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关于生态安全重要论述蕴含的四个思维方法
王向志，颜优良，张红艳
南华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南 衡阳 421001
生态安全在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和国家安全体系构建中居于基础地位，是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必须守住的底线。纵观全球，许多国家和地区也十分重视生态安全，将它提升至国家安全战略高度。美国早在1993 年就成立了“环境安全办公室”，欧盟、日本、俄罗斯等都将生态安全作为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有学者指出，没有生态安全，人类会遭遇生存危机，或给人类带来灭顶之灾。当前，环境污染、生态系统退化、世纪疫情、气候变化等给生态安全带来巨大风险与危机。如何防范国内生态风险、应对全球生态危机，是当今我国也是全球面临的重大挑战。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就生态安全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讲话，强调构建“以生态系统良性循环和环境风险有效防控为重点的生态安全体系”[1]366，并为我们提供了路径和方法，也就是要以系统思维、辩证思维、法治思维、底线思维等四个思维方法引领生态安全体系建设。
系统思维，即坚持用系统观念，分析事物各要素的结构关系和功能，并综合把握事物的整体和全过程，从而从整体和全局认识事物的思维方法。习近平在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指出：“要坚持系统观念，加强对各领域发展的前瞻性思考、全局性谋划、战略性布局、整体性推进。”[2]在生态环境领域，习近平基于生态安全自身的特点，以系统思维指引人们科学维护生态安全。
（一）前瞻性思考：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基问题
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习近平指出，生态环境安全“是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保障”[1]370。也就是说中华民族要实现永续发展，必须要有良好的生态环境作为坚实的物质基础，良好的生态环境是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必要条件。习近平准确、客观地把握生态发展动态过程，图之于未萌，虑之于未有，以超前意识，指出要防范各类生态环境风险的生成和蔓延，应建立健全全过程、多层级生态环境风险防范体系，以维护生态安全。此外，习近平从资源安全的角度出发，前瞻性地深刻思考了如何实现永续发展的问题，他强调“资源开发利用既要支撑当代人过上幸福生活，也要为子孙后代留下生存根基”[3]204。亦如马克思曾言，“自然界，就它自身不是人的身体而言，是人的无机的身体。人靠自然界生活”[4]。人类脱胎于自然界，本就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且必须依靠自然界提供的各种物质资源才能存活。一旦人类所必需的某一资源被早早消耗殆尽，那么生态安全保障能力势必下降，后代的生存和发展也会受到极大影响。因此，习近平以前瞻性的目光指出要以国家公园为主体，构建自然保护地体系，以保护自然生态系统的完整性、健康性及自组织能力，进而推动自然生态系统达到自然与历史相统一的原真性，着力夯实生态安全保护屏障基础，为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打牢根基，以回应当代人和后代人在生存发展中所要面对的重大课题。由此可见，习近平坚持运用马克思的立场观点方法，在贯通历史、现实和未来发展的基础上，未雨绸缪，主动把握国家生态安全趋势，力求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
（二）全局性谋划：国内与国际生态安全图景之要义
迄今为止，地球是人类唯一能够生存和发展的家园，随着全球气候变化和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持续演进，生态的整体性及无边界性的特点愈发明显，在生态安全危机面前，人类命运与共。为此，习近平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立足全局抓统筹，全局性谋划国内及国际生态安全图景。在国内方面，谋划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建设，开展大规模国土绿化行动，加强水土流失和荒漠化石漠化治理，抓好湿地保护，重点实施“关系国家生态安全区域的生态修复工程，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3]192。同时，习近平指出不仅要加强农村污染防治，而且要把生态和安全作为城市布局的重中之重。无论是维护农村和城市生态安全，还是维护人化自然和自在自然的生态安全，都体现了习近平从全局视野寻求国家生态安全，都体现了他善谋全局、顾全大局的思维取向。从全球视野来看，生态系统是全人类赖以生存的基础，环境破坏问题阻碍着人类社会文明进步。美国学者德内拉·梅多斯等在《增长的极限》这一报告中曾指出，若全球的人口、粮食生产、资源消耗及工业化、污染维持当前的增长趋势，则在未来100年内全球的经济增长便会达到极限[5]。为消解这一全球性问题，习近平在关于生态安全重要论述中多次强调要为全球生态安全做贡献，不仅提出蕴含生态安全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而且还提出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理念，倡导各国共同应对全球生态危机，引领构建生态安全的全球图景。
（三）战略性布局：生态安全的“四梁八柱”
在习近平关于生态安全重要论述中，体现了聚焦生态安全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的战略性布局，为科学维护生态安全构筑了“四梁八柱”。
一是布局主体功能区战略。习近平强调，要“实施主体功能区战略，划定并严守生态保护红线”[6]。所谓主体功能区战略，就是依据区域资源环境承载力、发展潜力等因素，将区域内国土空间合理地划分为四类功能区，以强化对国土空间的规划和用途管控，推动生态文明建设，进一步遏制国土生态安全恶化趋向。正所谓，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国土空间是实施“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根基所在，是中华民族赖以生存的必要物质载体。因此，布局主体功能区战略，搭建好国家生态安全屏障骨架，能进而推动形成科学合理的经济发展格局和生态安全格局。为贯彻落实主体功能区战略，进一步构筑和优化国家生态安全屏障体系，我国于2020 年制定了《全国重要生态系统保护和修复重大工程总体规划（2021—2035 年）》，在布局上突出了系统性和继承性，旨在战略层面推动形成“三区四带”的国家生态安全大格局，以有效解决生态系统保护和修复工作成果严重碎片化问题。
二是完善事关生态安全的体制。习近平在关于生态安全的重要论述中强调要完善环境保护相关制度、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健全国家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改革生态环境监管体制、改革经济社会发展评价体系、改革环境治理基础制度等，旨在推动形成源头预防、过程控制、末端治理的全过程维护生态安全的体制机制格局。
三是加强顶层设计。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关于维护生态安全的战略不断丰富和发展，顶层设计不断加强，主要表现为生态安全纳入国家总体安全体系，生态文明理念写入宪法，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纳入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绿色发展理念深入人心，污染防治攻坚战深入开展，美丽中国建设迈出重大步伐等。这些顶层设计既体现了我们党对人与自然基本规律的深化认识，对生态文明建设规律的把握，也体现了维护生态安全的内在要求。
（四）整体性推进：生态系统治理之必要
在习近平关于生态安全重要论述中，强调注重生态系统各种要素的关联性以及生态环境治理各项工作的耦合性，并突出整体性，推进生态系统治理，以防止畸重畸轻、顾此失彼。
一是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治理。习近平谈到：“如果种树的只管种树、治水的只管治水、护田的单纯护田，很容易顾此失彼，最终造成生态的系统性破坏。”[3]184习近平深刻认识到“山水林田湖草沙”是生命共同体，只有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修复，才有利于打通生态系统各要素间的命脉，促进生态系统良性循环，提高生态安全的保障水平。
二是推进流域系统治理。在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中，黄河和长江孕育了璀璨夺目的中华文明。历史实践表明，文明需要良好的生态环境作为坚实支撑，因此可以说黄河流域、长江流域生态是否安全关系到我国能否可持续发展，能否延续中华文明。2021 年制定的《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规划纲要》指出，目前黄河流域环境风险隐患突出，主要表现在生态脆弱，水质污染严重，水资源开发利用率高达80%，远超一般流域40%生态警戒线等方面，这些问题已严重威胁黄河流域的生态安全。另外，我国第一长河长江的生态也不容乐观，长江水运发达，沿岸布局了大量采矿冶炼企业、化工企业等传统落后产能企业，这些企业产能体量很大，污染物排放基数大，风险很多，给沿江生态带来巨大威胁，致使长江生物完整性指数到了最差的“无鱼”等级。为保护好我们的母亲河，习近平强调要共抓大保护，共抓大治理，不搞大开发，为维护黄河流域、长江流域生态安全开展了一系列开创性、根本性、长远性工作，强调要统筹左右岸、上下游、干支流，推进全流域系统治理，致力将黄河流域、长江流域等建成我国维护生态安全的示范区，以让其良好的生态环境释放更多的生态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
三是构建多元治理体系。习近平指出：“构建政府为主导、企业为主体、社会组织和公众共同参与的环境治理体系。”[3]193要推动各要素、各责任主体整体齐头并进，共同治理生态环境，号召全社会以实际行动减少能源资源消耗和污染排放，为生态安全作出贡献。同时，随着生态安全等风险压力不断增加，应构建“政府+企业+市场”的产学研深度融合的技术创新体系，依靠更多更好的科技创新保障生态安全。
事必有法，然后可成。在《自然辩证法》中，恩格斯说：“一个民族要想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7]辩证思维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根本方法，也是理论思维的有机构成部分。习近平非常重视辩证思维，并将其视为新时代认识、解决问题的思维法宝。所谓辩证思维能力，“就是承认矛盾、分析矛盾、解决矛盾，善于抓住关键、找准重点、洞察事物发展规律的能力”[8]。这要求用联系和发展的眼光来看问题，既要运用“两点论”，也要坚持“重点论”，还要善于从“两点”中抓住“重点”，正确认识事物的发展规律，从而克服极端化、片面化，妥善处理好矛盾。在维护生态安全中，习近平以辩证思维为先导，指出要处理好当前和长远的关系、局部和全局的关系以及重点和非重点的关系。
（一）当前与长远的关系：着力促进发展和安全良性互动
当前，我国经济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越来越需要生态环境作坚实支撑，习近平运用辩证思维，强调要多做打基础、求实效、谋长远的事。他指出：“不能因为经济发展遇到一点困难，就开始动铺摊子上项目、以牺牲环境换取经济增长的念头，甚至想方设法突破生态保护红线。”[9]这段话明白地告诉我们要处理好经济发展与保护生态环境的关系，亦可以说就是要处理好当前和长远关系，即要处理好当前的经济发展与保持生态长久安全的关系。也就是要赋予当前经济发展工作以长远意义，把保持生态长久安全的目标落实到当前各项经济建设的实践之中，在远近衔接的关键点上下足功夫，以利化解矛盾，让经济发展与保护生态环境两者有效衔接、相互促进，从而促进发展和安全良性互动，真正“实现生态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等量齐观”[10]。“解决好黄河流域人民群众特别是少数民族群众关心的防洪安全、饮水安全、生态安全等问题，对维护社会稳定、促进民族团结具有重要意义。”[11]由此可见，习近平抓住了问题的关键，只有解决当前的生态安全等问题，才能更好维护社会长治久安、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才能实现当前和长远的辩证统一，这对推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二）局部与全局的关系：牢牢把握关键部分的生态安全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在考察宁夏、内蒙古、青海、甘肃、东北等地时，不断强调要维护生态安全，指出这些地方生态是否安全关系国家全局生态是否安全。习近平多次强调，宁夏与内蒙古交界处的贺兰山是西北重要生态安全屏障，“守护着西北、华北生态安全”[12]；
内蒙古生态状况“关系华北、东北、西北乃至全国生态安全”[9]；
“青海对国家生态安全、民族永续发展负有重大责任”[13]；
保护好青海与甘肃交界处的祁连山的生态环境，“对保护国家生态安全”[14]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
东北地区生态环境良好，对保障国家生态安全至关重要。正所谓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习近平统筹考虑我国区域位置、地形地貌、气候特征等情况，从全局角度出发考虑生态安全问题，辩证看待局部与全局的关系，牢牢把握关键部分的功能及变化会对整体的功能起决定作用的规律，从而抓住事关国家生态安全的关键部分。习近平十分关心国家生态安全，他强调要科学谋划，加强顶层设计，推进责任落实，狠抓监督检查，坚决保护好关键部分的生态安全，以切实维护国家生态安全，从而达到局部和全局的辩证统一。此外，习近平指出“森林和草原对国家生态安全具有基础性、战略性作用”[15]，这是基于森林和草原生态系统在陆地生态系统中的定位、特征、功能等形成的科学论断。尤其森林既是“地球之肺”，又是水库、钱库、粮库和碳库，不仅有利于实现碳中和目标，而且对维护国家生态安全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牢牢抓住森林这个“牛鼻子”，深入推进大规模国土绿化行动，使得我国的森林覆盖率提升至23.04%，为维护国家生态安全奠定了日益坚实的基础。
（三）重点与非重点的关系：重点解决损民健康的环境问题
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16]。与之前的“物质文化需要”相比，“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内涵更宽泛，层次更高。正如习近平所言，对安全、优美环境的需要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题中应有之义，试想“你挣到了钱，但空气、饮用水都不合格，哪有什么幸福可言”[3]179。可见，“生态安全已经成为维护国家稳定、促进社会和谐、增进人民幸福的基础性要素”[17]，习近平看似平常的话语，实则蕴含丰富的生活哲理，要求我们在追求美好生活过程中，应注重生态环境保护和治理。习近平指出，“环境保护和治理要以解决损害群众健康突出环境问题为重点”[3]182，优先聚焦解决水、大气、土壤等损害群众健康的突出环境问题，这是坚持“两点论”和“重点论”相统一的辩证思维方法的体现，抓住了在治理生态环境问题中的重点，就明确了主攻方向，随着在治理生态环境中重点问题的解决，非重点的问题便能迎刃而解，从而达到“两点论”和“重点论”的辩证统一。
法治兴则国兴，法治衰则国乱。法治思维是习近平法治思想的内驱力，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法，是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必备思维。习近平强调：“保护生态环境必须依靠制度、依靠法治。”[3]182习近平强调以法治思维为驱动，筑牢生态安全法治保障。
（一）依法维护生态安全：法治思维的内在要求
为保护我们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生态环境，十八大以来，我国先后制定出台了“大气十条”“水十条”“土十条”等法律法规，制定修订与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有关法律多达30 余部，在保护生态环境史上，形成了最严格的制度和最严密的法治，为维护国家生态安全提供法律制度保障。如为让“地球之心”—海洋健康安全，习近平强调从源头保护、生态补偿、治理和修复、损害赔偿、责任追究等方面着手，织密“史上最严格”海洋环境保护法之网，以确保海洋生态安全，维护海洋自然再生产能力。为解决我国复杂的水问题，推动河湖生态环境持续向好，有效保障国家水安全，习近平指出要全面推行河湖长制，使得我国河湖面貌实现历史性改变，生态环境持续复苏，水清、岸绿、河畅、景美的生态画卷提高了人民的安全感、幸福感和获得感。总之，用法律和制度为维护生态安全提供坚强保障，就是要减轻或避免生态环境遭受污染和破坏，尽可能避免加剧物质变换裂缝，以免人与自然分离与对立。
（二）严惩破坏生态行为：法治思维的必然要求
法律法规，贵在切实执行。习近平指出，对于那些“不顾生态环境盲目决策、造成严重后果的人，必须追究其责任，而且应该终身追究”[18]。刑赏之本，在乎劝善而惩恶。对于破坏生态，给生态安全造成严重威胁的责任主体要依法做到有责必究、严厉惩戒，决不能让法律法规成为“没有牙齿的老虎”。立治有体，施治有序，为让法律法规是不可触碰的高压线理念深入人心，理应严格执行法律法规，严惩破坏生态行为。
首先，开展法规宣传教育。习近平指出要广泛宣传法律法规，为进一步提高人们的环境意识，为维护生态安全营造良好的法治环境，应通过多渠道加大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生物安全法》等法规的宣传教育，增强全社会遵规守纪的自觉性，以利法规的执行。
其次，进一步明确法律法规执行的责任主体。习近平指出各级党政主要领导是“本行政区域生态环境保护第一责任人”[19]，可见领导干部是影响法律法规执行力的重要因素，因此不仅要明确企业、居民的责任要求，还要增强对党政领导干部在环境治理方面的考核和责任追究。
最后，强化法律法规执行。习近平指出法律法规的生命力在于执行，关键在于严管真抓，对于破坏生态安全的人一经查出必须依法给予严肃处理。只有这样，才能释放严加惩处的强烈信号，达到用刚性约束维护生态安全的目的。
（三）注重生态伦理引领：法治思维的应有之义
法是人类伦理走向成熟的标志，以伦理思想规范人们也是法治思维的重要体现。美国著名社会生态学家默里·布克金曾指出“人类绝对不能丢失的是它的生态方向感和它赋予自己活动的伦理意义”[20]。由此可见，应将生态文化、生态道德融入社会主流价值观，切实发挥生态伦理思想对维护生态安全的积极引导作用。习近平强调，要“培育生态道德和行为准则”“加快建立健全以生态价值观念为准则的生态文化体系”[19]，旨在以生态道德观和生态价值观调和人与自然的关系，指引人们遵循生态伦理的基本规则，以合理开发、利用自然，保护、治理自然，切实维护生态安全。此外，习近平倡导“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提出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理念，强调承认自然的“主体性”。历史和实践证明，自然作为主体，具有维护生态平衡价值、经济价值、美学价值、科学文化价值等多重价值。因此，以伦理的高度来对待我们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生态环境，能使人们既享受生态权利，又履行生态责任和义务，进而促进人们真正践行生态美德。可以说，这也是用法治思维牵引维护生态安全的应有之义。
备豫不虞，为国常道。生态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石，是人民获得安全感的重要保障，也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要求。可见，生态安全建设对我国有着基础性、战略性作用，是非常重要的。然而，由于过去我国经济长期粗放式发展，致使我国存在资源约束趋紧、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系统退化等环境安全风险。此外，受经济全球化的消极影响，我国部分地区生态环境曾长期笼罩在“环境殖民主义”的阴霾下，导致环境破坏严重，甚至给人民群众的健康造成了一定危害。生态问题已然成为国土之伤、民生之痛。为有效化解各类风险，习近平频频强调要树立并善用底线思维，即从最坏处着眼，“下好先手棋、打好主动仗，有效防范化解各类风险挑战”[21]。这为防控风险守住生态安全底线提供了科学、有效的思维方法，使人们进一步认识守住生态安全底线的逻辑起点、价值取向及根本目标。
（一）廓清生态安全边界：底线思维的逻辑起点
底线是事物衰变和退步的“下限”，一旦跌破底线，事物便会发生质的变化。生态安全具有整体性、不可逆性、长期性的特点，一旦跌破生态安全底线，则会出现极其惨痛的状况，历史上，美索不达米亚平原变成沙漠、我国楼兰古国消亡便是最好的例证。习近平以底线思维为出发点，指出要“完成生态保护红线、永久基本农田、城镇开发边界三条控制线划定工作”[16]“要加快划定并严守生态保护红线、环境质量底线、资源利用上线三条红线”[19]。习近平这两段话从底线思维的逻辑起点出发，分别划出了国土空间的三条“开发红线”和生态文明建设的三条“红线”，廓清了生态安全边界，强调要保障和维护国家生态安全的底线与生命线，体现了不突破底线，以在自然资源与生态环境可以承受的限度内保障我国人民的生存和可持续发展。在生态保护红线方面，就是要通过严格的管控体系，加强对重要生态空间的管控，切实防范因生态功能降低、面积减少、性质改变而造成的生态风险。在永久基本农田方面，保护18 亿亩耕地红线就是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只有粮食安全了，人民才不会去做毁林开荒、围湖造田等破坏生态的行为。在城镇开发边界方面，就是有意识地用控制城市发展的“刚性”边界来保护城镇所处区域内的生态环境，以维护区域生态安全。在环境质量底线方面，就是要在维护人们生存基本环境质量需求的基础上，持续提升生态环境质量。历史实践反复证明，一旦突破环境质量底线，则会威胁人民的健康和生命安全。在资源利用上线方面，强调兼顾当代和后代需要，把握好自然资源开发利用的度。如果对资源过度开发、粗放利用、奢侈消费，最终会造成生态环境问题，从而威胁生态安全。竭泽而渔的后果，便是最后什么鱼都没有了。也就是说，一个地区生态足迹超过生态承载能力时，势必出现生态赤字，若任其发展，则污染物排放会超出生态环境容量，会导致生态污染加重，生态风险加大，最终威胁区域乃至国家生态安全。总而言之，从底线思维出发，不断明晰生态安全边界，就是要“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坚决守住生态底线”[3]191。
（二）维护人民生态权益：底线思维的价值取向
有学者认为，“底线思维的价值旨归，就是为了实现和维护人民根本利益”[22]。这与习近平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理念有着高度的契合性，运用底线思维体现了从国家本位向民本位的转变，更注重维护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目前，全球环境愈发恶劣，农药、塑料和电子废物等的污染对生态安全造成严重威胁，极大损害人民的生态权益、健康权益、生存权益。联合国曾发布一份环境报告称，各国和企业造成的污染导致每年至少有900 万人过早死亡，其死亡人数远超新冠肺炎疫情[23]。可见，生态是否安全事关人民能否享受安全、健康、美好、幸福的生活。习近平指出“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3]179，要“将生态环境质量只能更好、不能变坏作为底线”[1]362。可见，习近平善用底线思维，为人民谋求更安全更优美的生态环境，以切实维护人民的生态权益，增进民生福祉，让人民得到更多的安全感和幸福感。可以说，坚持底线思维遵循了“人民至上”的价值逻辑，是习近平关于生态安全重要论述中坚守人民利益至上价值取向的必然思维向度。
（三）确保国家生态安全：底线思维的根本目标
底线思维是以底线为导向，强调在充分研判风险的基础上，心怀敬畏，增强直面问题的勇气，积极主动作为，以实现根本目标的思维方法。习近平强调要有底线思维，安不忘危。从战略层面，提出主体功能区战略，划定国土空间开发三条“红线”和生态文明建设三条“红线”，构筑了国家生态安全屏障骨架；
从制度层面，提出了诸多具有创新性的改革举措，为维护国家生态安全提供了更为完善的法治保障；
从基本国策层面，强调践行保护环境和节约资源理念，为实现中国梦夯实生态安全基础。总之，以底线思维为导向，确保国家生态安全，体现在国家建设的各个方面。如，在维护城市生态安全方面，习近平指出要统筹发展和安全，“将环境容量和城市综合承载能力作为确定城市定位和规模的基本依据”[24]。比如，沿黄城市群的规划和建设，应高度重视水资源这一最大的刚性约束，切实走好水资源安全利用的集约节约发展之路，以夯实城市生态安全基础。可见，坚持底线思维就是要以“严防死守”的态度，在尊重客观规律的前提下，正确发挥主观能动性，以达成目标。因此，坚持底线思维可谓是习近平关于生态安全重要论述中实现国家生态安全目标的现实需要，具有科学的方法论价值。
习近平关于生态安全重要论述蕴含的系统思维、辩证思维、法治思维、底线思维，是习近平基于我国新的历史方位及新时代生态安全问题而凸显的科学思维方法，进一步彰显了其治国理政思维方法的时代魅力和实践张力。系统思维统筹兼顾事物的关联性、整体性和协调性，辩证思维则注重处理系统的各种矛盾关系，法治思维则注重推进系统的秩序建构与优化组合，底线思维则注重考虑系统的风险防范。可见，这四大思维方法具有各自独特的认识路径与理论内涵，既各有特点、各有侧重，亦相互融通、相互支撑，内在统一于我国生态安全体系建设的伟大实践，其中系统思维作为基础性的科学思维，具有根本重要性，是辩证思维、法治思维、底线思维发挥实践效用的起始性前提。这四大思维方法既是习近平关于生态安全重要论述的精髓，也反映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研究解决实际问题，因而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与实践意义。首先，它有助于深化理解习近平关于生态安全重要论述的深刻内涵与精神实质。循着这四大思维的规律和方法对习近平关于生态安全重要论述进行探讨和研究，并将其条分缕析地呈现出来，不仅能进一步凸显习近平关于生态安全重要论述的科学性和真理性，而且能进一步深化对该领域的研究，从而进一步深层次把握习近平关于生态安全重要论述的完整性，这有助于深化理解习近平关于生态安全重要论述的深刻内涵与精神实质。其次，它有助于丰富和发展习近平治国理政的策略。英国四十八家集团俱乐部主席佩里曾说：“中国共产党成立100 年来之所以能够取得如此大的成就，其秘密武器是采取‘科学方法’。”[25]可见，科学的思维方法是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取得成效的重要策略之一。习近平关于生态安全重要论述蕴含的四大思维方法，凝聚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胸怀天下、统筹全局、防范化解重大风险隐患的集体智慧，进一步揭示了人与自然基本规律、生态文明建设规律和生态安全内在规律，对于在人类文明新形态下指导生态文明实践和国家安全建设具有重要的方法论价值，因而它有助于丰富和发展习近平治国理政的策略。再次，它为培养生态公民提供了科学思维。生态公民具有生态理性意识，是生态安全的重要行动者，是地球环境治理的主体。培养生态公民既是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客观要求，也是维护全球生态安全的必然要求。培养生态公民需要科学思维的引领，领会和掌握习近平关于生态安全重要论述蕴含的四大思维方法，不仅能培养和提升我们的科学思维能力，进而能运用科学思维方法来正确认识、分析并解决生态问题，而且有助于让我们回归生态理性、消费理性，这有益于培养出时代需要的生态公民。最后，它为维护生态安全提供了思维指南。正确的思维方法是正确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钥匙，提炼和总结出习近平关于生态安全重要论述蕴含的四大思维方法，能为维护生态安全提供科学的思维指南，可以增强我们处理生态环境问题的预见性、主动性、科学性、现实性以及创造性，有助于建设生态安全型社会，最终实现生态安全的全球图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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