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公考退潮：被日本年轻人抛弃的职业选择

│文 李格

相较于韩国、印度等东亚、南亚国家“卷生卷死”的公考热潮，日本公务员考试的热度近些年来却降温趋冷。2022年日本国家公务员普通职位考试的合格人数为8156人，达到历史巅峰，然而公务员考试的竞争率却为3.4：1，跌至谷底。媒体分析，连续两年持续走低的竞争率主要受疫情扩招和报考减少两大因素影响。

在新鲜血液减少的同时，体系内的精兵强将也在萎缩和流失。据日本内阁人事局对国家公务员进行的问卷调查显示，在未满30岁的男性国家公务员中，每7人中就有1人表示“近几年内有辞职意向”，选择主动离职的年轻人大约是6年前的4倍。日本中央政府所在地东京霞关地区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人气凋零，昔日的精英集聚地成了年轻人争先逃离的地方。

早在2020年，日本国家人事局就提议关注公务员流失情况。2021年9月，日本内阁人事局和人事院授权组织成立“思考未来公共事务青年小组”，试图通过调研离职公务员，提出改革方案，并正面回答——为何煊赫一时的公务员系统丧失了对年轻人的吸引力？

在日本经济“失落的二十年”中，成为公务员，捧上铁饭碗，就等于拥有了锦绣又坦荡的人生，这种择业观深刻地影响着日本最高学府的学子们。忆往昔，东京大学的毕业生几乎垄断了法务省、财务省的精英官僚，但如今，东大出身者只占考试合格总人数的14%，然而这一数据在十年前高达32.5%。日本现代历史学家秦郁彦在《官僚研究》一书中写道：从1894年到1947年，在通过“行政管理高级公务员考试”成为官僚的9565人中，有5969人是东京大学的毕业生，占总数的60%以上。在极其注重团体和圈层的日本社会，东京大学是一张政界精英通行证。然而，近十年来，这张通行证在东大学子中的吸引力急转直下。

自上至下改变世界的路径在精英心中已逐渐瓦解，怀揣改变国家的热血梦的精英们丧失了对官僚体系的热情和向往。2019年，东京大学经济专业的文科二类分数线首次超过法律专业所在的文科一类分数线。众所周知，东京大学的法律系是霞关的金字招牌，而分数线又是考生求职兴趣的晴雨表，考公仕途这条路初露遇冷端倪。同年，霞关在东大的招聘会再次遇冷，大部分学子都是抱着“看一看”的心态前来听说明会。在东大新闻社的校内职业调研中，IT行业、商业咨询、金融证券、传媒广告等成为东大学子的新晋热门选择，霞关不复往日荣光。

2019年，在东京大学的开学典礼采访中，无一人将“踏入霞关”作为人生目标。前财政官田中秀明在《官僚寒冬》一书中同样坦言：“如果我是这个时代的学生，我肯定不会把国家公务员当作我的第一选择。”

日本公务员的定位依照战后宪法规定从“天皇官吏”转变为“全民的奉仕者”，公务员对政府与公民的双重责任预示着全方位、高标准的工作要求。

根据日本法律规定，在国家机关和国营企事业中的供职者为“国家公务员”，在地方政府和地方公营企事业中的供职者为“地方公务员”。其中，国家和地方公务员又分为“特别职”和“一般职”两类，特别职是指由公众选举而担任重要职务或经其他特殊方法选任的职员，公务员考试选拔的正是一般职公务员。双线官僚体系宣告着公务员官僚之路的天花板即为事务次官，政客议员们参与的则是另一场游戏。

日本庞大复杂的公务员体系却有着比例最小的公务员，2017年日本公务员占总就业人口的5%，在OECD（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中排名最低，大量工作外包给了“非常勤”员工。仅从薪资待遇来看，日本公务员可以说是处于金字塔顶端：25岁的普通科员有320万日元（约合人民币16万元）的年收入，50岁的课长有1270万日元（约合人民币62万元），做到官僚理论上的最高位置事务次官为2340万日元（约合人民币117万元）。看起来“钱多事少”的铁饭碗，如今在高压力、高强度、高饱和的工作境况下已沦为“泥饭碗”。

日本国家公务员考试现场。

日本公务员的工作往往陷入周期性的超饱和忙碌状态。一般情况下，国会召开前，霞关会化身“不夜城”，年轻公务员们则变身“永动机”。在修订法案期间，部分公务员每个月加班时间超过200小时，而日本法律规定的过劳死警戒线也只有每月加班超过80小时而已。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之初，制定新冠对应政策的公务员每月加班时长约为364小时。如此高负荷的运转，直接压垮了公务员的精神状态。据统计，因精神疾病或精神障碍休假的国家公务员占比达1.39%，而私企这一数据仅为0.4%。即使是高速运转的机械马达也需要润滑油，然而负重前行的公务员却难以得到加班费和涨薪来抚慰心灵。受疫情影响，财政紧缩的日本已经连续两年降低公务员的奖金，直至今年10月，给公务员涨薪的声浪才渐渐响起，然而，0.23%的工资涨幅与极为夸张的加班时间相比显得杯水车薪。

原本注重“年功序列”的日本社会，在经济全球化的影响下，引入了个人考核评价机制，这给公务员叠加了“不稳定”的风险因素。2009年4月，日本政府正式颁布了“人事评价”制度，启动了新一轮公务员考核制度改革，考核内容包括能力评价和业绩评价，换言之，“摸鱼划水”已经成为解除终身雇佣的正当理由。大阪市就曾以“人事评价”最低为由，连续两年免职两名男性公务员，降职一名女性公务员。日本还有“正式公务员每隔两三年就进行岗位变动”的政策，这给想要在一个岗位上“深耕”谋发展的职员带来了更深的焦虑，也提升了公务员参加业绩考核的压力。此外，“年功序列”依然存在，如果工龄上涨而没有前辈退休或离职，晋升空间也会因为论资排辈而大幅压缩。

参加最高难度I类“国家精英公务员选拔考试”的高级精英公务员们，还面临着“不上则退”的竞争压力。以财务省为例，每年新录用的高级精英公务员约20人，在35岁之前，他们需要经历在职培训、脱产研修、基层锻炼等试炼，在担任课长一职后便开始面临仕途上的重新洗牌。他们当中有人能通过漫长的竞争，终于脱颖而出，被晋升为部长审议官，而那些没能获得青眼的人，则必须退职离开财务省，转往有关团体或民间机构，开始他们的第二人生。

除此之外，日本公务员在民众眼中仿佛米虫，是公民负面情绪永恒的宣泄口。“依靠国家税金养活的公务员”无法获得与工作量相匹配的尊重，媒体对公务员群体加班的报道也会被民众批评为“效率低下”“懒惰”“废物”的无效努力。

2013年，安倍政府成立了内阁人事局，集中管理中央政府各省厅超300名高级官僚的行政任命。官僚机构的能力被政客们大大削弱，千辛万苦考入公务员系统内的年轻精英们，又将赤手空拳地参与政客们的游戏。如此残酷的竞争环境、如此死板的职场、如此萎缩的自主性，让顶尖的国家精英们纷纷选择平台、福利、社会地位性价比更高的私企。他们作为同一时代走在前列的年轻人，已经选择了另一条人生路径：自下而上地、更有可能被尊重地、兴致盎然地与这个世界交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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