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代报刊视域中的现代诗人节
李玫琦 金宏宇
摘 要：
源自端午节的中国现代诗人节在1940-1949年间经历了兴起到衰落的全过程，1940年代的中国报刊对此有明显展现。诗人节的诞生隐含着文人政客重振新诗雄风、鼓舞民心士气的期望，也赢得了众多报刊的支持与推广。但它的庆祝范围一直被局限在文人圈中、形式也过于单一，导致诗人节在与赛龙舟、劳军等端午活动的报刊宣传博弈中居于下风。而诗人节的设立初衷与实际影响之间的差距，也引发了不少文人在报刊上质疑该节日的存在合理性。诗人节对抗战诗歌发展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但作为节日它并未深入民心，因此在建国后逐渐消隐。
关键词：
诗人节;1940年代;报刊;端午节;抗战诗歌
中图分类号：
I206.6 文献标识码：
A DOI：
10.3963/j.issn.1671|6477.2020.02.020
在巴赫金的狂欢化理论中，节日分为民间和官方两种，前者是“民众暂时进入全民共享、自由、平等和富足的乌托邦王国的第二种生活形式”，而后者则是“将现有制度神圣化、合法化、固定化”的手段[1]。在这种意义上，中国现代诗人节——作为一个由传统的端午节发展而来、1941年举办首届庆祝活动的节日——在1943年列入了《建国历详解》的官方介绍中，与儿童节、妇女节等西方节日并列，迅速完成了从“民间”到“官方”的转变，是一种值得探究的文化现象。它是抗战时期的特殊产物，需要将过去所承载的文化精神重新赋予时代的意蕴，为民族共同体发挥具有现代意义的爱国教化效用，这是现代诗人节区别于传统端午节的地方①。
基于对诗人节的政治意义与文化意义的关注，有学者将诗人节与政党文化联系在一起，认为将屈原作为诗人节的精神向导是对近代中国民族文化英雄的呼唤，隐含着对抗战时期民族诗人的期许。[2]也有学者认为端午节的改造及宣传是左翼知识分子、国民政府等各方力量借助报刊来完成对大众思想的渗透，如《屈原》话剧的盛行、对“人民诗人”的呼吁等。[3]在肯定诗人节种种意义的基础上，或許还应该探讨的问题是：既然诗人节的诞生隐含着文人政客对话语权的渴求以及渗透大众文化的意图，那么这种预期效果是否得以实现？诗人节的影响力是否能够与端午节并驾齐驱？因此，对40年代报刊的回溯或许不失为一种途径。端午节期间各类报刊的报道与评论，恰好就如巴赫金对中世纪节日的评论那样，使五月初五变成了一个“双面的雅努斯”②，拥有着属于诗人节的“官方面孔”和属于端午节的“民间笑脸”;官方的一面无法将民间的狂欢完全排挤出去，但来自民间—广场的笑声却有盖过官方呼吁的趋势。
一、诗人节的诞生及推广
关于诗人节的缘起，由于文献记载的语焉不详，学者们说法不一：有人认为是方殷首倡，臧云远、高兰等青年诗人推动，而背后则是整个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以下简称“文协”）的支持[3];有人认为就是以老舍为首的“文协”负责人制定操办的[2]。
对于谁是首倡者这个问题，根据笔者所补充搜集的资料来看，其实当事人都记得不甚清楚。姜桂圃③在《“诗人节”——屈原纪念会补记》中提及在晚会最后，“是谁站起来提议了，定每年端午节——屈原逝世纪念日为中国诗人节。接着方殷、戈茅、常任侠、力扬等起来发言，或者附议，或补充意见。”[4]既然方殷是后发言者，那么他应当就不是首倡者。老舍在《第一届诗人节》一文中则回忆道：“去年端阳节，‘文协的会员们开了个晚会，纪念大诗人屈原，并有纪念文字发表于各报纸及文艺刊物。当天，就有人提议，好不好定此日为诗人节。”[5]按照老舍事无巨细的记录习惯，若知道首倡者是谁，他一定会详细记录下来;由此可知这个人他也不甚熟悉，又或许谁是首倡者的问题也并非如此重要，因在场人数众多，可能是某个人在座中提议一句，其他人相继附和。严格说来，诗人节的确立就应当是此次到会者共同决定的。张西铭1942年发表的《诗人节话屈原》一文中提及的“去年的诗人节日，陪都文艺界由于右任、冯玉祥、梁寒操、王统照诸先生，提倡纪念”[6]，也说明了在当年相关报道都语焉不详的时候，就将提倡者角色归拢于这几个“文协”中的（除了王统照以外）政界军界名人身上，可见诗人节之确立绝非几个文人自发的倡议，而是经过集体审慎考虑之后做出的重要决定。
在这些说法中，将1940年“纪念屈原”晚会确定为首倡诗人节的时地，应是无异议的。据此我们可以大致重现当日的场景：6月10日上午，重庆地区拉响了空袭警报，二十七架日机呼啸而至，过午警报刚解除，嘉陵江上就展开了龙舟竞赛，当天晚上，在中苏文化协会楼上的客厅里，七十余位“文协”会员共同参与“纪念屈原”晚会，经过姚蓬子致辞、臧云远报告以及多位文人诗朗诵等环节之后，或许是受战争氛围的影响，或许是被屈原的精神所感动，有人提议定端午节为中国诗人节，于是各人相继发言、补充意见，最终达成共识：“该会决定订每年端午节为‘诗人节。他们暂且不求法律上的通过，只用会的名义，向国内推广实行。”[7]随后，臧云远等人起草《诗人节缘起》并由郭沫若修正，后来以“文协”的名义发于重庆与桂林两地的《大公报》上;柳倩等人则去征求纪念字，并和重庆各报纸接洽出特刊;于右任等人写了诗或散文;此次庆祝活动还带动了文艺界其他人，如画家李可染预备了一张屈子像，提琴家马思聪给《九歌·云中君》制作乐谱，舞蹈名家吴晓邦预备了《披发行吟》节目，等等。[5]
1941年5月30日晚上的第一届诗人节尤为隆重，老舍的《第一届诗人节》一文已经详细描写了当日情景，此处就不再赘述。经过与各报纸的接洽，第一届诗人节在重庆地区各大报纸都得到了宣传，包括《中央日报》《新华日报》《扫荡报》《益世报》等在内的报纸都刊发了相关的报道或文章，尤其是重庆《大公报》借用第四版“战线”连出了五期诗人节纪念特刊④，发表了“文协”成员的评论、诗歌、散文等作品，时任国民政府审计院长、监察院长的于右任也为此写了两首应景的诗歌，被桂林《大公报》、《青年通讯》、《总行通讯》等报刊转载，更可见操办者们扩大诗人节声势的决心。
在这些纷繁的报刊中，《中国商报》的报道值得关注。它是最早报道诗人节消息的刊物之一，1940年就已经刊发了题为《纪念屈原——定端午日为诗人节》的消息，开头即注明是“（重庆十一日航讯）”[8]，当年发表同一消息的只有《力报》、重庆《大公报》等少数报刊;次年，它又第一时间发了一篇诗人节的短评[9]。《中国商报》是1939年由上海中国商报社编辑出版的商业经济综合报，所刊载的内容可以明显看出以商人为潜在读者群的品味，除了国内国际政治军事动态以外，还有金融走势、商业动态、小说杂文等。关于诗人节的这两则报道均刊发在“商余闲话”栏目里，被一众通俗小说、专栏杂文包围，这些通俗作品的内容光看标题便可略知一二：《瘪三谈良心？》《慎言第一》《暑病摄生》《妇女》……这样的排版让人很难不产生联想，将诗人节的消息置于此栏目版块中，读者阅读时是否也会带着休闲娱乐的评判眼光，将诗人节的确立视作文人聊以自娱的消遣行为呢？
这份在上海出版的《中国商报》大概并不在“文协”同人们邀请的传媒行列之中，故而可认为该报纸对信息的编排是出于自身读者市场的需要，但从这样一份报纸对诗人节消息的排版情况中或许可以引申出这样一个问题，即当“文协”为了扩大诗人节影响而去联系各家报刊媒体提供版面时，后者未尝不会从自身定位出发而对诗人节的宣传方案进行适当的调整——这可以从每年发布诗人节报道的报刊种类和数量看出，除了重庆《大公报》始终坚持报道之外，其他报刊其实并非每年都有报道诗人节的版面。如果根据斯拉姆关于“报刊的四种理论”的划分标准，此时处于抗战时期的中国报刊应当是基于“社会责任理论”的样式，每一个报刊出版单位都在言论自由的基础上履行着道德上的责任和义务，“使公众耳聪目明，而不把公众的注意力或精力引到无关紧要的或无意义的事情上面去”[10]。因此大众读者所能接触到的信息以及对信息价值的判断，往往容易被报刊的宣传策略所左右;报刊用各自的“马赛克形态”影响着读者参与社会事件的方式[11]。因此若要考察诗人节这个新兴节日能够在社会上產生多大的影响力和号召力，相关报刊对它的展现情况或许可作为一种判断的依据。
二、报刊中的端午节“气象”
粗略统计一下，抗战期间对诗人节报道较多的报刊集中于重庆、桂林两地，也就是所谓的“大后方”阵地，而沦陷的北方及长三角地带的媒体对这个节日的关注基本是在抗战胜利之后。另外，在渝桂二地的官方报纸中，端午节这天的新闻还常常与“赛龙舟”“劳军”联系在一起。也就是说，诗人节、赛龙舟和端午劳军三者共同构成了端午节期间的热烈气象。
有学者认为“无论是借端午节召开运动会，还是劳军，既是对民俗的征用，也是主流意识形态对民间文化的渗透与改造。”[3]需要澄清的一点是，劳军并不是独属于端午的活动，若查阅40年代前期的重庆《大公报》和《益世报》，关于劳军的报道每个月都有几篇，它是贯穿抗战期间的报道热点，伴随着全民募捐、领导讲话、组织团体慰问等宣传形式，营造了全民拥军爱军的热烈氛围。端午节劳军，只能说是传统佳节与这一长期活动的偶然结合。中国自古有“每逢佳节倍思亲”的情感基础，选择佳节劳军，通过劳军晚会、赠送粽子皮蛋等端节美食，以及由妇女慰劳会牵头的慰问军属等方式，及时引导公众在庆祝佳节之余对仍然出征在外的将士产生同理心，将屈原投江的爱国精神与奋勇抗战的军人形象联系在一起，为传统文化赋予时代价值，这是利用节日对大众进行道德教化的一种方式。
在这个层面上来说，40年代端午节的三种活动并不是“三足鼎立”的稳定关系。赛龙舟作为古已有之的庆祝方式，其影响力不容小觑;劳军作为抗战时期特有的巩固军民关系的社会活动，自然也会赢得官方的大力支持;但诗人节这个诞生于文人群体的新节日，它能够发挥多大的战斗作用还有待检验。出于教化大众、引导社风的需要，官方媒体对诗人节的宣传力度其实是经过一番考量的，这从报刊中的排版布局即可看出。自1942年起，诗人节的活动报道篇幅和位置都出现了微妙的变化：有时是以百字左右的篇幅居于版面最下方乃至角落里;有时虽位于版面中线附近，然而全篇大小仅相当于下方一个“端节划船赛 盛况空前：漓江艨艟相接仕女如云 争看水上英雄各显奇能”的标题所占面积;有时则虽与劳军消息篇幅相当，但诗人节的标题比后者小了一圈……这样的布局显然会给大众读者先入为主的阅读感受，即诗人节的重要性比不上赛龙舟和劳军，它仅仅作为端午节在文艺界中推广的一种方式，而并不希冀全国人民共同来参与。与之形成呼应的就是诗人节的消息报道往往局限于文协庆祝活动的简短回顾，如《二届诗人节 渝中苏文协等开会纪念》《纪念诗人节 重庆诗人昨会谈诗歌》⑤，而对赛龙舟和劳军的铺天盖地的报道却显得更为平易近人。
在《端节划船赛盛况空前》一文中，还引用了主办方省立师范学院的教授林砺儒主席的致辞，说“今日吾人举行划船比赛，亦即保全吾国民间形式，发扬吾国固有之体育，同时更以此种民间形式来纪念此伟大之民族诗人。”“今后太平洋上之和平维持，而此种力量当亦多靠海军，故今后吾国海军人材之培养，必甚需要，希望各人能多作水上运动，使养成海军人材质基本条件。”[12]这就将赛龙舟与强身健体、爱军爱国的育人理念结合在一起。甚至还有一些比赛决定将龙艇出租收入捐充劳军之用⑥，使得赛龙舟这一传统项目不仅能为军队培育后备人才，还为军队提供了物质支持，这就为它在抗战时期的推广取得了合法性。
至于劳军活动的形式则更为多样，从报纸消息的正副标题中可见一斑：《慰劳空军晚会 改在××空军营地举行 桂林女中学生代表献花》《端节劳军 各界组队出发赠送礼品 妇女慰劳会今慰劳抗属》《慰劳湖南将士捐款 本报代收已超过百万元》⑦……而在其他没有谈论诗人节的报刊中，他们的端午节新闻是这样的：《市審宣传处举办击灭英美（笔者注：“英美”二字都带犬字旁）龙舟竞渡大会 参加中小学生千余人情绪热烈》《总处印刷股职工节约端午餐费慰劳前方》《漳浦妇女界端午节义卖香囊充“七七”献金》⑧……
从这些新闻中可以看出，赛龙舟与劳军的受众范围已扩大至社会各界乃至大中小院校，活动形式也在不断创新改进，既然有了更广泛的参与群体、更积极的群众反馈，也就表明此类庆祝方案是行之有效的，国民政府在借助公共报刊实现抗战时期宣传教化目标之时，势必要考虑各种宣传方案的效用。反观诗人节的形式，仅有茶话会、座谈会，活动流程多为致辞、报告、诗朗诵与聚餐，没有脱离过第一届诗人节的庆祝机制，这也使得该节日的活动范围局限于文人交际圈中，每年大同小异、缺乏明显新意的庆祝方式，也较难在公共空间中赢得更多宣传资源。作为新兴节日的诗人节曾在首届举办时因其激发诗人创造力、纠正诗歌创作风气的设立初衷而备受关注与支持，报刊上的推广力度也隐含着对其走出书斋、走向大众的期望，但当这种期望最终没有实现时，它所铺展开的宣传资源也只能缩回文人圈中，重新变成一个知识分子的节日。
成为知识分子的节日当然并不意味着诗人节的贬值，因为在最初发表的那篇经由郭沫若修改确定的《诗人节缘起》中，“文协”就表明“决定诗人节，是要效法屈原的精神，是要使诗歌成为民族的呼声”，“是要现代的诗人们互相检阅，互相砥砺，以育成中国诗歌的伟大将来”。[13]从该宣言中可看出，诗人节的面向群体似乎主要还是广大诗人;至少可以认为，部分“文协”同人是希望借助屈原的诗歌艺术和人格精神来为这个从“五四”以来发展了二十多年的新诗诗坛指引新的前进方向，例如任钧就直接在首届诗人节的纪念特刊上重申了目前的工作任务，强调提升新诗质量、加强诗歌理论和批评以及鼓励诗朗诵等等[14]，臧云远也随即写下长篇散文来分析屈原的诗歌美学[15]。
然而另一方面，老舍则把“诗人”这个概念扩大为全体文人，认为“凡气度崇高，富有创造力与想象者统可被誉为诗人，故诗人节实为文艺节，不必再有戏剧家节，小说家节，及杂文家节也”，甚至还说“有人于此，终身不为一韵语，而爽朗刚正，果敢崇高，有诗人气度，即是诗人”[16]。自然后一种说法有玄虚之嫌，但前一种将诗人与文人等同的想法还有几分道理;毕竟老舍早年留洋英美，对西方文学理论自“诗学”开始的研究道路应不陌生。以屈原的高尚人格鼓舞广大文人投身于抗战文艺创作事业中，这种期望并非老舍独有。首届诗人节与“五卅”同时庆祝，第二届则与中苏文化协会联合，为苏联文豪高尔基逝世六周年举办纪念晚会，从中就可看出“文协”之意不仅在于扩大诗人节影响力，还要扩充这个节日的精神内涵。但现实情况则是小说一类虚构文学暂时为繁荣的报告文学所取代，戏剧方面又有每年2月15日的隆重又盛大的戏剧节来鼓励相关创作及演出，诗人节其实无需为其他文体“分忧”，而只需着力于提升新诗在抗战文学中的作用和价值，这也是诗歌座谈会上对抗战诗歌提出的要求[17]。
要提高新诗的抗战功用，就必然要将这种文体向大众推广，使抗战诗歌在群众之间广泛流传;承担此重任的诗人节，理应也要在人民中赢得口碑，通过广场诗等形式来增进与诗歌读者之间的互动。然而按照几届诗人节的庆祝模式来看，“文协”同人们似乎是将这个本应走向民间的节日局限在“高堂之上”，每年一届的纪念活动都以室内茶话会（或辅以诗歌座谈会）的形式举办，或是借此机会为国父就任大总统举办纪念活动、为柳亚子等文人祝寿。相较之下，一年一度的戏剧节似乎更为热闹非凡。初期常有走街串巷、游艺晚会、剧场演出等汇演形式，在实现了群众大狂欢的基础上又促进了创作表演团队与观众之间的互动，观众的反馈正好可以用于检验抗战戏剧的发展成效;而后期才产生的献演、茶话会等形式，其实已经预示着戏剧节由民间狂欢走向官方化，由兴盛走向没落。[18]——诗人节却在诞生之初就采用了茶话会模式，这或许也就注定了它难以超越官方体制的桎梏，难以深入民心。
如果联系起同一时期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会发现诗人节的活动开展其实与“提高”和“普及”的辨证问题构成了某种对话关系。诗人节的设立初衷是为了重振新诗界的创作风气，是从实用主义的立场出发来否定新诗发展至现代派所形成的所谓“无病呻吟”、“寻章摘句”的不良风格，让新诗发挥应有的鼓舞人心、影响社会的效用。诗人们在多次诗歌会谈中均提出要改进诗歌的音节、字词、意象，使之更加平民化、大众化;然而，本应作为一年一度诗歌汇展舞台的诗人节，却成了文人之间团聚言欢的交际场合，文人们所倡导的“诗歌大众化”理念与实际行动之间产生的裂隙，不能不令人深思。这里无意质疑“文协”同人为发展抗战诗歌做出的努力，也无意对“大众化”的理念做出更多评论，而仅仅是从节日的角度出发，试图探究诗人节为何生命力不够持久的原因。诗人节在历史舞台上的登场本就带着不可否认的严肃性，而它要向民间推广则需要接纳并包容端午节原有的广场狂欢式的诙谐性;“文协”同人在努力使诗人节神圣化、合法化的时候，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对端午节原有欢庆模式的兼容，因而诗人节的衰落也是必然的趋势。
三、诗人节里的“众声喧哗”
因诗人节的诞生而产生交集的这个文人政客的群体对诗人节的理解其实并不一致。有学者将支持与反对诗人节的群体分别划分成三类：肯定派里有国民党的开明者、老舍等无派别者及郭沫若等左翼知识分子;否定派则有官方宣传部门张道藩等人、胡秋原等自由主义者，以及打着纯粹学术招牌的孙次舟之辈。[2]如此门类繁多的群体划分，至少可以说明诗人节其实是个兼容性相当大的节日，它足以吸引各类思想流派的驻足与评判。
笔者认为，诗人节的兼容性正因其自身定位的模糊性所致。当时的文人们能够从这个节日中汲取到的养分和灵感其实并不丰富，毋宁说并没有超出原有的端午节之范畴，这可以从当时的相关评论和创作中得到印证。从评论方面来看，黄药眠、陈畸、陈纪潜等人的文章所论述的是屈原文学成就“建筑于对人民的热爱和对事业的忠诚上面”[19]，将之比作“我们的荷马，我们的但丁，我们的沙士比亚，我们的歌德和普希金”[20]都不为过，进而鼓舞诗人们“拿起你们的笔来，迎接东方伟大的诗艺术时代吧。”[21]这其实是想在屈原身上挖掘中华文化的传统根基。而从作品方面来看，包括郭沫若在内的创作者以屈原为素材创作的历史剧，同样是为了在社会中宣扬屈原的爱国忠君、嫉恶如仇的精神。⑨后来虽有王亚平等人进行杜甫的研究与再创作⑩，试图从屈原之外再增加一个可资借鉴的诗人，但其实总体而言却并未能做到更广泛地囊括古今中外更多优秀诗人。既然如此，将這个纪念屈原的节日另称之为“诗人节”又似乎没有必要了，且有窄化“诗人”概念的倾向。
1944年前后围绕诗人节产生的多次争论也是如此。孙次舟发起了关于屈原“文学弄臣”身份的讨论，质疑屈原是否值得纪念;柳亚子则倡议将诗人节改为国历五月五日，避开农历端午节。前者因有借学术招牌重提华夷之辩的嫌疑，不利于抗战期间民族团结，所以遭到了其他学者的反驳。后者则获得了官方认可，众人觉得国历节日更为庄重、富有时代意义，因而1944年的诗人节改定在国历5月5日庆祝。另外随着诗人节的推广，也有一些文人及时提出要学习屈原的精神而不必模仿他的沉江之举，等等。——这些讨论虽然触及了民族主义、中西文化比较、古典传统继承等等有深度的论题，但也没有超出屈原其人其事而拓展到广泛的“诗人”范围之内。
综上可看出，以当时对诗人节的定位，可挖掘的精神资源几乎未曾超过端午节和屈原本身，“诗人节”就如同在传统的端午节之上树立了一个更为明显的标识，提醒众人此处有可供发掘的宝藏，当众人真的蜂拥而至、奋力开凿时，矗立于他们头顶的这块标识就只剩下被悬置的命运。这是诗人节在当时的环境中难以摆脱的尴尬处境，随之而至的则是其他人对这个节日存在合理性的质疑。
这种质疑之声从第一届诗人节开始就有了。孟超借用鲁迅《论雷峰塔的倒掉》的幽默论调，说“雷峰塔的倒塌是妇女解放的象征，那末，填平了汨罗，一定可以‘解放诗人了！”[22]因为诗人节的产生既有误判时代局势之嫌，又是对诗人的道德绑架。1942年的《本行通讯》有一首打油诗，写得更为直接泼辣：“又到诗人节，大家哭屈原。凭君换稿费，千字约三元。”[23]署名为“风满楼”的作者难以知其本尊姓名，但这首题为《诗人节读报纸有感》的短诗，却带着对文人集体哀悼屈原的不满与讽刺。
前文谈到出版于上海的《中国商报》是最早报道诗人节的刊物之一，那种特殊的排版布局却并非《中国商报》独有，上海的一些报刊对诗人节的报道其实都有一种难以名状的意味。在一本名为《上海特写》的刊物中，1946年6月第四期的文章虽然题为“诗人节在上海”，其实全页充斥着“端午花絮”，如右上角的打油诗“吃了雄黄酒不会生瘟病。江上竞赛龙舟五色俱备。少爷兵拍照预备赠情妇。”同一页还有“白蛇传抓住群众”“劳动朋友乐一天”“巨舰之旁赛龙舟”的报道，但却没有任何诗人节晚会之类的消息。似乎该杂志是想借此来表明，“诗人节”在上海只是端午节的别称，上海市民庆祝“诗人节”的方式与往年别无二致。[24]同一个“诗人节在上海”的标题出现在《人民文艺》里，讲的却是文协上海分会与诗歌音乐工作者协会的庆祝会，有郑振铎、田汉、茅盾、郭沫若等四位先生出席演讲，同时还为柳亚子祝寿。[25]——不同定位的报刊对诗人节的关注点大不相同，由这两篇同名文章可见一斑。
同样也曾作为上海地区最早报道诗人节的报纸之一的《力报》，1948年却刊登了一篇题为《冷静的诗人节》的文章，全文不过短短数百字，文风却相当犀利，试摘一段如下：
端阳节，亦称“诗人节”，诗人于“诗人节”，并无纪念举动，至多在家摇头摆尾，多赋一诗而已。然在此年头，诗人太不“当令”，赋诗不足以疗饥，且米贵如珠，赋诗也须吃饱肚子而赋的，否则，嘴里还没有拈得诗韵来，肚子里却发出辘辘之声矣。[26]
这与此前《本行通讯》“凭君换稿费，千字约三元”的打油诗风格几乎如出一辙。
诗人节报道内容的这种两极分化现象，在抗战胜利以后屡屡出现。一方面，是《中华时报》、香港《大公报》等正面描绘抗战胜利后第一届诗人节的热烈场面B11;《诗歌》编辑部也指出要多写些“为人民与为人民所爱的诗”[27]。另一方面，《益世报（天津版）》却发了一组快讯，总题为《萑苻遍地过端阳》，副标题则分别是天津和北京的快讯梗概：“平津人士未能免俗”“各县难民愁眉苦脸”“文化城的雅人大过诗人节”，一边是难民因为天降大雨无法谋生，一边是北大清华校园诗社聚会庆贺，其鲜明对比中隐含的价值判断大概只能靠读者自己去体会。[28]诗人节本是为了改变“纪念屈原的诗人比不上水手船夫的力度”[29]的现状，试图在“水手船夫”庆祝端午节的狂欢活动之外另造一个属于“诗人”的神圣化的诗人节，然而在这个有如“双面的雅努斯”的节日中，“诗人”与“水手船夫”成了互相背对的两个庆祝群体，二者在无法协调融合的时候，属于民间的狂欢又逐渐占据了上风，这样的结果或许是诗人们始料未及的，又或许也是他们分身乏术、难以规避的。中国现代诗人节自新中国成立以后就慢慢淡出人们视线，再度回归时，它已经披上了商业化的外衣，肩负着发展地方经济的任务，此时的诗人节虽然做到了“与民同乐”，但却也不是四十年代的那种味道了。
四、结语
如果从发展抗战诗歌的角度来看，诗人节确实在一定程度上为诗歌创作者们提供了契机和平台。尽管诗人节的举办模式并没有真正为诗人们提供更为丰富的精神资源和物质支持，也没能构建官方与民间、专业诗人与业余爱好者之间的沟通桥梁，但它以“诗人”之名提醒着各位诗歌创作者勿忘诗人身份、提升诗歌质量，为端午这个传统节日寻找到了富有时代意义的新阐释，从流传下来的数量庞大的抗战诗歌可以看出，“诗人节”确实完成了它的时代使命。但如果从节日生成发展的模式来看，诗人节的诞生过于仓促、宣传不够有力，这也导致它难以真正赢得大众长久的拥趸，因而建国后的诗人节只能消失于端午节长盛不衰的光芒之中。
注释：
① 同一时期还有将六月六日大禹诞辰设为工程师节的做法，或许也和诗人节的确立出于同一种考虑。见《大公报（重庆）》刊登的《工程师节——工程师学会决定在大禹诞辰举行》一文，1941年5月31日第三版。
② “中世纪的节日似乎变成了双面的雅努斯，如果它的官方宗教的面孔转向过去，使现存制度神圣化和合法化，那么它的民间—广场的笑颜则朝向未来，含笑为过去和现在送葬。”参见《巴赫金全集（第六卷）》（李兆林、夏忠宪等译），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94页。
③ 关于姜桂圃，目前笔者所搜集到的资料是他還曾在1940年12月7日的重庆《大公报》上发过《诗歌朗诵队成立大会记》。
④ 在劉奎《现代诗人节的确立与新诗人的诞生》一文中引用《中央日报》刊发的《诗人节的重庆各报特刊》表述，说“篇幅最多连出三日的，有《大公报》”，此处表述错误，实际上重庆《大公报》连续发了五天的特刊，从1941年5月30日至6月3日。
⑤ 以上两篇分别见于《二届诗人节》（《大公报（桂林）》1942年6月19日第三版）与《纪念诗人节》（《大公报（重庆）》1944年6月26日第三版）。
⑥ “自晨至夜开放十日龙艇出租，以所收入捐充劳军或本市动员经费云。”参见《龙艇比赛》（《大公报（桂林）》1944年6月23日第三版）。
⑦ 以上三篇分别见于《慰劳空军晚会》（《大公报（桂林）》1942年6月19日第三版），《端节劳军》（《益世报（重庆）》1942年6月18日第三版），《慰劳湖南将士捐款》（《大公报（重庆）》1944年6月26日第三版）。
⑧ 以上三篇分别见于《市審宣传处举办击灭英美龙舟竞渡大会》（“英美”二字都带犬字旁——笔者注）（《北京市政旬刊》1943年5月12日第二版），《总处印刷股职工节约端午餐费慰劳前方》（《省行通讯》1940年6月19日第5卷第8期第72页），《漳浦妇女界端午节义卖香囊充“七七”献金》（《福建妇女》1944年第4卷第3、4期合刊第35页）。
⑨ 1941年（即郭沫若创作《屈原》的前一年），在湖南已有四十五个县市的剧团戏院在端午节上演了某战区政治部编著的《屈原》戏剧。参见《湘四十五县市剧团戏院端午节上演《屈原》》（《前线日报》1941年5月24日第1版）。
⑩ 参见王亚平的《杜甫的讽刺诗》（1943年6月6日《新蜀报》）。
B11 以上两篇分别见于《今天诗人节》（《中华时报》1946年6月4日第三版）和黄宁婴的《庆祝诗人节》（《大公报（香港）》1946年6月1日第六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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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文 格）
Modern Poets Day in 1940s Newspapers and Periodicals
LI Mei|qi，JIN Hong|yu
（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Wuhan University， Wuhan 430072， Hubei， China）
Abstract：The Chinese modern Poets Day， originated from the Dragon Boat Festival， has sprung up and finally gone downhill from 1940 to 1949， the process of which was shown obviously in the Chinese newspapers and periodicals in 1940s. Poets Day was born with intellectuals and politicians expectations to bring about the regeneration in the new poetry realm and the encouragement among public and soldiers， and this original intention had attracted a great number of support and popularization from the publishers. However， this festival was always being celebrated monotonously only by Chinese scholars， which suggested to be a disadvantage during the competition with other Dragon Boat Festivals activities， such as dragon boat racing and taking greetings to army. The disparity between the original intention and the real impact of the Poets Day also resulted in the intellectuals suspecting the rationality of this festivals existence， which could be found in various newspapers and periodicals. Poets Day might boost the development of Anti|Japanese War Poetry in some way， but it didnt win support among the people as a festival， so it faded out after the foundation of New China.
Key words：The Poets Day; 1940s; newspapers and periodicals; The Dragon Boat Festival; Anti|Japanese War Poe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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