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体性视域下路遥小说《人生》高加林的选择

摘  要：在改革初期的社会大背景之下，路遥在《人生》中对于当时面临选择困境的一批青年的现实情况进行了反映，高加林正是这些青年的一个缩影。他对于爱情和事业的选择及对自我尊严的追求都充分地体现了哲学意义上的主体性。

关键词：《人生》;高加林;主体性

作者简介：吴子欣（2000.9-），女，汉族，河北省献县人，内蒙古科技大学本科在读，研究方向：现当代文学。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21）-09-0-03

引言：

路遥，原名王卫国，出生于陕西榆林市清涧县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家中为了生存，7岁时就把他过继给了大伯，可大伯家中的条件也没有好到哪里去，贫穷和饥饿充斥着他的整个年少时期，这给他留下了刻骨铭心的记忆。路遥的爱情之路和他的人生之路一样充满了氤氲，他与林红、林达的爱情均以遗憾的结局告终。路遥短暂的一生伴随着无数的痛苦与遗憾，但也正是这样的种种经历，为路遥日后的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

《人生》是路遥的成名作，上个世纪80年代的中国，城市商品经济兴起，城市的现代文明对农村的传统文化产生了极大的冲击，许多青年人在这样的背景下面临着是去城市还是留在乡村的选择，而高加林就是这批青年人的一个缩影。刚从高中毕业的高加林回到土地又离开土地，再回到土地，其中还穿插着对于巧珍和黄亚萍的爱情抉择，小说以事业和爱情为两条线索，构成了小说的故事框架，反映了一定的社会现实，最后留给我们的，是关于现实及自我的思索。小说中还充分体现了高加林对自我尊严的追求，他对于爱情、事业及自我尊严的选择和追求都是自主自觉的，他始终在发挥主观能动性争取做自己人生的主人，这就体现了哲学意义上人所特有的主体性。

一、高加林对事业的选择

刚从高中结业的高加林回到村里当了三年的民办老师，但在一个夏天，同村大队书记的儿子三星代替了他民办教师的职位，这无疑是对高加林的巨大打击，但他也只能尝试着适应农民生活。高加林是不甘于农民生活的，所以当进城的机会再次来临，他毫不犹豫地去了城市工作，实现了进城的理想，在城里的事业也是蒸蒸日上。但生活似乎和他开了一个大大的玩笑，没过多久就被告发了工作是靠“关系户”安排的，所以高加林无疑又变回了农民……

从高加林对于事业的选择追求上我们可以看到，高加林始终是一个有文化、有理想、有志向的青年，他从来没有瞧不起农民，但他不甘心像父母一样当一辈子的农民。他在事业上的理想就是去大城市做更好的工作，施展自己的才华，并且一直在为这个目标拼命努力着，想要通过自身的奋斗改变自我的人生命运。即使到了城市中工作，他也仍在刻苦地朝着更大的地方努力，不甘于现状。高加林在事业上的选择和追求一直都体现着作为一个主体对于人生意义感的追寻，这也是人的主体性在高加林身上的精神写照。这里的主体性是指哲学意义上的主体性。主体性在哲学中一直是一个经久不衰的话题，有关于主体性的概念界定及内涵等学术界众说纷纭，至今没有一个绝对统一的标准。但无论从哪个方面来定义主体性这一哲学概念，没有疑问的是都必须从主客体的相互关系的角度进行分析。这个共同的出发点得出一个大致一致的看法：“人的主体性是人作为活动主体的质的规定性，是在与客体相互作用中得到发展的人的自觉、自主、能动和创造的特性。”[1]主体性还具有自主、自由、主动、能动、自我意识等含义。路遥曾在《早晨从中午开始》中谈到“是谁让高加林们经历那么多折磨或自我折磨走了一个圆圈后不得不又回到起点？是生活的历史原因和现实原因，而不是路遥。”[2]在某种程度上，《人生》中的高加林已经成为一个代名词——特殊时期不甘命运的奋斗者。即使是社会现实的原因使高加林可能无法实现人生的理想，但我们不能否定高加林在事业的选择上所充分发挥的作为人的主观能动性，这就在某个方面体现了哲学意义上的主体性。

二、高加林对爱情的选择

在高加林失去民办教师的工作，陷入沉重苦楚之时，巧珍给了他宽慰与希望，很快两人相爱了。但随着高加林的再一次进城、高加林事业的有所起色，他遇到了高中同学黄亚萍。黃亚萍与巧珍是截然不同的，她是有知识的现代青年女性。当高加林和黄亚萍聊天时，他们聊的是文化、政治、国家大事，他们接受过相似的知识教育，有着许多共同的话题、共同热爱的东西。而巧珍与高加林只能聊家中的细碎琐事，高加林说的什么文学，什么政治，她一概也听不懂。直到黄亚萍给高加林作了一首诗向他表白，他才发现自己已经陷入了一个两难之地。一天巧珍拿着狗皮褥子来看他，他的心中便有了答案，他选择接受黄亚萍的爱，这无疑使巧珍受到巨大的伤害，但巧珍默默接受了。再后来，当高加林再一次回到农村，巧珍已经和马栓结了婚，高加林再后悔也无济于事了……

从道德的角度来看，高加林确实应该遭到批判，他是残忍的，失去了巧珍“金子般的心”，背叛了他们之间的爱情，他的选择是自私的，是一个利己主义者所做出的选择。但从主体性的角度来看，高加林只是根据自我及现实的基础作出了一个相对理性的选择。回归小说本身，高加林理想的另一半是有文化的现代女性，而巧珍是没有文化的乡村姑娘，巧珍兴许一辈子就想在农村生活，但高加林的理想却是摆脱农村，去大城市生活。他们二人在本质思想与三观上就存在着巨大的差距。而黄亚萍，她与巧珍截然不同，她是现代城市女性，是高加林理想的另一半。虽然后来证明高加林的选择是错的，但后来发生的这些事情他在选择之时是无法预料的。高加林是基于当时的时代背景、社会现实及自我分析的基础上所作出的选择，他勇于追求自己当时理想的爱情、积极主动地追求幸福，这是主体性的体现。

三、高加林对自我尊严的追求

“尊严是个人及其基本需求的基本属性。在人道主义者看来，人的尊严在于通过自觉追求真善美，追求自由，创造价值，树立主体意识，树立人格意识形态，超越盲目的动物生活。”[3]尊严是人作为主体的一个不可缺少的方面。而在高加林的身上，对于自我尊严的追求展现得尤为明显。

高加林在农村中长大，生活在农村，但他和一般的农村人民不同，他讲究卫生，比如小说中描写当时的绝大部分村民都没有刷牙的习惯，但高加林有这个习惯，“讲卫生”在这里不仅是一个生活习惯，更本质的蕴含着高加林对自我身份的认定，因为当时生活在农村的人们都认为“讲卫生”这类事情是城里人、干部或知识分子才讲究的事情。高加林还非常注意自己的形象，当民办教师的职位被顶替时，他想着不能在家一直“啃老”，于是决定去县城卖馍，他一路上畏畏缩缩，生怕在县城遇到个熟人，到了县城之后他尝试着叫卖，但就是喊不出口，甚至在一个没人的小巷子里练习时发出了“怪叫”，最后在大街上也没有叫卖成功，更不巧的是在街上遇见了他最不想遇见的人，就是他的两个高中同窗——黄亚萍和张克南，两个高中同学问他要干什么去，他却谎称自己是去看亲戚。高加林这样做的原因在于怕别人瞧不起他，为了维护自我的形象，保护自己内心深处的尊严。

他更是努力学习、刻苦工作，尽全力想要过上更好的生活。他对本村的两个大人物高明楼和刘立本也是嗤之以鼻的态度，因为高明楼有在村里有些仗势欺人，而刘立本又只知道以钱为重，自己家的两个女儿都不送去上学。于是高加林谨记着“他决心要在精神上，要在社会面前，和高明楼他们比个一高二低！”[4]这些都体现出刻在高加林骨子里的两个大字——“自尊”。而自我尊严与主体性又是息息相关的，对于人而言，首先要具有自我意识，从而才会产生对于自我尊严的追求，高加林的这种对于自尊追求也正是主体性的映射。

四、高加林人生选择的价值反观和现实指导意义

（一）主体性之于个人成长的价值所在

“主体性”中所强调的发挥作为人自身的力量、能动性、主动性等对于个人成长的正向意义是非常之大的。高加林出生于贫困农民家庭，但他下定决心要通过自身的努力过上幸福美好的生活，不向命运低头，尽最大的努力做自己人生的主人。最初，民办老师的职位被顶替时高加林是颓靡的，但他并没有因此一蹶不振，而是反思沉淀过后又重新“站了起来”，并且充分发挥自己的主动性，证明了自己即使是干农活也是一把好手。他在事业上即使已经当上了通讯干事，但他并没有因此而停滞不前，而是继续加倍地努力工作，在抗洪工作中不顾自己的生命安危也要更好更快地完成工作，这都是他自立自强美好品质的精神写照。

即使在小说的最后高加林因被举报是靠“关系户”得到的工作而被开除，又回到了农村，但他也没有因此而萎靡不振，放弃自己，而是在与德顺爷爷的对话中表明了自己会重新开始好好生活的志向。并且路遥本人也在小说的最后结尾标明了“并非结局”，关于高加林的人生当然也不会戛然而止。虽然因为特殊时期的社会现实原因导致高加林也许无法实现自己的理想，导致他人生中的一些悲剧结果，但对于高加林充分发挥主体性而体现出的自立自强、自尊自爱等美好品质是值得我们每一个人去学习的。我们不能改变世界，但我们可以改变自己的人生。只有积极向上、努力奋斗，才能让我们的人生更加美好。

（二）高加林人生选择的现实指导意义

高加林在事业的选择上充分发挥主体性，自主自觉的努力奋斗，谋求更好的工作，这一方面是值得肯定和学习的。但另一个方面，高加林是应当受到批判的，也是我们应该引以为戒的。高加林的叔叔高玉智曾是新疆军区的副师政委，后来又成为地方的劳动局长，所以当他回到高家村的时候，趋炎附势的马占胜等人主动给高加林在县城安排了工作。这份工作是靠“关系户”安排的，这一点高加林心里是清楚的，但当这份“不干净”的工作主动找到他的时候，他并没有拒绝，而是选择了接受，并且抱着侥幸心理安心工作了。

高加林是当时社会大背景下丑恶势力的受害者，但他这一举动又使他成为了这种丑恶势力的受益者和“始作俑者”，助长了这种“关系户”的嚣张气焰。每个人作为社会中的一员而言一定要有自己的原则和底线。一旦就这种原则退步，便会得不偿失，既损耗了自身，又伤害了他人。在小说的最后，高加林也因此丢掉了县城中的工作，又回到了农村，一切的一切就如黄粱一梦，到头来都是一场空。如果他没有接受这份“关系户”的工作，也许就不会失去巧珍、不会经历此种悲剧结果。所以在现实生活当中，我们要引以为戒，不能抱着侥幸心理去做违背公理道德的事。任何时候都要有本身的准则和底线，坚守初心，方得始终。

高加林对于爱情的选择在道德的角度上是应当受到批判的，也是不可取的。当高加林失去民办教师的工作，陷入黑暗困境之时，是巧珍给了他光明与希望。到后来他又进了县城，面对理想女性黄亚萍的追求，他抛弃了巧珍。在爱情道德方面，可以称高加林为“负心汉”。他为了自己的理想，而舍弃了巧珍“金子般的心”。一方面，他对于巧珍所给予的宽慰依依不舍;但另一方面，他又嫌弃巧珍没有文化，不能够帮助他的事业。而对于黄亚萍，他的恋爱目的更是不单纯的，因为黄亚萍是城市中的现代女性且家庭背景较好，能够带给高加林事业上的帮助。不管是巧珍还是黄亚萍，无疑都受到了高加林的伤害。当高加林再一次返回农村，意识到巧珍才是最爱他的那个人时，巧珍早已嫁与他人，万般后悔也别无他法了。每个人都有追求美好幸福的权利，但绝不能打着追求自身幸福的旗号而伤害他人，这一点是值得我们反思的。

就像《人生》中开首所说的那样，“人生的道路虽然漫长，但紧要处常常只有几步，特别是当人年轻的时候。没有一个人的生活道路是笔直的、没有岔道的。有些岔道口，譬如政治上的岔道口，事业上的岔道口，个人生活上的岔道口，你走错一步，可以影响人生的一个时期，也可以影响一生。”[5]1每个人在自己的人生中都会遇到各种各样的抉择，选择的时候谁都无法预料结局。有时候向前一步是光明前途，但也有可能是黑暗困境。所以当我们要做出选择时，要综合多种因素进行慎重地选择，因为做错一个选择所带来的后果，可能是一个人一生都无法弥补的。

结语：

总之，高加林是一个复杂的人物形象，一方面，他是有远大理想、自立自强、勤劳朴实、自尊自爱的;但另一个方面，他也是自私自利、虚荣懦弱的。他不是一个单面性的人物形象，而是在特殊社会大背景之下的一个有血有肉的中国青年。“这个人物的魅力不在說了多少大话，唱了多少高调，做了多少常人难以做到的大事，而是在于他们的质朴和真实。”[6]也许从一些其他角度来看高加林关于事业、爱情的选择及对自我尊严的追求是错误的，应当受到批判的。但从主体性的角度出发，高加林作为人的一个主体，他在当时社会背景下作出的选择及追求是具有一定的合理性的。

参考文献：

[1]郭湛.主体性哲学：人的存在及其意义[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23.

[2]路遥.早晨从中午开始[M].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3：59.

[3]陈刚.人的哲学[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2：179.

[4]路遥.人生[M].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3：13.

[5]路遥.人生[M].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3：1.

[6]李劼.高加林论[J].当代作家评论，1985（0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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