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带给学生的启示简短4篇

篇一：改革开放带给学生的启示简短

　　改革开放对大学生的启示农村改革启示与微观经济学教学内容改革论文

　　摘要：源于西方的现代经济学在中国似乎有些水土不服。中国农村改革经验证明，土地等自然资源产权决定着资源配置效率。然而，旨在资源最优配置的微观经济学却将关注重点放在产品生产与分配方面，忽略了自然资源配置和自然资源产权制度对资源配置效率与公平的作用。为此，应将中国经验融入微观经济学教学，使经济学能真正立足于资源最优配置，综合反映古典、现代和未来可持续发展的经济问题。

　　关键词：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微观经济学教学改革

　　经济学是商业社会和市场经济的产物。因此，有着二千多年重农抑商传统的小农经济社会的我国，经济学教学只能取法于产生于西方的经济学，经济学课程和教科书也往往以《西方经济学》称之。但是，科学是时代的产物，西方现代经济学关注的是发达国家社会经济问题，与处于发展中和向市场经济转型的中国现实存在一定疏离。本文根据我国农村土地产权制度改革的启示，分析微观经济学教科书存在问题并提出改革建议。

　　一、中国农村土地改革启示

　　我国改革开放和经济体制改革，始于农村土地的家庭联产承包制。从产权经济学角度看，家庭联产承包制的实质是农村土地产权制度的改革。三十年改革开放的顺利进行和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正是建立在农村土地产权制度改革的不断深化所带来的土地资源和农村劳动力资源配置效率不断提高基础上的。

　　产权或财产权，是以所有权为核心，包括占有权、使用权、处分权和受益权权能在内的一束权利。所有权是基础，它确定了财产权利的归属；受益权是所有权界定的目的，没有受益权的财产权没有意义。使用权和处分权是财产价值和受益权赖以实现的手段，包括所有权和使用权可转让在内的处分权，是有效率的不减弱产权的重要条件[1]，产权权能完整程度和自由度决定着产权收益的大小。

　　农村土地家庭承包制的不断深化，本质上是农村集体所有制的土地产权权能不断向农户转移，农户土地产权制度不断建立和完善的过程。最初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使农户获得了集体土地的使用权和直接受益权，但政府仍然对农户土地的使用权或农地用途进行严格限制，农地仅限于农业经营和种植指定的农作物。到上世纪九十年代，农民获得了自然种植权，使农地使用权的自由度增加。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末以来，农村土地产权权能加快向农户转移，包括延长使用权或土地承包期限、免除农业税、试行农户土地使用权的合理流转；在四川，农户还以土地产权股份制形式，获得所占有土地的城市化和工业化使用的收益，从而使农户获得了稳定的土地占有权、完全的受益权和使用权的处分权。从受益权来看，集体没有受益权的农地集体所有制已没有意义；从产权权能来看，农村土地农户所有制已基本形成。

　　农村土地产权制度的改革，提高了农村土地资源本身的配置效率。另一方面也解放了农村劳动力，农民的劳动自由权不断增加，农村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大大加快，促进了经济结构优化和社会经济现代化，从而提高了整个社会资源的配置效率。正是因为如此，近年开始的林权改革，沿袭了农地产权改革方式。这充分说明，自然资源产权制度对资源配置效率和社会经济发展的决定作用[2]。我国现行矿产资源产权制度，尤其是资源税费过低，导致矿产资源开发效率低和收入分配不公平，从另一方面说明了资源产权制度对资源配置效率与公平的决定作用。然而，自然资源产权制度对资源配置效率的决定作用，微观经济学教科书却基本没有涉及。

　　二、微观经济学教科书问题

　　经济学是关于资源最优配置的学问。然而，以新古典经济学为基础的微观经济学，以厂商行为和产业市场结构为重点，探讨的却是生产什么和生产多少，如何生产，如何将产品分配到个人的产品生产与分配的最优问题。以国内流行的高鸿业主编的《西方经济学（微观部分）》[3]为例：第二章需求与供给讲的是商品（产品）需求与供给，单个商品市场均衡价格与数量的决定，第十章一般均衡和福利经济学中也仅涉及商品生产与消费问题。全书重点是第四至七章的厂商理论和市场结构理论，探讨的是厂商最优生产和不同市场结构的绩效问题。第三章效用论研究消费者行为，但相当篇幅为商品需求曲线推导和不同商品特性分析，是为厂商最优生产问题作铺垫。第八章纯粹从厂商最优生产角度探讨生产要素需求，第九章的生产要素供给虽然涉及到劳动、土地和资本，但却非常简略和粗糙，如只研究土地供给且假定土地供给量不变、没有品质区别。第十一章市场失灵和微观经济政策，只是在外部性和公共物品方面涉及到环境资源和公共资源。土地是财富之母，在劳动、资本和土地三要素中，没有土地和其它自然资源则财富无从创造，劳动和资本的价值无法实现。因此，现代经济学教科书忽略自然资源的配置、自然资源产权制度对资源最优配置的作用，无疑是一大缺陷。

　　现代经济学要揭示的是市场机制对资源最优配置的作用，但现代经济学教科书却以经济制度一定作为假设条件，从而忽略包括自然在内的生产要素产权制度对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必然产生对市场机制内涵的认识偏差。尽管新制度经济学揭示了产权制度对资源最优配置的重要作用，但其关注重点在资本产权、企业产权制度和交易合约问题。微观经济学教科书中，仅在生产论一章引入了厂商的契约概念，在微观经济政策一章涉及信息不对称时引入了委托代理理论。由教科书，人们只能得出市场机制就是需求机制、竞争机制和价格机制三者有机结合的结论。但是在产品生产与分配分析基础上所揭示的市场机制，只是商品市场均衡机制，不是真正的资源配置市场机制。资源配置市场机制，应包括自然资源在内的生产要素产权和要素资源配置的分析，才能完整地揭示市场机制对资源配置效率的作用。从广义上讲，机制指系统的构成及其相互关系和系统运行机理，经济学诺贝尔奖得主赫维茨等人的经济机制理论[4]也说明了这一点。笔者认为，资源配置市场机制应包括要素资源产权制度、要素和产品的市场交易机制、市场治理机制等，市场均衡机制只是市场机制优化资源配置的运行机理。其中，要素产权制度决定要素和商品市场交易机制的有效性，要素资源的交易比产品的交易机制复杂得多，自然资源的外部性和经济特性的多维度使市场治理机制成为市场机制的有机组成部分。

　　经济学是发展的，应关注和反映时代问题，但不应割裂历史和忽略以往所关注问题。古典经济学，无论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还是庸俗政治经济学，都关注自然资源尤其是土地产权制度及其相关的收入分配问题，关注资源租金的分配和效率，关注人口、资源与社会经济发展。而现代微观经济学，只关注市场经济产权制度建立，再分配制度比较完善，资本和企业组织主导社会经济运行后的厂商行为和产业组织问题；忽略古典经济学所关注的问题，特别是忽略要素资源产权制度及其对资源配置效率和收入分配公平的影响，迷信技术进步可解决马尔萨斯陷阱而忽略可持续发展问题。古典经济学所关注的问题，恰恰与作为发展中的、向市场经济转型的中国现实密切相关。尽管由于自然资源不合理配置导致了可持续发展危机，使资源与环境经济学成为现代经济学的重要分支，西方人的经济学教科书也因此对资源和环境有所涉及，但是其同样只是以新古典均衡分析方法研究资源的动态最优利用，而忽略资源产权制度对可持续发展的影响。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尽管现代经济学存在以上问题，但国外的微观经济学教科书能够紧密结合发达国家社会经济现实。而我国编写的、流行的经济学教科书，则除了承袭现代经济学的以上问题外，却既不反映现代经济学发源地即发达国家的现实，也不与中国经济现实相结合，只是抽象概念的堆砌和纯理论的推演。

　　三、微观经济学教学内容的改革

　　国内对西方经济学和经济学教科书存在问题有不同的看法，因此在经济学教科书改革上有两种观点。一是经济学中国化，综合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现代经济学，结合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际，建立中国经济学以取代西方经济学[5]。但是，经济学是一种观察社会现象的视角和方法，源于西方的经济学经过从古典到现代的不断发展，对西方和中国社会经济现象均有较强解释能力，具有超越国界的科学性。另一种是经济学的本土化，即在经济学教学和教科书中更多地联系中国现实经济问题实际，用本土故事演绎经济学理论[6]。但是，这只是西方经济学所关注问题在案例和分析对象方面的本土化，而没有解决现代经济学所存在的根本问题。

　　我们要做的是融合和综合。所谓融合，就是使现代经济学与中国社会经济实际紧密结合。当然，现代经济学源于发达国家社会经济实践，发达国家的经验和教训对中国经济发展有着十分重要的启示作用。因此，要将中国经验与发达国家经验融会贯通于经济学教学之中，在此基础上才能使中国经验丰富经济学理论。所谓综合，是使经济学能综合反映和解释社会经济发展各阶段和多方面的问题，包括：综合反映市场经济体制建立阶段和市场经济制度成熟阶段、经济不发达和发达阶段的问题，既关注资源配置效率问题也关注资源配置公平问题，既关注商品生产和产业组织问题也关注自然资源配置问题和可持续发展问题。这种综合，就是在现代经济学范式基础上，将古典政治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资源与环境经济学所关注的问题，融进现代经济学中，而不是以现代经济学去取代相应的经济学分支。

　　综上所述，可在高鸿业《西方经济学（微观部分）》的基础上，对微观经济学教科书作如下具体变动：第一部分以两章篇幅阐述资源配置市场机制，第一章可以石油资源产权制度、石油资源和石油产品交易与定价机制、石油产业（含上下游）发展、石油资源利益再分配为例说明资源配置市场机制，第二章仍然讲市场需求、供给和价格机制。第二部分效用论内容不变。第三部分厂商理论和市场结构理论基本不变，但可加入自然资源产业的案例。第四部分要素市场理论或分配理论，要素需求内容基本不变；要素供给要专设章节分析自然资源的最优配置和可持续发展问题，分析自然资源市场交易的特殊性和交易规则；专设一章讲要素市场均衡，着重分析不同资源产权制度和不同市场结构下要素资源配置绩效与收入分配问题。第五部分的一般均衡理论和福利经济学，增加对要素产权配置与帕累托效率的公平性分析，资源收益再分配的效率分析。第六部分市场失灵与微观经济政策，在原来内容基础上，从资源配置市场机制的治理机制角度，注重自然资源产权垄断、外部性、公共资源和公有资源的市场失灵和政策问题。

　　以上观点，仅是笔者从政治经济学、西方经济学教学工作和资源经济问题研究的一点体会，不揣浅陋以就教于大家，期以共同促进经济学教学改革。

　　参考文献：

　　[1]阿兰·兰德尔.资源经济学[M].施以正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9.147-149.

　　[2]W·阿瑟·刘易斯.经济增长理论[M].周师铭,沈丙杰,沈伯根,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4.7-8.

　　[3]高鸿业.西方经济学微观部分第四版.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1.

　　[4]田国强.经济机制理论:信息效率与激励机制设计[J].北京大学经济学季刊.2021,2:271-308.

　　[5]武京闽.中国经济学与经济学的中国化——访黄泰岩教授[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0,5:113-116.

　　[6]卢锋.经济学原理中国版[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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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二：改革开放带给学生的启示简短

　　改革开放40年来大学生志愿服务的发展与启示

　　严惠敏;陈鸿佳

　　【期刊名称】《当代青年》

　　【年(卷),期】2018(000)005【摘

　　要】随着党的十九大胜利闭幕,中国改革开放事业也迎来了40周年的重要历史节点.40年的改革开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中国大地上的伟大实践,我国志愿服务事业也跟随着改革开放的步伐,从舶来品到走上中国特色的发展道路.改革开放40年来大学生志愿服务的发展经验表明,大学生志愿服务事业既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与时代精神共同孕育的硕果,还是培育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创新载体,更是新时代大学生助推伟大事业的重要方式.

　　【总页数】6页(P74-79)

　　【作

　　者】严惠敏;陈鸿佳

　　【作者单位】华南师范大学:外国语言文化学院;华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正文语种】中

　　文

　　【中图分类】D432.64【相关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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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健炜;王姣;庞震苗

　　5.改革开放40年来大学生志愿服务的发展与启示[J],严惠敏;陈鸿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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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三：改革开放带给学生的启示简短

　　改革开放40年的启示

　　从1978年到2018年，中国改革经历了整整

　　40年。在我们高兴地

　　看到这40年的辉煌成绩的同时，也要看到这

　　40年的艰难历程是怎样

　　一步步走过来的。一部改革开放史说到底就是一部思想解放史、一部

　　理论创新史。

　　没有思想解放就不会有经济体制的转轨。从

　　1979年到20世纪8年代，中国在经济改革中突出成绩首先是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广，其次是乡镇企业的兴起，再就是经济特区的建立。

　　其实中国经济改革的最大成就，简而言之就是四个字：“产权改革”，而且这项事业至今还未完成。

　　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经济体制改革必须以完善产权制度和要

　　素市场化配置为重点，实现产权有效激励、要素自由流动、价格反应

　　灵活、竞争公平有序、企业优胜劣汰。要完善各类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国有资本授权经营体制，加快国有经济布局优化、结构调整、战

　　略性重组，促进国有资产保值增值，推动国有资本做强做优做大，有

　　效防止国有资产流失。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培

　　育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在农村要巩固和完善农村基本经

　　营制度，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完善承包地“三权”分置制度。保

　　持土地承包关系稳定并长久不变，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三十

　　年。深化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保障农民财产权益，壮大集体经济。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中还提出探索宅基地所有权、资格权、使用权分置

　　改革

　　那么产权改革首先从农村开始，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全国

　　逐步推广后，短短数年里就极大地提升了农产品的产量和质量。

　　随后，产权改革又在城市和其他非农领域展开。国有企业一直是

　　改革的核心环节，通过多种形式的经营承包责任制改革，国有企业逐

　　步向现代企业过渡和转型。

　　20世纪80年代，计划、物资、投资及金融

　　体制改革协同推进，都取得了显著效果。更为引人瞩目的一点是，大

　　批乡镇企业、民营企业出人意料地崛起，表现出极强的竞争能力，也

　　部分解决了农村劳动力的就业问题，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之。产权改革之所以被放在中国经济改革的重要位置，就是因为要建

　　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必须构造社会主义经济的微观经济基础，使企业真正成为市场主体，建立产权清晰的现代企业制度。

　　李克强总理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继续推进国有企业优

　　化重组和央企股份制改革，加快形成有效制衡的法人治理结构和灵活

　　高效的市场化经营机制，持续瘦身健体，提升主业核心竞争力，推动

　　国有资本做强做优做大。稳妥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

　　通过建立多种经济成分为内容的所有制体系和建立了新公有制的微观经济基础，中国的市场经济体制就能牢牢得到确立。中国经济也

　　必将以崭新的面貌展现在全世界的面前。

　　这一切无疑都以思想解放和理论创新为前提。这，正是改革开放

　　40年给我们的最大启示。

篇四：改革开放带给学生的启示简短

　　摘要：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正在逐步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发展道路。把教育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是教育事业顺利发展的重要前提；坚持教育事业的科学发展，是实现教育促进社会发展与人的发展价值的必由之路；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是教育事业发展的根本动力；坚持全面实施素质教育，是教育工作的战略主题。

　　关键词：改革开放，教育改革发展，素质教育

　　改革开放已走过了30余年。2009年，我国小学净入学率达到99.4%，初中阶段教育毛入学率达到99.0%，高中阶段教育毛入学率达到79.2%，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24.2%，我国实现了从人口大国向人力资源大国的转变。今天的中国教育已经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之上，同时也面临着来自社会发展的新挑战和人民群众更高的要求。在这个继往开来的历史时

　　刻，总结我国教育改革发展的经验，必将带给我们有益的启示。

　　一、把教育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是教育事业顺利发展的重要前提

　　（一）教育优先发展战略地位在认识上得到确立

　　从1978年开始，教育理论界和实践界展开了一场关于“教育本质与职能”的讨论。这场讨论一直持续到20世纪90年代，其最重要的影响就是逐步促成了“教育既服务上层建筑，又服务生产力”，“教育既促进社会发展，又促进人的发展”这些基本共识。这就从根本上改变了人们的教育功能观，也在一定程度上为确立教育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战略地位做出了贡献。

　　1982年，党的十二大首次将教育确定为今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点之一。此后的历届党代表大会，无不强调教育的重要性。对教

　　育战略地位的阐述，也由促进经济发展到文化建设的基础工程，再到建设和谐社会，以人为本实现人的全面发展，越来越深刻和全面，直至党的十七大，从建设人力资源强国的高度论述教育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明确把教育列为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之首。可以说，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提高和统一各级政府和全社会对教育战略地位的认识，认真坚持把教育摆在国家各项事业中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是30多年来教育发展取得巨大成绩的重要前提，也是新形势下教育事业更好更快发展的根本保障。

　　（二）教育优先发展战略地位应在教育投入上得到切实体现

　　教育投入指标是衡量教育是否得到优先发展的一个关键指标。30多年来，我国坚持教育优先发展战略的指导思想是明确而坚定的，但需要进一步体现在公共教育投入上。

　　1.财政性教育经费占国民生产总值4%问题

　　1993年，《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提出了到2000年实现财政性教育经费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达到4%的具体目标。2006年，《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再次确认逐步达到4%的目标。但这一目标迄今尚未实现，2008年为3.48%。由于2009年12月25日公布的第二次全国经济普查结果中将我国2008年国内生产总值（GDP）上调1.34万亿元，实际上2008年我国财政性教育经费占GDP的比例只有3.33%。

　　这些年来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虽然有了较大幅度的增加，但长期未能达到4%，国家领导人高度关注，社会各界反响强烈。实际上，从国际比较看，4%并不是高指标。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经合组织）的统计，1995—2002年，经合组织国家公

　　共教育支出占GDP的比例平均值由5.3%提高到5.4%。而经合组织依据自己口径最新发布的数据，2005年公共教育支出占GDP的比例，英国为5.00%，法国为5.56%，瑞典为6.19%，丹麦为6.81%，墨西哥为5.32%，经合组织国家平均则为5.00%。

　　2007年我国财政收入占GDP的比例为20.8%，低于世界某些发达国家，但这不应成为制约财政教育支出占GDP比例提高的原因。

　　其一，我国政府性收入中除一般预算收入外，还包括行政事业性收费、政府性基金收入、土地出让金收入、社会保险金收入等非税收入，2007年非税收入占同期全国财政收入的40%。有学者认为，大量的非税收入，特别是国有土地出让金收入、国有资本投资收益、国有资源（资产）有偿使用收入、罚没收入等，具有一般性财政收入的特征。[1]即或像行政事业性收费等看似非政府可支配财力，从现状看也可以减少政府相关支出，何况未来需要走向统筹使用，因此应该计入政府性收入。如果

　　把非税收入计算在内，我国政府性收入占GDP的比例在国际上并不低。

　　其二，从历史上看，1993年党中央和国务院颁布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在经过认真研究论证的基础上提出到2000年财政性教育经费占国民生产总值4%时，我国不包括非税收入在内的财政收入占GDP的比例只有约10%，而1990年时我国财政性教育经费占国民生产总值已达3%。1995—2007年，不包括非税收入在内的财政收入占GDP的比例由10.3%提高到20.8%，而同期财政性教育经费占GDP的比例由2.44%提高到3.32%（2008年全国教育经费执行情况统计公告中调整为3.22%），财政性教育经费的增长比例显然低于财政收入的增长比例。

　　其三，从国际经验看，凡是实现经济腾飞的国家，必是先重视教育，优先发展教育。改革开放30多年我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相当程度上依靠的是廉价劳动力的优势，但世界上还没有哪个国家能够依靠廉价劳动力优势成

　　为一流发达国家，何况近年来我国劳动力成本优势在不断减弱。联合国第八次全民教育高层会议通过的《奥斯陆宣言》紧急呼吁“各国政府向教育领域划拨足够的国内经费（4%—6%的国民生产总值/15%—20%的公共开支）”。

　　2.“三个增长”问题

　　1995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根据《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及《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提出的要求，进一步明确规定：“各级人民政府教育财政拨款的增长应当高于财政经常性收入的增长，并使按在校学生人数平均的教育费用逐步增长，保证教师工资和学生人均公用经费逐步增长”（三个增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关于教育经费“三个增长”的规定，集中体现了教育优先发展的要求。但在不少地方，还没有完全实现“三个增长”。每年都有一些省份没有做到教育经费“三个增长”中的第一个增长。2005—2008年，分别有11、12、2、4个省份没有做到预算内教育拨款（不含城市教育

　　费附加）增长速度高于财政经常性收入增长速度，一些相关指标也未达到。全国财政预算内教育经费支出（包含城市教育费附加）占全国财政总支出的比例偏低。2008年达到16.32%，但仍有待提高。2005—2008年，分别有23、18、6、15个省份预算内教育经费支出占财政总支出的比例下降。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占全国教育总经费的比例下滑，1993—2005年，这一比例从81.69%下降到61.30%。只是在最近两年，这一比例才又有所上升，2008年回升到72.06%。

　　3.投资教育就是投资未来

　　面向2020年我国教育事业的发展任务：一是继续扩大教育规模，提高各级各类教育的普及水平；二是进一步缩小城乡之间、地区之间基础教育发展水平的差距，推进教育公平；三是努力提升各级各类教育质量，扩大优质教育资源供给。上述任务的实现需要增加大量的教育成本，需要教育经费的高强度支撑。面向未来建设人力资源强国，基本实现教育现代

　　化，更需要大幅度增加政府教育投入。教育不仅是民生问题，而且是国计问题；教育投资是最有价值的生产性投资，投资教育就是投资未来。各级政府应真正转变教育是消费事业的认识，把教育投资作为最重要最根本的基础性投资，切实坚持教育优先发展。近期财政性教育经费占国内生产总值4%问题，事关教育优先发展战略地位的真正落实，事关教育发展经费保障重大决策的严肃性，事关教育事业新的发展和人力资源强国建设，必须努力实现。

　　回顾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教育投入的历史，邓小平的教导仍萦绕耳际。早在1980年他就指出，“还有一个重要的比例，就是经济发展和教育、科学、文化、卫生发展的比例失调，教科文卫的费用太少，不成比例”。1985年，他在著名的《把教育工作认真抓起来》的讲话中又指出，“忽视教育的领导者，是缺乏远见的、不成熟的领导者，就领导不了现代化建设。各级领导要像抓好经济工作那样抓好教育工作”。1986年，他提出，到本世纪末（2000年）“国家总的力量大了，那时办事情就不像

　　现在这样困难了。比如，拿出国民生产总值的百分之五办教育，就是五百亿美元，现在才七八十亿美元??总收入要更多地用来改善人民生活，用来办学”[2]。1988年，他又呼吁：“我们要千方百计，在别的方面忍耐一些，甚至于牺牲一点速度，把教育问题解决好”。江泽民、胡锦涛等中央领导同志都曾对增加教育投入多次做出过明确指示。2007年，胡锦涛在全国优秀教师代表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提出“三个优先”的思想，要求“以更大的决心、更多的财力支持教育事业，经济社会发展规划要优先安排教育发展，财政资金要优先保障教育投入，公共资源要优先满足教育和人力资源开发需要”。2010年，温家宝在政府工作报告中说：“教育寄托着亿万家庭对美好生活的期盼，关系着民族素质和国家未来。教育不普及不提高，国家不可能强盛。这个道理我们要永远铭记”。要实现建设人力资源强国的战略目标，就必须把中央的重要指示精神转变为各级政府和全社会的共识与自觉行动，就必须在经济社会发展全局中优先安排教育发展。应该建立教育投入稳定增长的保障机制和制度，确保

　　各级教育的生均经费不断提高，并健全相应的监督、评估机制，真正坚持教育优先发展，确保教育先导性、基础性的战略地位。

　　有了好的规划，有了好的战略构想和政策措施，还要狠抓落实。30多年来，我国虽然达到了教育发展特别是数量、规模方面的许多预期目标，但是也有些预定目标没有达到，包括教育投入的目标。其中重要原因之一是实施的措施不够具体、有力，同时对重大决策实施的监督、评估等方面的制度还没有很好建立起来，这方面的经验和问题需要认真总结。

　　二、坚持教育事业的科学发展是实现教育促进社会发展与人的发展价值的必由之路

　　1983年，邓小平为北京景山学校题词：“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必须依靠教育，因此必须把教育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教育必须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为人民服务，因此必须坚持教育事业的科学发展。这就要求我们

　　制定正确的教育发展战略，确定符合我国发展实际的、科学的战略目标和战略重点，统筹教育发展与经济和社会发展；统筹教育的规模、结构、质量和效益；统筹各级各类教育发展；统筹城乡和区域教育发展。

　　（一）把普及九年义务教育作为“重中之重”，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教育层次结构的重心逐步上移

　　1.坚持把普及九年义务教育作为“重中之重”

　　基础教育是提高民族素质的奠基工程。1985年，《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颁布，首次提出了实行九年制义务教育的历史性任务，认为这是发展我国教育事业的基础。1993年，《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进一步把“基本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作为20世纪90年代我国教育发展的“重中之重”。1994年，《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实施意见）》进一步提出了基本普及

　　九年义务教育的具体标准，即到2000年，“占全国总人口85%的地区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初中阶段的入学率达到85%左右，全国小学入学率达到99%以上”。由于各级政府、学校和全社会的大力推进，这一目标如期实现，2000年底，初中阶段毛入学率达到88.6%，普及九年义务教育的人口覆盖率也超过了85%。在包括印度、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孟加拉国、巴西、墨西哥、尼日利亚、埃及等在内的世界九个发展中人口大国中，中国是第一个实现普及九年义务教育的国家。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06年全民教育全球监测报告》显示，2002年我国全民教育发展指数已位居121个被监测国家中第38位，进入全民教育发展高指数行列。2009年，全国初中阶段教育毛入学率进一步提高到99.0%。今后，我国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将进入提高质量的攻坚阶段。

　　2.基本普及高中阶段教育逐步提上议事日程

　　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以及九年义务教育的普及，2002年，党的十六大提出了“基本普及高中阶段教育”的任务，高中阶段的各类教育有了更大的发展。2009年，我国高中阶段的各类学校在校生，从1990年的1322万人，发展到4624万人，高中阶段教育的毛入学率从1990年的26.0%，提高到79.2%。今后，高中阶段教育办学模式应进一步多样化，并合理确定普通高中与中等职业教育的比例。

　　（二）把大力发展职业教育作为战略重点之一

　　职业教育是我国教育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工业化和生产社会化、现代化的重要支柱。1985年，《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针对当时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需求和教育结构指出：“职业技术教育是当前我国整个教育事业最薄弱的环节。一定要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改变这种状况，力争职业技术教育有一个大的发展”。1993年，《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再次强调：“在结构选择上，以九年义

　　务教育为基础，大力加强基础教育，积极发展职业技术教育、成人教育和高等教育，把提高劳动者素质，培养初、中级人才摆到突出的位置”。中等职业学校在校生总数占高中阶段教育在校生总数的比重，1985年只有32%，1990年上升到46%，1998年进一步上升到60%。

　　职业教育特别是高中阶段和高中后各种层次各种形式的职业教育，是21世纪相当长时期我国人力结构和教育结构调整时必须考虑的关键环节，它的发展关系到行业和企业的生存、发展以及社会主义建设的全局。由于认识不足等各种原因，我国中等职业教育发展经历了曲折的道路，世纪之交的一段时期出现了职业教育滑坡。1998年中等职业教育招生数达到530万人之后，开始下滑，一直到2004年才恢复到1998年的水平；而同期普通高中教育招生数则由400万人增加到820万人，增长了一倍。2005年，《国务院关于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决定》明确提出，“把发展职业教育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和教育工作的战

　　略重点”，我国中等职业教育步入稳步发展的轨道，目前招生普职比约为5：5。

　　由于中国传统文化观念和用人制度上盲目重视高学历、忽视能力等原因，对不少群众来说，接受中等职业教育似乎仍然是一项不得已的选择。2005年，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在6个城市进行的一项“你会选择职业学校吗”的调查显示，选择“即使自己非常适合职业学校，也不会选择职业学校”的占52.3%；选择“即使自己有想法，父母也不会同意”的占49.8%。这说明需要采取各种政策措施提高职业教育的吸引力。

　　在强调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时候，一要在终身学习思想指导下，建立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的沟通和衔接的体系，为学习者的多种选择提供机会。一方面，要为直接选择就业的职业学校的毕业生的就业和创业创造条件，另一方面，对于想继续进入大学学习的职业学校的毕业生，要使他们通过一定的文化补习等途径，有进入高等学校学习的机会；对于不想升入大

　　学而想直接就业的普通高中的毕业生，也要使他们有通过一定的教育机构的培训进入社会就业的机会，改变“一榜定终身”的状况。二要在坚持注重就业率的同时，考虑科学技术带来的生产上的变革、产业结构的调整和职业的广泛流动性，辩证看待教育教学与就业工作的“零距离”，加强对学生自主学习新知识、新技术和适应社会需求能力的培养。三要在积极发展中等职业教育的同时，考虑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的渗透，探索包括综合高中在内的普通高中的多种办学模式。

　　（三）高等教育发展进入大众化阶段，在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方面有新的突破和进展

　　改革开放之初，由于全国高等学校停止招生达十年之久，社会发展和广大青少年对发展高等教育具有强烈的需求。1977年，邓小平亲自决策恢复高考制度，并要求高等教育有一个大的发展。经过30多年的努力，高等教育的数量规模有了很大发展。1977—2009年，全国高等学校招生数从27万人增加到840余万人，增长31倍；在学总规模从62.5万人增加到2979万人，增长48倍。高等教育毛入学率由1990年的3.4%、1998年的9.8%提高到2002年的15.0%、2009年的24.2%，我国高等教育发展进入了大众化阶段，在相当程度上满足了我国青少年对接受高等教育的要求，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了人才支持。

　　高等教育的发展除了数量的增长外，还有结构的优化和质量的提高问题。从教育结构和人才培养模式来说，如果不了解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对不同层次、不同类型专门人才的需求，高等教育的发展将很难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也很难满足广大青少年自身发展多样化的要求。我国的大学本科和研究生教育的人才培养目标和模式，在传统上是比较单一的，大多是为培养学术研究型人才而制定的。学术研究型人才是高级专门人才的重要组成部分，没有高水平的学术研究，没有原始性创新，我们就只能永远跟在发达国家的后面，无法实现跨越式发展。目前我们在这方面培养人才的工作，特别是在师资水平和教育质量上还存在不

　　少问题，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我们更应具有对科学和社会发展的长远战略眼光，注意克服和防止急功近利的思想，采取特殊的政策措施，加强这方面的工作。同时，我们也要看到创新不仅包括新的科学原理的发现和理论的重大突破与发展，也包括理论应用于改造自然的技术发明和社会重大领域的改革和创新。基础研究和理论研究成果只有通过应用实践才能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和推动社会的进步。因此，经济社会的发展对专门人才包括高级专门人才的需求是多样化的，既包括在科学领域取得创造性研究成果的拔尖人才和学科带头人；也包括在生产、技术等领域有重大发明创造或革新以及在经营管理和促进社会发展与进步等方面的各类专门人才。传统的完全以学术定向和研究性人才的培养模式，已很难适应经济社会发展对我国不同类型高层次人才的要求。

　　我国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从研究生教育培养模式改革开始，在培养应用型高层次专门人才方面做了许多探索，取得了可喜成绩。当时国家教育发展研究中心的教育科学工作

　　者在国家教委的领导和支持下，会同中央有关业务部门、高等学校、企事业单位的专家学者，就应用学科高层次专门人才培养途径多样化的问题进行了比较系统深入的研究。研究的范围涉及机械、电力、冶金、农科、法律、金融、新闻、财会和临床医学等10个学科领域，深入剖析研究了与这些学科相关的社会高层次专业技术岗位（高级工程师、高级农艺师、高级经济师、高级会计师、银行家、高级法官、主任医生等）的人才知识结构和人才培养模式的特点，并在总结我国和世界不少国家应用型高层次专门人才培养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应用学科高层次人才培养的六种途径，同时对我国研究生教育改革提出了建议。[3]国务院领导同志和国家教委高度重视这项研究成果所提出的意见和建议，积极推进研究生教育改革，自1991年起，在发展学术性学位（academicdegree）教育的同时，开始实行专业学位（professionaldegree）教育制度，目前已基本形成了以硕士学位为主，博士、硕士、学士三个学位层次并举的专业学位体系。现在我国已设置19种专业学位，包括法律硕士，教

　　育硕士、博士，工程硕士，临床医学硕士、博士等。据有关部门估计，2000年社会对专业硕士的需求，已达到对整个研究生教育需求的70%。随着科学技术的高速发展和经济的全球化，我国应用型高层次专门人才特别是在高新技术关键领域的高级人才以及高级经营管理人才仍然十分紧缺。2009年，教育部进一步强调要积极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专业学位教育，并要求在2010年招生计划中扩大专业学位招生的规模。在高等学校教学改革中，注意了解和研究经济、科技和社会发展对专门人才的需求，加强高等学校与社会的紧密结合，促进产学研的结合和合作。这是一个非常积极的趋势。

　　（四）重视继续教育的发展

　　继续教育是面向已脱离了不同阶段学校教育走上社会的所有成员特别是成人的教育活动，包括学历教育和非学历教育、职业导向的教育和非职业导向即以丰富精神生活和提高生活质量为目的的教育。继续教育是建立我

　　国终身学习体系和学习型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在终身教育背景下迅速发展的一个新的教育领域。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的继续教育有了很大发展，初步构建了多种层次、多种类型、多种形式的继续教育体系，形成了各类学校、行业、企业、社会培训机构等广泛参与实施的多元化的办学格局。继续教育的发展不仅为我国相当数量的社会成员进行了学历补偿和学历提升教育，提高了我国社会成员的知识和文化水平，而且为我国广大农村和各类企业劳动者的实用技术培训和转岗培训，为我国各类专门人才包括专业技术人员、企业管理人员、教育文化工作者、党政管理人员的继续学习和提高，为满足广大社会成员包括日益增长的老龄人口的学习要求，做出了重要的历史贡献。

　　我国继续教育的发展虽然取得了巨大成绩，但是从总体上说，还很不适应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以及广大学习者的迫切要求，继续教育仍然是当前我国教育体系中最薄弱的环节。从现在到2020年是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

　　键时期，也是经济转型和社会深刻变革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对我国在职人员和全体社会成员的素质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在加强学校教育的同时，面向广大社会成员大力发展继续教育，是实现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增强我国自主创新能力，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最重要的因素，也是我国构建终身教育体系，建设学习型社会和人力资源强国的重大战略任务。继续教育与学前教育、学校教育都是以终身教育思想为指导的现代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继续教育的发展将成为我国教育发展一个新的增长点。

　　作者：中国教育发展战略学会会长、国家教育发展研究中心原主任、研究员

　　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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