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年群体数字鸿沟之弥合路径
苗政军
[中共吉林省委党校（吉林省行政学院）《行政与法》编辑部，吉林长春130012]
近年来，有关老年群体数字鸿沟的事件频频登上热搜，“八旬老人独自冒雨交医保被拒收现金”[1]“老人因没有手机扫健康码被公交司机拒载”[2]“独居老人不懂网络买菜在超市门口哀求”[3]。上述现象表明，部分老年人因为无法进行或不懂网络操作会遇到各种现实难题。随着数字技术与公共服务、社会治理的全域融合，一方面，一系列智能化手段给整个社会带来了全方位变革；
另一方面，老年群体与适应数字化生活方式之间的矛盾也日渐凸显，使部分老年人成为数字时代的边缘群体。现实中，面对数字技术，老年群体处于相对劣势地位，属于比较容易识别的“数字贫困”人群。随着我国老龄化进程的加快，着力解决老年群体面临的数字鸿沟问题已迫在眉睫。
老年群体数字鸿沟是智能信息时代存在的一种社会现象，也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早在1990年，美国著名未来学家托夫勒在《权力的转移》一书中即提出数字鸿沟是信息和电子技术方面的鸿沟；
1999年，美国国家远程通信和信息管理局（NTIA）发表的报告——《在网络中落伍：定义数字鸿沟》中首次对数字鸿沟进行了界定，认为数字鸿沟是信息富有者与信息贫困者之间的鸿沟，包括不同国家、人群等，也称为“信息鸿沟”。[4]同年，美国政府发布《填平数字鸿沟》报告，其目的就是缩小老年群体数字鸿沟。联合国将数字鸿沟定义为由于信息和通信技术在全球的发展和应用，造成或拉大的国际以及国家内部群体之间的差距。2000年7月，世界经济论坛组织（WEF）向八国集团首脑会议提交了《全球数字鸿沟到全球数字机遇》报告，由此数字鸿沟成为世界瞩目的焦点问题。2022年5月，国际电信联盟（ITU）将世界电信和信息社会日的主题设定为“面向老年人和实现健康老龄化的数字技术”。关于数字鸿沟的概念，目前学界尚没有统一明确的定义，但主要内容基本一致，故本文采取通俗的理解方式，将数字鸿沟定义为各社会群体之间因对于信息通信技术（ICT）应用程度的不同所造成的信息落差和知识分隔。数字鸿沟是在获取、使用数字技术方面所产生的各种不平等现象，对于老年群体而言，则表现为互联网或数字技术的可及性和使用能力上的差异。从数字技术利用的角度而言，老年群体数字鸿沟可以分为“接入沟”“使用沟”和“知识沟”①“接入沟”以数字可及性为标准，指的是数字技术拥有者与缺乏者之间的差异；
“使用沟”是数字鸿沟的主要表现形式，指的是因社会或自身因素导致数字技术使用者在技能和使用方式之间的差异；
“知识沟”则是指利用数字技术产生的效果差异。三个基本类型。其中，“接入沟”是基础，属于老年数字鸿沟的“前端”问题；
“使用沟”是过程，属于老年群体数字鸿沟的“中端”问题；
“知识沟”是结果，属于老年群体数字鸿沟的“末端”问题。三者之间呈现出相互联系且层层递进的关系。近年来，我国一直高度重视老年群体数字鸿沟问题，国务院、各部委都出台了相关政策性文件，如：国务院办公厅出台《关于切实解决老年人运用智能技术困难的实施方案》，提出了一揽子填平老年群体数字鸿沟的举措；
交通运输部要求保障老年人无健康码也能出行，鼓励推进老年人凭身份证等乘坐公共交通工具；
工业和信息化部开展网站、App适老化改造专项行动，鼓励智能设备提供“老年模式”；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将通过技术手段把健康码和各种公交卡、市民卡、老年卡等有效整合；
中国人民银行严肃查处拒收现金、拒绝银行卡支付行为，切实维护老年群体的现金使用权益；
等等。
（一）老年群体数字鸿沟的现状
国际惯例将65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作为衡量老龄社会程度的标准。其中，超过7%但低于14%属于轻度老龄社会；
超过14%但低于20%属于中度老龄社会；
超过20%但低于40%属于重度老龄社会；
超过40%属于超重度老龄社会。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要“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21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我国60岁及以上人口为26736万人，占18.9%，其中65岁及以上人口为20056万人，占14.2%。[5]预计“十四五”时期，我国60岁及以上人口将突破3亿。从以上数据来看，我国已从轻度老龄社会转为中度老龄社会，人口老龄化的速度从快速转为急速，这意味着老龄化不是一个空泛的概念，而是切切实实与每个家庭的生活息息相关。另据《中国发展报告2020：中国人口老龄化的发展趋势和政策》显示，到2050年，中国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将近5亿。[6]随着老年人规模和人口数量的逐年攀升（见图1），老龄化正在或已转变为涉及全社会的总体性、全局性转型，未来我国的实际老龄化程度可能比上述预测值还要高。
图1 2017—2021年中国65岁及以上人口规模
老年群体数字鸿沟的形成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从老年人主体角度来看，一是生理机能衰退。随着年龄的增长，老年群体生理机能开始退化，其对于新生事物的接受和吸收能力都有所减缓。由于新科技、新业态、新模式的出现以及产品端技术的发展和功能的丰富，眼花缭乱的“信息化操作”①如不会使用智能手机，“健康码”变“拦路码”；
乘车软件过于复杂，“扫码”乘车遇到阻碍；
线上预约难以操作，用户注册流程过多；
等等。使老年人“跟不上节奏”，加大了老年群体与数字产品之间的隔阂，导致老年人内心恐惧或出现抵触情绪②老年人这种内心恐惧或抵触情绪往往不是对技术的不接纳和对互联网的否定，而是出于对自己的不信任。，难以逾越数字鸿沟。二是代际交流贫乏。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发布的第50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22年6月，我国网民规模为10.51亿，其中60岁及以上老年网民规模达1.19亿，占网民整体的11.3%。现实生活中，多数老年人还处于数字化时代的“入门阶段”。以2021年老年人共享信息化成果的情况为例，69.7%的老年网民能够独立完成出示健康码、行程卡操作，52.1%的老年网民可以在网上购买生活用品，46.2%的老年网民能够在网上查找信息（见图2）。可见，对于部分较为复杂的应用，能够独立完成这些操作的老年人占比还是较少的。目前，代际支持是应对数字鸿沟的一种有效手段，子代通过持续性的反哺可以帮助亲代融入数字时代。面对数字化的社会环境，由于认知模式和行为习惯存在差异，子代和亲代之间难免会产生一定距离，使代际反哺功能发挥有限，代际间的数字鸿沟已经浮现。三是对互联网的“不信任感”。互联网对于年轻一代是“数字红利”，却成为老年人难以跨越的数字鸿沟。一方面，老年人对于数字技术有着天然的保守心理，存在与数字社会认知及其知识结构的偏差，需要一个观察和接纳的过程；
另一方面，老年人属于典型的信息弱势群体，其对于网络信息的辨识能力较弱，容易成为不法分子肆意“收割”的对象，如互联网“老玩家”精心研究老年人的喜好和焦虑，熟练运用互联网套路挖下一道道“流量深坑”，这也成为老年人跨越数字鸿沟的障碍。有学者认为，“人工智能侵权实质上是技术设计者利用科技手段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的产物”，“‘技术中立’作为设计者价值渗透、利益追求的解蔽手段而存在，使得掩藏于行为背后的本相很难被捕捉”。[7]互联网是一把“双刃剑”，其衍生出的网络诈骗和网络谣言对老年人的网络信任度构成了严重威胁。据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一项研究报告显示，17.25%的被访老年人遭遇过网络诈骗。其中，“红包诈骗”“赠送手机流量”“保健品陷阱”最为常见。[8]此外，互联网中的信息取向、网页风格、功能设计主要以年轻人的需求为导向，而缺乏适老产品的供应，故无法激发老年人的参与热情。
资料来源：CNNIC前瞻产业研究院。
（二）老年群体数字鸿沟形成因素分析
数字化时代在给公众带来智能、便捷生活的同时也让生活节奏加快了脚步，使老年人成为数字时代的弱势群体。出现这一问题的原因不是由老年人自身因素单一决定的，而是社会支持的正式层面和非正式层面共同作用的结果。正式支持主体包括政府、社区和企业，非正式支持主体包括家庭和个人。[9]
从政府层面来看，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的地区仍存在数字信息基础设施薄弱的问题，“被动输入”方式单纯地教会老年人使用智能设备已不能有效解决数字鸿沟问题[10]，因此老年群体短时间内跨越数字鸿沟存在一定的难度。2022年《政府工作报告》强调要促进数字经济发展，其中包括建设数字信息基础设施。这也成为地方政府“十四五”规划的重要内容。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发布的第50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22年6月，我国农村地区互联网普及率为58.8%，农村网民规模已达2.93亿，占网民整体的27.9%（见图3），而中国整体的网民规模为10.51亿，说明城乡之间还存在数字鸿沟。目前，老年教育机构主要以各地的老年大学为主，不能有效覆盖整个老年群体，无法满足老年群体适应时代发展、参与社会活动的需求。同时，老年友好支持性政策多散见于相关文件中，有关老年人网络安全方面的法律法规有待出台和完善，公共服务类网站、移动互联网应用无障碍化和适老化普及率较低①目前，我国已有800多个政府单位完成了信息无障碍服务平台建设，实现无障碍功能的网站数量超过3万个，452家网站和App完成了适老化、无障碍化改造和评测。。
图3 2022年中国网民城乡结构占比图
从社区层面来看，相关资源匮乏。社区是老年人融入社会生活的主要场所，其了解社区内部老年群体的基本情况，对于填平数字鸿沟起到了显著的作用。实践中，处于社会治理末端的社区普遍存在资金有限、相关资源匮乏以及数字化领域专业人才短缺等问题，导致一些有关老年群体的工作难以有效开展，无法及时回应老年群体平等参与数字生活的基本诉求，社区智慧化建设和智慧服务的供给与老年人的实际需求脱节。同时，各类数字信息基础设施对于老年群体也缺乏一定的包容度，治理端和服务端的“最后一公里”尚未完全打通。
从企业层面来看，适老化产品改造与企业的商业模式存在“冲突”。基于利益最大化原则，作为经济平台形式存在的互联网商业机构主要关注的是年轻人，其智能产品功能设计与信息服务内容忽视了老年群体用户的习惯与实际需求，围绕老年群体所设计的人性化产品较少，老年产品消费市场中供给侧与需求侧失衡。2021年4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移动互联网应用（App）适老化通用涉及规划》，要求首批列入改造名单的43个App进行适老化及无障碍改造。2021年11月，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强新时代老龄工作的意见》，提出加快推进老年人常用的互联网应用和移动终端、App应用适老化改造。2022年《政府工作报告》强调“无障碍”“适老化”并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2022年全国“两会”期间有代表提出：“部分App在首页把字体、图标大小优化为适合老年人阅读的模式，但是进入二级界面又跟正常版一样。”可见，有些App的适老化改造还停留在表面，不能满足老年群体的实际需求。据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发布的《数字技术适老化发展报告（2022年）》显示，我国数字适老化产品尚未完全覆盖老年人常用的所有应用。未来的适老化改造应秉持人民至上的价值理念，从可感知性、可操作性、可理解性、兼容性和安全性方面持续优化。
从家庭层面来看，数字鸿沟表现的是父母（亲代/传统世代）和子女（子代/E世代）对新技术、新媒体采纳、使用以及与之相关的知识方面的差距，可称为代际鸿沟。[11]作为关系最为紧密的社会网络单元，家庭是老年群体实现数字化突围的重要场域。社会变迁中，子代的新生观念与亲代的传统观念相互碰撞，年轻一代成为数字“原住民”，而老年人成了数字“难民”，家庭代际关系逐渐失衡。实践证明，家庭内的数字反哺是缩小数字鸿沟的重要渠道，家庭的反哺功能一旦弱化，老年群体面对数字生活将可能无所适从。据相关调查数据显示，老年人使用智能软件遇到困难时首选的解决途径就是“寻找家人、后辈来帮忙”，其次为“不再使用相关智能软件、产品”或“向身边的同龄人询问使用经验”。[12]
从个人层面来看，老年群体的生理、心理特征导致其存在“数字障碍”，这是形成老年群体数字鸿沟的重要原因。从一定程度上说，智能技术使用率与年龄呈负相关，包括生理的退化会阻碍老年群体的数字融入，其情感、认知和行为容易出现消极、特殊的心理状态，失去了“活到老、学到老”的原动力。对于老年群体而言，网络是一种新生事物，其知识基础和适应程度与智能技术、信息技术变革的速度难以平衡，导致其主观意愿上具有排斥和技术恐惧心理，缺乏获取、辨别、利用和创造信息内容的相关能力。同时，网络用语作为一种新的语言表现形式，也使老年群体面临文化融入的困境。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加强数字基础设施和能力建设，增强数字经济可及性，消弭数字鸿沟，让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成员共享数字经济发展成果。”[13]老年人需求结构正在从生存型向发展型转变，“数字红利”惠及老年群体是一个系统性的社会问题，需要政府、社区、企业、家庭以及老年人自身的共同参与，合力构建政府主导、多方参与的跨越老年群体数字鸿沟的社会支持体系。
（一）优化顶层设计，充分释放政策综合效应
一是重点加强薄弱地区数字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应给予这些地区一定的资金和技术上的扶持，将数字信息服务纳入基本公共服务之中，有序推进互联网提速降费和电信服务设施普及工作，提高薄弱地区网络的速率、稳定性和覆盖广度，加快实现千兆光纤网络和5G网络的全覆盖，提升老年人对数字信息技术的可及性、便捷性，避免因网络原因造成数字技术“用不好”或“不好用”的问题，打通薄弱地区老年群体享受数字生活的“最后一公里”。二是整体布局老龄事业与产业系统，推动老龄事业与产业协同发展。全面推动各级公共数字平台以及服务体系率先完成适老化、无障碍改造，鼓励和支持各行业龙头企业牵头制定智能产品适老化设计标准、通用的设计理念，保障老年人在公共服务和商业服务方面的基本需求，不断扩大老年教育优质资源供给，加快形成覆盖广泛、主体多元、资源共享、灵活多样、特色鲜明、规范有序的老年教育发展新格局。2022年2月，国务院印发《“十四五”国家老龄事业发展和养老服务体系规划》，明确了“十四五”时期养老发展的顶层设计①到2025年，养老服务床位总量达到900万张以上；
特殊困难老年人月探访率达100%；
新建城区、新建居住区配套建设养老服务设施达标率达100%；
养老机构护理型床位占比达55%；
设立老年医学科的二级及以上综合性医院占比达到60%以上；
每千名老年人配备社会工作者人数保持1人以上；
老年大学覆盖面每个县(市、区、旗)至少1所；
“敬老月”活动覆盖面每个县(市、区、旗)每年开展1次。，推动全社会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格局初步形成。三是制定和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及监管制度，持续开展老年群体常用互联网应用整治工作。网络监管部门要形成协同治理长效机制，建立集自动监测、自动分析、自动取证于一体的互联网弹窗信息智能监测平台，畅通便捷的投诉举报渠道，不断提高治理恶意弹窗广告的监管效能。相关部门可以通过修改法律、制定条例或出台司法解释的方式持续打击恶意捆绑、窃取用户隐私的行为，切实保障老年群体参与数字生活的合法权利。同时，帮助老年群体提高防范意识，增强反诈能力，逐步消除老年人对于互联网安全问题的恐惧，努力营造安全、友好、包容的社会环境。如公安部、全国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中国老龄协会开发老年人防诈反诈的各类衍生宣传品，联合推出《老年人预防养老诈骗手册》《老年人预防电信网络诈骗手册》；
2022年4月以来，全国公安机关已破获养老诈骗案件3.9万起，打掉犯罪团伙4735个，抓获犯罪嫌疑人6.6万名。[14]四是关注老年群体深层次的心理需求。一方面，构建覆盖全年龄段、全生命周期的信息技术教育体系，将数字素养培育融入家庭教育、社会教育和老年群体的终身教育中[15]，重视数字化推进过程中的人文关怀，增强老年人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另一方面，坚持传统线下服务与智能服务相互配合，保留老年人熟悉的传统服务方式或其他替代方案，切实保障老年人使用智能技术过程中的各项基本权利。此外，还要加快推动相关地方性法规、规章以及智能产品与服务标准规范修订工作。2021年3月，浙江省正式实施的《浙江省数字经济促进条例》成为全国首部以促进数字经济发展为主题的地方性法规，其中将解决老年人数字鸿沟问题作为提升治理数字化水平的内容之一，值得各地因地制宜学习借鉴推广。
（二）强化数字赋能，加快推进智慧社区建设
一是积极打造智慧共享、和睦共治的新型数字社区。按照“责任网格化、平台信息化、管理精细化、服务人性化”的要求，全面推进全国示范性老年友好型社区建设，加快建立标准统一、动态管理的老年群体基本信息数据库和高龄、失能、重残、留守、独居、失独等特殊老年群体社区探访制度，持续推动智慧社区建设的系统集成、数据共享和业务协同以及服务场景智慧化功能的全实现、服务应用实施单元的全覆盖。二是鼓励社区成为老年群体终身学习的“加油站”。围绕社会生活场景持续为老年人提供互联网和数字信息学习以及培训的机会，探索推动社区养老服务机构设立老年学校（学习中心）或学习点，适时开设激发老年人学习兴趣、符合老年人学习特点的课程，帮助其提高信息化应用能力，对家庭“数字反哺”形成补充。同时，全方位打造老年友好型“生活圈”，引导社区综合服务平台广泛对接老年人多样化、便捷化和个性化的需求，常态化推进老年人学习智能手机应用类培训和就近消费服务，激发老年群体学习数字技术的兴趣，切实增强老年人及其家庭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三是引领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社区治理，推动专业机构服务向社区延伸。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要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人人有责、人人尽责”强调的是全体人民都要承担起社会治理的责任。从多元主体视角出发，需要发挥基层党员、社区工作者、志愿者和同辈群体的积极作用，在社区内部建立智能技术互助小组与成长小组，主动帮扶和协助老年群体学习互联网智能技术。此外，建议改变传统志愿服务模式，将提升老年人学习和运用智能手机、互联网等现代信息科技知识和能力作为志愿服务的重要内容，探索利用人工智能技术提升关爱老年人的能力[16]，重点关注留守老人、高龄老人以及失能老人的特殊需求。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发布的第一批运用智能技术服务老年人示范案例中，上海市面向全市市民志愿者和团体志愿者，招募“信息助力员”和“数字体验官”，帮助老年人跨越“数字鸿沟”，具有创新性、代表性。
（三）践行企业责任，持续提升数字化服务效能
一是积极承担弥合老年数字鸿沟的社会责任。老年人是数字化进程中不可忽视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企业和商家重要的“流量”提供者。随着我国老龄人口的逐步增多，“银发经济”已成为各企业、平台重点布局的方向之一。为此，企业发展要坚持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相统一原则，适时开发符合老年群体特点、契合老年群体实际需求的智能终端产品，以发展“传统服务+智能服务”双渠道的方式提供个性化的人工指导服务，配备专门指导老年人运用相关系统和软件的使用指南或说明书，让老年人真切体验到数字化生活的参与感。二是聚焦老年群体日常高频场景①以老年群体的手机使用为例，其中最重要的五大类场景为社交通信、生活服务、健康医疗、娱乐资讯以及电商购物。，将老年人的意愿和使用习惯纳入技术开发环节。如将老年群体的真实使用体验以及使用诉求有效传达给设计者；
通过构建老年群体大数据库，精准描绘老年群体的用户画像，使页面内容更加符合老年人的视觉特征②老年人的视觉特征主要表现为生理性视觉衰退、辨别颜色困难、明暗适应的改变、弦光敏感以及视野缩小五个方面，故数字产品视觉设计中的字体选择、界面设置、使用方式、使用体验要尽量符合老年人的生理特点、心理需求和使用习惯。；
智能终端产品增加老年人语音识别和方言语音识别功能，方便不会普通话的老年人使用智能设备；
主动提供相关应用的“关怀模式”“长辈模式”“亲友代付”功能，将无障碍优化纳入产品、服务的日常维护流程；
创建“容错型”互联网交互机制，逐步形成一套以保护老年群体为目的的行业规则，减缓老年人对于网络参与的焦虑和恐惧心理。同时，通过展览展示、实景体验、宣传培训等方式推广信息消费新技术、新产品、新应用，不断提高老年人对数字生活消费的体验感，扩大信息消费的覆盖面和影响力。[16]三是拓展智慧养老服务范围，将智慧养老思维和方式有机融合到养老服务的全过程、全领域，积极探索涵盖安全防护类、照护服务类、健康服务类、情感关爱类、健康管理类……智慧养老应用场景，鼓励企业与养老机构、医疗机构、保险机构和具有成功开发运营经验的相关机构开展智慧医养结合服务，全面满足老年群体多维度、多层次、精细化的养老服务需求，打通养老服务的“最后一公里”。
（四）重视数字反哺，加速推动数字技能代际传递
一是强化年轻一代的数字反哺功能。数字反哺是指年轻一代对老年人使用数字媒体、网络和其他技术的支持辅助行为，包含接入反哺、技能反哺和素养反哺三个层面。在老年群体数字素养提升过程中，基于社会支持的非正式教育扮演着重要角色，因为家庭、年轻一代的数字反哺能够为老年群体提供最直接、最有效的支持，将代际资源分配倾向于处于数字鸿沟劣势一端的老年人。对于老年人来说，家庭、年轻一代的鼓励、支持和帮助是其主动拥抱数字时代的信心来源和最温情的主体。基于孝道与责任，年轻一代要理解老年人接受、适应新生事物的滞后性、缓慢性，可以通过面对面的沟通和良性互动传授新技术、新媒体的使用方法和判断信息真伪的经验[16]，定期帮助老年群体排除应用中的信息泄露隐患，提高其对新技术、新媒体的采纳度和接受度以及防范诈骗意识和信息安全意识。同时，强化家庭成员之间的互动交往、情感联结，持续帮助老年人提升数字技能和网络素养，使老年人在潜移默化中融入数字生活。二是实现朋辈间的交流与帮助。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发布的第49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对于不会使用的智能设备或APP，超过半数老年网民选择“请家人或朋友帮忙使用”，剩下的选择“放弃”和“自主学习”。由于地理空间上的邻近性和心理情感上的接近性[17]，朋辈间的交流和帮助可以为老年群体提供更为直接、有效的使用体验。需要说明的是，对于数字化融入的态度不能简单归于技术设备的使用或操作能力的掌握，对于智能设备的运用也存在只适用于一部分老年群体的情况，如出于身体状况、家庭环境、文化程度的原因会导致一些老年群体无法学习或使用智能设备，往往需要家庭、年轻一代以或陪伴或代为操作的方式使其参与其中。
（五）倡导终身学习，全面提升老年群体数字素养
一是克服恐惧和守旧心理。在老年群体中，个人要以终身学习的理念和包容迭新的心态拥抱数字生活，主动了解和学习互联网以及相关智能产品的使用技能，勇于尝试与日常生活相关的各类应用软件，克服数字融入过程中的消极情绪。二是提升自身的数字应用能力。一方面，激发老年群体主动学习信息技术和适应信息化社会的内生动力，使其融入数字化、智能化生活；
另一方面，个人应主动向身边的子女、亲属、同龄人学习请教，消减数字鸿沟给家庭成员间造成的误会与隔阂，不断提升自我价值感和生活幸福感，真正跟上数字时代的节奏。三是鼓励延迟退休和退休后低龄老年人再就业、再社会化。实际上，个人实现再社会化的过程是一个继续“加油”“充电”的过程，一定程度上提升老年人学习数字技能的参与率，激发老年人学习与再就业、再社会化有关数字技能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实践中，老年人的主动社会参与和自我的身心健康之间存在正相关的关系。相关研究表明，60—69岁的低龄老人，思维能力保持着普通人智力高峰期的80%—90%。[18]2022年8月24日，由中国老龄协会老年人才信息中心主办的中国老年人才网正式上线，标志着我国老年人才信息服务平台建设启动[19]，是老年人再就业领域的一次新尝试，未来老年人再就业或将成为常态，我国劳务市场需要适时做出适老化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