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风效能革命党课（全文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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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风效能革命党课3篇
第1篇: 作风效能革命党课
保皇会与革命党人的分歧及原因探讨
辛酉政变后，康梁等维新党人流亡海外，于1899年在加拿大成立“保救大清光绪皇帝会”（简称保皇会）。孙中山亦早在1895年在檀香山创立兴中会。保皇和革命党人在清季十余年间论争不断。本文试图厘清两党之间的分歧，并初步探明其背后之原因。
早在戊戌变法之前，革命党人与后来被称为保皇派领袖的康有为就有过会晤：
当时有人对我说：“康圣人到了”。康有为系志大言大的人，我们久欲延揽他同办大事，我想在那年的春天，我和孙先生特地到广州去找他，没有见着。这一次我到上海，竟能同他住一个栈房，我当然要去见他了。
据陈少白记载，那一次他与康有为及康的学生梁启超交谈了几个钟头，康有为也颇为赞同他所说的“现在中国的情况，已很危急，满清政府，实在太不行，非改革一下不可”。然虽都旨在改革，他们此后走的却是两条道路了。
一、两派之分歧
康梁流亡国外创立保皇会，从此保皇会在海外活动十余年，影响甚大，因而与同样以海外华人为主要根基的革命党发生冲突，这些冲突集中反映在两党的论战上。他们争论的首要问题是：是否尊清帝。
保皇党自然以保皇为第一要务，其于1900年制定的《保皇会草略章程》中，第一条即曰：
本会专以保全中国为主。盖中国危弱，欲保身家非保国不可，欲报中国非保皇上复位不可，故本会名保皇。
他们将希望寄托于被囚禁的光绪帝，视慈禧与荣禄为第一大仇敌：
我圣主一复位，则以中国之君权，雷厉风行，期月三年，中国已可自主矣……（皇上）以爱民之故，不忍坐视那拉后之日日卖鬻，乃舍身起而取权变法。夫岂不知变法取权，必不见容于那拉荣禄，而致废弑哉。
他们号召义士能同心发愤以救光绪帝：
若我义士能如日本，则皇上复位久矣……然则欲救皇上，亦必先去篡废之贼，斯贼一去，则上位立复，新政立行、中国立救，而吾四万万同胞身家性命立赎矣。
在保皇会成立后言论中，亦可见对此一宗旨的解释：
总之，今日若能救皇上，则诸贼自除，敝国自定，贵国即有大德矣。
本会以保皇为宗旨，苟非皇上有变，无论如何万不变。若革命扑满之说，实反叛之宗旨，与本会相反者也。谨布告同志，望笃守忠义，勿听莠言。
而后清帝退位，清朝灭亡，康有为无奈指出：
故自十月十六日，清朝已尽矣。即保会尚在，从何言保。
凡此种种，皆说明保皇会由保皇而设，其对尊君的态度是完全肯定的。
革命党人对尊君的态度则截然不同：
今所谓圣明之主者，其聪明之思果有以愈于尧耶？其雄桀独断果有以侪于俄之大彼得者耶？由是言之，彼其为私，则不欲变法矣；
彼其为公，则亦不能变法矣。进退无所处，而犹隐爱于此一人，何也？
此一针见血地指出，光绪帝并非贤于尧舜之圣主，保皇实为保一无能之人。
而到《驳康有为论革命书》之时，章太炎更直斥光绪帝为“载湉小丑”，全为私心：
载湉小丑，未辨菽麦，铤而走险，固不为满洲全部计……故戊戌百日之政……其迹则公，而其心则只以保吾权位也。
又云：
夫戴此失地之天囚，以为汉族之元首，是何异取罪人于囹圄，而奉职位大君也？……载湉者，故长素之私友，而汉族之公仇也。
孙中山亦直指保皇之危害及保皇与革命的区别，其势不能行：
梁借革命之名骗得此财，以行其保皇立宪，欲率中国四万万人永为满洲之奴隶，罪通于天，可胜诛哉！
革命、保皇二事决分两途，如黑白之不能混淆，如东西之不能易位。革命者志在扑满而兴汉，保皇者志在扶满而臣清，事理相反，背道而驰。
由此可见，在保皇的问题上，两派旗帜鲜明，毫不相同。
双方争论的第二个焦点是民智问题：
盖能以革命成大事之人，其智术必绝伦，又必久拥兵权者。中国枭雄积于心脑者，人人有汉高明太之心，吾见亦多矣……法国累更革命，积化百年，定章极严，而拿破仑第三犹如此，况中国向来无此议论，更无立宪定章……盖以人心未化之国，非极枭雄术略之人，肆其杀戮专制之本，必不能定之也。故今日中国，必无骤出华盛顿之理，不必为此妄想也。
此处康以为中国地广人博，非智谋、权术超群者不能成事，而在中国，此类人往往以民权为诱饵，而欲行专制之实。
且人民才智未开，北地西边，闭塞尤甚，无其人才而妄国，而欲以欧洲诸国自比，何其傎也。
今草野忧国之士，往往独居深念，叹息想望曰：安得贤君相，庶拯我乎……虽然，若以今日之民德、民智、民力，吾知虽有贤君相，而亦无以善其后也。
自尧舜以来逮于今日，生长于吾国之民，咸以受治于人为独一无二之主义。其对于政府不知有权利，实由于对于人群不知有义务也。以绝无政治思想之民，分以此权，授之以政，非特不能受，或且造邪说而肆谤诬，出死力以相抗拒。以如此至愚极陋之民，欲望其作新民以新吾国，其可得乎！
此则以中国未有英雄出世，且民智未开，不可骤行革命。
革命派的有些人对民智的看法，颇与保皇党类似：
盖中国之民，非无士心也，使指导之，刺激之，使能有助士心，发挥之少数真士出，则未可量者。然则今日之中国，仅闻有民而不闻有士者，岂真有为民无士之国也。
革命之举，虽事体重大，然诚得数千百铮铮之民党，遍置中外，而有一聪明睿知之大人，率而用之，攘臂一呼，四海响应，推倒政府，驱除异族。
吾闻夫一国之骤兴，必有无名之英雄出焉，故虽以支那今日之情形，亦未可先事而论断，安知异日东方之华、拿，其名字尚未贯注于吾人之耳。
按革命派的这些人也同保皇党人一样，认识到了人民的重要性，但认为当今中国民智不通，冀希望于“华、拿”之英雄以拯救中国。而另一些革命者则不然：
勿谓我国民无理想之资，勿谓我国民无进取之气，即此所以慕古之意，正为富有理想之证据，亦大有进步之机兆业。试观僻地荒村，举无有浴胡虏之恶德而消灭此观念者，彼等皆自治之民也。立尊长所以判曲直，置乡兵所以御盗贼，其他一切共通之利害，皆人民自议之耳自理之。是非现今所谓共和之民者耶？
自由、平等、博爱三者，人类之普通性也……敢谓我国民自有历史以来，绝无自由、平等、博爱之思想乎？……夫我国民既有此自由、平等、博爱之精神，而民权立宪，则本乎此精神之制度也，故此制度之精神，必适合于我国民，而决无虞其格格不入也。
按革命派与保皇派对民众的都极为重视，但他们对民智的认识有所相同有所不同，大体而言，后一种以孙中山为主，在革命党内占优势，否则也就无法起义了。两派关于民智认识的差异也就直接产生了第三个分歧，对待革命的态度问题：
夫革命非一国之吉祥善事也，就使革命而获成矣……然以中国土地广大，人民之众，各省各府，语言不相通……各怀私心，各私乡土，其未大成夜，必州县各起，省府各立，莫肯相下，互相攻击。
吾以为今之言革命民主者，糜烂四万万之人，大战数十百年，而必不能成革命，必不能保中国……或冀幸于万一，而有华盛顿者出，然与其望之空虚必无有未可信未出现未著效之华盛顿，何如望之已有现已效之皇上乎？
吾见夫所欲用之以起革命之多数下等社会，其血管内皆含黄巾闯献之遗传性也；
吾见夫以第一等革命家自命之少数豪杰，皆以道德信义为虱为毒，而其内部日日有杨韦相搏之势也；
吾夫见高标民族主义为旗帜者，日自附于白种景教，而借其力欲以摧残异己之党派，且屡见不一见也。夫景从革命者，必赖多数人，故吾观彼多数人者之性质而吾惧；
主持革命者，必赖少数人，故吾见彼少数人者之性质而吾滋惧……此吾所欲于衣被全欧震撼中国之革命主义，而言之犹有余栗也。
按保皇派既尊清帝又以为民智未开，尤其认为革命乃某些人造反作乱之藉口，即使革命发生也会由于各党各人私心作祟而相互攻击，徒增民乱，因而反对革命。
吾曰不可立宪，长素犹曰不可革命也。则应之曰：“人之智慧，自竞争而后发生，今日之民智，不必恃他事以开之，而但恃革命以开之”……然则公理之未明，即以革命明之；
旧俗之俱在，即以革命去之。革命非天雄、大黄之猛剂，而实补泻兼备之良药矣！
呜呼！我中国今日不可不革命。我中国今日欲脱满洲人之羁缚，不可不革命。我中国欲独立，不可不革命。我中国欲与世界列强并雄，不可不革命。我中国欲长存于二十世纪新世界上，不可不革命。我中国欲为地球上名国，地球上主人翁，不可不革命……我同胞其欲相存相养相生活于革命也，吾今大声疾呼，以宣布革命之旨于天下。
所以吾侪不可谓中国不能共和，如谓不能，是反夫进化之公理也，是不知文明之真假也。且世界立宪亦必以流血得之，方能称为真立宪。同一流血，何不为直截了当之共和，而为此不完不备之立宪乎？
以上则为革命党人的主张，他们强调革命是解救中国万般问题的方法，民智未开可以革命开之；
民族压迫可以革命解放之；
共和未立可以革命立之；
中国孱弱可以革命发展之。而针对保皇派党革命须动乱须流血之说，他们也指出真立宪也必须流血，皆是流血不若直成共和。
除以上三点分歧外，保皇派与革命党人对“保满和排满”、“共和和立宪”亦多有争论。但若联系上面三点分析可知，此情理中也。既然要尊清帝势必保满，而保满又尊清帝则势必行君主立宪。而革命党人一开始便打出了“驱除鞑虏”的旗号，排斥清帝，立志倾覆满廷，则其欲行共和也是必然之理。
二、两党分歧之原因
革命与保皇二派都旨在挽救中国，却走上两条道路，在某些问题上的分歧甚至截然相反，其原因须放在当时特定语境下加以分析。
先生名有为，字广夏，号长素，广东广州府南海县人。其先代为粤名族，世以理学传家。曾祖式鹏，讲学于乡，称醇儒。祖父赞修，为连州教谕，专以程朱之学，提倡后进，粤之士林，咸宗仰焉……成童之时，便有志与圣贤之学。
按康有为生于传统士大夫之家，幼年接受正统儒家教育，“年十八，始游朱九江先生之门……研究中国史学、历代政治沿革得失，最有心得，著书甚富……九江卒后，乃屏居独学于南海之西樵山者又四年。其间尽读中国之书，而其发明最多者为史学”，这分明是一个标准中国传统读书人的形象。出西樵后游走京师，此时康才开始接触西学。后康回广东开设万木草堂，培养了很多弟子，而这些弟子有些也成了日后保皇会的骨干（如梁启超、徐勤等）。据梁启勋回忆：“康先生讲学的内容，是以孔学、佛学、宋明学（陆王心学）为体，以史学、西学为用”。由此可知，康有为的教学方法仍不出“中学为体”的框架，他弟子们学习的也多是中国传统学问，因而虽然目睹中国疲敝，他们仍不敢生造反的念头，而寄希望于圣上变法。
孙中山的经历则不同。他出身于一个普通商人之家，12岁跟他哥哥孙眉到檀香山去，入读教会学堂，并入了耶教，十八岁回国在香港继续念书，后又入广东一个西医学校就读。可见孙中山接触西学较早，受西学熏陶很深（入耶教与读西医），此外他对种族观念也十分热忱：
学童以得此观听为乐。而先生见闻之后，英气溢于眉间，有时原原本本，抵掌而谈，使后来者咸得闻知。老军见其热忱种族观念，志愿非常，益加亲昵…….兴之所至，辄以洪秀全第二勉先生，先生得此徽号，视为无上之荣，亦慨然以洪秀全自居。
后孙中山四处奔忙呼号革命，乃中华民国之国父，又岂洪秀全第二？
另一位国学巨擘同时也是革命党中坚的章炳麟的经历也可作为代表。
章家一直都有深厚的民族情节，他父亲去世前曾从容遗命：
吾家入清已七八世，殁皆用深衣敛。吾虽得职事官，未尝诣吏部。吾即死，不敢违家教，无加清时章服。
他祖父曾教他以王、顾等人事：
外王父海盐朱左卿先生讳有虞来课读经。睱亦时以明清遗事及王而农、顾宁人著述大旨相晓，虽未读书，闻之启发。
余成童时，尝闻外祖父朱左卿先生言：“清初王船山尝云，国之变革不足患，而胡人入主中原则可耻。排满之思想，遂酝酿于胸中。及读《东华录》至曾静案，以为吕留良议论不谬。余遂时发狂论曰：明亡于清，不如亡于李自成。李自成非异族也。
按革命派内的人无非孙、章两类，即一类接触西学甚早，对西方民主制度多有了解；
一类则以中学为主，接触西学稍迟，但他们都有一共同点——俱有种族排满思想。邹容著《革命军》，其书几乎全部内容都在阐述排满兴汉之理，此书极受革命派推崇，可见一斑。章炳麟为其作序曰：
抑吾闻之，同族相代，谓之革命；
异族攘窃，谓之灭亡；
改制同族，谓之革命，驱除异族，谓之光复。容之署斯名何哉？谅以其所规画，不仅驱除异族而已，虽政教学术礼俗材性犹有当革命者焉。故大言之曰革命也。
可见，革命党人驱除“异族”之后，“政教学术礼俗材性犹有当革者”，后者与保皇党类似，而前者则是二者的分歧。笔者以为其原因在于双方种族观念有别。康有为在《答南北美洲诸华商论中国只可行立宪不可行革命书》中对其种族观念有过详细阐释：
谈革命者，开口必攻满洲，此为大怪不可解之事。夫以开辟蒙古、新疆、西藏、东三省之大中国，二百年一体相安之政府……然则满洲、蒙古皆吾同种……氐、羌、鲜卑入主中夏，及魏文帝改九十六大姓……当时中国民数，仅二三千万，计今四万万人中，各种几半，姓同中土，孰能辨其真为夷裔夏裔乎？
按此处康以为当此之时，汉族与其他民族共同生活数百年，一体相安且互相混杂，所谓真正的纯种汉族已经很难分辨。
若夫政治专制之不善，则全由汉、唐、宋、明之旧，而非满洲特制也。然且举明世廷杖镇盗大户加税矿政治酷政而尽除之。圣祖仁皇帝定一条鞭法……使举国四万万人数百年子子孙孙，永复差徭……亦可谓古今至仁之政矣。
按此处指满清相比此前各汉人王朝在专制上只是因循旧制，而仁政实有过之。
若国朝之制，满、汉平等，汉人有才者，匹夫可以为宰相，同治以来……若将兵之权，尤国之所倚，则袁世凯、马玉昆、宋庆、苏元春、张春发，何一非汉人乎？其极边将军大臣之用满人，则以用满蒙文字，为汉人不识故，而将来亦必改之……即今步军警察改用汉人，东三省亦拟改行省矣……有若元时，故特分满汉之缺。然则所以分之之故，盖专为汉人计也。
按此处康针对满汉不平等问题提出自己看法，但他似有意为清廷辩护，“同治以来….”“而将来亦必改之”之语尤其明显。或他的意思是指现在清廷对汉人已愈加公正：
昔戊戌在京时，有问政体者，吾辄以八字言曰：满汉不分，君民共体。皇上甚韪之……皇上决将满汉二字删除，凡官之分满汉缺者亦删去……故只有所谓中国，无所谓满洲……君而无道，不能保民，欲革命则革命耳，何必攻满，自生内乱乎？实推其意，不过为起兵动众藉口耳。
此处耗大量笔墨对康此篇进行分析，在于康实为保皇派绝对领袖，他的思想足以影响其他成员，若有人与他思想不一，则只有和他分道扬镳（如后期康梁决裂）。纵观康有为在本篇所述其思想，大旨着眼于当下形势，所谓满汉之防已愈来愈不存在，汉人也越来越得到重用，当今圣上更锐意有为，决心变法削去满汉之别，而排满不过是革命者意欲起兵动众一藉口。联系前引康认为即使革命起后，也不过是打民权的幌子行专制之实，是否可以大胆推测：康有为并非有十分明确的民族观念，只是由于担心革命会引发动乱，而光绪帝在他辅佐下进行了改革，并承诺消除满汉之别，因此他认为当前最要紧不是推翻满廷，恰是帮助光绪复辟，利用现存的清国统治机器进行不流血的改革，这样既能过渡到民主政体也不会有太多伤亡。
据孙中山在《革命原起》里自述：“予自乙酉中法战败之年（1885），始决倾覆清廷，创建民国之志”。然从他1890年《致郑藻如书》和1894年《上李鸿章书》来看，他此时对清廷仍报有希望，但在上书毫无成效之后，他从此就专注于革命，于1895年在檀香山成立兴中会，订下会盟书，其曰：
联盟人某省某县某某，驱除鞑虏，恢复中国，创立合众政府。倘有贰心，神明鉴查。
章太炎早年“与尊清者游”，他在1899年结集的《訄书》中收录有《客帝》篇，其曰：“则以鸡林靺鞨之宾旅，而为客帝于中国也，何损？知是，而逐满之论，殆可以息矣”。而在不到一年后的《訄书》重订本中，他在正文前即录《客帝匡谬》，对此前所云进行修正。此后章太炎的思想便一直倾向于“排满”，行“种族革命”：
我国民伯叔兄弟，亦既烛其奸慝，弗为惑乱，以胡寇孔棘之故，惟奋起逐北，摧其巢穴，以为中华种族请命。
今之所排，既在满洲政府，虽诛夷汉吏，亦以其为满洲政府所用而诛夷之人，非汎以其为吏而诛夷之…….举一纲而众目张，惟排满为其先务，此贞实切事之主义，所以异于夸大殉名之主义矣。
不妨假设当时若是一个汉人朝廷，革命党人将何为？从上看来，革命党领袖孙中山及骨干章太炎对清廷的态度均是先与之期望后与之决裂，而对待汉人朝廷也无非期望和决裂两种情形。若汉人朝廷也因循守旧，不愿变法，革命党人恐怕仍是要“革命”了，毕竟无论是“排满”还是“保满”，其目的都在于自立图强。汉人朝廷腐朽不堪，则与清廷几无二异。“驱除鞑虏，恢复中国”乃是前提，“创立民国，平均地权”才是目的。前引章太炎《革命军》序中也言：不仅驱除异族而已，虽政教学术礼俗材性犹有当革命者焉。可见后者才是真正目的。
因此笔者认为，种族革命的民族主义实起了催化剂的作用，它加速了革命的爆发了，推动了革命的发展，在革命前期能号召广大民众，凝集力量，况当时中国能真正了解民主的只是少数人，大多数民众皆具有的乃是种族思想，孙中山曾回忆：
往日日清之战，曾亲见有海陬父老，闻旅顺已失，奉天不保，雀跃欢呼者。问以其故，则曰：“我汉人遭虏朝涂毒二百余年，无由一雪，今得日本为我大张挞伐，犁其庭扫其穴，老夫死得瞑目矣。
当然此处孙中山有为辩护而造假之嫌，但也从侧面反映出他们为什么要打出“排满”旗号。民族主义的有无或敢不敢举起这面大旗，确是保皇与革命两派产生分歧的一大原因。
本文前已论述保皇派和革命党人不同的出生教育背景以及由此产生的民族观念，而除此之外，康梁之所以保皇，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缘由，即报答光绪帝的知遇之恩，孙中山在《敬告同乡书》中说得很明白：
夫康梁，一以进士，一以举人，而蒙清帝载湉特达之知，非常之宠，千古君臣知遇之隆未有若此者也。百日维新，言听计从，事虽不成，而康梁从此大名已震动天下。此谁为之？孰令致之？非光绪之恩，曷克臻此！今二子之逋逃外国而倡保会也，其感恩图报之未遑，岂尚有他哉！
康有为自己也说得透彻：
今上圣明，必有复辟一日，余受恩深重，无论如何不能忘记，惟有鞠躬尽瘁，力谋起兵勤王脱其禁锢瀛台之厄，其他非余所知。
关于此问题已有相关论文详加探讨，兹不赘述，仅置此为一重要原因也。
保皇派和革命党人在20世纪初的论争甚嚣尘土，本文主要以康、梁、孙、章为对象试将其分歧和原因略举一二：康梁是无可争议的保皇党领袖，其言论具有很强的代表性；
孙、章二人则一为领袖一为骨干，也是革命党内两种人的代表。分歧纷繁复杂，又常常互为因果，如尊君所以保满，因而提倡君主立宪，又以民智未开以佐证之等等，诸多未尽之处还待来日探讨。又诚如罗志田先生所云：“近代百多年间，中国始终呈乱象，似乎没有什么思想观念可以一以贯之…….但若仔细剖析各类思潮，仍能看出背后有一条潜流，虽不十分明显，却不绝如缕贯穿其间。这条乱世中的潜流便是民族主义。如果将晚清以来各种激进与保守，改良与革命的思潮条分缕析，都可发现其所包含的民族关怀，故都可视为民族主义的不同表现形式”。本文分析两党分歧的原因主要从民族主义入手，而通过本文的叙述似可知，保皇和革命党人在民族主义上的分歧直接导致其走向两条都旨在救亡的道路。但若当初孙中山的上书被采纳，他又会如何选择则不是笔者这里所能揣测的了。历史的偶然性恰在这里，由此看来，本文厘清原因的努力似有些徒劳，但若能使读者多一层思考也就足够了。
“哲人日以远”，但一百年前为了中国存亡而奋斗的仁人烈士们的功劳仍永载史册，荫被后人，照耀我们前进。
第2篇: 作风效能革命党课
“作风效能”个人对照检查材料
章耀华
本人认真对照习近平总书记系列讲话精神，对照党员标准，重点对照《党内政治生活准则》和《党内监督条例》，坚持问题导向，紧密联系个人思想、工作、生活、作风实际深入查摆问题，对存在问题的原因进行了剖析，同时提出了今后的努力方向，现将具体情况汇报如下。
一、存在的问题
1、“怕”方面：工作有畏难情绪，缺乏苦干实干的奋斗精神。
2、“慢”方面：消极应付思想作祟，缺乏进取精神。对工作和本人的要求都降低了标准，在坚持理想、信念、宗旨和艰苦奋斗的作风上都有所放松了，在自身党性修养上有随波逐流思想，缺乏进取精神，缺乏高质量、高标准的要求。
3、“假”方面：思想上，政治理论学习不够深入。忽视政治理论，学习也是简单应付，走过场。特别是对一些政治理论的精髓学的还不够深不够透，对其精神实质把握还不够全面。
4、“庸”方面：责任意识淡化，精神状态不够振作。能力不足，疲于应付。
5、“散”方面：律己不严，工作方式简单粗暴。在完成任务时，事情多的时候会烦烦躁躁。
二、产生问题的原因
1、对理论学习的认识不到位。由于对理论学习存在认识上的误区，在学习上满足于一知半解，不求进取，缺乏学习的自觉性和系统性，导致理想信念的不够坚定。
2、服务意识缺位。在履行职责的工作实践中，对党的群众路线认识不深，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公仆意识有所淡化。
3、对作风建设长期性认识不足。对于作风建设的长期性、艰巨性，缺乏足够的认识和理解。
三、今后的努力方向及整改措施
1、加强政治理论学习，提高自身素质。坚定理想信念，落实党的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根据工作需要，以学习和实践相结合为业务重点，不断丰富自己的知识体系，开拓自己的视野，提升自身的能力。
2、心系群众，服务现场。一是牢记党的宗旨。把职工群众当做我们的衣食父母，牢固树立人民群众是历史和财富的创造者的观点。
3、努力提高履职能力。一是消除思想顾虑，克服好人主义。工作中要消除好人主义思想，坚持工作的高标准、严要求。
4、勇于担当，勇于作为。在 实干上下功夫。要不怕矛盾复杂、不怕任务艰巨、不怕责任重大，敢于挑起重担，勇于克服困难，敢于真抓实干的精神。
第3篇: 作风效能革命党课
转作风 提效能 促发展暨党风廉政宣传教育月活动标语
1、问责问廉问效，转作风提效能促发展。
2、立党为公树公心修浩然正气，执政为民听民声抒鱼水情怀。（县委办）
2、加强反腐倡廉制度建设，深入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人大办）
3、反腐倡廉，发展经济，文明和谐，振兴澄城。（政府办）
4、方便服务对象，简化办事程序， 提高办事效率。（人劳局）
5、加强机关效能建设，提高机关服务水平。（乡镇中小企业局）
6、规范机关行为，优化办事流程 提高行政效能。（残联）
7、常修为政之德，常思贪欲之害，常怀律己之心。（ 广电局 ）
8、反腐倡廉预防为主，群众监督警钟长鸣。（邮政局）
9、权力公开透明，施政廉洁高效。（电信局）
10、树正气一心为民，讲纪律令行禁止。（网络公司 ）
11、以廉为荣，以贪为耻，以勤为标，以惰为戒。（地税局）
12、端正党风人人有责，反腐倡廉事事关心。（电力局）
13、勤以为民，廉以养德；
淡以明志，俭以修身。（党校）
14、为人之本德为先，为政之本公为先，为官之本廉为先。（烟草局）
15、深怀爱民之心，恪守为民之责，善谋富民之策，多办利民之事。（交通局）
16、加强素质建设，树立行业形象。（民政局）
17、深入开展反腐败斗争，为经济建设保驾护航。（法 院）
18、转变机关工作作风，优化经济发展环境。（计生局）
19、为群众办事， 请群众监督，让群众满意。（环保局）
20、强化政风行风建设，改善经济发展环境。（药监局）
21、一言一行不忘公仆形象，一举一动长思百姓冷暖。（国税局）
22、德乃做人之本，勤是为政之道。（审计局）
23、构建反腐惩防体系，创建和谐文明社会。（国土局）
24、深入开展反腐倡廉教育，筑牢拒腐防变思想防线。（物价局）
25、加强制度建设，健全监督机制，强化责任追究。（农机局）
26、反腐倡廉关系党的生死存亡，廉洁行政关系人民群众福祉。（财政局）
27、提高办事效率，优化发展环境。(工商局)
28、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大兴求真务实之风。（林业局）
29、为人民服务是唯一宗旨，谋经济发展是第一要务。（信用联社）
30、大力加强廉政文化建设，努力营造反腐倡廉氛围。（苹果局）
31、反腐倡廉重在标本兼治，廉洁自律务求身体力行。(煤炭局)
32、反腐倡廉，执政为民，端正行风，以民为本。（水务局）
33、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败由奢。（粮食局）
34、人人参与优化环境，事事关系澄城形象。（住建局）
35、加强反腐倡廉制度建设，为经济和社会健康发展提供坚强保障。（公安局）
36、加强反腐倡廉制度建设，完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检察院）
37、深入推进机关效能建设，不断提高依法行政水平。（司法局）
38、作风就是生产力，效能就是竞争力。(技术监督局)
39、
40、弘扬艰苦奋斗精神，反对奢侈浪费之风。（教育局）
41、转变工作作风，增强服务意识，提升机关效能。（农牧局）
42、 全力以赴支持企业发展，一心一意服务民生改善。（工业园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