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强“棉花之路”研究

我们这个世界是讲缘分的。1970年开始，我在废旧的印地语讲义上，开始创作长篇小说《黄道婆》。51年后，我在印度文化名城瓦拉纳西的贝拿勒斯印度大学举办的“多语主义：语言与文化话语的视角”网络研讨会上，发表了《加强“棉花之路”研究》的演讲。以上所说的“世界”“缘分”“印地语”，来自印度语的翻译，而小说主人翁黄道婆和印度的关系，更是说来话长。

黄道婆和中国棉纺织业

中国历史上有三大家喻户晓的杰出女性：花木兰、穆桂英、黄道婆。花木兰替父从军、穆桂英保家卫国的故事，脍炙人口。黄道婆是一位制棉技术革新家，由于她的贡献，使得她的家乡上海渐渐成为中国棉纺织中心，她也获得了“衣被天下”的赞誉。而棉花的驯化和一整套制棉技术的发明创造，是印度先民对人类的巨大贡献。后来，沿着“棉花之路”，印度的制棉技术传到了中国、东南亚、日本、欧洲。

上海曾经是最大的中国棉纺织中心。后来，上海的棉纺业逐渐向无锡、郑州、西安、新疆等棉产区发展。由此，中国和印度一样，一直在世界上保持棉纺工业的大国地位。中国这种世界棉纺大国地位的获得，和黄道婆的卓越贡献是分不开的。

黄道婆（约1245—？年），生活在宋末元初。由于战乱，一向富庶的江南，变得民不聊生，百姓纷纷逃难，远走他乡。童养媳出身的黄道婆更是苦不堪言，在“小丈夫”病死后，她不堪压迫、欺凌，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偷偷上了黄浦江里的一艘海船，逃难来到了海南岛。在黎族乡亲的帮扶下，她不但活了下来，而且学得了一身精湛的纺织手艺。但是，她心里时刻想念家乡的父老乡亲，希望能将黎族的纺织技艺传授给家乡百姓，帮助他们过上好日子。终于，在漂泊三十多年之后黄道婆回到了上海乌泥泾。她带回来的高超的纺织技艺，大大改善了乡亲们的劳作环境和生活条件。江南各地的青年女子纷纷涌向乌泥泾拜师学艺，向黄道婆学习先进的纺织技艺。几年之后，黄浦江两岸成了名闻遐迩的纺织之乡；
又过了若干年，整个江南传遍了黄道婆的棉纺织技艺。她逝世之后，在上海和江南各地，盖起了许多先棉祠、黄母庙、黄婆庵，歌颂她的民歌一直在民间传唱。新中国成立后，黄道婆的动人事迹被选进了小学教材，在她的家乡——乌泥泾建起了黄道婆纪念馆，每年有无数的人去参观祭拜。

我和黄道婆是小同鄉，多次拜谒过她的墓。我对黄浦江两岸的风土人情、历史文化有所了解和研究，所以创作的第一部文学作品就是《黄道婆》。1984年，我从学习、工作了十九年的北京大学调到深圳大学，将值钱的家具全送了人，只带了一口锅和二十六箱书到荔园。锅是印地语教研室老师送给我的结婚礼物，二十六箱书中包括两箱《黄道婆》手稿。有了锅和书，就可以生活和工作了。由于从印地语教师到中文教师是大改行，我没有时间整理、修改小说稿《黄道婆》。直到2001年，在妻子、女儿的催促下，我开始整理、修改。可是，因为事多、工作忙，又停顿了许多次。2021年，在许多同事、朋友的帮助下，小说终于可以出版了。《黄道婆》是一本有故事的长篇历史小说，其中包括印度和“棉花之路”的故事。

棉花之路与丝绸之路

东方文明曾为世界文明发展进步，作出过伟大贡献。这种贡献主要是通过“丝绸之路”和“棉花之路”实现的。大家知道，在“丝绸之路”和“棉花之路”上交流的不仅仅是丝绸产品和棉花产品，而是各种货物和思想文化。而且，这两条路交光互影，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也离不开谁。

2017年5月14日至15日，首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在北京召开，非常成功。但是，印度没有派人参加。其实，“一带一路”就是古代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的现代版，和印度的关系密切得不能再密切了。以大会会标为例，里面充满印度元素：除了英文丝（S）之外，中间还有西安的大雁塔。英文Silk是由梵文发展而来的，塔无论是造型还是发音都是从印度来的。高峰论坛之后，世界流行唱中国歌曲《茉莉花》。茉莉也是印度原产，茉莉二字是梵文mallī，mallikā的音译。

棉花原产印度、非洲和美洲。印度河流域的人民首先将其驯化培养成栽培作物造福人类，为世界文明作出了巨大贡献。至今，各类棉织品依然是最重要、最环保、最实用的服装材料。

在中世纪，棉花及制棉技术沿着“棉花之路”传到世界各地。中国海南岛因地理上较近，那里的黎族人在学习的基础上不断更新改造纺织技术，到黄道婆来海南岛时，无论去籽、纺纱、织布、染色，都是最快最好的。她学到这些技术后带到上海家乡，和当地的丝织技艺结合起来，使得棉纺织技艺又有了新的进步。

中国的棉纺织技术来自印度，棉花品种也来自印度。棉花古称“吉贝”（ceiba， pentandra），是马来文kapok音译。本是木棉，但中国唐宋古人对木棉、草棉不分。棉花传入中国分南北两路：“东汉由南路经过南洋诸国传入云南，云南少数民族当时生产的一种叫‘白叠花布’的纺织品，南北朝由北路传入新疆。唐宋白叠被视作珍品。内地棉花的大量种植和棉布的大量生产则始于宋末元初，由海南岛黎族地区经闽广传到江南。”黄道婆生逢其时，为棉花在江南的推广发展，做出了不朽的功绩。

美国史学家斯文·贝克特（Sven Beckert）在《棉花帝国：一部资本主义全球史》中说：“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在这个丰富多彩、充满活力且经济上举足轻重的棉花世界里，欧洲没有立锥之地。在棉花种植、生产和消费的网络中，欧洲人一直处在边缘地位。即便在希腊罗马时期，欧洲人开始进口少量的棉布料后，欧洲作为一个整体对全球棉花产业来说依然无足轻重。人们依旧穿着亚麻和羊毛制成的衣物，自青铜时代以来一直如此。正如圣雄甘地所说，当印度给欧洲供应棉花时，欧洲人自己‘还沉浸在野蛮、无知和粗野之中’。”

印度的棉花技术为英国的现代经济发展贡献巨大。英国本是大西洋中的无名岛国，依靠煤矿业和棉纺业迅速发展了起来。煤炭解决了能源和机械动力，可真正让英国在国际市场发财的是棉纺织业，棉纺织品为英国攒下了崛起的第一桶金。而英国棉纺织业的原料主要来自印度，棉纺织技术也是在印度原有工艺基础上进行机械化加工改造而来的。所以，印度被称为英女王王冠上的宝石。

值得总结的历史经验

由于历史的原因，“棉花之路”的历史贡献没有得到认真研究，印度人民对人类作出的功绩没有得到应有的彰显。知古鉴今，只有知道我们的来路，才能更好地奔向未来。是下大力气认真研究“棉花之路”的时候了。应该挖掘中国史料，借鉴甘地的《印度棉花史》、斯文·贝克特的《棉花帝国》等著作，将棉花发展史研究提升到一个新的水平。

棉花是世界上最柔软的东西，但是在棉花帝国主义那里，却变成了尖锐而无情的武器。斯文·贝克特说：“起初，在南亚的扩张是欧洲商人和政治家介入全球棉花产业网络最重要的事件。由此，欧洲人开始在印度的纺织品跨洋贸易中占据一席之地。”“至早在1621年，英国东印度公司估计就已经进口了约5万件棉纺织品到英国去。40年后，这个数字涨了五倍。事实上，棉纺织品成了东印度公司最重要的贸易货物；
到1766年，棉纺织品占公司全部出口货物的75%。”

帝国主义对印度的掠夺和殖民统治是紧紧联系在一起的，这必然激起印度人民的反抗。“印度民族主义者反对英国在印度的殖民统治，他们越来越多地提倡的一种战略是鼓励消费国内制造的纺织品。”“人们对国内工业化寄予厚望，认为这将恢复印度以前在全球经济中的重要性。几年后，甘地不仅写了一部印度棉花史，而且还在纺车上公开纺纱，象征着棉花对民族主义和反殖民主义的重大意义。1930年，印度国民大会党选择了纺车作为其党旗中心图案。”

棉花的驯化和制棉技术的研发，是印度人民对人类文明的一大贡献。他们不甘心自己的发明创造，让殖民主义者变为剥削自己的工具。所以，“在印度，棉花和民族主义交织在一起，也许比世界上任何其他地方都交织得更深。纺织工业家成为印度独立运动的支持者，而独立运动的领导人又把国内棉花工业作为首要目标。正如与艾哈迈达巴德棉纺纱厂主关系密切的甘地在1930年所说：‘棉纺织业是一项宝贵的国家资产，为许多人提供就业机會，影响印度人民的繁荣，其安全和进步必须继续得到其资本家、劳工领袖、政治家和经济学家的关注’。”

可以说，要想真正了解圣雄甘地，真正了解印度人民反帝反殖的斗争史，必须了解印度人民围绕棉花展开的维权斗争史。

了解和研究印度关于棉花的维权史，也有助于我们揭露西方关于“新疆血棉”的谎言。世界上许多人，包括我们中国的少数崇洋媚外的人，都被搞懵了。21世纪的中国怎么会出现西方殖民时期才会出现的情景呢？了解了西方的棉花帝国史，一下子就明白了西方制造谎言的用心。他们为霸占、垄断世界棉花资源和棉布市场，曾经对印度等国无所不用其极，逼得印度圣雄甘地等爱国人士，高举画着纺车的“不合作”大旗，最终将殖民主义赶出了印度。包括纺织业在内的民族工业，在印度获得了巨大发展。

中国的情况也是这样。斯文·贝克特说：“195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生产了65.6万吨棉线，比前几十年有了显著增长，但仍大幅落后于世界领先水平。而到1957年，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三大棉纱生产国，生产量是英国的2.5倍。1983年，有327万吨棉产品从大型国有棉纺织厂流出。印度工业的增长也是突飞猛进。”

印度的棉花及技术在南北朝（420年—589年）时就传入了我国的新疆地区，并生产了著名的“白叠花布”。有着种棉、制棉传统的新疆，到了工农当家做主的新中国，在东中部地区的大力支持下，棉花产业有了巨大的发展。这种发展速度令西方觉得不可思议。“他们无法想象到2008年，中国的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将种植出130万吨棉花，占世界棉花总量的5%。然而，国家建设与工业化的结合是常态。”（《棉花帝国》第364页）

中国的棉花产业发展令西方震惊不已。斯文·贝克特说：“今天在美国销售的所有服装中，大约98%是在国外生产的。仅中国就为美国提供了40%的服装。”他又说：“今天，中国的工厂拥有世界上近一半的纱锭和织机，消耗世界原棉产量的43%（亚洲占82.2%），而北美和西欧仅分别使用全球棉花产量的4.2%和0.7%。200多年后，全球棉花的大部分使用再次集中在1780年以前的棉花产业中心地带。”

中国现代棉花产业的发展，引起了西方的羡慕嫉妒恨，造谣“新疆血棉”，是他们演技恶劣的一幕。今日新疆棉花产业的兴旺发展，除了是其优良种棉、制棉传统的回归，还得到了全国特别是东部地区的帮助。上海是黄道婆的故乡，进入现代，上海成了中国乃至世界最大的棉纺中心。我母亲是一位纺织能手，1960年代，她所在的工厂里来了大批新疆姑娘，她们一个个漂亮大方，虚心好学，和老师傅们的关系处得像一家人似的。我至今还记得，自从厂里来了新疆学艺的青工，母亲每个星期天回家，有着说不完的她和新疆徒弟的故事。有一次，她在乘小火轮回上海之前，让我和弟妹们去摘一些当季的栀子花，说带回工厂送给她的新疆徒弟。母亲是黄道婆的故乡人，和其他乡亲一样，心里一直记着黄道婆“帮人是福”的教诲。我花费50多年时间，撰写、修改《黄道婆》，弘扬“帮人是福”的精神，正是受到母亲潜移默化影响的结果。

中国和印度是天造地设的一对亲兄弟。把中印兄弟紧紧联系在一起的，除了喜马拉雅山之外，还有“丝绸之路”和“棉花之路”。所以，我认为我们可以围绕“丝绸之路”和“棉花之路”，围绕《黄道婆》合作拍电影、拍电视剧，可以在黄道婆生活了30多年的海南举办“‘棉花之路’研讨会”。

本文作者郁龙余为深圳大学印度研究中心主任、教授。2016年印度慕克吉总统授予“杰出印度学家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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