时，那种奋进不息、为祖国夺取知识制高点的心情是难以用语言描述的。”回忆这段时光，彭士禄这样说道。

“我们大多数人不懂核，搞核潜艇全靠4个字——‘自教自学”

1958年，彭士禄从苏联学成回国，被分配在二机部原子能研究所。这一年年底，中国组建了核动力潜艇工程项目，开始核动力装置预研，彭士禄被任命为核动力研究室副主任。研究室没有主任，彭士禄为实际负责人。

1959年10月，当时的苏共中央总书记赫鲁晓夫率团访华，毛泽东提出了为中国核潜艇研制提供技术支持的请求。赫鲁晓夫傲慢地回答：“你们中国搞不出来，只要我们苏联有了，大家建立联合舰队就可以了。”他甚至提出，在中国设立长波电台，建设供苏联潜艇停靠的基地。

毛泽东听后愤怒地站了起来，说：“过去英国和其他外国人占领我国多年，我们再也不会让任何人为了自己的目的使用我国领土！”

“核潜艇，一万年也要搞出来！”毛泽东的这句名言，至今仍铭刻在中国核动力设计研究院的陈列墙上。

由于技术和资金的缺乏，核潜艇工程曾经一度下马，但彭士禄他们的研究一直没停。当时一穷二白的新中国想要造核潜艇，简直比登天还难！无图纸资料，无权威专家，无外来援助，包括彭士禄在内的所有人，谁也没见过核潜艇长什么样，仅有的参考资料，是从报纸上翻拍的两张模糊不清的外国核潜艇照片，和一个从美国商店买回来的儿童核潜艇模型玩具。这种条件下怎么开展工作？彭士禄说：“我们这批人有学化工的，有学电的、仪表的，我们大多数人不懂核，搞核潜艇全靠4个字——‘自教自学。”

彭士禄针对全室大多数人只会俄语不会英语、而外文资料又大多为英文的状况，组织了集体英语学习。大家从早晨5点多钟起床就背英语单词，甚至上厕所时也在背。经过两年的努力，全室基本上过了英语阅读关，并且摸清了国外核电站、核动力装置的基本情况。

1965年，经过启动、“下马”数年后，中央专委批准正式研制核潜艇。数千名工程技术人员从全国集中到了四川一个地图上找不到，代号叫“909”的荒僻山谷。我国第一个核动力研发综合基地就此诞生。彭士禄此时已成长为顶尖的技术负责人。

当时“909”基地的生活条件有多差？喝的水，来自稻田、池塘、河沟，经常拉肚子，只得用明矾进行处理，一缸水用完，缸底会沉淀起很厚一层泥;住的房，是就地取材用石头和泥巴垒起来的“干打垒”房;走的路，是在泥土上垫一层石子，晴天“洋（扬）灰”，雨天“水泥”的碎石路。

“909”机关小院至今还留有一处信箱，上书“成都291信箱”。这个信箱曾是基地八千军民与家人联络的唯一地址。对当地百姓的询问，他们也只说自己属于“西南水电研究所”，来四川发展水电。

核潜艇技术极为复杂，全艇设备、仪表、附件达2600多项，4.6万多台件，电缆总长90余公里，管道总长30余公里。

当时负责完成满负荷计算的核动力专家黄士鉴说：“我们那时候没有资料、没有图纸、没有设备、没有经验、没见过实物……全靠他（彭士禄）提出方向，然后大家分头计算。也没有计算设备，只有计算尺、算盘，加减法靠打算盘，乘除法靠计算尺，就这么硬是靠人把海量的數据演算出来。”

“一言不合就开算”，是彭士禄留给中国核动力研究设计院人们的最深印象。设计专家张敬才回忆，经常看到彭士禄深夜里穿着大裤衩，汗流浃背在办公室里加班演算的样子。

“他那个人哪有一点大领导的样子？当副部级干部回四川基地就跟回老家一样，和后勤职工老朋友随便家里搞两个菜，坐家里喝酒。”张敬才说，“所有的组件工序他都熟，他自己说，沿着所有组件可以从堆芯一直推算到螺旋桨！”

彭士禄带领科研人员用简陋的计算工具计算了十几万个数据，建立起中国核动力装置主要参数的计算方法，并最终确定了100多个参数。有时为了验证一个参数，科研人员没日没夜地“三班倒”，用仅有的一台手摇计算机和几把计算尺，连续算上好几天。有的人手臂摇肿了，有的人手心磨起了泡，仍然坚持摇下去，直到验证准确为止。

“放心，这次一定能成功，我有信心”

尖端科学讲究精细严谨，但彭士禄偏偏“大胆”。

因为被封锁，一切靠摸索，争论时刻不停。出现这种情况，彭士禄就对研究人员说：“不要吵，做实验，用实验结果说话。根据实验结果，我来签字，我负责！”因为他办事果决，敢于负责，敢于拍板，大家都非常信任、爱戴他。从那时起，大家都亲切地称他为“彭大胆”“彭拍板”。

“非学识渊博者不能拍板，非胸怀坦荡者不能拍板。”张敬才和黄士鉴等老专家总结，“他不是盲目拍板，往往第一句话就问‘实验数据呢？你们瞒不了我，我是要自己算的！然后摸出随身的计算尺和公式，现场就算。”

围绕采用什么堆型、建不建模式堆形成的争论，尤其尖锐。一些人力主把第一台反应堆直接建在艇上，彭士禄据理力争，力主建设陆上模式堆，进行科学论证。上级最终表态：必须建立陆上模式堆。

1970年8月30日，他决定实现反应堆主机“满功率”。这一天，实验现场围满了人，核潜艇陆上模式堆顺利达到满功率，发出了中国第一度核电！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五个拥有自主核动力技术的国家。大家欣喜若狂，彭士禄却倒头大睡。在这之前，他已经连续五天五夜没有合眼。

陆上模式堆满功率运行试验成功后，彭士禄立即带着数十名科技人员奔赴核潜艇造船厂，参加核动力装置的安装、调试。1970年12月26日，我国第一艘核潜艇下水。第二年，我国第一艘核潜艇首次驶向试验海区，进行航行试验。彭士禄亲自跟着核潜艇下海，出发之前他对妻子说：“放心，这次一定能成功，我有信心。到时候万一我喂了王八，你可别哭。”

1974年，我国第一艘核潜艇加入海军战斗序列，中央军委发布命令，将其命名为“长征一号”。中国成为继美、苏、英、法之后第五个拥有核潜艇的国家。我国成功击破了那些超级大国的核威胁、核讹诈、核封锁，掌握了人类智慧最强的火焰。

一个个奇迹如愿而至，可彭士禄却险些付出生命的代价。在核潜艇制造厂进行最后一次调试时，彭士禄胃部剧痛，汗湿全身，医生诊断为急性胃穿孔，海军派直升机接来海军总医院的外科主任现场开刀，切开他的胃的那一刻，主刀医生差点哭了出来：胃上竟然有一个已经穿孔而自愈的疤痕……这次手术，彭士禄切除了3/4的胃。那时他才49岁。手术后彭士禄在海军医院住了不到一个月就出院，又开始超负荷工作起来。人们劝他好好休养，等身体完全恢复再工作，他却说：“不怕死就死不了，核潜艇可一天也不能耽误。”

“与你们谈判最难的对手就是彭士禄，他太强了，技术、经济都懂”

“也许是因为属‘牛吧，我敬仰‘孺子牛的犟劲。不做则已，一做到底。”彭士禄说。

核潜艇建造成功之后，跟核动力打了一辈子交道的彭士禄，又领受了新的任务：建造核电厂。57岁的他再次创业。

早在上世纪70年代，彭士禄就曾提交过秦山核电站的设计方案。改革开放后，中国启动广东大亚湾核电站项目，彭士禄被任命为筹建总指挥，后成为大亚湾核电站首任董事长兼总经理。

他对带去的昝云龙等10名技术骨干说，我们要做三年和尚，还要经历八年抗战，希望大家好自为之，不要犯政治错误、经济错误和生活错误啊。

1983年6月，广东核电合营有限公司筹建办成立，彭士禄担任主任，昝云龙担任常务副主任。9月，国务院成立核电领导小组，国务院副总理李鹏任组长，国家计委副主任黄毅诚任副组长，彭士禄是11名小组成员之一。

改革开放初期，迅猛发展的广东省遇到了电力紧缺这一瓶颈，每周只能“停三开四”，因此对建核电站寄以厚望。时任广东省委第一书记任仲夷在病中送了彭士禄四个“千万”（千言万语、千难万险、千辛万苦、千方百计）的殷殷嘱托，主管副省长叶选平全力配合。筹建指挥部从广州迁至深圳的蛇口工业区后，袁庚将自己的办公室让出来给彭士禄使用。

广东电力局经过初步选址，勘察了4个地点，彭士禄考察权衡后，敲定了大亚湾。彭士禄攻读了国际原子能机构出版的《核电站投标经济评价》等文献。他不仅从书本中学，还在宴会、闲聊时向外国人学。很快他就入了经济学的门，提出了投资、进度、质量三大控制，并为投资和进度控制建立了数学模型。

一位经济学家说，彭士禄有一招，让学经济的人感到惊讶。他坚信凡成系统的，各部分之间必有比例关系。他从与各国投资者的交谈中，东一句西一句地问到了核电站各系统的价格比例，再参考一些资料，把比例关系的数学模型建立起来了。这样，只要算出一个子系统的基础价格，其他系统的基础价就估算出来了，大大简化了计算量。

经过自己的计算，彭士禄告诉大家，大亚湾耽误一天工期，会损失100万美元。他说，过去我们搞核潜艇是国家拨款，不用还债，利率等于零，“大锅饭工程的定义就是利率等于零的工程”。现在建商业性核电站，筹建工作不能等、不能慢，要快马加鞭。这个“时间等于金钱”的概念提出后引起了轩然大波，有人给他贴上搞资本主义的标签，但他还是力排众议，说干就干。

广东方面提出，与香港合作建设核电站。1984年初，时任水电部核电局局长潘燕生南下深圳，参与谈判。彭士禄主持了与香港中华电力公司的谈判，确定双方合资成立合营公司，其中内地控股75%，港方持股25%。香港中电公司港核投的董事长石威廉在一次与我国国家领导人会见时说：“与你们谈判最难的对手就是彭士禄，他太强了，技术、经济都懂。”

1984年5月前后，经与广东省协商，通过高层决策，水电部内部发文，推荐彭士禄担任合营公司董事长，广东电力局局长陈港担任副董事长，潘燕生担任总经理。为了不延误工期，彭士禄在此前的3月15日就宣布核电站开工。潘燕生去现场宣布时，连记者都没有，开工仪式也没有邀请任何领导，事后在报纸上发了一个很小的消息。

作为改革开放以来最大的中外合资项目，大亚湾核电站建设项目遇到很多过去从未有过的政策性问题。面对各种争议，彭士禄敢于拍板、承担责任。有些拍板和做法人们不理解，甚至加以反对。他对这些指责从不放在心上：“不是我大胆，那是我的责任，如果有100个问题，我必须解决99个，只能剩下1个必须要上面解决的问题，我才能请示报告。否则，要我这个全权负责的总指挥干什么？”

潘燕生回憶，当时各方关系复杂，建设大亚湾核电站存在很多干扰，但彭士禄非常自信，也很坚定，压力再大也胸有成竹。“他是一位敢定事的领导，能排除外部干扰，真正按市场经济和技术根据来做定夺，我这个总经理当得很舒畅。”昝云龙则回忆，按惯例一般都主张大股东说了算，但彭士禄坚持重大问题决策必须取得双方一致意见。很多人对此不解，彭士禄说，香港方面尽管是小股东，但它提供了市场，并且有丰富的经验。改革开放初期内地对国际市场了解不够，如果是一方说了算，那就很可能出问题。现在回头看，彭士禄关于大亚湾核电站的基本重大决策是正确和影响深远的。

1984年春节，正好上大学放寒假的女儿彭洁和妈妈一起去了趟广东。她至今印象深刻的是，刚到的那天晚上，司机、秘书和家里人都吃的方便面。

1986年，受切尔诺贝利核电站泄漏事件影响，香港百万人签名并游行，反对建核电站。已调回水电部的彭士禄因公赴港时，大批记者围着他提问：“核电站会不会爆炸？”彭士禄说：“原子弹里的铀含量高达90%以上，好比酒精;核电站里的铀含量约为3%，好比啤酒。酒精用火一点就燃，而啤酒是点不燃的。”这个经典比喻是彭士禄的杰作。1970年陆上模式堆启堆前，他被军管会从试验场紧急召回，回答人们“模式堆出事的话会不会爆炸”的质疑。好酒的他突然福至心灵，想出了这个妙喻。

这个比喻在不同场合中被多次引用，此后香港媒体的报道倾向开始转变，反核风波最终平息。这场普核活动成为教科书级别的危机公关案例。

1986年，核电主管部门从水电部转移到核工业部，彭士禄也从水电部副部长改任核工业部总工程师，担任秦山二期核电站董事长，负责筹建工作，潘燕生担任副董事长。

秦山二期核电站最初决定引进，但与日本、德国谈了一年多仍没有结果。彭士禄给国务院领导写信，提出“以我为主、中外合作”的方针，被中央采纳，成为以后指导中国核电发展的主导方针。秦山核电站也成为了中国自行设计、建造和运营管理的第一座压水堆核电站。

秦山二期两台60万千瓦机组要148亿元人民币投资。当时中国核工业集团公司刚刚军转民，经济实力很薄弱，要投资就得靠国家支持。而国家明确告知，没那么多钱，需要自筹资金。

当时部分国有企业已经开始搞集资和股份制，彭士禄也想用这种形式募集资金。他把有意投资核电的省市及国家有关部门领导都请到秦山来座谈，并承诺：大家只要来投资，将来核电厂发电了，一定以最优惠的价格卖电，同时每年还能分得股份红利。大家都表示感兴趣，但却都说有困难，拿不出那么多钱。

彭士禄提出了一对一说服的“单兵教练法”，领着一班人一个星期内马不停蹄地跑了安徽省、浙江省、江苏省和上海市，一一说服了这三省一市投资。

那时《公司法》还没出台，但彭士禄率先引入工程“三制”，即业主负责制、招投标制和工程监理制，得到了中央的认可和支持。结果，秦山二期概算资金没有超，工程建设进度提前，特别是秦山二期3号机组，提前了5个月发电。

彭士禄的“大胆”，并非有勇无谋，“拍板”也并非胸中无数。有一次，有人问他：“为什么敢于拍板？”他说：“其实，有个秘诀，一定要用数据说话。”牢牢掌握实验数据，是他大胆决策的科学依据。也有人问他，“在潜艇核动力研制过程中，那么多次拍板，有没有拍错的时候？”彭士禄毫不掩饰地说：“有啊，怎么可能没有。错了，我就改过来，再继续前进。只要三七开，有百分之七十的把握就可以干，不然，都准备好了，要我们干什么？”

“干事业就要有点冒险精神，不然等什么条件都齐备、没困难、没问题了还要你去干什么？不干怎么能冲破旧的，创造新的？”彭士禄说。

“前几年大家把我抬到了第一任核潜艇总设计师的位置”，“对我来说这是贪天之功，我不接受”

1991年，在撰写中国导弹核潜艇的诞生历程时，彭士禄的事迹才开始为人们所知晓。国内外很多人称赞他是“中国核潜艇之父”“中国核电站创建人”，对此，彭士禄坚决反对。

“我声明，核潜艇工程是个庞大的系统工程，不是我个人的创造，是千万科技工作者和工人、干部集体努力的结晶。虽然前几年大家把我抬到了第一任核潜艇总设计师的位置，基层传说很多，说我‘是中国的核潜艇之父，可与美国核潜艇之父比肩，对此绝不敢当，对我来说这是贪天之功，我不接受！”彭士禄曾无数次地对同事们说。

“我虽然在其中作了一些技术组织工作，参与了一些领导管理，取得了一些成绩，也只能说，这是我一个共产党员的职责，党对我有恩，是党把我从一个孤儿培养成一个能为国防事业做点贡献的技术专家，我知足了！请不要忘了，当时主要负责任的，除了我之外，还有许多基层的党政领导，不能忘记他们，李毅、周圣洋所长、苏萍政委、赵仁恺、孟戈非、李乐福、韩铎、昝云龙、蒋滨森、沈抗……”

彭士禄永远都忘不了李宜传。李宜传在陆上模式堆之前就割了一个肾，但仍然坚持在模式堆上，带病工作，干脆把被子搬到控制值班室，最后牺牲在试航的核潜艇上……这些可敬的战友，让彭士禄止不住热泪盈眶。

四川基地偏僻寒冷，却被彭士禄称为“四川老家”。原来身体好的时候，每见到四川老家来人，他都喜欢拉到家里喝上一杯小酒。他想念着四川老家的奋斗岁月。第一艘核潜艇下水后，深山中的909基地又运行了十年。基地有很多彭士禄的崇拜者，按现在的话讲就是“铁杆粉丝”。每当凌晨值班犯困时，他们就会讲“彭拍板”的各种逸闻趣事。

“我只是一颗螺丝钉，对国家没什么贡献”

彭士禄心里揣着两笔账，一笔是公事的“明白账”，另一笔则是私事的“糊涂账”。他说：“做一个明白人谈何容易？要有超前意识，对问题有新思路、新见解;对工程技术能亲自计算主要数据;对工程进度能说出某年某月应办哪几件关键事;对技术攻关能亲自挂帅出征，出主意，给点子……但当一个糊涂人则更难，凡对私事，诸如名利、晋升、提级、涨工资、受奖等，越糊涂越好。”

1978年，当他获得全国科学大会奖时，他正在工地上忙碌，根本不知自己是受奖者。在他荣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特等奖时，他惊讶地说：“我也可以得奖？”

什么时候调级，什么时候评职称，什么时候涨工资，彭士禄一概不知，也不打听。评院士也是单位申请的。房子还越住越小，他把大房子让给别人。

彭士禄担任过不少单位的顾问，从不拿报酬。他总说：“国家给我的太多了。只要对国家民族有利，比拿點小钱更有价值。”

2017年8月29日，彭士禄以全体评委全票通过的罕见成绩，荣获了2017年度何梁何利基金最高奖“科学与技术成就奖”！这是被誉为“中国诺贝尔奖”的至高无尚的奖项，许许多多曾与他一起工作战斗过的人都激动不已。当女儿问他奖金100万港币该如何处理时，他立马说了两个“不要”：一是不要奖金，要把它捐给组织，设立人才基金;二是不要以他的名字命名奖励基金。

退休后很多年里，彭士禄仍然以顾问身份在中核集团自己的办公室里演算画图，直到身体情况再也不允许。

在家中，他喜欢在午后沏一壶普洱茶，点一支烟。每当来客，他总是以酒代茶。因为喜欢喝酒，他获得了酒友们颁发的“酒圣”荣誉证书。住院时，为了不被查房的护士发现，他还把啤酒藏在被窝里。

彭士禄总会被问及一个问题：“您如何看待‘潜艇核动力之父‘核电事业拓荒者的荣誉？”彭士禄总会谦虚地说：“我只是一颗螺丝钉，对国家没什么贡献。”然后，他话锋一转，边笑边说：“我贡献最大的就是买烟酒茶交的税！”

2018年7月24日下午，原首艇主机兵程文兆、反应堆一回路操纵员李善昌和辐射剂量监测员刘洁清代表第一代核潜艇艇员，前往北京协和医院探望彭士禄，赠送了他一艘首艇的模型。彭士禄戴着吸氧面罩，和三位老兵一同对着镜头敬了个军礼。

60多年前在909基地时，这几位老兵每天在工地都可以看到彭士禄。彭士禄给他们上课，讲授核物理、热工水力、高等数学、化学、电子学、辐射防护等几十门学科，课后再实操、模拟演练。

女儿常来医院看彭士禄，有时还带客人来，每次探视完了，他总是坐着轮椅坚持送客人到电梯口，等客人上了电梯后，他冲着人们挥手，有时还调皮地跟女儿说“See you tomorrow”，最后还来一个飞吻。这是他跟女儿之间特有的互动。

他在医院里获得了许多新的绰号：彭老乖、彭老赖、彭老帅、彭老六、老顽童……他最不喜欢别人称他“中国核潜艇之父”，最喜欢别人称呼他“彭大哥”。

2021年3月22日，彭士禄病逝。3月30日，是彭士禄夫妇骨灰的海撒仪式。这一天，曾经与他一同奋战在核潜艇研制一线的“老战友”“老部下”“老朋友”，纷纷自发来到码头，送他最后一程。当年意气风发的小伙子们，如今已是满头白发。他们回诉起彭士禄的故事，仿佛一下子回到四十多年，眼泪湿润了眼眶。伴随着激昂的《英雄核潜艇》之歌，二老的骨灰缓缓沉入海中。女儿说：“老爸生前嘱托，希望和妈妈一起与大海相伴，永远守望祖国的海洋。”

（责编/兰嘉娜 责校/黄梦怡 来源/《彭士禄：为了核事业奋斗一生》，谷业凯、蒋建科/文，《人民日报》2021年4月15日;《彭士禄：中国核动力的“彭拍板”》，宋春丹、鲍安琪/文，《中国新闻周刊》2021年第4期;《彭士禄 隐姓埋名30年的“拓荒牛”》，徐莉莎/文，《四川日报》2020年12月29日;《彭士禄：核动力领域的拓荒牛》，陈瑜/文，《科技日报》2021年4月15日;《记彭士禄院士：“彭大胆”和他的“三个夫人”》，甘晓/文，《科学时报》2011年9月1日）

彭士禄大事年表

1925年11月18日（农历）：彭士禄出生于广东省汕尾市海丰县城桥东社。

1928年：母亲蔡素屏遭反动军阀杀害。

1929年：父亲彭湃在上海牺牲。

1940年：彭士禄被送到延安。

1945年8月1日：彭士禄加入中国共产党。

1951年：彭士禄被选派留学苏联，1956年毕业，获得了“优秀化工机械工程师”称号。时值陈赓访苏，要挑选少数学生攻读核动力专业，彭士禄被选中，又在莫斯科动力学院进修核动力专业2年，1958年回国，到北京原子能研究所工作。

1961年：彭士禄任原子能所核动力研究室副主任。

1965年3月：彭士禄参与筹建中国第一座潜艇核动力装置陆上模式堆试验基地。1967年6月—1971年6月任核潜艇陆上模式堆基地副总工程师。

1971年6月—1973年5月：彭士禄任719所（核潜艇总体设计研究所）副所长兼总工程师。

1973年：彭士禄任七院（中国舰船研究设计院）副院长，随后任六机部副部长兼总工程师，国防科委核潜艇第一位总设计师。

1983年2月：彭士禄任水电部副部长兼总工程师，兼任广东大亚湾核电站总指挥，兼任国防科工委核潜艇技术顾问。

1986年4月：彭士禄任核工业部任总工程师兼科技委第二主任、核电秦山二期联营公司董事长，并负责秦山二期的筹建。核工业部改为中国核工业总公司后，任中国核工业总公司科技顾问。

1994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首批院士。

2021年3月22日：彭士禄在京逝世，享年96岁。

猜你喜欢 核动力核潜艇 用于电力推进船舶的动力装置特性研究机电信息(2021年9期)2021-04-02美国“弗吉尼亚”级攻击核潜艇百科探秘·海底世界(2020年8期)2020-07-29美国“俄亥俄”级战略核潜艇百科探秘·海底世界(2020年8期)2020-07-29俄罗斯最强大核动力破冰船开建科研成果与传播(2020年3期)2020-03-19中国巨轮持续远行的“核动力”人民论坛(2017年17期)2017-07-06美媒议论中国新核潜艇环球时报(2009-10-12)2009-10-12抵御金融危机的“核动力”创新时代(2009年7期)2009-08-13中国核潜艇亮相备受期待环球时报(2009-04-23)2009-04-23

推荐访问:之子 革命家 彭士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