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技术何以赋能食品安全监管模式创新？——基于243个网络爬虫案例的NVivo质性分析
颜海娜，于 静
(1.华南师范大学 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广东 广州 510006；
2.天津工业大学 经济与管理学院，天津 300387)
在全力推进“放管服”改革以来，我国市场主体数量井喷，而同时市场监管却由事前审批转向事中事后监管，“宽进严管”任务艰巨。食品安全监管面临着经营主体多、地域范围广、监管难度大、新业态新资源潜在风险增多等难题。对消费者来说，其无法有效判断食品的质量和安全状况，维权成本高；
对生产经营者来说，其违法行为隐蔽且成本较低，主体责任意识不强；
对监管者来说，受限于监管资源有限、技术手段落后，食品安全监管“纵向不到底、横向不到边”，错位、缺位、越位问题严重，选择性监管、模糊性监管、随意性监管现象普遍。随着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数据要素和产品在市场中自由流动[1]，平台经济打破了传统食品生产经营的规则、地域、时间等限制，对食品安全监管能力、监管效率、监管技术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传统人工式、经验式食品安全监管模式反应过于滞后，响应能力弱，尤其在新经济形态出现后面临着前所未有的监管压力和巨大挑战，数字技术赋能食品安全监管模式创新成为变革的迫切需求。
2015年以来，全国各地不断推出食品安全监管理念、体制、方式等方面的改革创新，纷纷探索食品安全领域“互联网+监管”模式，强化数字技术等现代新技术手段运用，搭建智慧市场监管平台，开辟监管新路径、打造监管新格局，数字技术与监管职能的结合成效显著。如浙江通过“浙冷链”系统与“浙食链”系统，把监管的各个环节进行流程再造，打造了高效集成数智化食品安全全链条闭环管控体系；
广东深圳不断推进阳光智慧餐饮监管与信息公示系统、“互联网+明厨亮灶”智能系统、“三网”立体监管工程等智慧化建设工程落地，打造了“监管部门+经营主体+消费者”的食品安全“互联网+监管”平台；
贵州铜仁构建了以“食品安全云”“数据铁笼”为核心，集聚“网络餐饮监测”“阳光厨房”等功能的“两核多功能”智慧监管体系；
湖南长沙逐步构建了“一库一平台N系统”的食品安全智慧监管体系，等等。数字技术在食品安全监管领域得到了广泛应用。
理论层面，国内一些学者也敏锐地捕捉到了数字技术在食品安全监管中的应用，其一方面探讨了大数据技术、[2]区块链、[3]人工智能技术、[4]神经网络技术[5]在食品安全监管中的应用现状、面临的挑战及应对策略；
另一方面深入探讨了在数字技术驱动下食品安全监管模式、监管路径、监管方式的创新向度。[6]总体而言，目前关于数字技术赋能食品安全监管模式创新的研究文献较少，而且仅有的文献更多地侧重于对技术应用现状、技术驱动下食品安全监管机制创新的理念等进行探讨，而对于数字技术赋能食品安全监管模式创新的现实图景与作用机制学界的关注度还不够，理论研究远远滞后于食品安全监管领域应用数字技术实践的迅猛发展。因此，本文通过网络爬虫技术把与数字技术赋能食品安全监管模式创新相关的1360条媒体报道挖掘出来，经过筛选整理后形成243个创新典型案例，在此基础上用质性文本分析软件NVivo12.进行编码分析，一方面，尝试完整呈现数字技术赋能食品安全监管模式创新的现实图景；
另一方面，希望提炼与总结数字技术赋能食品安全监管模式创新的背后的作用机理，推进食品安全监管研究领域的边际知识增长。
(一)研究方法和研究工具
本研究使用质性文本分析法进行文本内容分析。内容分析分为量化与质化两种路径，量化内容分析有利于研究者对大量既存的文本数据通过提纲挈领式的编码，更准确、客观和可靠地呈现文本所反映出来的对象特质。质化内容分析有利于研究者兼顾文本数据语境因素，把握数据背后深层的因果逻辑和文本数据的语境意义。[7]因此，本研究采用量化与质化相结合的内容分析法处理文本数据，运用NVivo12.软件对数字技术与食品安全监管模式创新案例进行整理、编码和分析。同时扎根于文本数据中，用具体的质化材料分析数字技术赋能食品安全监管模式创新的作用机理，用具体的案例呈现数字技术赋能食品安全监管模式创新的过程，以此阐释量化数据背后的深层意义和因果逻辑。
(二)数据来源
本研究以“食品安全智慧监管”“食品安全数字监管”“食品安全技术监管”“大数据食品安全”“互联网+食品安全”“食品安全监管创新”“食品安全治理创新”等为关键词，在国家市场监管总局、百度等网站上进行检索，通过“八爪鱼采集器”共采集1360条相关报道。为保证样本的代表性和准确性，我们进行了人工筛选，剔除掉与数字技术、食品安全监管创新无关的报道，最终筛选出243个案例(表1为部分案例示例)。如图1、图2所示，浙江、福建、山东、广东案例数均在20个及以上，从时间上看，从2015年开始案例数大幅增加，大部分案例集中在近三、四年。
梳理分析数字技术赋能食品安全监管模式创新报道文本内容进而透视其赋能机理，一是出于资料获取的便捷性考虑，二是其作为可追溯的文字记录，也是食品安全监管创新实践的客观写照。
表1 部分案例示例
图1 案例分布省市
图2 案例发布时间
(三)文本编码
内容分析法本质上是一种编码。[8]编码通常遵循两种路径：[9]一是从一般的类别入手，在每个类别下进行更细致的编码；
二是根据扎根理论的原理，先对文本进行详细编码，再逐层聚类，形成更广泛的类别。[10]本研究采用第二种编码路径,运用NVivo12.软件,按照开放编码、轴心编码、选择性编码三级编码的步骤，对文本资料进行逐项提炼、归纳和分析。
1.开放编码。开放编码是对原始资料进行逐句检查、分解，概括出初始范畴。通过对243个数字技术赋能食品安全监管模式创新案例文本进行逐句阅读，对涉及数字技术赋能食品安全监管模式创新的相关内容进行编码，提炼出106个初始概念，经过对初始概念进行进一步的比对、合并、提炼，最终抽象出35个范畴(见表2)。
表2 开放编码示例
2.轴心编码。轴心编码是在开放编码的基础上，对初始范畴进行比较分析，进一步找出“范畴”,并建立“范畴”之间的关系。轴心编码的目的就是把类属和亚类属联系起来，并探究它们如何联系起来，[11]形成具有较高概括力的主范畴。本研究通过对初始编码进行提炼，归纳出技术、数据、结构三个范畴及其相应的初始范畴(见表3)。
3.选择性编码。选择性编码是从轴心编码中提炼出核心范畴，解释主范畴和核心范畴的结构关系，并以故事线的方式构建出新的理论关系，形成对研究问题的全面解释。通过前面的开放编码和轴心编码等资料处理过程，本研究提炼形成技术赋能、数据赋能、结构赋能三个范畴，数字技术赋能食品安全监管模式创新的“故事线”主要围绕技术赋能、数据赋能、结构赋能展开，为食品安全监管模式创新提供“能量”，赋能机制如图3所示。
表3 轴心编码表范畴初始范畴技术技术应用搭建平台数据采集整合开放共享储存留痕分析挖掘深度应用结构流程再造结构重塑图3 赋能机制图
4.信度和效度检验
根据本研究的实际情况和现实因素，笔者采用了重复编码以及编码员信度检验的方法对编码指标的稳定性和可重复性进行检验。具体而言，笔者在不同时间多次对研究文本进行类目归纳和指标编码，同时邀请6名研究生作为编码员，分别对样本内容进行归类统计，代入公式：
其中，n代表参与编码的人数，A代表编码员得出的相同分析单元的数量，A1、A2、A3…An分别指代号为1、2、3…n的编码员得出的相同分析单元数量。公式运行结果得出信度R=0.86，一般认为，相互同意度大于0.80时，表示“可以接受”,因此，该编码表具有可信性。
数字技术的应用、嵌入、融合，推进了食品安全监管模式进一步创新。一是技术层面，通过数字技术的应用融合，搭建食品安全监管平台或系统，实现基础设施的数字化，能为食品安全监管模式创新提供平台条件。二是数据层面，通过整合集成、存储留痕、开放共享、分析挖掘、深度应用食品安全数据，能为食品安全监管模式创新提供信息基础。三是结构层面，实现流程再造，结构重塑，不断深化治理结构革新，能为技术赋能食品安全监管模式创新提供组织载体。通过技术、数据、结构赋能，推动食品安全监管实现监管对象信息化，监管主体协同共治、监管过程全链条、监管工具智能化、监管方式精准化。
(一)技术赋能：基础设施数字化
1.技术应用。技术赋能的表征首先是将大数据、互联网+、区块链、人工智能技术与政府政务相结合形成技术治理共同体。[12]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改革加强食品安全工作的意见》明确指出，要推进“互联网+食品”监管，建立基于大数据分析的食品安全信息平台，推进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技术在食品安全监管领域的应用，实施智慧监管。在各地食品安全监管模式创新的243个案例中，涉及大数据技术的应用60个，涉及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36个，物联网技术的应用34个，区块链技术22个……还有新媒体、互联网+等技术也被应用在食品安全监管模式创新实践中。具体技术包括：VR技术、图片识别技术、异构识别技术、物联网编码技术、物联感知设备、温湿度监测仪、边缘计算、数据科学技术、云计算、云技术、移动互联网等。
图4 数字技术赋能食品安全监管模式创新的作用机理
2.搭建平台。借助以上技术，各地搭建了各种各样有关食品安全监管的系统和平台(见表4)，为食品安全监管模式创新奠定了数字化基础设施与抓手，拓展了应用场景(见表5)。如搭建了监测、执法、信息公示、投诉举报、溯源管理等多功能模块的综合性智慧监管平台，集监管端、公众端、企业端等多端口一体的“明厨亮灶”社会共治服务平台，抽检监测系统、风险预警系统、培训学习系统、溯源管理系统、信息公示系统、执法系统、信用监管系统、维权系统、证照管理系统等功能类智慧监管平台，还有专门针对餐饮、农产品的智慧监管平台等，实现了食品安全监管在监测、巡查、执法、检验、溯源、投诉举报、科普宣教等多个场景的应用与赋能。
表4 部分平台系统示例
表5 数字技术应用场景示例
(二)数据赋能
1.数据整合集成：监管对象信息化。数字技术的应用与集成式、一体化、一站式监管平台、系统的搭建，使得食品安全数据的大容量汇集、同标准整合成为现实，实现了监管对象、监管过程的全链条信息化。通过物品编码技术、区块链技术进行编码赋码链接，归集食品供应链、生产流通、餐饮服务等环节的人、物、环境的信息(案例2：浙江省浙冷链系统)，归集食品从农田(车间)到餐桌全过程生产流通交易数据(案例3：浙江省“浙食链”系统)，归集餐饮单位登记许可、日常排查、风险隐患、问题整改和动态检查信息(案例43：浙江省湖州市食品安全人工智能信息化监管系统)，归集监管台账录入、原料检测、菜品留样、消毒记录及人员晨检信息录入(案例75：山东省滨州市“滨开食安”平台)，归集索证索票信息、检验检测数据(案例79：山东省潍坊市食安山东“一网通”和“山东菜场”监管平台)、许可抽检监管数据(案例52：浙江省绍兴市“智能阳光厨房”系统和校园食品安全“云守护平台”)等等，实现食品生产流通消费等各环节、企业管理台账、监管部门监管检测执法数据集成，有效建立数字化管理台账，实现全链条无纸化流转，有效降低生产经营者纸质票据打印、传递、整理和保管成本，避免纸质票据流转中的遗失损毁风险，既落实进货查验义务又减轻索证索票压力(案例16：浙江省宁波市食品安全全流程信息追溯管理)。通过归集监管、执法数据，使监管执法时间、巡查区域、执法内容、执法时限、执法频次都有迹可查(案例97：广东省东莞市智慧监管系统)。有效建立企业身份数据库、供货方数据库、产品数据库、数字食安档案，推动监管对象过程全链条信息化，勾勒出数字化监管画像，为数据的进一步分析挖掘提供了基础。
2.数据开放共享：监管主体交互协同。长期以来，食品安全相关社会主体呈现数量大、分布广、数据信息分散的特点，[13]传统技术不能做到数据互通互联，食品安全信息的共享供给严重不足，社会主体信息交互少，多元主体之间信息不对称、数据孤岛等问题未有效解决，社会共治难以实现。数字技术的发展与普遍应用，为实现食品安全社会共治带来了契机，成为突破食品安全社会多元共治模式现实局限性、整合社会碎片化信息的必要手段。[14]政府通过利用数字技术构建食品安全信息开放共享平台，通过信息开放共享平台将社会共治中的多元主体连接起来，降低了信息不对称水平，保障了各个主体之间信息的畅通，实现了食品安全信息的开放共享、互联互通，为食品安全协同监管、社会共治提供了信息基础与技术支撑。食品安全信息开放共享平台将企业经营全过程、监管整治全流程和食安焦点全方位网络公开，彻底解决以往食品安全信息公示渠道分散、群众查询困难、信息不对称的问题(案例49：浙江省台州市“数字食安”)。一是公众与食品安全信息之间建起了数据之桥，公众可随手“扫码查询”食品生产制作过程直播、企业管理台账、食品安全监督抽检情况等进行监督，通过实时点评、一键投诉(案例243：海南省儋州市“阳光餐饮+智慧监管”)进行监管的深度参与，畅通消费者监管渠道，有效发挥公众监管力量。二是政府与企业之间建起了数据之桥。数字技术赋能互联网+政企合作升级，打通政企数据“双向共享”渠道，政务数据共享合作更全面，如监管部门与第三方平台之间共享政府部门的基本监管信息，包括营业执照、食品经营许可证、食品安全量化分级监管信息、餐饮评价的大数据信息，实现政府企业互动、线上线下联动，打通政府与企业之间的数据壁垒(案例232：上海市网络订餐“互联网+信用监管”)。三是监管部门、经营主体、消费者信息互联互通，云端查询、共享食品生产、流通、监管数据的同时，系统可将消费者的评价与投诉建议精准推送给监管部门和经营主体，经营主体将整改情况反馈到监管部门，监管部门通过线上线下核查，实现监管闭环。企业、监管部门、消费者、第三方机构发挥各自优势，互通互享形成“舌尖大数据”，逐步形成食品安全协同监管、社会共治网络。
3.数据储存留痕：监管过程全链条。2018年国务院机构改革整合组建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对食品生产、流通、消费全过程的食品安全进行综合监管和统一执法，推进了大市场监管的市场监管综合改革，将原有分散于各个专业部门的监管职责进行整合，形成了在生产、流通、消费等领域综合化监管体制。市场监管体制改革可以有效解决多头监管等问题，但是食品安全依然按照食品生产、加工、流动等环节采取分段监管方式，并且我国食品安全监管重心放在加工、流通和餐饮管理等环节，而对源头食品安全监管相对薄弱，[15]长期以来，未能够实现“从农田到餐桌”的食品安全全程监管。
物联网、大数据、区块链等数字技术的发展与应用，将“从农田到餐桌”的食品安全全程监管由抽象理论变为现实，真正实现监管“横向到边、纵向到底”。通过数字技术可将食品生产、销售、贮存、运输、召回、处置等生产经营过程中的数据、以及食品供应链全流程中的人、物、环境等信息，进行详细的电子记录，归集到食品溯源码(案例1：浙江省浙冷链系统)，溯源码能够实现无线存储、发送、读写数据，每一件食品拥有了唯一的“身份证”，形成了食品从加工到销售整个链条上的结合，向上可以追溯到食用农产品、农药、种子等“三农”问题，向下可以延伸至食品的生产、加工、包装、保鲜、贮存、运输、销售与餐饮服务等产业，从食品生产到消费投诉全过程信息可记录、可追溯、可管控、可召回、可查询，打通了从食品供应到餐饮消费链条。从供应商、原材料、分销渠道到最终的物流、食品销售与餐饮服务，实现前端可溯源、生产加工可监控、后端可追溯的全链条监管模式。有效打破了信息孤岛，整合了各类资源，确保了食品来源清晰可查，实现了对食品的闭环追溯管理，有效降低了食品生产安全风险，进一步落实了各方责任，强化了食品安全的无缝监管。
4.数据分析挖掘：监管方式精准化。随着技术与治理的深度融合，通过技术手段对数据进行收集、再储存、传输、加工、分析，采用数据挖掘、深度学习与自然语言处理等统计分析技术，开展科学的语义分析、模型演绎与仿真推理，进行自动化、智能化服务决策，已经成为技术治理的主要方式。[17]数据越多、越丰富，事物的特征就越清晰可见。数字技术可以将数据与实体相连接、相匹配，并被记录、鉴别、挖掘。大数据技术能高效处理视频、音频、图像、文字等非结构化数据。云计算、区块链等技术不仅能够同时处理以前的技术所不能处理的海量数据，还能够深度挖掘隐藏于数据背后的逻辑和相关关系，试图从多个维度和面向解读监管问题，为精准监管提供信息支撑。借助物联网技术构建食品安全监管系统，政府监管可以实时不间断地抓取食品安全事件的全面数据，再通过云计算技术将各种数据通过标准化接口无缝集成，全面整合相关数据进行关联分析，形成监管对象的全面图景，能够有效实现监管的精准化。数字技术在食品安全监管实践中的深度应用，通过将无序、海量的原始数据进行数据分析和处理，将其转化为有规律的、关联性的信息，建立可视化的数据预测模型，能够辅助监管部门实现精细检查(案例58：山东省济南市长清区“智慧监管平台”)、精准抽检(案例64：山东省临沂市河东区“你点我检”智慧抽检系统)、精准量化分级(案例19：浙江省宁波市奉化区食安码)、精准追溯(案例2：浙江省浙冷链系统)、精准预警、精准召回(案例162：贵州省铜仁市“食品安全云”)，使问题精准锁定、风险精准防控、行为规范精准监管。如当出现食品安全问题时，通过智慧监管平台，可以精准锁定问题、精准向属地监管部门推送问题食品相关信息，最快速度实现精准召回、追根溯源、厘清责任(案例16：浙江省“浙食链”系统)。同时，通过充分利用大数据分析和企业信用风险分级分类，完善食品生产经营单位动态、数字化企业信用档案，构建食品生产经营单位安全信用信息归集评价体系，生成食品生产经营单位食安指数及诚信指数(案例219：辽宁省沈阳市闭环式智慧化监管)，形成微观多维度的企业主体画像，确定生产经营主体信用风险分类等级，形成“线上数据分析+线下重点监管”，实现精准有效监管。
5.数据深度应用：监管工具智能化。传统政府监管偏向经验式治理，人工痕迹明显，其决策基于个体能力如经验、智慧、个人直觉等，执行依赖于工作人员的现场调查、取证以及监督。作为一种在场监管，传统政府监管信息的采集、传输、清洗、挖掘、分析、应用均由手工完成，属于人在“盯事”，而非数据在“盯事”。区别于人工监管，智能监管的本质是“循数”监管，“以数据管数据”，凸显数据、信息的关键作用。通过对非结构数据的结构化转换，多样化的监管数据将为深度机器学习提供原料和平台。循数决策的兴起以及可视化技术的普及，为政府监管及其工作人员在进行数据探索、数据挖掘和分析时提供直观、高效的途径和手段，驱动政府监管走向智慧决策，以提升政府监管的科学性。[16]通过互联网、人工智能、边缘计算和数据科学等数字技术手段，为实现在线即时非现场化的市场监管提供了重要的技术支持，并帮助政府在监管过程中摒弃经验和直觉，实现“机器换人”，把食品安全监管从人海战术向信息化、智能化、智慧化的监管方式转变，全面提升基层食品安全监管现代化治理水平。一是自动识别与预警，借助图片识别技术，将营业执照和许可证信息与商事主体系统登记数据实时比对，自动识别与预警证照造假、超范围经营等违规行为(案例15：浙江省宁波市网络订餐智能化监控系统)，以及健康证到期(案例37：浙江省金华市磐安县电子健康证管理系统)、过期食品自动识别与预警(案例93：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智慧监管)。二是在线远程实时监管，数字化台账的建立、食品加工生产过程的可视化，使得监管部门可随时对企业进行无接触远程检查，实现食材来源可追溯、从业人员底数清、仓储条件可监测、操作环节全监督。三是智能监测巡检，利用“物联感知”“智能抓拍”技术，对后厨人员的违规操作进行自动巡检抓拍，并推送给监管部门(案例39：浙江省湖州市“厨房革命”智慧监管系统)，有效解决了基层人员少、企业多、监管任务重的难点。从人工突破变为智慧战术，提升了监管的科技含量，拓宽了监管的维度，有效提升监管效能、消除监管盲区、防控食品安全风险隐患。
(三)结构赋能
数字技术成为一种重塑和创新食品安全监管结构的变革性力量。运用现代数字技术重塑监管流程、政府治理结构、整合治理资源，能推动食品安全监管结构纵向上由层级制向扁平化平台结构转变，横向上由政府单一主体监管向市场、社会、政府多主体协同共治转变。
1.监管流程再造。20世纪80年代，组织流程再造运动兴起，基本思想是利用信息技术减少工作流程摩擦，实现跨功能、跨权限、跨层级的数据库信息共享以大幅度提高效率。而在实际运行中，组织流程再造在监管部门的开展并不顺利，各部门监管平台种类、数量繁多，条块分割壁垒叠加上“数据孤岛”、“数据烟囱”问题，监管效率低下。通过数字赋能，把监管的各个环节进行流程再造，可对原有监管体系进行重塑(案例1：浙冷链系统)。通过运用系统观念和方法，打造一体化运行的数据平台(案例86：广东省深圳市一体化智慧市场监管平台)，从技术上解决了“数据孤岛”问题，打通部门间数字壁垒，将监管、执法数据统一于一个监管终端，实行一站式监管(案例56：浙江省义乌市“码上食安”智慧监管平台)，缩短监管流程，提高监管效率。
2.监管结构重构。一方面，就政府内部监管结构而言，数字技术解决了上下级部门之间庞大的信息交互与处理问题，它使信息流通加快，行政层次减少，从而在政府内部建立起一种更加紧凑、更加扁平的组织结构。同时，数字技术也解决了食品安全监管过程中的协同问题，去中心化的信息流动密切了跨部门、跨领域、跨区域监管主体间的关系，打通了部门间执法壁垒，颠覆了传统的分段式监管，实现了不同地区监管部门的协同(案例35：浙江省衢州市衢江区溯源码)，推动了市、区、所三级联动、业务部门与技术机构联动(案例86：广东省深圳市一体化智慧市场监管平台)，促进了市场监管、消防、卫生健康、综合执法等多部门的协同(案例19：浙江省宁波市食安码)，以及市场监管局、文广旅体局、银行、保险公司的“跨界混搭”(案例39：浙江省湖州市“厨房革命”)。
另一方面，数字经济时代，作为权力的重要来源，信息的流动代表着权力的流动。数字技术的嵌入与融合革新了信息的流动路径与分布形态，驱动信息的流动从多中心走向无中心，信息的分布从集中化走向分散化，数字技术使集中于政府的权力流向社会、组织和大众，催生了新的、扁平化的权力结构。[18]数字技术的特性，弱化了等级、封闭、控制等威权价值与结构，强化了平等、开放、协作、共享等自治价值与结构，使监管结构更加透明化、多元化和平等化，通过打造“监管部门+经营主体+消费者”的食品安全“互联网+监管”平台(案例84：广东省深圳市食品安全智慧监管)，依托信息互通、监管互动、资源共享，实现左右协调、上下贯通(案例71：山东省烟台市“鲁菜之乡食安监管云平台”)。其不仅畅通了公众参与监督渠道，还引入了社会监督员这一第三方协作监管力量，监管部门与第三方平台联合审查处置等(案例39：浙江省湖州市“厨房革命”)，实现了餐饮单位、运营方、消费者、社会志愿者、政府部门多方参与的治理网络与治理结构(案例19：浙江省宁波市食安码)。
伴随着数字技术的嵌入性发展，其与食品安全监管之间的多维耦合与深度互构深刻地改变着传统的监管结构、监管机制与监管方式，实现了治理工具的革新和治理效率的提高，全方位地形塑着食品安全监管模式创新图景。但是，数字技术赋能需要一定的前提条件，不是“拿来主义”，也不能单纯依靠技术理性“自发赋能”，其离不开顶层设计的统筹规划、组织结构的调整与制度革新。中共中央、国务院于2019年5月9日印发的《关于深化改革加强食品安全工作的意见》指出，我国食品安全工作仍面临不少困难和挑战，形势依然复杂严峻。尤其是在新冠肺炎疫情之下，进口冷链食品、网购食品等安全问题频频被曝光，复杂多变的治理环境与对象，技术与组织结构、制度间的张力对技术赋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只有重视制度供给与技术嵌入同步、技术赋能与风险防控并举、价值引领与数字治理融合[19]，才能使技术真正成为治理的“助推器”、“扩容器”。本文通过对数字技术与食品安全监管创新实践新闻报道进行编码分析，呈现了数字技术赋能食品安全监管模式创新的现实图景，挖掘了数字技术赋能食品安全监管模式创新背后的作用机理。同时，由于本研究所采用的数据样本主要是政府部门征集、遴选的案例和相关报道，在研究过程中主要侧重于赋能机制，未考虑数字技术嵌入监管、治理过程面临的障碍与现实挑战、影响因素等，未来将继续对上述问题进行深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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