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辉题词发表70周年时的回忆与思考
毛振明 （北京师范大学，100875）
2022年，是毛泽东主席“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题词发表70周年。毛主席的光辉题词妇孺皆知，在我国深入人心、是一以贯之、毋庸置疑的体育方针，也是在新中国发展的各个历史时期都始终被坚决贯彻执行的国家体育总政策。光辉题词既体现了毛泽东对体育的深刻领悟，也内含着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国家体育事业发展目标与道路之准确定位，它宣示着新民主主义的“新体育”与资本主义“旧体育”之间的本质区别。光辉题词也是可以追溯新中国70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体育事业蓬勃发展的逻辑线索，是在新时代不断改革完善中国体育体制的理论定位和实践坐标。为纪念光辉题词70周年，笔者从新中国体育事业发展的“十年一步”，即从1952年、1962年、1972年、1982年、1992年、2002年、2012年、2022年中发生的一件最典型的事例看光辉题词是怎样指导着中国体育事业一步步发展起来并走向辉煌的，思索并深刻领会理解伟人毛泽东光辉题词以及中国共产党为人民的体育之正确与辉煌。
光辉题词的原型是于1941年形成的，当年毛泽东在为《解放日报》体育专刊题词“开展体育运动，提高人民体质”，这与我们熟知的“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的题词有着3个字的差别，但仅仅3个字的变化却展示了新中国成立前后伟大领袖对中国体育事业发展的决心和力量的大不同。1952年，可以说是新中国的体育事业战略发展的真正起始点，这一年最关键，最不同寻常的大事件是新中国体育代表团参加了赫尔辛基第15届奥运会及其后来产生的影响。从赫尔辛基奥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团长、全国体育总会副主席兼秘书长荣高棠回国后就上书党中央，提出了加强国家对体育工作领导的一系列建议。当年9月6日，全国体育总会主席、教育部部长马叙伦也向政务院提出了相似的报告，“荣马两报告”均提出应学习苏联经验发展体育的建议，推动了延续至今的以“体教分离”为实质、以“举国体制”为特征的体育发展模式。“体教分离”主要体现在：国家管理体教管理部门的分离，便有了中央人民政府体育运动委员会；
运动员培养体系与国民体育教育的分离，则产生了国家队、省体工队和三级体校；
青少年体育竞赛的体教分离，从此有了全运会、省运会等高水平的运动竞赛平台；
体育人才培养的体教分离，出现各大区的专门体育院校；
体育竞赛场馆的体教分离，从此各大城市的大型体育竞赛场馆纷纷涌现。这些举措从现在看有着许多不足，但在新中国“一穷二白”的国情下，要超常规地迅速提高体育运动水平、为新中国的政治外交服务，确实是当时不二的选择和正确的决策。其成功在20年后的1972年已得到充分证明。
在1962年的前10几天，国家体育运动委员会（以下简称“国家体委”）在京召开了全国体育工作会议，陈毅副总理在会上作了当前国内国际形势和认真做好体育工作的报告。1962年的12月5—12日的全国体育工作会议提出了“工作重点仍然放在运动训练上”的，依然是国务院副总理陈毅到会作重要讲话，他提出“群众体育要根据生产、工作、学习的需要和客观的可能，因时因地因人制宜，坚持业余自愿，开展小型多样的活动”。这里有两点特别值得注意。一是，光辉题词发表10周年时，国家正在进行全面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工作，这是对自1958年以来在全国各地各领域推进的冒进式发展方式的调整和纠偏，从此中国的体育发展变得更加尊重科学和更加脚踏实地，人民体育开始尊重“客观的可能”和“因地因人制宜”“业余自愿”“小型多样”，脚踏实地地稳步发展，让人不禁联想到红色割据时期的“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战法。二是，两次全国体育工作会议都是主管外交的陈毅副总理到会讲话，不禁让人联想到“国家体委是第二外交部”“体育是外交的先行官”的说法，如果我们再联想到一年之后的在雅加达召开的“第1届新兴力量运动会”，联想到7年前召开的“万隆会议”的情形，我们就一定能领悟为什么是陈毅副总理去体委讲体育了，也会明白即便是在“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时期，国家体委为什么还要强调“工作重点仍然放在运动训练上”。
对新中国政治外交熟悉的人看到1972年都会说出一大串历史事件，如，尼克松访华、中日建交、中国与世界各国的建交潮等，但是这些重大的历史事件背后都与“乒乓外交”这个“小球推动地球”的神来之笔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其实，光辉题词的“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同时也具有“发展体育运动，巩固新生国家”“发展体育运动，广交世界朋友”“发展体育运动，打破政治封锁”“发展体育运动，强大伟大祖国”等深层次的体育治政含义。毛泽东在光辉题词中说的体育运动绝不单单是体育的比赛和身体的游戏，而是为无产阶级政治和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的体育使命的全部，题词中所说的增强体质也不单单是人民的少得病和活得久，而是中国人民甩掉“东亚病夫”的帽子，完成“奥运三问”、获得中华民族身体自尊、跻身于世界民族之林的伟大心愿。在“文革”时期的1972年，《新体育》复刊了、北京体育学院第一批“工农兵学员”进校了、“国家青训队”成立了、亚非乒乓球友好邀请赛在北京召开了、“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口号被喊响了，这些都标志着中国的体育事业开始从“动乱”中重新萌芽、复苏和孕育新的成长。
1982年，中国进入了改革开放的新时期，这一年，77级、78级两届新大学生同时毕业了，这一年记载的各个体育大事件无不内含着这一新时期体育各领域发生的新生事物：《中国大百科全书体育卷》出版了，这是新中国的第一部体育百科全书；
全国政协体育组成立了，这是国家的最高体育议政机构；
中国体育科学学会体质研究会的体质研究学术研讨会召开了，这标志着青少年体质再次成为重要的研究课题；
新的《国家体育锻炼标准》的公布，预示着新的体育锻炼热潮的到来；
国家体育运动委员会、文化部、共青团主办的全国农村体育工作会议的召开，表明国家开始积极地推进农村文化体育活动；
中国体育表团参加第9届亚洲运动会并赢得金牌榜和总分榜第一，证明中国的竞技体育正快速地“冲出亚洲、走向世界”。这一年，国家女排取得了“两连冠”（三连冠是1884年），一年前喊出的“团结一致、振兴中华”的口号早已响彻祖国大地，成为中青少年努力拼搏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心声。此时，虽然写就光辉题词的伟人已经离开了我们，但其光辉的体育思想依然引导着开始改革开放的中国继续走在体育为人民、锻炼为祖国的康庄大道上，它继续指引着为人民服务的体育在体育研究、体育政策、青少年健康、体育制度、农村体育振兴和竞技体育等各方面正确地向前发展。1982年这一年最需要提及的，也是特别重要的事件是体育科学理论学会于7月25日—8月1日在烟台召开的有关体育概念、体育科学属性与体系的专题学术研讨会。这是一次集中全国体育理论界的学术精英，进行关于“什么是体育”的概念的大讨论，它也是对新中国发展竞技体育和发展学校体育政策的总结和反思。会上的讨论很深刻，甚至很激烈，但讨论意义深远。时至今日，当年参加讨论的理论者们大都已经故去，但在其讨论中所碰撞出的思想火花却至今深刻地影响着中国体育事业的发展，应该说，我们当下正在推进的“体教融合”与“烟台会议”的讨论有着某种深刻的联系，而2022年6月24日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以下简称《体育法》）的新内容和新提法也与在“烟台会议”上的理论大讨论中所获得的认识和形成的理论有着必然的联系。
1992年的中国体育事业，正如全国家体委主任会议指出的那样：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体育事业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高度集中体育管理体制下产生的一些深层次的问题与矛盾，如国家包得过多、统得过死等问题已不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要以改革体制为关键，转换体制为核心，加快体育改革步伐。1992年，中国的改革开放大踏步发展，传统的计划经济体系被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所迅速取代，改革是不可回避的时代主题，体育管理体制改革在迅速地启动。第二年《国家体委关于深化体育改革的意见》颁布，改革从足球开始，俱乐部锦标赛首次采用主客场制。1994年国家体委成立了彩票中心、推广了协会实体化，并成立了14个项目管理中心，足球联赛转播权、体育用品博览会、社会体育指导员等令人眼花缭乱的体育事业改革命题迅速地走到了人们的面前，让人感到：中国体育的管理机制面临着深刻的改革。细细分析，上述改革依然是在光辉题词“定海神针”般的思想路线指导下发生的。在“一穷二白”的年代，无论是要发展体育运动，还是要增强人民体质，都需要有国家的重点支持，必须由国家管起来、包起来、统起来，否则就没有新中国体育事业的大发展，而以“体教分离”为基本形态，以计划经济为运行特征的“举国体制”就成了新中国发展体育事业的不二选择。但当我们走进“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体育事业运营的社会化、体育竞赛的市场化、职业化、产业化、商业化以及“体教结合”（当时不叫体教融合）都是必然的，它们都是以体育事业按照光辉题词的思想指引，在新的历史阶段中与时俱进的变革与发展。
进入了21世纪，中国的体育事业发展也进入了更快发展的快车道，2002年中国成功申办2008年夏季奥运会，中国的体育事业开始瞄准了“奥运三问”的最后一答进行冲刺。2002年，中国人民的生活慢慢地进入了殷实的小康。但此时中国学生的体质健康水平却连续20年下滑，青少年学生的速度、力量、耐力素质持续下降，近视眼、超重肥胖学生的比例不断增高。难道体育运动不断发展，而人民体质却在不断下降吗？看似非常矛盾的现象的背后却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规律使然：汽车多了但走路少了、营养好了但吃动平衡被破坏了、看电视多了但体育活动时间少了、电子游戏多了但眼睛坏了、做作业多了但睡眠少了、生活内容丰富了但公共安全问题多了。中国社会大发展给这个年代的体育事业发展带来许多新的问题。时至此时，“体教结合”的口号已经没有人喊了，因为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圆满举办是世界的期待，也是中国人民的愿望，金牌是硬任务、硬指标，此时，有些像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体育，竞技体育是国之大任，通过“举国体制”办好奥运会是“发展体育运动”的核心内涵。当然，党和国家一直也没有忽视青少年体质问题，2001年，《体育与健康课程标准》公布，2002年，《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公布，虽然这些努力还不足以力挽狂澜，完全扭转青少年体质下降的局面，但光辉题词的精神却始终提醒着人们青少年体质提高的重要性。一年后的“非典”疫情的暴发更让国人清醒地认识到了“没有健康就没有小康”的硬道理，“增强人民体质”的方针在新的历史时期中更体现了其坚定性与韧性。
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不出意料地成为史上“无以伦比”的奥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也取得了金牌总数第一的历史最好成绩，中国圆满地完成了“奥运三问”中最难回答的两问，让中国体育得到了全世界的瞩目与尊敬，也让通过改革开放“富起来”的中国开始走向了世界舞台中央。2012年，中国走进了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成为新时代国家发展的领导集体。2012年，是中国大发展的新起点，1年后，中国以购买力计算的GDP已超过美国，此后，“一带一路”“两个一百年”“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世界命运共同体”等充满着制度自信、道路自信和文化自信的新话语激荡着14亿中国人民的雄心、唤起了国人“撸起袖子加油干”的奋斗精神。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是一个非常重视体育的领导核心，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明确指出：“强化体育课和课外锻炼，促进青少年身心健康、体魄强健”，这是学校里一节课和一种课外活动第一次被列入一个大国的历史性文件和国家重大改革的议题。此时，“体教融合”的口号已经代替了“体教结合”，一字之差的变化却蕴含着中国体育事业管理体制与发展机制改革方向的根本性的改变。2012年，距青年毛泽东发表《体育之研究》一文已过去95年，距光辉题词发表60周年之际，当年那个学自苏联、推进于新中国成立初期“一穷二白”的情势下、发展于中国建设时期的国情中、成功于“乒乓外交”和“奥运后两问的圆满答卷”上、困惑在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相适应里、被质疑在社会体育和学校体育相对滞后的“举国体制”当时正面临着改革与发展，而无论是何种“新的举国体制”都将不会脱离“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的“初心”。
2022年还是现在进行时，至今最重要的体育历史事件是《体育法》的修订。在6月16日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在记者会上介绍主要修改时提出的第一条就是“完善总则内容，在立法目的中规定‘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明确体育工作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光辉题词在其发表70周年的时刻再次随着《体育法》的修订被确认为是未来新时代中国体育发展的指导思想。体育是“党的事业”“为人民的体育”这一根本宗旨和“初心”被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集体坚定不移地遵循着和坚守着。此次新《体育法》大大充实了青少年和学校体育的内容，完善了竞技体育的有关内容，促进和规范了竞技体育市场化、职业化发展，加强了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保障了运动员身体健康和文化教育等权益，完善了体育仲裁制度，明确了体育赛事活动组织者的安全保障义务，对国际体育中损害我国主权、安全和利益的行为采取了相应措施，同时促进了全面健身与全民健康的深度融合。《体育法》的修订和纪念“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光辉题词70周年、中国抗击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的战斗仍在进行、中国胜利举办了北京冬奥会、北京成为世界首个双奥之城等历史事件的重合，既是的历史事件的巧合，更是历史的必然相会，也是我们重温、领会光辉题词所需要的最佳历史时空。
光辉题词发表70年来，它指引着新中国逐步走向“体育强国”，它指引着中国的体育事业成为世界上最具特色的体育，这个以社会主义为特征的体育是为人民服务的，它的奋斗目标是“广大人民群众对美好体育生活的向往”，因此这个体育事业是充满生命力的、是扎根于人民群众的、是主动进行改革并能与时俱进的、是健康和可持续发展的、是光明的和幸福的，它也必然是毛泽东主席在70年前题词时所无比憧憬的和心之向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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