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特色协商民主独特优势的多维阐释
郑舒婷 郭凤志
（1.东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部，吉林长春 130024；
2.辽宁大学机关党委，辽宁沈阳 110036）
新时代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一项基本要求，就是要“坚持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独特优势”，①《〈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辅导读本》，北京：人民出版社，2019年，第12页。这是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信的重要体现和基本依据。认识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独特优势，一是从客观事物生成逻辑的角度，充分认识协商民主“是在中国的社会土壤中生长起来的”，②《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年，第69页。是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制度安排；
二是从历史进程和实践角度，深刻把握协商民主是“在中国行得通、很管用”③习近平：《在中央政协工作会议暨庆祝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7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9年9月21日。的民主实践。深刻认识并大力弘扬我国协商民主的独特优势，“必须注重历史和现实、理论和实践、形式和内容有机统一”，④《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第59页。在历史、理论、制度、实践的多维视角中深入挖掘独特优势的丰富内涵，更加自觉地把这一制度坚持和巩固下去、发展和完善起来。
政治意识、政治思想、政治制度是认识一个社会政治状况的重要方面，观察和把握政治的发展，“既不能从它们本身来理解，也不能从所谓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来理解，相反，它们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⑤《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91页。要在社会物质生活的发生发展及其演进过程中把握政治和政治现象。中国特色协商民主的独特优势，是在协商民主发生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孕育的，并体现在协商民主发展演进的历史脉络之中。
中国特色协商民主发生发展的历史思维价值在于，一是当代中国协商民主的历史是不依赖于人的意识的客观存在，历史思维要求我们立足于中国协商民主发展演进的过程来认识它的本质和特点，并在协商民主的政治实践中理解之所以行得通，所以管用的根源和真谛。二是当代中国协商民主的历史蕴含着近代以来中国民主进程的一般规律，中国共产党政治协商思想的形成和发展，并经历协商民主、选举民主再到实现选举民主和协商民主的统筹协调，既是一个历史选择的过程，更是规律运行的过程，把握了协商民主的历史才能确定协商民主在中国是怎么发生的、发生了什么、产生了什么样的结果等等。三是当代中国协商民主的历史为现实提供着基本的借鉴并昭示未来的一般走向，提供了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协商民主自信的历史根据、现实根据和未来信念。这就把中国特色协商民主独特优势的认识视角，确立为历史的思维方式，集中于对历史的规律性考察。
中国特色协商民主是中国历史演进的结果，“植根于中国历史文化，产生于近代以来中国人民革命的伟大斗争，发展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光辉实践”。①《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第67页。中国特色协商民主的独特优势是由中国的历史进程凝练和锻造的。第一，中国历史上曾经有过政治“协商”的先例。上古时期就有崇尚选贤任能意识和禅让制度，从春秋战国时期开始逐渐形成了和合、民本等协商意识，创建并延续了朝议、谏议、监察等独特的协商制度。中国历史上的协商制度是不断演进的，并服从和服务于一定历史时期的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先秦时期的协商强调民为贵、君为轻，统治者只有问政于民，才能得到百姓的认可。中国历史上出现的协商意识和协商实践探索为近代以来中国人民争取人民民主和国家富强准备了一定的历史材料。第二，中国人民革命的伟大斗争缔造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协商民主。近代以来，中国人民在争取国家富强、民族独立、人民幸福的伟大实践中，在传统的协商理念和协商实践中加入了新的思想元素并作用于政治实践。所谓新的思想元素，是以孙中山为代表的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把近代西方的民主政治理论结合于中国的协商传统，在推翻清朝封建专制统治、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制度中，与各方政治力量相互协调，协商建立“中华民国”。虽然孙中山的协商建国以失败告终，但却留下了值得借鉴的经验教训。新的科学思想元素在中国的成功运用，是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民主理论和协商策略作用于中国革命的实践，把无产阶级政治协商意识和政治协调战略结合于中国传统的协商理念和协商文化，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都进行了构建政治协商制度的成功实践，并运用这一历史经验取得了协商建立新中国的伟大成功，实现了中华民族的空前团结。第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协商建国的成功实践和政治协商制度的科学运行，不仅体现在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制度，而且体现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确立之后的政治生活当中，选举民主与协商民主同时并存、相互促进，扩大了人民民主国家制度的群众基础，形成独具特色的民主制度。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协商民主在中国的发展进入了新的历史阶段，并通过有效运行的政党协商、人大协商、政府协商、人民政协专门协商、人民团体协商、基层协商、社会组织协商等，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政治制度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协商制度更加成熟定型。
中国特色协商民主独特优势的历史文化积淀，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的发展提供了历史参照，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提供了有效、管用的实践案例。第一，中国特色协商民主的独特历史优势，为提升制度自觉以坚定制度自信提供了历史根据。协商理念和协商制度在中国的历史存在表明，中华民族历史上曾有民主、重视政治协商的思想理念和政治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是在中国历史和文化传统的土壤中诞生并不断发展的，是内生物而非舶来品，体现了中华民族的伟大智慧和卓越创造。没有中国历史和文化的深厚土壤，就没有协商民主在中国的发展和实践。中国特色协商民主的民族自觉，为推进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提供了强大的思想基础和精神支持。第二，中国特色协商民主的独特历史优势，为推动新时代中国特色协商民主的实践提供了深厚的经验和借鉴。中华民族协商与协调的悠久历史，特别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独创政治协商制度、创新协商民主的成功实践，一方面凝练了有事好商量、遇事多协调、追求最大公约数的价值理念，把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411页。的价值追求植根于中国的土壤之中，发挥了凝聚人心的重要作用。另一方面，形成了协商民主制度化、程序化、规范化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实现了价值理念向制度规范的转化。在这一创建、转化和发展中，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协商文化，依靠协商化解矛盾、凝聚力量、增进和谐成为人民的共识，成为我国社会政治生活的基本样态，促进选举民主的作用得到了充分有效的发挥。此外，为发现和校正失误和错误提供了更加广泛的纠错机会和纠错机制，提高了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的效率和效能。
理论是对客观事物本质及其发展规律的科学概括和系统阐释，也是分析认识事物的方法和研究范式。对于马克思主义执政党来说，提高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善于在理论上分析严峻形势、破解复杂矛盾、做出科学决策至关重要。中国特色协商民主的发生发展与不断完善，是实践发展决定的，也是理论思维的产物，是理论指导的结果。
正确认识中国特色协商民主独特优势的理论思维价值在于，一是深刻认识和把握中国特色协商民主的本质，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面向各党派、各团体、各民族、各阶层的最广泛的民主，是人民民主专政国体和人民当家作主原则的具体体现，是形式与内容有机统一的真正的民主，与西方国家服务于垄断资本的协商民主具有本质的区别。二是注重中国特色协商民主实践的理论总结和规律探索，把注重实践和实效同凝练经验和把握规律统一起来，坚持和体现协商民主是中国人民在党的领导下的自主选择，是以人民为中心理念在政治生活中的自觉体现。三是关注中国特色协商民主的未来走向，把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协商民主融入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之中，中国特色协商民主的目标追求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高理想是实现“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422页。那样一种理想社会状态，即共产主义社会。
从理论思维的角度，中国特色协商民主的独特优势集中体现为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把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和国家治理的理论运用于中国的实践，由此形成的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理论，是“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统一战线理论、政党理论、民主政治理论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伟大成果”。③习近平：《在中央政协工作会议暨庆祝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7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9年9月21日。任何理论都有既定的价值目标和根本宗旨，体现和反映着一定社会的发展状况和实践需要，归根结底是为一定的阶级和政党服务的。中国共产党是按照马克思主义建党原则建立起来的。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为世界谋大同，是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和使命。这是中国特色协商民主得以确立的理论基础和力量源泉，是不同于西方新自由主义在“天赋人权”论、“社会契约”论基础上论述和倡导协商民主的根本差别。中国特色协商民主独特优势的理论逻辑，建立在四个紧密联系的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之上。第一，马克思主义人民群众历史主体地位的理论，规定中国特色协商民主的根本宗旨是体现和保障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国家性质。中国共产党坚持和强调历史是人民创造的，民主政治是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民主权利应该由绝大多数人共享。通过协商民主拓宽选举民主的渠道和范围，把更多更广泛的群众引导到国家治理以及经济社会事务的管理上来，使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正确地行使民主权利。第二，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理论，规定中国特色协商民主是在我国人民民主专政国体和人民代表大会根本政治制度基础上，“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特有形式”。①《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第72页。人民民主专政性质的国家必须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但是作为选举民主重要体现的人民代表大会仍然需要协商民主以及其他民主形式加以补充和完善，才能更广泛更好地体现人民的意志，代表人民的利益。第三，马克思主义统一战线的理论，为协商民主提供充分的依据。共产党人在推动人类解放的每一个历史阶段，都需要团结和汇聚一切积极的社会力量共同奋斗，“到处都努力争取全世界民主政党之间的团结和协调”。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435页。马克思主义政党在社会主义历史阶段必须善于运用政治协调和协商的方式吸纳积极的意见和建议，在一定历史阶段的共同目标基础上形成统一战线。协商民主把人民政协的协商制度发展到新的阶段，使马克思主义统一战线理论在新时代得到弘扬和发展。第四，马克思主义关于党的群众路线的理论，指出了协商民主的思想理论依据。群众路线是马克思主义政党所特有的正确认识和对待群众的根本路线，是革命、建设、改革不断证明了的团结动员群众自己解放自己的正确路线，是中国共产党的生命线。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是中国共产党的群众路线在政治领域的重要体现”。③《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第72页。群众路线为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指出了根本方向。
中国特色协商民主独特优势的理论内涵还包括：第一，中国特色协商民主理论，以理论的科学性和政治的坚定性，从根本上回答和解决了社会主义协商民主为了谁、谁来协商、协商什么、达到什么目标等重大问题，实现了马克思主义民主政治理论的新发展。马克思根据巴黎公社的经验，主张工人阶级夺取政权后，应通过普选把“工人或公认的工人阶级代表”选举出来，由“对选民负责，随时可以罢免”的公职人员担任社会公职，由此建立的国家组织“是一个实干的而不是议会式的机构”。④《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98页。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召开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颁布，标志着选举民主在我国的全面建立并成为社会主义民主的基本形式。协商民主继承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传统和机制，结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经验和要求，形成了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理论，这就使中国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形成选举民主与协商民主协调共进的新的政治格局，开辟了马克思主义民主理论的新境界，推动社会主义民主理论提升到新高度。第二，中国特色协商民主理论实现了对当代西方资产阶级协商民主理论的新超越。西方国家实行以代议制和多党制为显著特征的民主制度，以幻想的“自然状态”和虚拟的“自然法”为依据，民主选举制度表面的普遍和开放很快就被资本操控的事实所打破，选举民主流于形式。结果正如西方资产阶级思想家所普遍意识到的那样，“自由民主政体似乎在所有的地方差不多都有麻烦”。他们把这种情况咎于选民的偏执，认为在大多数西方国家，由于“选民的偏爱变得反复无常”导致选举民主无法达到应有的目标。⑤〔英〕安东尼·吉登斯：《超越左与右》，李惠斌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第113页。在这种背景下，西方国家出现了协商民主的呼声。但是，西方资产阶级所倡导的协商民主不在于保障群众的民主权利，而在于“协商民主不仅能限制个人主义的扩大，更能有效地抑制利益集团对政局的操控”，⑥房广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中国特色与中国实践》，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70页。确保资本操控民主的阶级本质。中国特色协商民主理论基于人民当家做主的根本宗旨，通过广泛、多层、制度化的民主协商，巩固人民民主专政的群众基础，汇聚民族复兴的强大力量。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通过协商民主，“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才能具有深厚基础，也才能凝聚起强大力量”。⑦《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第74页。第三，中国特色协商民主理论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民主观和超越资产阶级协商观的基础上，形成了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思想意蕴和理论体系。中国特色协商民主理论坚持从中国实际出发，立足当代中国的基本国情，基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强调“最大公约数”，推动“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和“全体中华儿女勠力同心”，①《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9页。以“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②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著作专题摘编》（下），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1060页。
制度具有“指引方向、规范行为、提高效率、维护稳定、防范化解风险的重要作用”。③习近平：《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求是》2020年第1期。适应社会发展需要、维护人民正当权益的制度能够最大限度地发挥规范、制约、整合、促进等多种功能，从而实现社会发展、国家富强、人民幸福，反之则会造成矛盾激化和社会动荡。一个国家制度的制定、执行、发展、完善，是具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长期性的重大问题，因此，“制度优势是一个国家的最大优势，制度竞争是国家间最根本的竞争”，④习近平：《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求是》2020年第1期。制度思维是研究和阐释中国特色协商民主独特优势的基本视角和关键因素。
正确认识中国特色协商民主独特优势的制度思维价值在于，一是进行中国特色协商民主的制度价值判断，从是否有利于社会和谐、稳定、进步的价值标准考察协商民主的形式与本质，特别是善于从协商民主本质规定和价值旨归研究和阐释协商民主的独特优势，协商民主的优势既是当代中国所特有的，又适应和反映民主发展的一般规律。二是进行中国特色协商民主的制度建构及其外在关联研究，从协商民主制度要素的有机整合的科学性到协商民主制度运行的实效性，分析和把握中国特色协商民主的独特优势集中表现在有效的执行力上，使协商民主理念升华为协商民主效能。三是进行中国特色协商民主的制度规律探讨，从中国特色协商民主形成、发展、完善的历史进程中，把握协商民主在中国的历史必然性和正确选择性，揭示协商民主在中国的发展既离不开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也离不开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
从制度层面看，中国特色协商民主的独特优势在于这是一种有领导有组织有设计的，构成科学规范的制度化的政治生活和政治生态，把协商诉求与协商结果相统一，协商意识与协商行为相结合，体现了社会主义民主既生动活泼又规范有序的根本要求。第一，中国特色协商民主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创立的，党的领导是我国的根本领导制度，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根本保证。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基础，以民主集中制为根本组织原则，把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有机地统一起来，能够代表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并对国家政治生活做出科学规划和顶层设计。中国特色协商民主制度的建立和不断完善，协商民主实践的大力推进和积极作用，表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⑤《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第16页。没有党的领导就难以在各民族、各阶层、各政治力量之间形成共同的思想基础、坚强的领导核心和统一的建设力量。第二，按照制度规范推进协商民主是中国特色协商民主的优良传统和基本经验。中国特色政治协商诞生在创建新中国的伟大实践。协商民主的思想在中国一经出现，就把理论创新和制度构建有机地统一在一起。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统一战线理论同中国实际相结合，在创建人民政权的过程中创造了协商理念和协商制度，充分调动和团结了各阶级、各阶层、各爱国民主力量，成为中国特色协商民主的雏形。在中国共产党的倡导和领导下，各民主党派响应共产党的号召，召开政治协商会议，在新中国的性质、国体、政权组织形式等重要问题上通过协商达成一致，中国特色协商民主在创建新中国的过程中确立为一项基本制度，并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确立后仍然作为一项基本政治制度，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中国共产党领导开创了改革开放新时期，人民政协制度被写进宪法，协商民主制度在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中地位更加突出。中国共产党领导开创了全面深化改革新时代，协商民主制度化规范化达到新高度，形成了中国特色协商民主制度体系。第三，把制度建设贯彻协商民主的始终，中国特色协商民主制度成为世界上最规范的协商民主制度，日益发展为世界上最好的协商民主制度。在中国特色协商民主实践中，中国共产党始终重视“制度安排”和“制度设计”，提出了“完善制度机制”的要求，构建了“协商计划制度”，完善了协商“落实机制”等。①《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第16页。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了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协商民主制度的新要求，使中国特色协商民主的独特优势“更加充分地发挥出来”，“长期保持并不断增强这些优势”。②习近平：《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求是》2020年第1期。按照这一努力方向，协商民主独特优势的制度建构要抓住三个根本点，一是构建程序合理、环节完整的“协商民主体系”，二是完善协商于决策之前和决策之中的“落实机制”，三是丰富有事好商量、众人的事由众人商量的“制度化实践”。③《〈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辅导读本》，第12页。
中国特色协商民主独特优势的制度维度，是其实现了协商民主制度优势向协商民主制度效能的转化，我国协商民主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中发挥了基本政治制度的作用。第一，人民群众通过协商的渠道行使当家作主权利的愿望获得了制度保证。进行政治协商和社会生活各方面的协商具有深厚的文化土壤和群众基础，是人民群众行使当家作主权利更加直接有效的方式，是对选举民主的重要补充。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协商民主制度建设取得了长足进展，中共中央印发了《关于加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建设的意见》，中办、国办先后印发了《关于加强人民政协协商民主建设的实施意见》《关于加强城乡社区协商的意见》《关于加强政党协商的实施意见》等，逐步构建了程序合理、环节完整的社会主义协商民主体系的基础性、支柱性制度体系和协商规范。第二，协商民主的原则和做法贯穿在决策之前、决策之中、决策实施乃至实施之后的决策监督和决策评价的全过程，得到了制度保证。只有把协商理念转化为协商行动，贯穿在决策的全过程，才是真协商而不是假协商。西方协商民主注重选举过程的协商，以及立法、行政、司法三权运作中的协商，是竞选者争取选票、执政者获取支持的手段，协商目的狭隘，协商过程随意，协商效果有限。缺乏的就是围绕决策的全过程全方位的制度规范。在我国，一方面，协商机构被列入法定的国家机构设置和运行体系，成为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另一方面，明确规定了协商形式、协商内容，规范了协商过程、协商保障，在实践中做到了“制定协商计划、明确协商议题和内容、确定协商人员、开展协商活动、注重协商成果运用反馈”④《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第293页等，受到协商制度的有效规定和保证。这就确保了协商民主“有制可依、有规可守、有章可循、有序可遵”，⑤《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第292页。使协商民主在制度安排上实现了“搞好配套衔接，做到彼此呼应，增强整体功能”。⑥《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第95页。第三，中国特色协商民主制度体现了民主集中制的要求，发挥了民主集中制的优良传统和独特优势。民主集中制是党和国家的根本组织原则，既能广泛充分地发挥人民民主的作用，又能充分地集中群众智慧和力量，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和新中国建设发展的成功经验。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发展社会主义协商民主，要把民主集中制的优势运用好。”⑦习近平：《在中央政协工作会议暨庆祝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7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9年9月21日。这就指出了中国特色协商民主制度的根本点，不是为民主而民主，是为了最大限度地调动人民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形成团结一致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生动局面，既体现了民主集中制的优势，又保障了协商民主的效能。
“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35页。协商民主是在党领导人民争取和维护民主权利的实践中形成的，是经过实践检验证明发挥了巨大作用的民主形式，只有站在实践的高度、树立实践的思维、确立实践的标准，才能在根本上认识中国特色协商民主的独特优势，并不断发展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协商民主。
中国特色协商民主独特优势的实践思维价值在于，一是确立以实践为检验协商民主根本标准的意识，把完善协商民主制度、推进协商民主进程的着力点放在实践环节，使协商民主不断从民主理念提升为民主实践，为人民群众共享民主权益提供宽广的平台。二是重视协商民主实践活动的理论研究、经验凝练和规律概括，从协商民主实践到协商民主理论再到新的协商民主实践的升华，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协商民主不断开拓新境界，并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进程中彰显协商民主不可或缺的独特作用。三是推动协商民主的载体建构、动力牵引和目标设计，使协商内容切合实践需要、协商过程适合群众参与、协商成果惠及群众诉求，使协商民主的实践价值得到广泛认同。
中国特色协商民主的独特优势，“很重要的一点就在于我们党在长期实践探索中，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把开拓正确道路、发展科学理论、建设有效制度有机统一起来”。②习近平：《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求是》2020年第1期。三者统一于协商民主的实践当中。中国特色协商民主的独特优势具有深厚的实践底蕴和鲜明的实践特质。第一，作为协商民主的倡导者、组织者、领导者，中国共产党把党的群众路线贯穿于协商民主始终，强调协商民主“是中国共产党的群众路线在政治领域的重要体现”。③《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第72页。中国共产党倡导和实施协商民主的出发点是维护和保障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权利。为此，必须落实在实践中，不仅需要建构完整的协商民主制度程序，而且需要采取完整的协商民主参与实践，使国家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都充分体现广泛协商的实践特色。第二，中国特色协商民主强调和重视评价和判断的实践标准，强调和注重协商民主的实践效能和实际效果。对民主而言，协商是手段、形式和过程，不是结果和目的，采用什么样的手段、设计什么样的制度，归根结底是为实现人民当家作主服务的。第三，中国特色协商民主是在实践探索中逐渐形成发展的，具有深厚的实践基础。中国特色协商民主是历史探索与当代实践的有机统一，产生于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夺取民主权利的革命斗争，形成于革命根据地政治建设的民主实践，确立于建立新中国的政治创造，发展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实践，贯穿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全过程，融汇于政治发展和体制改革的各方面。在协商民主实践中，实践过程是协商民主的关键和重点，通过协商过程的经常化、规范化、制度化，使协商民主理论转化为协商民主实践，并取得实际效果。第四，发展中国特色协商民主的重点在基层实践。中国特色协商民主在实践中形成了较为完备的协商形式、协商渠道和协商程序，开展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各协商主体有序、有效参与的协商实践，协商民主的实践基础扎实稳固。同时，实践也表明，“涉及人民群众利益的大量决策和工作，主要发生在基层”，④《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第298页。在长期实践中构建了乡镇、乡村、社区、企业开展协商的民主制度和民主实践，协商民主不仅是各界代表人物的民主参与机制，也是全体人民直接参与的民主机制，体现了协商民主的广泛性。
中国特色协商民主独特优势的实践维度，把协商民主的历史维度、理论维度、制度维度有机地整合到一起，实现了历史与现实的结合、理论与实践的统一、制度与治理的整合，实现了协商主体与协商内容的完备、协商理念与协商机制的互动、协商动机与协商结果的统一，推动中国特色协商民主在实践中不断发展。
当然，中国特色协商民主还要继续发展和完善。首先，要加强协商主体协商能力的建设，提高协商民主的质量。在我国，把协商民主纳入国家基本政治制度是一件新事物。人们的民主协商意识还不强，协商机制的运行还不够畅通，特别是各协商主体的民主协商能力以及转化协商成果的能力，与实践对协商民主的要求还不适应。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对如何运用好协商民主机制、发挥好协商民主作用，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其次，维护民主协商的秩序，提高协商民主的法治化、规范化水平。协商民主是全面依法治国指导下的民主形式和民主实践，实行协商民主法治化是唯一正确的出路。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协商民主法治化规范化的前提和保证。协商过程要在党的统一领导下进行，协商目的要有助于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加强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而不是摆脱和削弱党的领导。坚持依法合规是协商民主实践有序发展的基本要求，要把民主协商的法律规定和规章制度落实到实践当中。同时，还要注重协商成果的运用和转化，使民主协商的成果在国家政治生活和社会事务中得到有效应用。协商民主的目的在于“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保障和改善民生，使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①习近平：《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求是》2020年第1期。这就要在协商内容的设计、协商过程的推进、协商结果的运用等方面，以实践思维和实践标准精心安排，力戒空谈，务求实效，扎实推进，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彰显协商民主的作用和威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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