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诗学理论对日本诗话形成与发展的影响
张晓希
中国古代诗学理论对日本诗话形成与发展的影响
张晓希
（天津外国语大学 比较文学研究所）
诗歌是我国最早出现的艺术形式之一，也是中国文学中发展最为充分的体裁。中国古代文学史上出现了很多著名诗人、优秀作品以及研究诗歌的理论著作。这些诗学理论沿着古代海上丝绸之路，通过遣隋使、遣唐使、遣明使等传入日本，对日本文学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日本诗话通过对中国诗学理论的吸收、消化和创新，最终形成了具有自己特色的诗话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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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
中国是诗歌的国度，早在两千多年前就有了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诗歌是中华民族的正统文学，在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并影响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诗歌研究始于《诗经》的编纂，随着诗歌创作的发展和繁荣，出现了相传为卫宏所作的《诗大序》、魏文帝曹丕的《典论·论文》、晋陆机的《文赋》、南朝梁刘勰的《文心雕龙》、钟嵘的《诗品》、唐皎然的《诗式》、王昌龄的《诗格》、杜正伦的《文笔要诀》、上官仪的《笔札华梁》等。宋代诗话较为繁盛，第一部诗话是欧阳修的《六一诗话》。严羽的《沧浪诗话》代表了宋代诗话发展的高峰，是中国古典主义诗论的典范。除个人所著的单本诗话外，宋代还出现了总集性质的诗话，如阮阅的《诗话总龟》和胡仔的《苕溪渔隐丛话》。宋以后，特别是清代，诗话的数量更多，出现了诗话丛书，如《历代诗话》及其《续编》等著名的诗学理论著作。这些聚焦作家作品、诗学观点、诗学思想、诗歌艺术规律、诗体诗风、美学特征的著作，不但对后世文学产生了深远影响，而且流传海外，沿着海上丝绸之路，通过遣隋使、遣唐使、遣明使、燕行使、通信使等传入日本、韩国，对东亚国家的文学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尤其是日本诗话，通过对中国诗学理论的吸收、模仿、消化，不同历史时期出现了许多著名的诗话作品，推动了日本诗歌的创作与发展。如日本平安时代著名高僧空海所编纂的《文镜秘府论》，是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的一部重要著作，被称为日本诗话的源头，其中收集了中国古代大量的诗歌理论资料，对日本的汉诗与和歌创作产生了直接影响。日本中世唯一一部诗话是临济宗禅僧虎关师炼的《济北诗话》，虎关师炼曾师从赴日元史、临济宗高僧一山一宁，博学多识，被誉为日本五山文学的先驱者。受欧阳修《六一诗话》创作旨趣和文笔特点的影响，《济北诗话》的内容主要是品评中国古代诗人及作品，该诗话首次对诗学观、诗歌审美、艺术特色等提出作者独特的见解，是一部真正意义上的日本诗话。沉寂了三百余年后，日本迎来了太平盛世的江户时代，随着日本汉诗的蓬勃发展，诗话创作也日渐繁盛，创作的诗话有百余种之多，日本现存的绝大部分诗话都出自于这一时代，涌现出如石川丈山、江村北海、袛园南海、新井白石、荻生徂徕、皆川淇园、山本北山、贝原益轩、津阪东阳、服部南郭、菊池五山、广濑淡窗等诸多的诗话作者，诗话的形式和内容也逐渐向本土化、多样化、实用性方向发展。其中有汉文诗话、和文诗话，有传统的评诗论史以及谈论诗歌创作手法、诗歌理论问题、品评作家作品的诗话，也有讨论儒学与国学之争、雅俗之辩、汉诗与和歌、俳句之间的关系的诗话，还有讨论唐宋诗歌中的语义、典故、名物、诗歌音韵声律、记录奇闻异事的诗话，涉及领域颇为广泛，提出了许多令人耳目一新的观点和看法。日本诗话通过对中国诗学理论的吸收、消化、创新，最终形成了具有自己特色的诗话体系。
古代中日文化交流以汉字、汉籍、汉俗等为主要载体，早在公元3世纪左右，中国的《论语》就通过百济的王仁带到了日本。至9世纪后期，遣唐使和商人等将大量的汉籍带入日本。日本汉诗主要受南朝、隋、唐诗歌的影响，特别是唐诗对其影响更甚。从奈良时代（710-784）开始，日本文人受中国文学的影响，仿照汉诗的形式和内容来创作汉诗，751年出现了日本第一部汉诗集《怀风藻》。平安时代（794-1192）初期，朝廷上下醉心于中国文化和文学，《凌云集》《文华秀丽集》《经国集》等敕撰汉诗集相继问世，汉诗进入繁荣时期。随着汉诗的兴盛和发展，平安时代的著名高僧空海，整理和编撰了其携带回国的中国南北朝至中唐时期的诸多诗歌作法、诗歌理论著作，定名为《文镜秘府论》，该书是日本诗话的源头，为中国文化的传播、日本汉学的兴盛作出了巨大的贡献。该书由天、地、东、南、西、北六卷构成，内容有“調四声譜、調声、詩章中用声法式、七種韻、四声論、十七勢、十四例、六義、八階、六志、九意、論対、二十九種対、七種言句例、論病、文二十八種病、文筆十病得失、論文意、論体、定位、集論、論対属、句端、帝徳録”等，关注中国诗歌理论的声韵论、分类形态论、诗病、内容本质论、表现论等问题。其中涉及到的中国古代诗学著作有《四声谱》（梁·沈约）、《四声指归》（隋·刘善经）、《笔札华梁》（唐·上官仪）、《诗髓脑》（唐·元兢）、《古今诗人秀句》（唐·元兢）、《诗格》（唐·王昌龄）、《诗议》（唐·皎然）、《诗式》（唐·皎然）、《唐朝新定诗格》（唐·崔融）、《河岳英灵集叙》（唐·殷璠）、《文笔要诀》（唐·杜正伦）等。全书几乎是对上述中国古代诗学理论著作的汇编，空海执笔的只有各卷的序文。日本著名的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专家今井卓尔（1964：93）在其《古代文艺思想史研究》中曾提出，该著作虽然反映了空海对诗学理论的见解，但并非都是空海的思想，而是空海对诸多先行研究文献的有体系的归纳，因此不能称为真正意义上的日本诗话。即便如此，该书在中日文学史上都有重要的价值。首先，对中国而言，具有珍贵的史料价值。该书收录了中国南北朝至中唐时期的诗歌作法、诗歌理论著作，其中许多资料文献已经亡佚，所以在20世纪初转抄回国之后，受到我国魏晋南北朝、隋唐文学理论研究者的高度重视，对研究六朝至唐的古体诗、近体诗格律、文学批评、修辞学均有重要参考价值。就这一时期的文学批评史而言，其分量和地位仅次于《文心雕龙》（卢盛江，2009：75）。其次，对日本而言，《文镜秘府论》是日本第一部关于诗学理论的资料汇编，它的出现对后世日本汉诗与和歌创作产生了直接影响。《文镜秘府论》不仅对日本文人的汉诗创作起到指导和规范的作用，而且对日本和歌理论的形成和发展也起到了重要作用。如平安时代壬生忠岑所著和歌理论著作《和歌体十种》，将和歌的歌体分为“古歌体、神妙体、直体、余情体、写思体、高情体、器量体、比興体、華艶体、両方体”，可以看出其模仿了唐代崔融的“十体”，即《唐朝新定诗格》中形似体、质气体、情理体、直置体、雕藻体、映带体、飞动体、婉转体、清切体、菁华体。再如，日本中世著名和歌歌人、和歌理论家藤原定家（1162-1241）的《定家十体》被称为日本和歌体论集大成者，藤原定家将镰仓时期和歌批评的基本理念融入其中，从表现论的角度将和歌歌体分为“幽玄様（幽玄体）、長高様（高俊体）、有心様（风雅体）、事可然様（情理体）、麗様（妍丽体）、見様（形似体）、面白様（兴趣体）、濃様（细微体）、有一節様（侧重体）、拉鬼様（遒劲体）”十种歌体，每一种歌体均列举和歌进行解释和论述，从中也可以看出其受崔融“十体”的影响。此外，日本歌体论的分类名目还有“八阶”，即“咏物、赠物、述怀、恨人、惜别、谢过、题歌、和歌”。这与上官仪《文笔华梁》中的“八阶”十分相似，即“咏物、赠物、述志、写心、返酬、赞毁、援寡、和诗”（张伯伟，2002：56）。除“十体”“八阶”之外，还有一些日本歌体概念的内涵也表现出了与中国诗学的密切关系。《文镜秘府论》中的诗律声病及解决办法、诗文作法技巧、风体论等对后世日本汉诗、和歌、连歌、俳谐的创作和发展均产生了重要影响。
虎关师炼的《济北诗话》是日本五山时期唯一的诗话，也是日本诗话史上第一部真正的诗话，与以往收集、摘录中国诗学著作不同的是，该诗话由虎关师炼个人创作，内容以评论我国唐宋诗人、诗歌和诗论为主。中世初期，镰仓幕府希望用新兴的禅宗来代替旧宗教势力，模仿中国南宋禅宗寺院体制建立了五山十刹的官寺制度，从而确立了禅宗的主导地位。12世纪至16世纪末，以禅僧为主体的遣明使成为中国文化的主要传播者，他们参禅求法，回国时带回了大量的禅僧诗文集和中国文人的诗文集，主要有《文选》和陶渊明、李白、杜甫、白居易、王维、韩愈、柳宗元、苏轼、黄庭坚、王安石、陆游、欧阳修、黄溍、虞集、程钜夫、宋濂、张楷等人的诗文。五山文学的兴起，产生了禅林文学。汉诗创作也随之高涨起来。《济北诗话》就是在这种背景下问世的。《济北诗话》继承了欧阳修《六一诗话》的创作旨趣和文笔特点，记录了中国古代诗人、诗歌及诗论，涉及到中国古代的周公、孔子、宋玉、李商隐、陶渊明、李白、杜甫、王维、齐己、郑谷、岑参、元稹、白居易、李端、卢纶、孟浩然、韦应物、韩愈、谢无逸、刘贡父、王梵志、黄庭坚、苏东坡、林和靖、欧阳修、梅尧臣、王安石、杨万里、刘克庄等近40位诗人（孙立，2012：65）。此外，书中还论及《诗品》《诗式》《六一诗话》《古今诗话》《庚溪诗话》《遯斋闲览》《诚斋诗话》《苕溪渔隐丛话》《诗人玉屑》《云卧纪谈》等诗话著作。虎关师炼吸收和借鉴了中国宋代的文学思想，对许多诗学问题都阐述了其鲜明的观点。在评论宋代诗话时，虎关师炼认为“赵宋人评诗，贵朴古平淡，贱奇工豪丽者为不尽耳矣”。宋人以“朴古平淡”之诗为贵，以“奇工豪丽”之诗为贱的评论并不全面，虎关师炼认为“达人君子，随时讽喻，使复见性情，岂朴淡奇工之所拘乎”（上村観光，1992：228）。诗原本是作者自由抒发自己真实心情的一种文体，没有必要拘泥于古朴平淡或奇工豪丽，虎关师炼提出“夫诗之为言也，不必古淡，不必奇工，适理而已”，以理为论诗标准。他认为诗的优劣与诗的艺术技巧无关，重要的是能否见性情，能否适理。在论述性情与适理的关系时，虎关师炼认为人有触物之感，元有性情之权，即有雅正，这是上等。否则，没有性情，不雅正者，即为次等。所以，有了真性情就是适理的，为雅正。虎关师炼以“童子之趣”“醇全之美”来考察诗学的审美趣味。他认为诗人、学道者都应该保有童真之心，不应有预设的立场方法，应以纯然洁净之心去感触体悟，再以无法之法表现，即有“醇全之美”。虎关师炼在《济北诗话》中评论了多位唐宋时代的诗人及其诗歌，但能被他称为“醇”诗的，只有韩愈的联句。在评韩愈《城南联句》时说：“予爱退之联句，句意雄奇，而至‘遥岑出寸碧，远目增双明’，以为后句不及前句，后见谢无逸诗‘忽逢隔水一山碧，不觉举头双眼明’，始知韩联圆美浑醇。”虎关师炼主张的“醇”诗应达到朴素纯粹、格调高雅、浑然天成的意境。
虎关师炼深受中国诗话的影响，崇尚中国诗歌，“美”与“善”也是其诗学的主要思想。《济北诗话》第21条有下面一段论述：
咸平间，林和靖卧孤山，有梅花八咏。欧阳文忠公称赏其“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之句。山谷云：“‘雪后园林才半树，水边篱落忽横枝’似胜前句。不知文忠公何缘弃此而赏彼？文章大概亦如女色，好恶系于人。予谓二联美则美矣，不能无疵”。客云：“何也？”曰：“横斜之疏影，实清水之所写也。浮动之暗香，宁昏月之所关乎？又雪后半树者，形似也。水边横枝者，实事也。二联上下二句皆不纯矣。”客云：“诸家诗多如此，何责之者深耶？”曰：“诸家皆放过一著者也。二公采林诗为绝唱，我只以其尽美矣，未尽善矣言之耳”。《古今诗话》曰：“梅圣俞爱王维诗。有云：‘柳塘春水漫，花坞夕阳迟’善矣。夕阳迟则系花，而春水漫不系柳也。如杜甫诗云：‘深山催短景，乔木易高风’，此了无瑕颣。如是，诗评为尽善尽美也”。
这是欧阳修评“疏影”一联、黄庭坚评“雪后园林”一联和《古今诗话》评杜甫的“深山”一联。三者对三首诗均有好评，但虎关师炼认为欧阳修和黄庭坚二人评诗有可取之处，但并非十全十美。他认为，评诗应该结合诗句本身的用语与所描绘的景象，判断其表现的优劣利弊。像林和靖这两联有名的诗句各有不足，但欧阳修与黄庭坚均未指出，所以其评诗是尽美而未尽善，而《古今诗话》所评杜诗，通过与王维的“柳塘”句比较，发现深山一联更“了无瑕颣”（毫无瑕疵），所以是尽善尽美。此外，《济北诗话》中虎关师炼对中国诗人、诗歌的评价还体现了“论诗及事”的特点，如对陶渊明的评价：“诗格万端。陶氏只长沖澹而已，岂尽美哉？盖文辞施于野旅穷寒者易，敷于官阁富盛者难。元亮者，衰晋之介士也。故其诗清淡朴质只为长一格也，不可言全才矣。”虎关师炼认为，陶渊明的诗只具有“冲淡”一格，非为尽美。涉及到诗人的生平作为，他认为陶渊明“于行贵介，于诗贵淡”，“非大贤矣”，是贵介之士而非大贤之才，“诗未尽美，人未尽善”，这与中国的主流评价大相径庭。通过《济北诗话》，我们可以看出虎关师炼对中国古代文论的熟悉程度以及独到的见解，也可以看到中日诗话之间的渊源关系。虎关师炼的诗学思想并非完全正确，但其文学批评精神对日本江户时代的诗话产生了很大影响。
江户时代，是明治前日本汉诗的最后一个时期，这一时期是日本汉诗发展的高峰。这一时期受到中国文学各种思潮、流派的影响，汉诗创作也愈加多样化、本土化。与日本汉诗的蓬勃发展同步，诗话创作也日渐繁盛。据学者不完全统计，这期间著录的诗话有百余种之多，呈现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态势。江户汉文诗话中出现一些重要作品，如江户时代古贺侗庵的《侗庵非诗话》，罗列了上百种传入日本的中国诗话，历数“诗话十五病”，有理有据，堪称诗话评论之翘楚（王晓平，2015）。日本汉学家池田四郎次郎将日本诗话结集成书——《日本诗话丛书》，1922年由日本文会堂书店出版，其中收录了日本江户时代的诗话61部（见下表）。
序号诗话卷数著者出版时间语言 1济北诗话1虎关师炼1346汉文 2史馆茗话1林梅洞1667汉文 3诗律初学抄1梅室云洞1678和文 4初学诗法1贝原益轩1679汉文 5诗法正义1石川丈山1684和文 6南郭先生灯下书1服部南郭1733和文 7老圃诗膎1安积澹泊1737汉文 8彩岩诗则1桂山彩岩1739和文 9诸体诗则2林东溟1741汉文 10斥非1太宰春台1745汉文 11诗论（并附录）2太宰春台1748汉文 12丹秋诗话3芥川丹秋1751汉文 13诗律兆11中井竹山1758汉文 14诗学逢源2袛园南海1762和文 15艺苑谈1清田儋叟1768和文 16艺苑谱1清田儋叟1769和文 17日本诗史5江村北海1771汉文 18淇园诗话1皆川淇园1771汉文 19诗学新论3原田东岳1772汉文 20诗学还丹2川合春川1777和文 21白石先生诗范1新井白石1782和文 22唐诗平仄考3铃木松江1786和文 23（附录）诗语考1铃木松江1786和文 24作诗志彀1山本北山1783和文 25词坛骨鲠1松村九山1783和文 26诗讼蒲鞭1雨森牛南1785和文 27诗辙前3三浦梅园1786和文 诗辙后3三浦梅园 28诗诀1袛园南海1787和文 29葛原诗话4释慈周1787和文 葛原诗话后编4释慈周1804和文 30葛原诗话标记1猪饲敬所1787和文 31葛原诗话纠谬前2津阪东阳1836和文 葛原诗话纠谬后2津阪东阳1836和文 32太冲诗规1畑中菏泽1797和文 33诗圣堂诗话1大窪诗佛1799汉文 34弊帚诗话3西岛兰溪1799汉文 35五山堂诗话前2菊池五山1807汉文 五山堂诗话后4菊池五山1807汉文 36孝经楼诗话2山本北山1808和文 37竹田庄诗话1田能村竹田1810汉文 38艺苑锄莠2松村九山1811和文 39辩艺苑锄莠2奥山榕斋1812和文 40梧窗诗话2林荪坡1812汉文 41谈唐诗选1市河宽斋1816和文 42夜航诗话6津阪东阳1816汉文 43作诗质的1冢田大峰1820汉文 44松阴快谈4长野丰山1820汉文 45沧溟近体声律考1泷川南谷1820和文 46木石园诗话1久保善教1831汉文 47诗律1赤泽一堂1833汉文 48夜航余话2津阪东阳1836和文 49柳桥诗话2加藤善庵1836汉文 50锦天山房诗话前1友野霞舟1847汉文 锦天山房诗话后1友野霞舟1847汉文 51诗山堂诗话1小畑诗山1850汉文 52锄雨亭随笔3东梦亭1852汉文 53诗格刊误2日尾省斋1856汉文 54诗格集成1长山樗园1856汉文 55幼学诗话1东条琴台1878和文 56社友诗律论1小野招月1882汉文 57淡窗诗话2广濑淡窗1883和文 58诗窗闲话1中根香亭1913和文 59全唐诗逸3市河宽斋1804汉文 60诗史颦1市野迷庵1792汉文 61东人诗话2（韩）徐居正 汉文
进行本土化的探索是江户诗话最显著的特征，从表现形式来看，开始出现日文诗话。如上表所示，61部诗话中有31部日文诗话，超过全部诗话的50%。日文诗话的出现有多种原因：一是诗话作者自身汉语水平不足，二是读者的接受问题，三是作者借用汉诗的概念、作诗方法、技巧等论述日本传统和歌、俳句理论。如津阪东阳在其《夜航余话》中将日本和歌、俳句理论与汉诗进行比较时这样论述：“岑參長安を憶ふ詩、東望して長安を望み、正に日初出に値る、長安は見るべからず、喜んで長安の日を見るといへるは、阿倍仲麻呂の「三笠の山に出し月かも」とよみけると同一感情の詞なり。帰思の切なる至り、そなたのそらに出る月日を望て、せめての思ひ出とす。かぎりなき情けなりけり。（岑参的忆长安诗：‘东望望长安，正值日初出。长安不可见，喜见长安日’与阿倍仲麻吕的‘三笠山顶上，想又皎月圆’一诗抒发的是同样的感情，无论是仰望初生的太阳，还是静夜的皎月，都寄托了自己迫切的思归之情。——笔者译）”津阪东阳在这里提出了“诗歌同情”“诗俳同趣”的独到见解。作者将汉诗与日本的和歌、俳谐相比较，试图提出日本和歌、俳谐也有与汉诗相同的内涵和意境。随着日本诗歌的不断发展，它需要从中国诗歌和儒学诗教中寻找典范和标准。这种现象的产生，与江户时代流行的国风、复古风气不无关系，和文诗话是日本诗话发展的必然归宿，对于日本诗话本土化、民族化起到很大的推动作用。
江户时代不但延续了日本自古以来崇尚中国汉诗的传统，而且由于江户幕府倡导儒学思想，各地藩校私塾大力普及汉文教育，学习汉诗蔚然成风，汉诗创作也盛况空前。汉诗的发展与兴盛，为诗话的创作提供了理论素材。从内容上来看，江户诗话多为指导初学者而作。作为广义诗话的有《詩法正義》《詩律初学鈔》《初学詩法》《諸体詩則》《太沖詩規》《詩轍》《詩律兆》《詩格集成》等，主要涉及汉诗训读法、声律、诗家语、作诗法、作诗技巧等。还有些诗话讨论唐宋诗歌语义、典故、名物、字词的解释等，如《葛原诗话》《夜航诗话》《葛原诗话纠谬》《孝经楼诗话》等。这种具有实用性的诗话，对汉诗初学者来说非常重要，也很受欢迎。
江户时代，随着中日两国贸易、文化交流的增多，中国典籍大量传入日本，据当时日本长崎海关档案资料显示，1693年至1803年间，通过中国商船输入的汉籍为4 781种。江户时代，从长崎传入的汉籍共计7 893种。到19世纪初，70%～80%的中国汉籍已经到达日本（木宫泰彦，1980：678）。中国历代诗集、诗论、诗话的输入影响了日本的诗学，也体现在诗话创作方面。有学者统计，日本诗话引用中国诗学著作有《二十四诗品》《古今诗话》《沧浪诗话》《诗谱》《诗品》《石林诗话》《四溟诗话》《联珠诗格》《文心雕龙》《随园诗话》《枕山楼诗话》《诗人玉屑》《苕溪渔隠丛话》《老学庵笔记》《文苑卮言》《麓堂诗话》《温公诗话》《雪涛诗话》《六一诗话》《西清诗话》《诗法源流》《谈艺录》《唐诗正声》等115种（孙立，2012：207-212）。从中可以看出日本诗话作者对中国历代诗话的熟悉程度与接受情况。另外，中国的文学思潮随着中日两国的交流迅速传入日本，使江户诗话出现了与明清诗话几乎同步的情景。与中国一样，江户时代的日本文坛也有唐宋之争，主要体现在古文辞派和性灵派之间。江户中期，以儒学家、哲学家、古文辞学派的创始人荻生徂徕为首的古文辞派兴起，他们以《沧浪诗话》、明前后七子的文学复古思想为理论基础，推重盛唐诗以及明诗，批评宋诗以义理文字为诗。当时，古文辞派所崇尚的盛唐及明前后七子学派占据上风，文坛也成拟古之势，人人以能模仿出唐、明之风的作品为尚。但宋代平淡简易、风格清新、不拘一格、抒情言志的诗歌也逐渐流行开来，因其与唐、明诗那种题材相对单一、即景言情，追求圆润饱满的诗境不同，加上古文辞派兴起以来，模拟的积弊已久，厌旧思新的情绪在汉诗界蔓延。皆川淇园在《淇园诗话》中对唐诗整体的特色、风格、意境进行了分析，认为唐诗在各个时期成就各异，风格不同，不能一概而论，不能盲目崇拜唐诗；
山本北山在诗话《作诗志彀》中推崇袁宏道的性灵论，倡导“清新”之风，攻击李攀龙、王世贞等格调派复古主张；
大窪诗佛在《诗圣堂诗话》中明确反对模仿唐明之诗，并指出明前后七子模仿盛唐诗带来的危害。两派争论异常激烈，并持续了一段时间。江户时代的唐宋之争是中日文学交流史的一部分，它不仅反映了中国文化对日本文化的影响，也反映了日本社会对中国文化的接受、反思与发展的过程。
综上所述，日本诗话继承、发展了儒家文化和中国诗学理论，从最初的学习、吸收、模仿直至创作出本国诗话，进而对两国诗学思想和理论进行反思和批评，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日本诗话。我们从这一流变过程中既可以看到日本诗话对中国诗学理论的认知、重构和创新的历程，也可以发现日本诗话的学术价值、艺术特色、审美文化特性以及日本民族的价值观念和审美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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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06
A
1008-665X（2022）3-0062-10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丝路文化’视域下的东方文学与东方文学学科体系建构”（19ZDA290）；
天津市社会科学重点规划项目“日本五山文学研究”（TJWW17-024）
张晓希，教授，研究方向：日本古典文学、中日比较文学
（责任编辑：张新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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