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直播对居家锻炼的影响：家庭氛围的调节效应
路锋辉 耿廷芹
（长安大学体育系 陕西 西安 710064）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以下称“疫情”）下，为了增进健康、抗击疫情，社会各年龄段群体纷纷投身居家锻炼，尤其大学生群体。另外，在“停学不停课”的总体安排之下，网络直播亦成为体育教学、锻炼指导的重要形式和手段。部分大学生通过网络在线学习体育课程（项目），并分享学习心得、视频，成为疫情期间增强自我效能的重要互动形式，部分高校还通过网络云端组织了广播操的竞技比赛，更是进一步强化了参与者的自我效能，自我效能在青少年锻炼意向和锻炼行为的关系中发挥中介效应，且作为中介变量已得到许多研究的支持。网络直播通过互联网技术实时地为指导者与参与者构建了互动场景，不仅能够为动作技术的教学指导提供便利，更为参与者提供了互动间的信任和情感补偿。尤其疫情期间，网络直播是否对居家锻炼产生良好的促进作用呢？是否通过自我效能进一步影响居家锻炼呢？另外，不同家庭对于居家锻炼的认知和支持差异所形成的家庭氛围是否对居家锻炼同样产生影响呢？尤其大学生群体参与网络直播的方式对其居家锻炼产生的影响究竟是怎样的呢？故此，本研究以大学生群体为研究对象，探究网络直播对居家锻炼的影响，拟用自我效能作为中介变量，家庭氛围作为调节变量。以期为疫情期间居家锻炼提供参考，同时也为疫情后通过网络直播的形式开展居家锻炼提供思路。
2.1、网络直播与体育锻炼
网络直播是基于网络技术所开展的实时交互活动，在此主要是指通过网络手段进行体育技术技能的教学指导活动。整理相关的研究成果发现：虽然研究者的视角和逻辑起点存在差异，但是都不可避免地提到了网络、参与者、环境及参与者与环境的交互。网络直播研究主要涉及兴起、发展、困局、问题以及对青少年的影响等。另外，张晓俭（2020）论证了网络直播对我国体育文化传播的影响。微观上，集中在健身类APP应用的影响因素和持续参与意愿方面。另外，刘东锋、傅钢强（2020）实证了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期间在线健身服务用户持续使用意愿的影响因素。可见，网络直播与体育锻炼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网络直播的发展、应用程序、平台及影响因素方面，侧重网络技术的应用与开发。另外，实证类研究相对较少。疫情期间网络直播和居家锻炼之间的关系更值得关注。故，提出研究假设H1：网络直播能够正向影响居家锻炼。
2.2、自我效能与体育锻炼
自我效能由班杜拉（1977）首次提出，是指个体对自身能否利用所拥有的技能达成某项特定成就目标的自信程度。几经发展，我国学者又对自我效能之概念进行了完善。杨心德等（1993）定义为个体对自己采取的行为影响行为结果所持有的有效或无效的自我体验。高申春（1998）认为自我效能是指个体应对或处理环境事件的效验或有效性。陆昌勤等（2006）将自我效能定义为对自身完成任务能力与信心的综合性评价。可见，自我效能由最初的“自信”发展到了“综合评价”，实际上是其内涵的扩大与丰富。
经过多年的研究和发展，自我效能已经成为教育、工作压力、职业与组织领域中的重要概念。国外学者早就指出自我效能是影响青少年体育锻炼满意度的重要因素。孙拥军等（2008）指出，自我效能与体育活动参与程度的关系最为密切，对体育活动参与程度的预测效果也是最好的。王然（2013）的研究表明：积极地参与体育活动有助于学生自我效能感的形成，在参加体育活动的同时，教师加以引导与言语激励，更加有利于学生自我效能的提高，进而对体育运动成绩又有很大影响。研究证明自我效能有助于解释不同人群中的身体活动行为，是身体活动持续的可靠预测因子，是一个最靠近行为改变的因素，为行为改变的中介效应也得到了大量研究的支持。可见，自我效能是能够影响体育锻炼的。疫情期间网络直播促进居家锻炼的效果，自我效能或许起到中介作用。
故，提出研究假设H2：网络直播能够促进自我效能的提升；
H3：自我效能能够促进大学生居家锻炼持续参与的意愿，即自我效能在网络直播与居家体育锻炼持续参与意愿关系中起中介作用。
2.3、家庭氛围与体育锻炼
家庭氛围是家庭成员间互动形成的人际关系和心理氛围，以及家庭成员的道德观念、价值取向、审美情趣等，是家庭中占优势的一般态度和感受。也称为家庭精神环境，与家庭物质环境相对应。家庭氛围常分为：环境氛围、情感氛围、父母人格氛围、文化氛围。家庭氛围与体育锻炼的相关研究，吕树庭（1995）等人指出：影响体育锻炼的因素依次为父母对孩子参与锻炼的态度、父母喜欢运动的程度、父母自身的运动技能和习惯、父母的锻炼价值、家庭经济状况。陈宝玲、卢元镇（2008）的研究也指出：家长的体育意识与行为对大学生的体育意识与行为有积极的影响。可见：父母喜爱运动的程度和体育意识对体育锻炼是有影响的。国外学者也指出：家人的支持对于塑造青少年积极的身体活动行为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几乎所有的青少年都受到来自父母身体活动信念和价值观的传输，并影响其身体活动行为。
另外，家庭体育环境——即影响家庭成员进行体育锻炼的各种家庭因素总和（阳家鹏，2017）——作为家庭因素影响青少年的体育行为也得到了实证。目前国内外关于家庭体育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家庭因素对青少年体育活动的影响，如教养方式、经济收入、父母学历、父母运动习惯、家中体育器材、家长支持、家长的锻炼认知等，忽略了家庭的影响并非直接作用于行为。可见，家庭氛围作为客观存在的环境因素，对于居家锻炼是存在影响的，同时家庭氛围因各种不同构成要素的差异，表现形式多样。新冠疫情期间，家庭氛围对居家锻炼持的影响或是直接的、或是间接的，或者不产生影响。
故，提出研究假设H4：家庭氛围在网络直播与自我效能的关系中起调节作用；
H5：家庭氛围在网络直播与居家锻炼的关系中起调节作用；
H6：家庭氛围在自我效能与居家锻炼的关系中起到调节作用。
综上所述，在自我效能理论和家庭氛围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本研究提出了一个有调节性的中介模型（见图1），探究网络直播、自我效能、家庭氛围和居家锻炼的关系。具体来研究，考察网络直播对居家锻炼的中介（自我效能）和调节（家庭体育氛围）机制，以期为新冠疫情期间居家锻炼提供参考。
图1 本研究的假设模型
3.1、问卷设计
通过整理相关研究文献和成果，结合研究内容的需要，本研究问卷共设计基本部分和主体部分（见表1）。其中基本内容包括性别、年龄和居家锻炼项目。主体部分包括网络直播情况、自我效能情况、家庭氛围和居家锻炼，主体部分均采用李克特式五级量表形式获取数据信息。通过预调研，对问卷主体部分内容（量表）的信度和效度进行检验，发现各变量包含题项相关系数均大于0.8，其因子载荷均大于0.6，故进行大面积数问卷发放。
表1 主体部分（量表）题项内容和参考来源
3.2、数据收集与样本特征
通过“问卷星”调查平台在2020年4月5日至22日期间收集问卷479份，选取网络直播和居家锻炼均参与的样本435份，回收率90.81%，样本量（份）超过分析变量的20倍，达到数据分析之要求。疫情期间大学生网络直播及居家锻炼情况的样本特征：男生214 人（49.2%），女生 221 人（50.8%）；
年龄均值 19.3，标准差3.02；
网络平台：腾讯会议 64.1%，钉钉 32.2%，学校平台3.7%；
参与项目：武术运动（包含太极拳、跆拳道等）64人（14.7%），民族舞蹈18人（4.1%），健身气功（包含瑜伽）53 人（12.2%），徒手健身 236 人（54.3%），器械健身 37 人（8.5%）。
4.1、信度与效度
问卷的信度通过主体部分（变量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表示，均大于0.8（见表2），说明量表内部一致性较高，具有良好的效度。量表的因子载荷介于0.675-0.917之间，显著大于0.5，变量的CR值均大于0.8，AVE值均大于0.63，表明具有良好的收敛效度。同时，根据相关系数法进行变量之间区分效度的检验，各变量AVE值的平方根（对角线上的数值）均大于该变量与其他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见表3），表明量表区分效度优良。
表2 主体部分（量表）信、效度检验（n=435）
表3 变量描述性统计
4.2、变量之间的描述性统计分析
表3显示了各变量的平均值、标准差和相关系数。由表3可知变量之间的都呈显著正相关，与理论预期的关系相一致，为研究假设提供了初步支持。
4.3、假设检验
（1）主效应与调节效应回归分析。
为了验证各变量间的假设和影响效果，应用SPSS 25.0中的PROCESSv3.3插件，选用Model59进行回归分析，结果见表4。首先，控制变量性别和年龄对自我效能(P=0.073，P=0.754)和居家锻炼(P=0.246，P=0.865)的影响均不显著；
其次，网络直播对居家锻炼呈显著正向影响(β=0.472，P＜0.001)，故，研究假设H1得到验证；
第三，网络直播对自我效能呈显著正向影响(β=0.409，P＜0.001)，故，研究假设H2成立；
第四，自我效能对居家锻炼呈显著正向影响(β=0.111，P＜0.001)，故，研究假设 H3得到研究，即自我效能在网络直播与居家锻炼的关系中起中介作用。由于H1得到验证，故，自我效能起到部分中介作用；
第五，家庭氛围对自我效能呈显著正向影响(β=0.492，P＜0.001)，网络直播与家庭氛围的交互项对自我效能影响不显著(β=0.026，P=0.725)，故拒绝研究假设H4；
第六，家庭氛围对居家锻炼呈显著正向影响(β=0.265，P＜0.001)，网络直播与家庭氛围的交互项对居家锻炼呈显著正向影响(β=0.072，P＜0.05)，故，研究假设 H5的进一步验证；
第七，自我效能与家庭氛围的交互项对居家锻炼呈显著负向影响(β=-0.049，P＜0.05)，故，研究假设H6得到进一步验证。
表4 主效应与调节效应回归分析结果摘要
（2）调节效用的检验。
通过表4得，家庭氛围在网络直播与自我效能的关系中无调节作用，但在网络直播与居家锻炼的关系中对自我效能的中介效应中起到调节效用，故改用PROCESS Medol15进行调节效用的检验。首先，通过表5得，家庭氛围对直接效应的调节作用中，家庭氛围高得分组高于低得分组，且P＜0.001，即家庭氛围效应水平越高对居家锻炼的调节作用越明显，故研究假设H5成立；
表5 在家庭氛围不同水平上对主效应的调节作用检验
其次，应用Bootstrap方法检验有调节的中介效用，通过表6可以发现，低、中水平家庭氛围对自我效能中介作用的调节通过检验，即95%的置信区间不包括0。由此可见，高水平家庭氛围能够削弱自我效能的中介作用，家庭氛围水平越低，自我效能的中介作用越显著。故，研究假设H6通过检验。
表6 在家庭氛围不同水平上对自我效能中介效应的调节作用检验
5.1、讨论
本文以自我决定理论为支撑，探讨了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大学生网络直播对居家锻炼的影响，进一步分析了自我效能和家庭氛围的中介效应和调节效应，得出如下结论：
（1）疫情期间网络直播对居家锻炼的产生重要影响。
本研究提出的假设H1，并获得实证支持，表明网络直播能够增强居家锻炼水平。由于疫情的防控需要，开展网络直播对于促进大学生居家锻炼具有重要意义，也是疫情期间健康促进的重要内容。故，建议居家锻炼的大学生群体应重视网络直播。如此看来，疫情后，如何推进居家锻炼呢？以及全民健身视域下的家庭体育如何推进呢？显然，网络直播是不能忽视的。网络直播的发展和完善必将为疫情后推进居家锻炼，乃至全民健身、全民健康的深度演进的重要手段和形式。
（2）自我效能在网络直播与居家锻炼之间发挥中介作用。
自我效能在体育运动领域中，主要是指个体对自己执行体育运动的能力信念，是个体在许多特定的或不同的条件下持续规律的运动行为所需能力的可靠性或信念。本文证实了网络直播可以通过自我效能间接地对居家锻炼产生影响。这是自我决定理论在疫情期间居家锻炼领域的具体应用。网络直播促进自我效能感，进而提升居家锻炼的水平。或许会出现因效能感提升带来适度自满，无法实现居家锻炼水平的提升，因为居家环境下自我效能的影响因素需要进一步讨论。
（3）疫情期间家庭氛围的调节作用。
疫情期间网络直播由自我效能影响居家锻炼的机制受到家庭氛围的调节。其一，家庭氛围在网络直播和自我效能的关系中调节作用不显著；
其二，家庭氛围对网络直播和居家锻炼的关系中起调节作用，越是高水平的家庭氛围越能够促进在网络直播对居家锻炼的影响；
其三，当家庭氛围处于高水平得分时，对自我效能的中介作用是抑制的；
低水平家庭氛围对自我效能的中介作用是促进的。高水平家庭氛围促进居家锻炼，但是抑制自我效能的中介作用。究其原因，或许在于较高家庭氛围的营造消耗了较多的时间和精力，虽赋予了“氛围”意义上较多的资源和努力，势必会减少居家锻炼的时间。故，居家环境下相对时间的减少对居家锻炼的消极影响在逻辑上是成立的。另外，高自我效能将产生足以争取成功的努力，反之，低自我效能可能造成提前停止努力，并由此削弱对自己胜任力的期望。故，在保持自我效能中介作用显著的前提下，对家庭氛围的渲染不宜过高。那么，居家锻炼时如何保持适度的家庭氛围就成为进一步拓展研究所要关注之焦点了。
5.2、理论贡献与启示
本文的理论贡献可能有以下三方面表现：首先，丰富了疫情期间网络直播的研究领域。通过居家锻炼的网络直播情况调查，实证了网络直播对居家锻炼的影响；
其次，拓展了居家锻炼研究的理论文献。通过自我效能将网络直播与居家锻炼联系起来，中介作用的检验为居家锻炼的分析提供新的解释视角；
最后，验证了家庭氛围对居家锻炼的影响机制，更为重要的是，本文通过有调节的中介作用模型考察了网络直播与居家锻炼的作用机制，与以往的研究相比，能够更加全面、系统地考察中介变量与调节变量的作用过程。本研究对居家锻炼的启示，有以下三个方面：其一，随着信息网络时代的发展，提升体育项目在线教学质量、拓展网络直播内容对于居家锻炼具有重要促进作用。可以预见，即使疫情之后，未来居家锻炼的发展，或是全民健身的勃兴，网络直播必将扮演重要的角色。故，相关专业院校、教育机构等网络课程的建设和发展将迎来良好之机遇；
其二，由于居家锻炼中的关键要素是自我效能，而自我效能来自于个体因素，且具有环境可塑性。所以在居家锻炼活动的参与或组织中，要强调参与者的个体感受和运动体验，通过参与或者组织方式的设置提高参与者的内部动机，充分发挥居家锻炼时自我效能的中介作用；
其三，在生活方式逐渐优化、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生活节奏不断加快的时代背景下，居家锻炼的开展要重视家庭氛围的变化，适度的家庭氛围有助于促进居家锻炼，避免高水平家庭氛围对居家锻炼的抑制作用。
5.3、研究不足与展望
首先，研究结论的普适性。研究对象仅限于大学生群体，但是对于其他群体的影响，仍然需要进一步验证，尤其年龄和性别在本研究中均没带来显著的影响，这并不意味着其他群体中性别和年龄也没有显著的影响；
其次，家庭氛围作为调节变量主要以高中低三个不同的水平加以区分，本文并没有对家庭氛围的类型进行界定，尤其是支持型、控制型和结合型家庭氛围对居家锻炼的不同影响。故此，后续研究的拓展和深入应关注家庭氛围的类型；
最后，本研究采用的研究设计和模型具有阶段性和横截性，网络直播、自我效能、家庭氛围和居家锻炼等变量必将会随着全民健身的发展和全民健康的提升表现出持续的纵惯性特征，故，开展长期的追踪性研究，必将会获得良好的研究发现，增强研究的解释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