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资本多维异质性对公众参与环境治理意愿的影响——基于2019年CSS相关数据的分析
周晓丽，韩明阳
（1．中央民族大学管理学院，北京，100081；
2．河南农业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河南郑州，450002）
环境治理既是现代化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又是全面实施治理现代化的基础和前提。[1]长期以来，受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环境治理模式逐渐成为衡量国家现代化治理体系的手段之一。党的十九大报告对当前治理现代化模式提出了“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二十字方针，为构建环境治理体系提供了更高的参照标准。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取得快速发展的同时，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的矛盾日渐凸显，以环境治理为代表的现代化治理体系建设仍任重道远。其中，为缓解经济发展造成的环境污染问题，保障公众健康、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促进我国生态、经济可持续发展，2014年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八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修订草案，并于2015年1月1日起施行。新法案首次将环境生态红线通过政策法规来保障执行，预示着未来我国将高度重视建立以环境治理为核心的现代化治理体系。此外，历届政府在环境治理政策的制定、实施和保障同样耗费了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郑石明指出，我国自从1979年开始实施的征收排污费政策，目的主要是将企业排污的“负外部成本内部化”[2]，为后期有关部门修订《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提供了有效借鉴。
近年来，国家颁布了《环境保护公众参与办法》（2015）、《关于构建现代环境治理体系的指导意见》（2020）等文件，文件中不仅提出了公众是健全环境治理体系的基础支撑，而且认为公民的环境责任感能够提升公众在人居环境整治中的主人翁意识。国家对环境问题的重视以及公民对自身生活环境的关注，推动了学界对环境问题的研究。作为一个以亲缘、血缘和业缘为主要共享渠道的关系社会，政府的直接领导可能对部分区域无法形成长效性治理成果。那么，如何实现以公众参与为主体的环境治理机制，以及如何构建以公众为核心的信息共享平台？这不仅是政府部门关心的问题，也是学术界亟需作出有力回应的问题。
（一）文献述评
“社会资本”是Bourdieu在《社会科学研究》中首次提出并定义的，他认为“社会资本不是自然存在的，而是个体资源禀赋中实际或潜在的资源集合体”。随后，Putnam又进一步将社会资本理论延申至社会学、经济学中，指出社会信任、社会互动、社会网络以及社会规范构成了社会资本的基本框架，并初步验证了四者之间的内在联系，即信任、网络和规范是社会互动的产物，而信任、网络和规范又强化了社会互动。随后，诸多学者为了逐步完善社会资本框架，对这一概念开展深入研究，用以解释具有社会关系特点的环境治理是影响民众主体参与意愿的主要因素。
学术界针对当前环境治理模式和路径的探索几乎都是以政府为治理主体，特定研究方向和政策规则为治理内容的数理统计，缺乏对公众个体及环境整体微观调研数据的实证分析。从研究区域来看，多数文献聚焦于经济较为发达地区或具有全国代表性的典型地区，对我国整体人居环境治理的关注及调查较为欠缺。可见，着重关注直接收益者公众的主体作用以及关系网络的持续作用是建立现代化治理模式的重要手段。
为填补治理现代化过程中环境治理的“空缺”，部分学者着重关注了公众参与的运行机制及影响机理，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第一，公民是环境治理的利益相关者，通过剖析环境整治过程中公众的参与媒介、参与环境和参与机制，有助于研究人员深究影响公众参与环境治理的决定性因素，提高民众参与的积极性；
第二，学界利用参与式理论规范整体治理模式，证明参与式理论的嵌入对提高公众环境治理参与意愿和完善治理模式等方面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3]由于影响公众参与环境治理意愿的因素众多，但已有研究往往集中分析如何激发民众参与积极性的环境治理规则及治理模式，尚未重视公众社会关系长期互动构成的关系网络对其参与环境治理意愿的影响。
事实上，国外相比国内而言较早关注了社会资本在环境治理领域中的作用。Ishihara认为，环境治理主要以公民所在社会环境的资源禀赋构成的关系网络框架为渠道。[4]Marbuah在构建社会信任、机构信任和公民参与等社会资本指数的基础上，深入研究了其对参与环保贡献意愿的影响，得出社会资本是激励瑞典公众环保参与重要驱动因素的结论。[5]近年来，随着国外日趋深入探索关系网络与公众参与机制的内在联系，国内学者也重点将社会资本理论应用在公众参与环境治理领域中。具体而言，公众在参与环境治理的集体行动中，个体与集体行动的决策往往因信息平台的堵塞和沟通不畅造成其对环境治理内容了解不够充分，引发分歧，导致治理成效不佳。而公众长期沟通、交流构建的关系网络和人际资本，能够通过群体间的信任资本弥补当前民众对环境治理机制和模式认知的不足，进而提升公众参与环境治理的积极性。
综上所述，现有研究为理解社会资本与公众参与环境治理意愿之间的作用机制提供了丰富的理论基础，但仍有一些问题需进一步探讨：第一，现有研究成果中关于社会资本与环境治理的内容主要以具有一定治理基础和规则的特征视角以及具有明显特点和代表性的区域视角，鲜有研究考虑到在整个现代化治理体系中以公众参与为代表的环境治理模式，无法整体反映我国公众参与环境治理行为受社会资本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第二，已有研究表明，政府激励政策会提升公民在不同阶段参与公共事务的积极性。[6]那么，基于公众社会关系网络的背景下，政府扶持（最低生活保障政策）对其在公众参与环境治理意愿的关系中是否具有调节效应，有待进一步检验。第三，考虑到部分学者在利用数理模型探究社会资本与公众参以及公共事务的内在联系中，二者存在互为因果的可能性，造成研究结果存在一定的误差值。鉴于此，利用中国社会综合调查（CSS）的5000余户的微观调研数据，运用主成分分析、Logistic模型、异质性分析和内生性检验等方式，进一步完善以环境治理为主题的现代化治理体系内容，旨在为研究人员制定系统科学的环境治理政策提供经验证据。
（二）理论假设
Putnam指出，当前以环境治理为主体的行动中，并不是单一维度的社会资本造成的，而是社会信任、社会网络与社会参与三个维度之间相互促进、相互联系，交叉作用于现代化环境治理体系中的结果。[7-8]此外，Ruan等认为，公众不仅是理性“经济人”，更是嵌入于社会关系网络之中的“社会人”，尤其在以地缘和血缘关系为中心的中国社会，其复杂的社会结构关系可能对环境治理过程中的公众参与行为有着深远影响。[9]除此之外，有学者认为，公众自身资源禀赋状态受个体所处的关系网络变化呈现出动态发展的趋势，在此过程中若政府利用激励、优惠政策和财政补贴等手段，公众所处关系网络会导致个体参与行为的决策意愿发生变动。[10]尽管如此，政府扶持在公众参与集体行为中是重要的情景要素之一，是否与本研究能够产生调节效应还有待进一步验证。
目前，关于社会资本的概念学术界尚无统一的界定。考虑到实证研究过程中变量间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文章依据Putnam的研究结论将其划分为社会网络、社会信任、社会参与3个维度，分别考察不同维度的社会资本对公众参与环境治理意愿的影响。基于此，提出研究假设H1：
1．社会网络对公众参与环境治理意愿的影响
社会网络是基于个体与个体、个体与组织之间沟通互动形成的多元信息共享平台，该平台能够有效拓宽公众获取信息的渠道，提高公众参与环境治理的积极性。近年来，随着国家颁布一系列环境治理方案，有学者开始探究社会网络在公众参与环境治理中的作用。[11]目前，学术界认为社会网络主要通过两种作用机制来影响公众参与：第一，社会网络是个体、集体和政府之间构成的“关系网络”，该网络能够使其他参与者或组织在沟通交流的同时，快捷低成本获取信息资源，因而带动未参与者的治理积极性；
第二，社会网络规模能够提高参与者对普适性互惠规范的认可度。社会网络规模越大，拥有的社会资本水平越高，个体参与积极性就越强。[12]社会网络作为社会资本中的核心渠道，其形成之初就有效促进了人们彼此间信息的流通，有助于降低公众获取信息的难度，激励公众参与环境治理项目。基于此，提出假设H1a：
H1a：社会网络对公众参与环境治理意愿有显著积极影响。
2．社会参与对公众参与环境治理意愿的影响
社会参与是指社会中经济、政治、文化和工作等活动的意识参与和行为参与。从某种意义而言，意识形态作为社会参与中的关键情景要素在当前参与行为中的作用更为重要。[13]尽管国内外学者对社会参与内容和机制的认知尚未达成一致，但从参与模式来看，社会参与常以社交活动为主要表现形式，构成其内在关系网络，并最终协助群体保持与社会的联系。[14]Francesco在探索家庭的有限理性对技术采纳的影响中，将社会参与的运行机制划分为特殊参与和一般参与两种形式，前者指个体对身边集体行动的参与，后者指个体对更广范围公共事务的参与。[15]
高度的公众参与是国家治理有序性的重要体现，公民积极参与不但便于政府顺利开展治理行动，而且有助于个体自身治理能力的提升，更加符合环境治理的最终受益者公众的目标和诉求。Ayodeji等将尼日利亚地区作为研究对象，探究农户参与集体行动是否会导致该地区农户在选择气候变化适应策略上存在差异。[6]借鉴上述研究结论，本文认为社会资本与环境治理的研究一般指的是公众参与、干预、介入集体治理活动，表现出与其具有较高水平的关系网络，这不仅能够消除公众对参与治理过程中可能存在的私利行为，同时降低了治理过程中存在的不确定性风险，进而增强认知水平和环境治理意愿，具有鲜明的目的性和组织性。基于此，提出假设H1b：
H1b：社会参与对公众参与环境治理意愿有显著积极影响。
3．社会信任对公众参与环境治理意愿的影响
社会信任反映的是民众在指定区域内长期沟通交往中形成的社会期望，其贯穿公众整个社会活动，可以有效提高个体与个体、个体与集体间的合作积极性，并构建长期稳定的合作规则及互惠机制。
国内外已有不少学者探讨了社会信任对公众参与环境治理的积极作用。Fang等认为，信任机制一般通过社会信任和政治信任两种形式表现。[16]首先，社会信任是公众充分利用自身的信任资本与他人或其他社会组织屡次发生互惠合作形成的信任网络，公众遵循互惠规制能够有效强化自身社会责任感、认同感。当公众参与到环境治理中，良好的信任关系在减少双方合作障碍的同时，能够不断提高公众参与的积极性，构建多元有序的治理模式。相反，信任要素的缺失易造成双方成为利己主义者，丧失互惠合作的可能性。其次，政治信任表现为公众对政府、村（居）委会等正式组织的信任程度。政府部门为了提高基层人民的信任，无偿向民众提供各种公共服务，其中包括金融、教育、生活等。受政府制定的社会福利作用，公民久而久之会对该领导体系形成自己的主观判断，因而便构成了人民对政府“信任”网络的基础。Gran以政府公信度为例，在考察坦桑尼亚和津巴布韦地区政府事务处理能力时发现，公众对于政府的信任程度受其政策制定过程中农户获益程度的影响，表现出明显的差异性。[17]Li在村民参与新型农村养老保险的实证中发现，村民对政府“政治信任”越高，或者说对政府在村庄的社会、经济发展和村庄治理中所起作用的评价越正面，农民参与的积极性就越高。[18]基于此，提出假设H1c：
H1c：社会信任对公众参与环境治理意愿有显著影响。
4．社会资本对公众参与环境治理的区域异质性
我国疆域辽阔，各省市之间不仅自然资源储备总量具有一定的差距，而且技术水平、政策规制和认知程度也存在不同程度上的差异，这就导致公众对参与环境治理的积极性呈现明显区域化特征。Han认为，中国区域发展基于社会资本、经济水平、战略导向的不同，呈现出典型的东、中、西、东北部四大经济区地带。[19]随着研究的深入，陈怀宇指出，社会资本在参与信息传播、要素整合等方面的作用已经普遍被社会认可，但是如何能够在环境治理的大背景下，充分提高公众参与环境治理的积极性，从而达到协同效果成为当前学界的研究重点。[20]有关学者就此问题展开了初步研究，认为东、中、西部地区在地理位置、气候条件、经济发展水平与社会开放程度上存在异质性，该异质性可能作用于公众关系网络与思想观念当中，容易导致社会资本产生较大差异，影响公众参与环境治理意愿。[21]
综上所述，为科学反映我国社会资本对公众参与环境治理的异质性，论文将地区划分为东、中、西、东北部四部分，分别验证区域社会资本对公众参与环境治理意愿的影响，为进一步探索社会资本对公众参与行为的影响提供了理论支撑。基于此，提出假设H1d:
H1d：区域社会资本对公众参与环境治理意愿均有显著的影响。
5．政府扶持的调节作用
政府有序参与下的环境治理模式，是促进人与自然协同发展的制度保障，不仅提升了环境治理有效性，而且便于构建环境协商治理机制，深刻阐明了以政府为主导的环境保护理念在治理过程中的重要性。Zhou等认为，治理现代化的发展道路以环境治理为出发点和落脚点，而政府作为人居环境整治的主导者与实施者，至始至终在厕所革命、垃圾处理、污水处理和耕地保护等环境治理过程中发挥重要的推动作用。[22]一般而言，政府参与环境治理主要通过两个方面来达成协同治理的效果：第一，政府制定政策法规，利用环境规则来规范治理的行动方向与重点，调节市场与民众等主体间的关系，进而配置社会资源，为公众参与营造良好的制度环境；
第二，政府持续提供政策补助或直接补助公众个人以及企业项目。在此期间，企业及民众的发展难免会形成部分公共产业与环境治理的矛盾问题。为了满足企业及个人长期发展的需求，受政府补贴的个体会源于环境责任的影响而自觉参与人居环境整治的集体行动中。
基于治理现代化背景下的政府扶持（最低生活保障政策）是否对社会资本与公众参与环境治理的内在机制有间接的调节效应，Jiang认为公众参与公共事务行为的关系受到认知能力、生活环境和风险态度等诸多因素的影响，而政府扶持又是影响公众关系网络、认知能力的关键要素。[23]为此，如何在研究资源禀赋对公众参与环境治理的同时结合政府扶持的作用，是当前学术界研究的重点。因此，当前学术界在深入探究社会资本与公众参与环境治理的内在联系中，考虑到政府扶持的作用就显得尤为重要。基于此，提出假设H1e：
H1e：政府扶持在社会资本与公众参与环境治理意愿的内在联系中有显著的调节作用。
（一）数据来源
论文采用的调研数据来源于中国社会科学院在2005年开始的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CSS）项目。该项目每两年会以部分村/居社区为追踪范围，采用线下入户访谈和问卷填写的形式获取数据。该调查涵盖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600余个村（居委会），大约7000户家庭，具有很强的权威性和代表性。目的是通过对全国公众的劳动就业、社会认知及社会态度等方面的长期纵贯调查，来获取转型时期社会变迁的数据资料，为调查人员初步进行理论探索和实证研究提供了样本数据。其中，围绕研究内容着重关注环境治理热点中公众参与环境治理意愿和政府扶持（最低生活保障政策）的调节作用。
文章结合主要研究内容对数据进行如下处理：第一，在调查数据选取的方法上，采取多阶段、多层次、全覆盖的前提下采用公众规模成比例的概率抽样方法；
第二，在样本筛选上，参考颜海娜的研究，利用Stata数理分析选取民众年龄18—69周岁且具有一定行为能力的常住个体[24]；
第三，分别剔除年龄、家庭收入、社会资本、政治面貌等关键信息缺失的样本。在此基础上，最终得到的有效样本为5112份，有效率为 95．09%。
（二）模型构建
依据2020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构建现代环境治理体系的指导意见》，并结合研究中心论点，将公众参与环境治理作为治理现代化的首要研究方向和路径。为保证实证结果的真实性、可靠性，采用逐步分析法测量社会资本对公众参与环境治理意愿的影响[25]，共包含以下3个步骤：
首先，考虑到实证分析中自变量间多重共线性是普遍存在的，为缓解变量间存在严重共线性问题，依据许亿欣的做法[26]，初步选取6种自变量作为本研究代理变量的同时，通过主成分分析法转换为潜在公因子，将研究范围缩小至3个特征角度，即变量特征根大于1的社会网络、社会参与、社会信任维度，有利于减少实证结果的误差，具体模型如下:
其次，鉴于因变量属于多分类变量，文章选择有序多分类logistic模型进行实证分析，具体形式如下：
结合上述研究可知，为进一步深究社会资本不同维度对公众参与的影响，利用逐步回归法探究社会网络、社会参与和社会信任的运行机制，具体模型如下：其中，即社会信任，其他变量与（2）一致。
最后，在探究社会资本对公众参与环境治理意愿的基础上，参考Bo的做法，深入研究了政府扶持对社会资本与公众参与环境治理之间的调节效应。具体模型如下：
除此之外，考虑到社会资本的多维异质性，本文深入研究了不同维度特定模型的表达式：
（三）变量选取及描述性统计
1． 因变量。①由于聚焦方向不同，项目使用数据尚未具体区分环境治理种类。本研究旨在完善环境治理体系中尚未涵盖的部分特征角度，重点分析多维异质性社会资本对环境治理过程中主观参与意愿的影响以及政府参与的调控能力，获取具有普适性的政策结论。参考许亿欣的研究[26]，选择公众参与环境治理中“参与环保组织是否符合您日常的想法”作为环境治理的代理变量，并将其赋值为：1＝完全符合；
2=比较符合；
3=不太符合；
4=完全不符合；
5=不好说。由于该变量意识形态为多元虚拟变量，即利用多元有序Logistic模型实证分析影响公众参与环保组织的主观因素。
2． 自变量。随着相关理论研究的深入，有学者指出通过主成分分析法对社会资本进行测度后，构建综合指数，能够涵盖更多社会资本信息，便于细致地考察社会资本特征。据此，参考Putnam等对社会资本的衡量办法[27]，将其划分为社会网络、社会信任、社会参与3个特征角度，有效减小了数据误差，便于研究人员多角度全方位分析社会资本中影响公众参与环境治理的直接因素[28]。
国内外已有不少学者探讨了社会资本对公众参与环境治理的积极作用。文章借鉴Liang等的做法[29]，选取社会网络中“您是否加入了同乡们在网上的社交群/圈”和“您是否加入了（如商会、农村合作组织、专业学会、行业协会）等组织”作为同质性与异质性网络代理变量。可能的原因是，乡村地区关系网络密切，以血缘、亲缘等要素构成的信息网络平台有助于村内以及外出务工人员彼此沟通，提升乡村认同感、归属感和责任感，故从血缘关系和业缘关系两个方面选取测量社会资本在环境治理过程中的代理变量。借鉴Ayodej等的做法[6]，选取“您是否愿意向报刊、电台、网络论坛等媒体反映社会问题”和“您是否愿意参与参加村（居）委会选举”，作为社会参与的代理变量。可能的原因是，公众积极参与公共事务活动中彼此交流、互动形成的关系网络，帮助获取自身所需的相关讯息，便于非常驻人口快速融入生活环境当中，增强地域认同感、责任感，提高公众参与治理积极性。借鉴Liu的做法[11]，选取“您是否信任工、青、妇等群团组织”以及“是否对您的公司十分信任”，作为社会信任代理变量。可能的原因是，信任资本作为社会资本的一部分，是公众参与集体行动的重要影响因素。其中，祁毓通过关注公众对政府单位信任度，了解到政府机构组织能够提高公众对于公共事务的认可度。[30]那么，考虑到私营单位也作为社会资本中的传播渠道和载体，是否也对公众参与产生积极影响？论文进一步选取包含私有企业的机构组织，考察二者是否均有利于提高公众参与环境治理的积极性。
论文在实证分析前，首先，利用stata15．0检验出本次调研数据的KMO值为0．541，说明该样本适合做主成分分析（一般认为KMO值＞0．5即可）。其次，为了使结果更加合理，通过因子旋转提取3个公因子（特征根＞1的数据），累计方差贡献率为65．67%。公因子1在第3和第4指标上有较大载荷，方差贡献率为25．00%，反应的是社会网络；
公因子2在第5和第6指标上有较大载荷，方差贡献率为21．47%，反映的是社会参与；
公因子3在第1和第2指标上有较大载荷，方差贡献率为19．21%，反映的是社会信任。最后，分别以各因子的方差贡献率为权重，得到社会资本综合指标的计算公式：社会资本=（25．00%×社会网络+21．47%×社会参与+19．21%×社会信任）/65．67%。
3． 调节变量。研究表明，政府扶持是人居环境治理的重要推手，也是激发公众参与意愿的关键要素，人居环境的基础设施建设与改进主要依赖于政府补贴和政策支持。基于政策规则、价值观念和经济水平的差异性，验证政府扶持（最低生活保障）是否会对社会资本与公众参与环境治理意愿的内在联系产生调节效应。根据此问题，选择最低生活保障政策作为衡量政府扶持的调节变量，考察最低生活保障政策是否有效调控社会资本与公众参与环境治理的内在联系。
4． 控制变量。依据计划行为理论，从内在资源禀赋和外在环境两个层面考察公众参与环境治理行为的影响因素。抽取部分影响因素作为控制变量：一是户主个体特征，包括性别、政治面貌；
二是家庭特征，包括家庭人口数、年收入。
（一）社会资本与公众参与环境治理
依据前文分析，参考苗珊珊将社会资本综合评分作为考察社会资本对公众参与环境治理意愿影响中的代理变量。[28]据此，论文主要分析了社会资本综合评分以及控制变量对公众参与环境治理意愿的影响，模型2—5分别考察了社会网络、社会参与和社会信任对公众参与环境治理意愿的影响，具体分析见表1。
1．社会资本对公众参与环境治理意愿影响
由表1模型1可知，社会资本对公众参与环境治理意愿有正向影响，且该数据在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由此可知，社会资本的质量越高，公众参与环保组织的意愿就越强烈，该结论初步证明社会资本对公众参与环境治理意愿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2．社会网络对公众参与环境治理意愿影响
由表1模型2和模型5可知，假设H1a部分得到验证。同质性网络和异质性网络中，“您是否加入了同乡们在网上的社交群/圈”对公众参与环境治理（环保组织）的影响不显著。其次，“您是否加入了（如商会、农村合作组织、专业学会、行业协会）等组织”在1%的水平上显著且负向影响农户参与环保组织意愿，即公众参与这些组织的数目越多，对公众参与环保组织意愿的影响反而越小。然而，史恒通指出，公众作为镶嵌在社会网络上的成员主体，通过彼此频繁互动，构建社会网络，能够促进公众参与环境治理意愿的提升。[30]可能的原因是，城镇化进程中由于经济发展、产业升级等因素的影响，引发人口大规模流动，导致曾经浓厚的乡村情感变得疏远。除此之外，随着人们步入快节奏的生活作息，环保组织作为一种长期发展的公益性组织，无法满足公众当前日益增长的生活需求和利益需求。因此，随着整体生活水平的提升，公众更加倾向于利用高精尖技术推动环境治理，将更多的时间投入到与之获利的组织中去，导致该假设不成立。
表1 社会资本对公众参与环境治理意愿的影响
3．社会参与对公众参与环境治理意愿影响
由表1模型3和模型5可知，假设H1b部分得到验证。变量“您是否愿意参与参加村（居）委会选举”在1%的水平上显著，系数为正，即公众参与以政府为主导的公共事务能够提升民众参与环境保护组织的积极性。变量“您是否愿意向媒体反映社会问题”在1%的水平上不显著，系数为正。已有研究则认为，我国公众环境参与对提升区域环境治理绩效有一定的积极作用，自媒体舆论对区域环境治理绩效的直接影响最大，这些活动使民众产生环境责任感，激发环境治理的主体意识，引导民众更倾向于参与环保组织。可能的原因是：一方面，报刊、电台、网络论坛等媒体内部结构复杂，部分机构不是受政府主导的社会正式组织，且内部人员鱼龙混杂，彼此沟通、交流无法明显提升环境责任的认识；
另一方面，受我国政治经济“锦标赛”的影响，部分政府容易将有限的财政收入用于经济增长的项目上，以达到政治晋升的作用，因此，投诉上访与自媒体舆论等行为对环境污染治理投资本身的影响不大。据此，所选代理变量“您是否愿意向媒体反映社会问题”对公众参与环境治理意愿无显著影响。
4．社会信任对公众参与环境治理意愿影响
由表1模型4和模型5可知，变量“信任政府部门”在1%的水平上显著，且系数为正，即公众越信任工、青、妇等群团组织，民众参与环境保护组织的积极性越高。变量“信任公司单位”在1%的水平上不显著，系数为正。汪伦焰以水利工程治理项目为例，探讨了社会资本参与水利工程PPP项目的主要问题及决策障碍。[31]其中，公众信任的合作企业依旧以政府主导的国有企业为主，而私营企业依旧无法激励公众参与环境治理行动中来。这一研究结果初步证明假设H1c，即社会信任对公众参与环境治理意愿仅有部分显著的正向影响。
（二）社会资本对公众参与环境治理意愿影响的区域异质性
由表2模型6—9可以看出，社会资本对公众参与环境治理的影响呈现明显的区域异质性。第一，社会资本对东部地区公众参与环境治理意愿的影响在1%的水平上不显著，系数为正。这一研究结果初步证明假设H1d不成立。究其原因，我国东部地区受经济发展和产业升级的长期影响，一直是国家重工业污染重灾区。该区域环境污染问题需要制定以产业结构调整和市场机制引入为导向的宏观治理模式，因此，尽管东部地区人口社会资本水平较高，依旧无法形成以参与环保组织为目的的环境治理意愿。第二，社会资本对中部地区公众参与环境治理意愿的影响在10%的水平上显著，且系数为负，证明假设H1d不成立。究其原因，一方面，中部地区人口基数较大，文化程度差异显著。近年来，中部地区大量劳动力转移形成了以东部地区为目的地的流动趋势，而该区域教育程度较低的人口容易受东部地区环境治理理念的影响，形成政府主导、市场调控的治理观念。该理念被外出务工者传播回家乡，导致当地常驻居民受其影响降低参与环境保护组织的意愿。另一方面，中部地区城镇多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而污染较为严重的大型产业受政策影响一般重点分布于农村地区。研究发现，受环境保护政策的影响，当前乡村地区逐渐发展多以绿色环保为主的高质量农业产业集群。然而，部分乡镇由于政府职能不清、沟通不畅，无法稳妥落实农机购置补贴、农业保险补贴等政策，引发农户对类似绿色环保组织产生抵触情绪，影响公众参与环境治理积极性。第三，社会资本对西部地区公众参与环境治理意愿在1%的水平上显著，且系数为正。这一研究结果初步证明假设H1d成立，即社会资本对西部地区公众参与环境治理意愿的影响表现出显著的积极作用。第四，社会资本对东北部地区公众参与环境治理的影响不显著，证明假设H1d不成立。究其原因，当前东北部地区污染依旧以重工业污染为主，治理观念与东部地区相似，但东北部地区地广人稀，导致社会资本无法构成有效传播链，因而社会资本无法对公众参与环境保护组织意愿产生影响。
表2 社会资本对公众参与环境治理意愿的异质性
（三）政府扶持的调节效应
考虑到该研究主题的代理变量为连续型变量，为减少文中非本质多重共线性的出现，首先对调节变量和自变量进行中心化处理，并将中心化后的调节变量与自变量的乘积作为交互项进行逐步回归，以此做调节效应检验。由表3模型10—13的调节效应结果可知，社会资本、社会网络、社会参与和社会信任均与政府扶持有显著的内在联系，即在研究社会资本多维异质性对公众参与环境治理意愿影响的过程中，公众所接受政府补贴越多，公众所在关系网络越能提高公众参与环境治理的积极性。假设H1e初步得到验证。
表3 政府扶持的调节
（四）内生性问题
为保证实证结果具有逻辑性、科学性和准确性，项目深入研究了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众所周知，公众参与集体行动使得双方资源沟通、交融形成信息纰漏，在此期间信息纰漏不断构建新的关系网络，进而影响公众的社会资本水平，导致二者存在互为因果的可能。参考Wang的研究，选取“互联网认知”作为工具变量，采用Iv-reg2模型对目标变量进行内生性检验。[32]Iv-reg2模型不仅能体现工具变量的实质，而且在球形扰动项独立分布的情况下，Iv-reg2是最有效率的工具变量法。
综上所述，考虑到在实证分析中公众参与治理活动与社会资本水平可能具有相互作用的联系；
另外，将“互联网认知”作为研究对象，发现社会资本水平不仅受到社会资本规模的影响，也依赖个体通过网络沟通产生的资本数量。由此可见，公众使用互联网能够直接影响农户社会资本的规模。此外，了解到互联网的使用并不会直接对公众参与环境治理产生影响，符合工具变量的要求。根据表4中模型14—17可知，社会资本、社会网络、社会参与和公众参与环境治理中的内在联系中包含“互联网认知”的作用。与此同时，将“互联网认知”进行弱工具变量检验得知F统计量等于16．971，均大于10%、15%的界点。因此，可以认为拒绝原假设，即通过虚拟实验构建的工具变量不是一个弱工具变量。此外，文章在第二阶段DWH检验后发现P值拒绝原假设，即文章所选变量是一个外生变量，文章所研究的变量间存在内生性问题。
研究结果见表4。
表4 IV-reg2回归结果
（一）研究结论
现阶段，国内经济水平、产业耗能急剧上涨的同时，也提高了公众对于自身生活水平的要求。公众作为环境治理的直接受益者和参与者，其参与行为直接决定了环境治理成效是否显著。为了满足公众对生活环境日益增长的精神和物质需求，着重关注影响公众参与环境治理行为的核心要素就显得尤为重要。论文利用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CSS）2019年调查的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包括了151个区市县，604个村（居）委会，约为7000～10000户家庭数据，初步分析了社会资本对公众参与环境治理意愿的影响，验证了社会资本对公众参与环境治理意愿的区域异质性，探究了社会资本与公众环境治理意愿关系中的调节变量和内生性问题。
据此，研究结论如下：（1）社会资本对公众参与环境治理意愿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其中以社会网络对公众参与环境治理意愿影响作用最大，社会参与次之，社会信任最小。（2）政府扶持（最低生活保障政策）显著且正向作用于社会资本与公众参与环境治理意愿的内在联系，即公众受最低生活保障补贴越多，公众资源禀赋对参与环境治理意愿的作用越强。（3）国内社会资本对公众参与环境治理的影响具有显著的区域异质性。东部和东北部地区公众参与环保组织的行为不受社会资本的影响；
中部地区公众参与环保组织的行为受社会资本显著的消极影响；
西部地区公众参与环保组织的行为受社会资本显著的积极影响 。（4）文章在探索社会资本水平的高低对公众参与环境治理意愿的影响中，受变量间内生性的问题，可能会使结果产生误差。研究表明，互联网的作用不仅能够减少误差，而且能够充实社会资本规模，提高社会资本水平，完善环境治理模式。
（二）政策建议
社会资本多维异质性在环境治理的应用，是一个具有前瞻性和创新性的学术命题，也是数字时代公共管理领域的新兴议题，在全国推进构建现代化治理体系的支持下，势必引起学术界的更多关注，未来对于公众参与环境治理的研究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深化：
第一，在我国血缘、亲缘、业缘的“熟人社会”下，社会资本对公众参与环境治理呈显著影响。应充分利用传统文化资源，构建有利于公众交流、民众监督等方式的社会资本载体，便于民众间的情感交流和信任交流，积极发挥社会网络、社会参与和社会信任的重要作用。
第二，考虑到城乡人口参与政府扶持（最低生活保障政策）能够有效调节公众资源禀赋与环境治理的内在联系，有必要将最低生活保障政策制度化、规范化和模式化。合理完善城乡政府政务信息系统防止信息不对称的情况出现，保障城乡所需人口均能精准获益，使其成为公众参与公共事务的内在约束。
第三，相关部门应通过强化村（居）基层行业协会、村（居）委员会、青、工、妇代会等群团组织的制度建设，抓好以村（居）党组织为核心的基层组织配套建设，提高公信力，引导公众积极参与公共事务的积极性。此外，需要指出的是，公民社会资本中对私营企业的信任作为社会资本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来看还需要进一步引导。提升公众对私营企业的信任力，大力发展以政府主导、政府嵌入的政企合作模式，提高私营企业公信力，完善社会资本信息平台建设。
第四，发动党的引领示范带动作用，积极推广政府扶持在公民参与环境治理的调节效应。作为调和各利益群体的矛盾, 最终达到环境与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的中坚力量，政府干预在环境治理进程中是不可忽视的。具体而言，通过落实最低生活保障政策的推广与实施，为政府稳固与公民的信任防线，保障政府扶持（最低生活保障政策）在推动公民参与环境治理遗愿的有效性、实效性和可及性，从而激发公众参与公共事务的积极性。除此之外，研究人员要深入分析政府扶持在社会资本与公众参与环境治理的调节机制。通过最低生活保障政策的推广与实施，为政府稳固与公民的信任防线，保障政府扶持在推动公民参与公共事务意愿的有效性、实效性，用以激发公众参与环境治理的积极性。
第五，根据社会资本的区域异质性，政府在吸纳相关工业产业进驻西部地区的同时，应宣传以公众参与环保组织为主体的环境治理模式，更适用于西部地区的发展现状。此外，针对中部地区社会资本对公众参与环保组织表现出消极影响的问题，政府应在参考西部地区环境规制的基础上制定人才引进政策，防止观念趋同化，探索符合中部地区公民的治理理念，开发符合当地实情的环境治理路径。
第六，建立基层扶贫监督体系，完善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机制，紧盯不担当、不作为、乱作为、假作为，亮剑懒政怠政，确保民众家庭公共物品分配工作精准捕获，保证效率。此外，提高农民种粮补贴力度和精准度，积极落实农业补助、征地补偿等环境保护政策，这也是提升公众参与环境治理意愿的有效着力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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