档案史料在初中历史教学中的应用探究

戴丽莎

【摘 要】地方档案记录了一个地区的主要历史事件，具有较高的客观性和真实性，是珍贵的历史资料，也是培养学生史料实证素养的宝贵素材。北京的地方档案馆藏资源丰富，于初中历史教学而言是宝贵的教学财富。针对档案史料资源分散、阅读困难、专业性强的问题，初中历史教师应该充分利用互联网资源，借助现成的学术成果，选取典型的档案作为教学材料，通过提供多角度的可资互证的材料来引导学生深入探究历史事件，更好地掌握历史知识。

【关键词】地方档案;初中历史教学;史料实证

自2018年北京“新中考”改革以来，历史学科的中考试题连续三年出现了与北京地方历史相关的综合题，彰显出鲜明的地域特色，间接表明出题者对地方史教学的重视，试图以考题引导学生对祖国、家乡产生认同感与自豪感。《义务教育历史课程标准（2011年版）》也提到，历史学科是一门综合性很强的人文学科，涉及的领域广泛，在具体教学中应当“多方面开发和利用校外历史课程资源。一是利用历史遗址、遗迹，以及博物馆、纪念馆、展览馆、档案馆、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等，组织学生参观，增强直观的历史感受。二是利用乡土教材和社区课程资源”[1]。北京作为文化古都，历史文化积淀深厚，因而北京各博物馆、档案馆的馆藏资源十分丰富，这些档案都是现成的教学资源，可供教师加以利用。目前的教学实践中，地方档案资源的利用并不多，其教学价值没能得到充分重视。下面以北京地方档案资源为例，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结合北京地方的历史教学情况，浅谈北京地方档案资源在初中历史教学中的价值与应用策略。

一、北京地方档案馆藏资源概况

提起“档案”，许多人的第一反应可能是——锁在储藏室压箱底儿的、落满尘土的古老文件。其实，档案是鲜活的、丰富的、可靠性较高的历史资料。除了账册、公文报告、会议记录、地图、协议书、地契、案例卷、存档报刊等是大多数人刻板印象中的档案，社会生活中的来往函件、日记、图样、照片、备忘录等也属于档案。特殊的城市地位和曲折的历史命运，使得北京的城市机构得以较早且较完备地建设，丰富翔实的地方档案得以留存。目前，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以下简称“一史馆”）、北京市档案馆，以及各区县、各单位（如大学）的档案馆（室）都能查阅到北京地区的历史档案。对于北京本地的学生而言，最为便利的还是一史馆和北京市档案馆。

一史馆主要保管明清时期的历史档案。据其官网介绍，一史馆藏有明清历史档案约1000余万件（册），其中明代档案3000多件（册），其余绝大多数为清代档案。馆藏档案中，汉文档案约占80，满文档案约占20，蒙文档案5万多件（册），还有少量以其他民族文字记载的档案以及英、法、德、俄、日等外国文字的档案[2]。近年来，一史馆正在加快档案数字化建设，并定期公布档案史料和相关目录。如2020年6月公布的檔案中，与北京历史关联度较高的档案有宪政专题档案（清末预备立宪）与戊戌变法专题档案。仔细了解这些档案可以发现，它们往往兼具国家档案与地方档案的性质——这些档案的形成与北京地理因素相关，但其内容又往往超出了地方历史的范围。这是北京作为首都的特殊地位所造成的结果，也正因如此，将之用于历史教学的应用方式也相对丰富。

相较于一史馆，北京市档案馆所藏档案更具地方特色，侧重收藏民国至今的档案。其官网显示：北京市档案馆现有馆藏190万卷（册），包括纸质、录音、录像、影片、照片等各种载体。截至2008年年底，近80万条记录及180万页的档案原文可以在网上检索、阅览，其中有446757条是民国档案记录。[3]数字档案馆系统中，我们不仅可以检索馆内的数字档案，还可以联合西城区、东城区、海淀区、朝阳区等各城区档案馆的数字档案资源进行检索。该馆所藏档案比较系统、全面地反映了民国以来北京的历史变迁、城市治理与社会生活，为初中历史教学提供了丰富而真实的教学资源。

二、北京地方档案的特点与教学价值

（一）见证重大史事，利于近现代史主干知识教学

晚清以来，北京直接见证了许多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重大历史事件，这些事件以各种形式的档案留存了下来。如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与《北京条约》的签订、洋务派与“洋务运动”、“百日维新”、义和团抗击八国联军与《辛丑条约》的签订、京师大学堂的开办和科举制度的废除等等。这些初中中国近现代史教学中的重要内容，都可以在北京地方档案中找到佐证，并在课堂上加以利用。

统编教材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一课中提到“咸丰帝让他的弟弟奕NFE80担任议和大臣”以及“奕NFE80被迫与俄、英、法交换了《天津条约》批准书”，并在“相关史事”中给出总理衙门的简述以及插图。在“洋务运动”一课中又提到：“洋务派在中央以恭亲王奕NFE80为代表，在地方以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等人为代表。”学生在学习这两课时可能会产生一些疑问。例如奕NFE80与总理衙门的创建有怎样的关系？作为清朝统治阶层的核心人物，他是如何看待英法联军入侵及《北京条约》的签订？奕NFE80为什么是晚清洋务派在中央的代表，他通过总理衙门做了什么？总理衙门在晚清承担了哪些对外交涉、通商、海关、海防等方面的事务？这些统编教材上没有提到的历史细节，可以从奕NFE80等人所作的《统筹全局酌拟善后章程》与北京市朝阳区档案馆所藏的《设立总理衙门原奏章程十六条》中看出，总理衙门的设立原本只是为了临时应对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清政府与英法等国的外交事务，“俟军务肃清，外国事务较简，即行裁撤，仍归军机处办理，以符旧制”[4]。然而，随着国门一步步被迫打开，总理衙门也不得不承担起更多事务，成为洋务派开展洋务运动以求“自强”的机构。

（二）内容丰富生动，利于激发学生共鸣

基于教学需要，教科书中的历史大多从宏观视角进行概述，突出重要的历史事件和人物，展示的都是客观事件和数据，连评价性的语言都很少出现。这有利于学生快速掌握核心历史事件，以此建立起清晰的历史事件线，但也容易让学生感觉历史距离自己很远，缺少真实感，自然也就无法从家国盛衰中感到自豪或是悲愤。日常生活史学家认为：“历史画卷无论多么宏伟壮丽，都是具体的人在具体的生活实践中一笔一笔描绘出来的。”[5]学生需要通过真实可感、生动且贴近生活的历史细节来触摸历史的脉搏，而档案正可以成为那个引发学生学习兴趣、激发共鸣的利器。

如在讲授近代教育事业的发展时，北京地区除了京师大学堂还创办了多所新式学堂。1901年，时任顺天府尹陈璧向清政府奏请，将地安门外的兵将局改为顺天中学堂。1902年学堂开学时，慈禧太后派人送来“御赐书橱”，光绪帝也命人送来一套《古今图书集成》。经过晚清到新中国的沧桑巨变，如今的顺天中学堂校址已为北京市第五中学分校所用。[6]又如1864年美国基督教公理会创办的育英学堂（后改名为“育英学校”）[7]，以及1921年民国总统徐世昌筹建的私立四存中学等[8]，都反映出北京地区近代教育的发展变化。这些都是与学生息息相关、可感可知的活历史。即便是各政府机构的往来公文，其中一些档案，如各地“旅平（京）同乡会”会馆档案、北平警察局的案件卷宗、北平市卫生局的“夏季清洁工作大纲”等环境清洁档案、20世纪70年代北京出租自行车试行办法、20世纪80年代整顿地铁站出入口自行车乱停乱放问题的通知等，都可以让学生从中窥探到一个个鲜活的人以及北京城市环境的发展变迁。

三、北京地方档案在初中历史教学中的应用策略

（一）借助学术成果，选取典型档案

档案史料有其自身特点，绝大部分档案都是手写完成，文字和格式往往不那么规整;公文档案有特定的格式和体系，快速且正确解读需要经过专业培训;照片、图片类档案如不与相关文字结合阅读往往难以解读其背后的历史信息等。这些特点对中学教师和学生的直接使用造成一定困难。幸而近年来国内档案资料的不断公布，以及历史学界对档案资料的使用与研究取得丰硕成果，都为档案的教学使用提供了极大的便利。如历史学家茅海健在深入研究一史馆的清宫档案后出版了《天朝的崩潰：鸦片战争再研究》一书，对相关历史档案进行整理研究，现已成为中学历史教师讲授中国近代史时必备的参考书之一。

此外，利用档案进行专题研究的硕、博士论文与发表于期刊的论文也层出不穷，不少都可为初中历史教学提供参考。特别是北京市档案馆编辑出版的《北京档案》每期都会刊出数篇北京地方档案的研究成果，可为课堂教学提供典型的档案史料。比如《一封“迟到”的最后通牒——档案揭秘北平和平解放经过》，该文从傅作义给邓宝珊关于停止抵抗的指示和林彪、罗荣桓发给叶剑英《准备和平接受北平》的两份电报档案出发，有血有肉地展现了国民党华北“剿总”总司令傅作义的心路历程，讲述了北京和平解放的一段历史[9]。又如《九十年前一场电车文明与人力车夫的冲突——1929年北京人力车夫捣毁电车事件背后的探究》，通过档案、当年的年鉴、李景《北京人力车夫现状的调查》等史料，揭示了民国时期电车这种新型交通工具进入北京后对人力车夫造成的冲击，由此引发的冲突折射出旧社会制度对中国近代化进程的阻碍[10]。再如《作为“事件”的五四运动——从档案文献看北洋政府对五四运动的处置》，通过发掘档案文献，参照相关新闻报道和个人回忆录，还原“火烧赵家楼”事件、被捕学生遭审讯、北京学生罢课和上海“三罢”的事态发展，还有准免曹汝霖、张宗祥、陆宗舆，拒签巴黎和约等历史事件，进而澄清了人们对历史细节的一些误解[11]。

由此可见，学者的研究已经围绕专题筛选出了大量典型材料，这些研究成果可以帮助中学教师节约大量阅读档案史料的时间和精力。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学教师就能秉持“拿来主义”直接用于教学，仍要根据课程标准和具体授课内容，进一步筛选出最适合应用于课堂教学的史料。而且，对于初中历史教学来说，每课出现的档案史料文字量不宜过多，教学重心应是引导学生对史料进行思考，渗透“史料实证”意识，培养“历史解释”的能力。

（二）注意史料互证，引导深入探究

一般来说，档案作为第一手史料，客观性和真实性较高。但是历史研究不能盲从盲信，档案上信息的真实性还要多加鉴别。有些档案由于种种原因可能会歪曲事实，且单一种类的档案记载也不能真实而全面地展现错综复杂的历史，档案与其他侧面实证相抵牾的情况也不少见，如果仅以个别档案为信，这种思考方式实则有所欠缺。何成刚与李志先认为，中学历史教学应用档案资源时应当注意三个方面：一是准确理解档案，二是使用可信档案，三是审慎使用失信档案[12]。具体到课堂教学中，教师应当努力做到两点：第一，使用档案史料时，找到可为互证的不同类型的史料，同时出示给学生;第二，通过问题设计，一步步引导学生思考不同史料之间的差异与联系，初步掌握史料对比分析法，帮助学生建构起“信—疑—辨”的史料实证思考路径。如在教学五四运动时，可以组织学生围绕“火烧赵家楼”进行以下史料辨析。

材料一

这时曹汝霖宅内的十几个全身武装的卫兵，已被外面的呼声鼓掌声的震骇，并且受了跳进去的同学的勇猛的感动，已丧失了用武的胆量和能力，只得取下上好的利刀，退出装好的子弹，让继续跳进去的五个同学从内面把那紧闭重锁的后门打开！

——匡互生《五四运动纪实》[13]

材料二

曹汝霖的房子，是一座很大的满洲王府式的平房，我们到他家门前，大门已经关了，门口站着一大队荷枪实弹的警察……大家看他们进去了，于是接上爬进去的几十个人，把大门打开，而曹宅的院子里还站着许多警察，因为学生向他们极力宣传，所以他们已没有什么抵抗。

——罗家伦《蔡元培时代的北京大学与五四运动》[14]

问题：材料一与材料二都摘选自五四运动亲历学生的回忆录。根据他们的回忆，学生冲进曹宅时，保卫曹宅的警察是什么态度？他们认为警察采取这一态度的原因是什么？你同意他们的观点吗？

根据以上两则材料，警察对五四运动中的学生冲进曹宅采取了“纵容不管”的态度，两位亲历者认为这是因为警察受到学生勇猛行为和宣传的感染。两个五四运动亲历者的回忆录可以互相印证。但是这两则回忆材料是否真实，警察“纵容”的原因是否如他们所想呢？此处教师应当指导学生注意到这两则材料同属一个类型且是同一视角，想要挖掘事实可以试着阅读不同视角的史料，然后出示下面的材料：

材料三

问：学生怎么进去的？

答：由窗户进去的。

问：学生到你们门首巡警阻拦他们否？

答：警厅下令命他们敷衍，稍微拦拦他们。

……

问：门里边没有巡警么？

答：有四个巡警，见学生去了也就闪开了，并未拦他们。

——《京师地检厅侦讯曹宅管事张显亭、燕筱亭笔录》[15]

材料四

钱总理一面劝吴妥速解散，一面劝段不要出兵，地方上事，应由警察负责，不必派兵弹压。……回家时汽车不经过前门，没有看见学生，到了家门，警察厅派来三四十名警察，队长向我请示，怎样保护法？我说这是你们的事，怎么反来问我？队长说，上头命令“文明对待”，故连警棍都没有带，怎么好呢？我苦笑道，你们看怎么好，即怎么办得咧！警察们即找木板石块之类去堵大门。

——《曹汝霖一生之回忆》[16]

问题：材料三和材料四的视角与材料一、材料二有什么不一样？这两条材料揭示出警察“纵容不管”学生的原因是什么？你认为以上四则材料中哪一则可信度比较高？为什么？

阅读这两则材料可知，从曹宅管事和曹汝霖的角度来看，警察“纵容”的原因是“上头命令敷衍”和“文明对待”，这与两位五四运动亲历者的想法有很大差异。通过不同身份亲历者的说辞，学生就能理解：历史事件的参与者往往只能根据自己的所見所闻提出自己的看法，后人在了解历史时需要从不同角度互相对比才能接近真相。此外，回忆录和笔录虽然同属档案的范畴，体裁的不同和史料形成的时间都会影响材料的说服力。这四则材料完成了同一角度（五四运动的亲历者之间）、同一体裁（回忆录）的材料互证和不同角度（五四运动的亲历者与曹宅管事、曹汝霖）、不同体裁（回忆录与笔录）的对比，同时也通过一系列问题一步步引导学生思考史料间的差异与联系。学生在对史料进行对比分析时强化了辩证思考能力，对历史事件也有了更深的了解。

综上所述，北京地方档案史料资源丰富，对初中历史教学而言多有可资利用之处。在相关馆藏资源利用日益便捷的今天，学者提供的丰硕的研究成果可以为中学教师提供非常有力的学术支持。但想要将档案史料更好地应用于实际教学中，还需要历史教师不断实践，继续探索，发现一条多角度充分利用现有资源提升学生学科素养的有效途径。

参考文献：

[1]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义务教育历史课程标准（2011年版）[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

[2]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档案综览[EB/OL].[2021-03-30].http：//wwwlsdagcom/nets/lsdag/page/topic/Topic_1918_1shtml？hv=.

[3]北京市档案信息网.馆藏介绍[EB/OL].[2021-03-30].http：//wwwbjmaorgcn/bjma/330228/330246/330247/indexhtml.

[4]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M].北京：中华书局，1979.

[5]刘新成.日常生活史与西欧中世纪日常生活[J].史学理论研究，2004（1）：35-47.

[6]李闯.清末北京顺天中学堂创办始末[J].北京档案，2020（10）：53-55.

[7]周红光.档案记载的北京育英学校[J].北京档案，2020（3）：58.

[8]北京八中.北京八中历史沿革[EB/OL].[2021-03-30].http：//wwwno8msbjcn/cms/xxgk/bzls.html.

[9]王跃旭，孙瑾.一封“迟到”的最后通牒：档案揭秘北平和平解放经过[J].北京档案，2013（8）：43-44.

[10]沙敏.九十年前一场电车文明与人力车夫的冲突：1929年北京人力车夫捣毁电车事件背后的探究[J].北京档案，2020（9）：55-57.

[11]欧阳哲生.作为“事件”的五四运动：从档案文献看北洋政府对五四运动的处置[J].中共党史研究，2020（1）：40-63.

[12]何成刚，李志先.档案资源在中学历史教学中的应用研究[J].天津师范大学学报（基础教育版），2018（4）：17-23.

[13]匡互生.五四运动纪实[J].新文学史料，1979（3）：20-31.

[14]罗家伦.蔡元培时代的北京大学与五四运动[EB/OL].（2014-04-24）[2021-03-30].http：//wwwcssncn/zt/zt_xkzt/zt_lsxzt/hywshsxzgm/slhg/qlzks/201404/t20140424_1083813_1shtml.

[15]北京市档案馆.档案中的北京五四：北京档案史料（20092）[M].北京：新华出版社，2009.

[16]曹汝霖.曹汝霖一生之回忆[M].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80.

（责任编辑：朱晓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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