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贵阳人才发展研究：类型、特征及原因

赵汝泽

（贵州师范大学历史与政治学院，贵州 贵阳 550025）

人才普遍指的是具有特殊才能，可以为人类社会发展提供各种服务的人。自古以来，人才就是推动社会发展进步的重要资源，人才的培育与选拔在中国历朝历代都十分受重视。为选用人才，“汉以经术及察举，魏、晋以州乡中正，东晋、宋、齐以门第，唐以进士”①。

目前，学界对明代贵州地区人才发展的研究较少，相关成果主要集中在以下两点：一是分析明代贵州人才的地域分布。如有学者通过统计相关历史文献资料，发现明代贵州人才分布形成了以贵阳为主，安顺、思南、盘县、清平为次的局面[1]。尽管明代贵州人才的地域分布仍很不均衡，但差距总体在不断缩小[2]。二是探讨明代贵州某一类人才的发展状况。如有学者通过考证明代贵州进士群体总数及其身份，发现家庭环境、自然地理、经济发展和教育水平是影响进士科考成绩的关键因素[3]。可见，现有研究对明代贵州人才的地域分布以及基本状况做了一定的探讨，但少有学者深入分析其特征与原因。

自明代永乐十一年（1413）贵州建省以来，贵阳一直作为贵州省会，既是贵州政治中心，也是经济文化中心，其人才发展具有典型的地域代表性。在《贵州通志》《贵阳府志》《黔志》等书中有关明代贵阳人才发展的相关资料记载非常丰富。为此，本文将基于现有历史文献材料，结合其他研究成果，以探讨明代贵阳人才的主要类型、人才发展的主要特征以及影响贵阳人才发展的相关原因。

虽然明朝选拔人才的制度有荐举制和科举制，但科举取士无疑是选拔地方人才的主要途径，科举功名也将直接影响士子前程。关于明代人才，各地方志设目职官、名宦、乡贤、进士、举人等给予记载，但对当时社会发展贡献最大的还是科举人才、乡贤和文化名人三大类。

（一）科举人才

科举人才指通过科举考试获取功名的进士和举人，其中又分为文进士、武进士和文举人、武举人。明代是科举制发展的鼎盛时期，在考试制度上不但形成了科考、乡试、会试、殿试和庶吉士考试等一整套完整的五级考试体系，也形成了由状元、榜眼、探花、庶吉士、二甲进士、三甲进士、举人、监生、岁贡和生员等组成的一套完备的功名体系[4]。科举考试中能够获得举人功名的士子都具有当选官员的资格，而获得进士以上功名则会拥有最为优越的仕途。关于进士，道光《贵阳府志》就提到：“取人之途不一，进士特居其一科尔。”[5]405在明代，科举制对人才选拔而言，就是“盖科举非能得人，而人才不得不出于科举也”[6]239。因此，通过科举考试获得进士和举人功名的绝大部分士子，日后也将成为服务明代社会发展的重要人才来源。

根据《贵州通志·学校·选举志》统计，明代贵阳地区共记载有51名进士和415名举人（见表1），其中明洪武（1368）至正统（1449）年间，有秦颙1名进士，王训、彭程等13名举人。景泰（1450）至弘治（1505）年间，有易贵、黎逊等8名进士，王本、张思明等68名举人。正德（1506）至嘉靖（1566）年间，有汤训、刘秉任等8名进士，张篙、党贤等129名举人。隆庆（1567）至崇祯（1644）年间，则有许一德、马文卿等34名进士，赵时凤、邱东昌等205名举人。这些通过科举考取功名的进士和举人，绝大多数后来都成为了中央或地方的重要官员，是整个明代社会发展重要的人才来源。

表1 明代贵阳不同时期各类人才数量统计

（二）乡贤

古代中国，乡贤作为社会精英既承担着教化民众、稳定社会的责任，也扮演着国家与基层社会之间联系人的角色。在明代，乡贤不但是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力量，也是国家政教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了充分发挥乡贤的模范作用，明代政府还形成了乡贤祠和乡贤专祠两套系统祭祀杰出乡贤[7]。关于明代乡贤的内涵，目前学界还没有确切的定义，从广义上指的是在当地有德行有才能，且在当地具有一定影响，能对当地社会具有显著贡献的社会精英。对乡贤的描述，相关的史料就曾提到，“生于其地，而有德业学行传于世者，谓之乡贤”②。从狭义上则指的是能够进入当地乡贤祠，受后人拥戴的人。不管从广义还是狭义上理解，乡贤都是明代社会发展的重要人才。而基于现有研究和相关史料记载，本文讲的乡贤主要是对当地社会发展具有显著贡献，其名字被列入各地方志书中乡贤名单的人。

通过查阅道光《贵阳府志》、万历《贵州通志》等发现，明代贵阳地区共记载有69名乡贤（具体时间记载不详者1人）（见表1），其中，洪武（1368）至正统（1449）年间，有宋诚、顾勇等15位乡贤。景泰（1450）至弘治（1505）年间，有陈晟、佘生等17位乡贤。正德（1506）至嘉靖（1566）年间，有洛忠、民牧等16位乡贤。隆庆（1567）至崇祯（1644）年间，有刘琯、李科等20位乡贤。这些被载入历史文献资料的乡贤不但是国家联系基层百姓的重要桥梁，也是稳定明代基层秩序，推动社会发展的重要人才。

（三）文化名人

在贵州文明发展长河中，文化名人一直是推动时代进步、丰富人们文化生活以及提升思想精神的重要力量。由于距离中央王朝远，还是典型的多民族地区，明代贵州的文化名人在当地传授知识、教化百姓的同时，也承担着推动少数民族与汉文化融合的责任。凭借着其巨大的人格魅力和对社会所做的贡献，文化名人在某种程度上能够影响民族的价值观，他们的行为和作品，则是文化构建的重要组成部分。当前，学界普遍将文化名人定义为，对当时社会文化发展具有重大贡献的人。明代贵州哪些人对当时社会文化发展具有重大贡献，当下既难以判定，也难以考究，但文学作品一直是判断文人社会贡献的主要依据。因此，本文所指的明代文化名人，主要是各地史书记载，其本人具有相关文学作品传世的文化人。

通过整理《贵州通志·艺文志》所记载的相关资料发现，明代贵阳地区共记载有39名文化名人（具体时间记载不明者6人）（见表1），其中洪武（1368）至正统（1449）年间，有宋斌、越升等4名文化名人。景泰（1450）至弘治（1505）年间，有宋昂、徐节等10名文化名人。正德（1506）至嘉靖（1566）年间，有陈文学、吴淮等11名文化名人。隆庆（1567）至崇祯（1644）年间，有其杰、刘汝辑等8名文化名人。这些明代文化名人不但繁荣了当时贵阳的文教事业，也推动了明代贵阳社会文化的发展。

明代是贵州历史发展的里程碑，因为明王朝于永乐十一年（1413）首次在贵州设立布政使司，使贵州正式成为省一级行政单位，独立建省提升了贵州的政治地位，也推动了贵州人才的发展。而贵阳作为明代贵州省会，也是贵州人才发展的中心，其人才在明代较之前不但规模更大，质量也更高。

（一）规模更大

明以前贵州多为羁縻化外，少有教育可言，也难有人才可言。随着统治者对贵州等地区的开发，明代贵阳人才在数量上比以往规模更大。《贵州通志·学校·选举志》《黔记》等记载，在科举人才方面，明以前整个贵州仅记载有冉从周、杨震、李敏子等8名进士，且均为遵义人，贵阳无一人。明代，仅贵阳就记载有51名进士（26名文进士，25名武进士），361名举人。在乡贤方面，明以前贵阳记有11名乡贤，分别是汉代的尹珍、济火，唐代的赵国珍、阿佩，五代时期的宋朝发、普露，宋代的普贵、宋万名和宋永高，以及元代的阿画、宋阿重。到了明代，贵阳记载有宋斌、洛忠等66名乡贤，乡贤人数是明代以前的6倍。在文化名人方面，明以前整个贵州也仅记载有4人，而到明代，贵阳记载了具有文学作品传世的文化名人39人，贵阳的文化名人人数是明代以前整个贵州地区的近10倍（见表2）。可见，明代贵阳的各类人才比起明以前，其规模已发生较大变化。

表2 明以前及明代贵阳各类型人才统计

（二）质量更高

明代贵阳人才较以往规模更大的同时，其人才的质量也更高。科举人才是明代国家发展最为主要的人才来源，也是社会发展的重要人才来源，而其中的进士则是科举人才中最为优质的人才。明以前贵阳并无进士记载，而明代则诞生了48名文武进士，这些明代进士如天顺四年（1460）进士、后官至工部主事的钟震，成化二十年（1484）进士、后任都察院经历的朱璧，以及成化二十三年（1487）进士、后任佥事的郭珠等，大都成了明代中央或地方政府能对国家和社会发展产生较大影响的重要官员。

乡贤作为基层社会精英，能在稳定社会秩序，推动社会发展中发挥重要作用。明代贵阳乡贤相较以往，人数更多的同时，其乡贤个人产生的贡献也更大。明代贵阳记载的66名乡贤中，有乡贤秦颙，在位时不但因为德行而名声在外，受人尊敬，而且心系百姓，多次上疏受纳。也有乡贤易贵，在位时“崇学校，恤民隐”，卸任后“杜门校书十余年”，造福百姓。

文化名人作为繁荣文化事业，推动时代进步的重要人才，其行为和作品是推动社会进步的重要载体。明代贵阳共记载有39名文化名人，他们不但积极参与贵州当地的文化事业建设，也创作了大量的文学作品。如文化名人宋昱，生前一直致力于编著《郁离子》，也有《忆旧游》《暮春遣兴》和《秋日感怀》等12首诗词传于世。又如文化名人范府，“年少时教诸士，多所造就，后以与郡中父老结诗社为乐，所著《素渠集》《唐山乐府》十卷等”[8]32。

教育是人才培养的关键，明代贵阳各类型人才得以繁荣发展离不开中央王朝对贵州教育事业的重视、地方官员对贵阳教育事业的推进以及地方社会人士对贵阳教育事业的支持。

（一）中央王朝对贵州教育事业高度重视

明代中央王朝为了经营贵州地区，在政治和军事上予以重视的同时，也高度重视贵州的教育。首先，中央王朝十分重视对贵州士民的教化。为了教化贵州士民，当时的吏部尚书王值提出：“国朝受天明命，混一海宇，其所以教授斯民，一用圣贤之道。故虽荒服之外，蛮夷之区，莫不服诗书循礼仪。”[6]1洪武三十五年（1402），贵州都指挥金镇汤依据中央王朝的要求，在贵州宣慰司学建大成殿，翼以两庑，奉圣人像于其中，群贤陪位以次序列。到了永乐十六年（1418），太宗皇帝绥靖诸夷郡县，在贵州设立布政司的基础上，又设立按察司以纠夫治教之不如令者。当时中央王朝对贵州士民的教化就是，“一切不异于中州”。所以后来相关史书对明代中央王朝在贵州地区教化的描述就有：“治化之盛，盖自唐虞三代以来，未之有也。”[6]2

其次，中央王朝十分重视贵州学校的建设。明朝建立后，太祖皇帝十分重视贵州，设贵州宣慰使司来管理贵州的同时，也设立了很多学校用以教育百姓。据《贵州通志·学校·选举志》等记载，明代在贵阳府、安顺府、兴义府等地方前后新建或重建了5个司学、12个府学、6个县学和3个州学。这些学校不但承担着日常教育士子的功能，也承担着教化百姓的功能。如贵阳府学的设计就是“中先师殿，旁列两庑，后勤部明伦堂、启圣祠，前为名宦祠、乡贤祠”[6]2。这种设计能够在教书育人的同时，以祭祀先贤的方式，教化当地百姓。

最后，中央王朝十分重视贵州的科举考试。贵州未独立建省前，大部分辖区属于湖广行省和云南行省，当时贵州士子要参加科举考试只能前往湖广或云南，距离“近者两千里，远者三四千里”[6]243。路途遥远的同时，山势险峻，道里遐歧，盗贼出没无常。建省后于嘉靖十四年（1535），中央王朝同意贵州独立开科取士，并于嘉靖十六年（1537）正式在贵州举行科举考试。贵州能够独立开科取士是贵州教育史上破天荒的大事，因为自此以后，贵州各路学子不但可就近参加科举考试，贵州也将拥有本省的录取名额。

（二）地方官员对贵阳教育事业大力推进

明代贵阳人才繁荣发展离不开地方官员对贵阳教育事业的大力推进。一方面，贵州地方官员大力推进贵阳学校的建设。明初，由于年久失修，贵州宣慰司学内多处设备无法正常使用，当时的按察司副使李睿在任时，就有意修治，但没能执行。等监察御史杨纲来到贵州时，才开始大举修缮。为了修缮贵州宣慰司学，当时的其他官员包括参将都指挥郭英、按察使林垣、副使朱理、佥事屈伸、戴诚、左布政使易节、左参政严恭、右参政顾理、右参议汪涿等都自愿捐资。而都指挥张锐洛、宣侯理张任、张景、宣慰使安陇富、宋昂、训导王训等也通过出力的方式帮助伐木重造棂星门。在当地官员的大力推动下，整个贵州宣慰司学最后“地之圯坏，悉以方石砌之，凡瓦砖有破缺者，藻绘有漫漶黟黑者，皆整饬华好”[6]2。此外，嘉靖二十年（1541）修建程番府学时，“缭以周垣凡几百几十丈许，其材取诸山，其役征诸属司，其费巡院万厓赵大祐所助八十金，之外则固皆先生鼓舞阖郡通变而区亘之者也”[6]3。可见，明代贵阳地方官员通过出资出力等方式，大力推进贵阳学校建设。

另一方面，贵州地方官员大力推进贵州独立开科取士。明初贵州并无独立开科取士的资格，直到嘉靖十四年（1535），也就是贵州建省120多年后才独立开科取士，而贵州能够独立开科取士离不开贵州地方官员的大力推进。据史书记载，弘治七年（1494）十月内，巡抚贵州右副都御史邓廷瓒等各奏，要于贵州开设科场，量增解额。但礼部以当时贵州人才未盛为由，难以准理。弘治十三年（1500）七月内，巡抚贵州右副都御史钱钺等会议，欲于贵州开科取士，重增解额。但礼部认为贵州再开科取士，“重增解额，诚恐南北直隶、浙江等布政司一概比例奏请，竞争纷更，所据各奏，情词难以听行”[6]242。正德九年（1514）十二月内，又蒙巡抚贵州左副都御史陈天祥题，据贵州宣慰司儒学申称：“要于本省另设科场。”[6]242后布政司署印左参政孙清会同都按二司、都按二司署印等官议得：“贵州人才相盛，相应各自开科，具有呈详。”[6]242嘉靖元年（1522）至嘉靖六年（1527）内，蒙巡抚贵州右副都御史唐沐等官员，也曾相继奏请礼部允许贵州独立开科，但均未能实现。直至嘉靖九年（1530），当时的给事中田秋，亲自考察贵州士子前往云南和湖广行省参与科举考试的艰辛后，写《请开贤科以宏文教疏》向朝廷陈述贵州人才发展现状，以及贵州学子远赴云南考试的艰难，恳请礼部允许贵州独立开科取士。收到田秋的奏请后，礼部复议准许贵州于议定旧址建立科场，依期开设乡试。在田秋与多位官员的大力推进下，嘉靖十四年（1535），朝廷允许云南乡试取四十名，贵州三十五名。

（三）社会人士对贵阳教育事业大力支持

明代贵阳社会人士对贵阳教育事业的支持，主要体现在帮助教化百姓和支持地方学校建设两方面。在帮助教化百姓方面，有才能、有学识的社会人士通过书院讲学、编写文化作品等方式启发百姓。社会人士指的是没有官职或辞官后没有公职的普通民众，在明代那些身怀才华又热衷于教书育人的民众是教化百姓的重要力量。据《贵阳府志》、明《隐逸传》等记载，明代贵阳共有8名或博通经书或才华出众，但不乐仕进的逸士。如王璘就是一个性格耿直，博通经史，工诗词，不乐仕途，但以终身教授学生为乐的社会人士。在王璘教书讲学的50多年时间里，前后教过的学生近千人。又如易贵，作为景泰五年进士，曾官至礼部郎中，归田后杜门校书十余年。这些社会人士凭借其特有的才华，通过各种方式在教化百姓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在支持学校建设方面，社会人士主要是大力支持贵阳各类书院的建设。弘历十七年（1504），当时任贵州按察司宪副的毛科，非常关心贵阳士子，觉得贵阳虽受儒学圣人教化多时，但人才并没能达到很兴盛的程度，而且很多初学的士子，立志不定，缺少可以请教老师的机会。于是决定修建文明书院，并挑选具有名望的大家为士子讲课。计划修建文明书院时，毛科决定自行出资出力修建，“一财不资于公，一力不劳于民”[6]65。但在修建文明书院的过程中，以各种方式支持书院建设的民众络绎不绝。在各方的支持下，文明书院于正德元年（1506）顺利建成。正德三年（1508）三月，当时著名的哲学家王阳明被谪后到达贵州龙场担任驿承，最初王阳明就是在龙场的阳明洞里讲学，后来当地乡民见讲学的阳明洞阴暗潮湿，于是帮助他在龙岗山顶创建了龙岗书院。书院建成后，到场听讲的学生络绎不绝，既有附近乡民，也有远至贵阳、龙里等地区的好学之士[9]。除了通过出资出力的方式支持贵州学校建设，明代贵阳也有社会人士通过创办私塾的方式，支持贵阳教育事业。

人才发展是全球各国都普遍面临的重要问题，不仅古代有之，现今亦然。在明代，贵阳各类型人才得以繁荣发展，离不开各级政府对贵州教育事业的重视，也离不开社会人士对贵阳教育事业的支持。虽然明代是贵阳人才发展的繁荣时期，各类人才盛极一时。但是需要说明的是，明代贵阳人才发展并不能完全适应当时社会发展的需要，所记载的人才类型主要集中在科举人才、乡贤和文化名人，而其他同样能够对社会发展具有重要推动作用的技术型人才却少有记载。

明代贵阳人才发展不但有利于推动贵阳地区的社会发展，也能为其他地区人才的发展提供经验借鉴。贵阳人才得以繁荣发展，离不开明代朝廷对西南地区的重视。从政治层面看，若无中央王朝对贵州的重视，以及明代科举制度的完善，就不会有贵阳人才发展繁荣的现象。因此，国家权力是地方人才得以发展繁荣的主导因素。可以说，贵阳人才繁荣发展就是伴随国家政策变动或调整而出现的社会现象。

注释：

①相关表述出自：容斋随笔·卷十六·一世人才。

②相关表述参见（明）俞汝楫：《礼部志稿》卷85下《严名宦乡贤祀》《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598册，台湾：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影印本，第53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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