叙事学视域下的莫言小说集《晚熟的人》

【摘要】 当代作家莫言在小说创作中，不断地进行艺术探索，采用多种叙事策略，观照社会与人生，关注着他人尤其是弱小者的生活和命运，传递着深厚的人文关怀。本文以叙事学理论为指导，从叙事视角、叙事语言、叙事策略三方面探讨莫言短篇小说集《晚熟的人》中的叙事技巧及其产生的美学效果。

【关键词】 叙事学;莫言小说;《晚熟的人》

【中图分类号】I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2）19-0010-03

【DOI】10.20024/j.cnki.CN42-1911/I.2022.19.003

短篇小说集《晚熟的人》出版于2020年8月，是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8年后的又一力作。作品包含《晚熟的人》《左镰》《诗人金希普》等在内的12篇短篇小说。这些作品大多以莫言所见所闻为蓝本，以归乡为视角、以写实的笔调记录着故乡的奇人、趣事，承载着莫言关于社会与人性的思考，传达着浓厚的人文主义情怀。

一、叙事视角：第一人称内聚焦视角

莫言在之前的小说叙事中，经常以故乡在场为角度，借他人之口向世人言说高密东北乡的历史、民间与往事。但在《晚熟的人》中，他的叙事视角产生了明显的转变，通过不同人称的使用可以明显感受到聚焦带来的不同。比如在《左镰》《贼指花》《表弟宁赛叶》等数篇小说中无一例外运用了第一人称内聚焦视角。但是“我”并非故事的主角，而作為故事的讲述者将人物聚焦。谭君强在《叙事理论与审美文化》中提道：“人物——聚焦者更多的是起到聚焦者的作用，而作为故事人物所起的作用则相当有限，人物——聚焦者是以一个目击者或见证人的身份来叙说故事的。”①与其他叙事视角不同，以第一人称内聚焦视角为叙事视角更容易让读者进入作品，与叙述者一起听一起看，一起思考感受人物的所作所为，与角色产生共鸣。不仅如此，“我”作为旁观的叙述者，而非故事的当事人，这让故事的叙事容易产生空白。例如在《左镰》中，“我”所讲述的仅仅是“我”眼睛所看到的，“我”的耳朵所听到的，因为视角受限致使“我”始终处于一个边缘人的角色。只能叙述出田奎由一个双手健全的少年到后来被父亲剁掉右手，当年铿铿打铁的铁匠三人最后悄无声息地离世，却不能深入田奎的内心探测，以知晓他愿意娶“克夫命”的欢子时心里的所感所想以及当时发生了什么。叙述者只能将“我认为”的东西传达给读者，让读者透过叙述者去猜测故事中人物后续的行为。

与其相似，《红唇绿嘴》同样使用了第一人称内聚焦视角，对“高参”的叙述依靠着叙述者当下的所见所闻与曾经的记忆来将这个人物活灵活现地表现出来。人物经历不断变化着，叙述者的情感也随之不住地变化。刚开始对“高参”语出不凡产生敬意，接着对听完“高参”自我介绍后的震惊与警惕，到最后对她不休不止、疯狂自私行为的厌烦唾弃。另一方面也运用了象征、反讽等后现代写作手法，丰富了人物内涵的同时，增添了文章的趣味性。小说整体都是跟随叙述者“我”的情感变化进行情绪波动。读者的感情变化也随着剧情不断升温。莫言以其高超的写作技巧和对个人情感的深刻洞察，成功地将这些个人情感提升到社会层面，赋予了他们普遍的真实情感。角色其中的行为或许有所夸大，但这也确实是当今社会许多人的真实写照。所以读者更容易将自己代入“我”这一特殊身份中，阅读过程将自己的所见所想与小说中角色相融合，个人情感上极易与叙述者产生共鸣，与叙述者感同身受，以此达到更好理解作品的作用。

第一人称内聚焦叙事，一般分为第一人称主角叙事和第一人称配角叙事两种。分类标准也是根据第一人称在故事中的参与程度而决定的。例如《红唇绿嘴》中，“我”就是小说里的配角，扮演着故事的目击者。赵毅衡先生在《当说者被说的时候——比较叙述学导论》中表述了他关于第一人称配角叙事的看法：“第一人称主角因为主要谈自己的事，他的视野没有被严重限制，叙述的重心在他自己，而他自己的心理活动完全在他的特许范围之中，所以与传统小说的‘全知式’差别并不很大……而当第一人称叙述者变成次要人物，情况就完全不同，因为次要人物的特许范围被严重的限制。”②不是以主要人物，而是以次要人物作为第一人称叙事。作为叙述视角的“我”只是作为一个旁观者、一个配角来讲述乡里乡亲甚至陌生人的故事。“我”所承担的似乎没有明确的必要性，但在另一层面上，作家也赋予了读者想象与评论的自由。

例如在《晚熟的人》中，莫言将自己也放入了小说里，但主要还是讲述了蒋二这个角色。关注角色而非关注自身，莫言将叙事中心放在其他角色，而将自己放置一旁，以旁观者这一身份，以身边的人和事为基准，以小见大并窥探整个社会的发展与发展中产生的问题，体现其对弱小的包容与同情与关照现实悲悯情怀。“我”作为一个外人闯入故事，对事态发展的评价本身就是客观的。叙述者以一种较为温和的表达方式，将他人生经验与感悟，传达给读者。莫言始终都以其独特的艺术表达和对社会现实的思考，给我们以深刻的审美开拓和思想启迪。

二、叙事语言：议论性的价值评判

与先前口语气息浓厚、大篇幅使用色彩绚丽多姿的叙事语言不同，莫言在小说集《晚熟的人》中经常使用叙述者的议论性语言，来表露个人对生命、生活、社会息息相关的价值观念和思考。“议论指叙述者发表的各种见解和看法。它的目的不仅仅在于帮助读者了解情节和人物，还在于努力使叙述接受者和读者同意他的看法，在作品的价值观上获得某种共识。” ③在作品中，莫言经常以短小精悍的短句与故事主人公进行对话，体现着莫言自己本人对于当前事态的评价。小说集《晚熟的人》经常在小说结尾出现作为叙事者“我”的评价，以展现“我”的态度与价值观。譬如短篇小说《晚熟的人》中莫言以一句“继续晚熟吧。我撂下电话，摸回床去睡觉。” ④无视电话另一端哭哭啼啼的蒋二。《澡堂与红床》结尾莫言回应洗脚妇女不进“红床”时也以三个短句坚定表达自己的看法“对，别去，千万别去。” ⑤《红唇绿嘴》面对卖谣言，两条谣言一字千金的高参，莫言将编辑好的真实性“谣言”删去后以“谢谢，我不买。” ⑥五个字表达对高参的讽刺与拒绝。语言的艺术，具有表达人的理论思维的巨大可能性。如果说福尔斯在《法国中尉的女人》结尾表现的是积极进取的生活态度，那莫言在结尾表现得则是将其严肃认真的人生理想、高度的社会责任感与使命感，融进小说作品中，显示其鲜明的态度和倾向。

莫言故事的主角仍然是农民。只是现代农民跟传统不同，现代社会的农民是各种各样的。在互联网飞速发展的时代，有的农民精心打理自己的网络账号成为网红，有的农民进入城市变成乡民口中的城里人，也有的农民在网络上招摇卖骗。莫言立足网络狂欢的现状，在《红唇绿嘴》中塑造了互联网时代农村人物高参这一形象，以表明自己对现代网络的观点态度。个人作为智能手机的使用者，作为个体发表自己的言论。而高参等人的出现，作为“网络狂欢的乱象”是对多元差异的否定，也与后现代理论相违背。高参曾经对莫言说：“我有数百个铁杆水军，只要给他们一点儿甜头，让他们咬谁他们就咬谁，让他们捧谁他们就捧谁，生活中，一个人也成不了大气候，但网络上，一百个人便可掀起滔天大浪。”⑦这种以利益为驱动目的单面取向作为一种权威性话语不可避免地会对个体的好恶判断造成一定的打压。不允许不满意的声音出现，是对个人意识的侵犯，也是对丰富性和差异性的否定。而后现代比较明显的特性就是反对权威，认为任何权威都是对他人的压制。比如说利奥塔在《正义游戏》一书中对“正义”的界定就是“承认差异”。网络原本呈现的是众声喧哗的多元化效果，高参所讲的网络水军，让他们咬谁就咬谁，让他们捧谁就捧谁，正是网络群体大势对是对少数话语者的镇压。莫言本人对高参的排斥与讽刺与巴赫金对权威话语的反叛相契合，是对个人意识自由散发的认同，也是对后现代主义和解构主义的认同。与“时代的弄潮儿”不同，莫言在之前的艺术世界里表现得最多的是弱势群体。比如《天堂蒜薹之歌》，是让政治权力话语和民众话语之间产生了强烈的冲突与对立，是对政治权利话语的解构与批判。而与之相反，高参这种撒泼打滚，让官怕民的刁民形象，又是莫言对一直处于弱者地位的农民形象的解构。是莫言立足于网络时代迅速发展的当下，针对这一现状所产生的弊端，进行的评价与警醒。

三、叙事策略：时空建构，以小见大

在对人物的刻画、人性的审视时，《晚熟的人》也尽量大范围采用时空倒叙的叙事策略。过去的人、现在的人、与发生的事件杂糅在一起，叙事时序倒错，故事呈现出碎片化与跳跃性的特点。小说中的叙事时间在现在与过去不停地穿梭，在不同時间里将空间的变化呈现在读者眼前，不仅将人物进行对比，呈现新旧交织的特点，同时也延伸了故事时间，扩展了故事内容。例如：《斗士》这一短篇讲述了处于新旧转折时代的两个主人公：武功和方明德，作为旧时代的“守门人”面对快速发展的新时代无法转变自我心态，时常感到不适应这一普遍的社会心理现象。不仅对人物命运进行深刻解读，也反映了一代人的生存窘境。从某种意义上讲，新旧时代也反映了人们对于现实生活的难以适应的窘迫状态和对美好的精神家园的渴望，是一种空间和时间焦虑的共同产物。面对新旧时代交替，作家并未向读者展示什么才是正确的选择，什么才是满意的生活，而是通过对两种纯粹不愿融合的时代观念的批判和反思，揭示了那个时代社会人的迷失、困惑与焦虑，体现了作家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作家以“新人”这一视角暴露当前社会问题，并借此揭示时代过渡中存在的问题，传达作者对现实对社会的关切。

空间性的特点也是《晚熟的人》一大特色，使得短篇小说在有限的篇幅中展示出人物复杂的生命体验。在篇幅较短的《澡堂与红床》中，澡堂与红床作为主要空间与次要空间，一个在明面上一个却在暗地里。澡堂是一个时代的特征，不仅仅只是一种空间存在，更作为一种时间标识物而存在着。将两者区分开来看，两者表现的具有极大的不同，空间里的人、空间里的景，空间所代表的文化内涵都形成讽刺性的对比。澡堂代表着一种享乐主义，这里面经常出入的是一些所谓的上层人士，比如老板、领导等，而红床边却是失足的少女。同样的社会，同样的时代造就了他们彼此之间不同的命运：老板在享乐，红床边的妇女却看不到未来。双方的经历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也蕴含着极大的矛盾。作家以“我”的视角审视了两种空间里差异极大的人。在繁华与精致的身影背后，变与不变的矛盾、复杂与平静的争执、进步与落后的辩论始终存在，与高速发展的经济奇迹一同构成了不适应、不平衡的迷茫的社会空间。

作为“时代新人”的蒋二，莫言对他做出了自我评判。《晚熟的人》中的时代新人蒋二因为购买莫言家旁的池塘闷声发财做起了当了老板。莫言在获诺贝尔奖之后，与其相关的一切都变得火热起来，莫言旧居成了当地热门景点，书店也将莫言作品作为招牌，甚至莫言家的胡萝卜也仿佛具有魔力一般被人追捧。老熟人认识莫言的人却不一定翻过莫言的书，卖过莫言的书却不一定识过里面的字。获奖后回乡的他，成了一个“符号”被世俗的人们所消费，而是将其作为一名作家的文学消费转向商业消费，是对具有展示价值的莫言这一符号的崇拜。而不是作为一名作家被人尊敬着。究其原因，就是在经济快速发展的背景下城市文明、消费文化一直裹挟着现代人的价值观念，自现代文学开启以来，中国作家对于日益发展的城市文明始终抱有复杂的情绪。城市文明而导致的心理问题在多位作家的笔下反复提及。莫言面对乡人对他的奉承，面对蒋二、单雄飞等人一系列滑稽的操作，以一句“继续晚熟”冷漠结尾。代表莫言符号的擂台和展览馆在凌晨也被两台推土机摧毁。莫言将自我议论性评论散布在作品各处，以此批判了在商业化大潮的冲击下，人们接触到的诱惑越多，越容易陷入泥潭之中。莫言将自己的声音透过“我”这一叙述者表现出来，是与读者之间有意搭建的心灵桥梁。作家以小说中的声音将自己对于社会、对于人生的感悟体会表达出来，体现作家社会责任感，对社会现实具有广泛而深远的指导意义。

四、结语

时代发展迅速，莫言作为一个旁观者，见证故乡几十多年里社会发展历程和与日新月异的发展变化。“文人精神”大讨论，将“80年代末以来的社会转型给当代中国文化以及知识群体带来了何种影响”作为核心问题进行广泛讨论，涉及了文化、思想等多重领域，时代性焦虑成为热门议题：一 方面，传统士人精神使当代知识分子无法直面和顺应消费文化;另一 方面，商品经济的发展使知识分子的社会地位下移，由启蒙者坠落为普通群众，时常伴有物质的拮据、体制的压榨，特殊的外部环境使知识分子对自身承担的社会责任产生怀疑。面对这一趋势，《晚熟的人》将视角转向我们身边走出来的小人小事，以小见大，以一个人的故事串起一个时代的潮起潮落。在几十年的时间跨度里书写人与事，以第一人称内聚焦视角凝聚了“假文青”宁赛叶、网络大咖“高参”、学术无赖金希普等一系列社会心理群像，将他们或滑稽可笑、或悲凉无奈的生活经验表现出来，并结合当下流行的文学样式，充分显现出作家独属于当代的人文主义关怀。

文学作为形式与内容的结合体，内容的表达与形式技巧息息相关。莫言在小说集《晚熟的人》中以第一人称内聚焦视角为叙事视角、议论性的价值评判为叙事语言、以小见大为叙事策略，关注他人尤其是弱者的生活，极富悲悯情怀。通过叙述者的议论性评论呈现其鲜明的态度和倾向，观照社会、人生，关注着他人尤其是弱小者的生活和命运，传递着深厚的人文关怀。作家始终以其独特的艺术表达和对现实的思考，给我们以深刻的审美开拓和思想启迪。

注释：

①谭君强：《叙事理论与审美文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17页。

②赵毅衡：《当说者被说的时候——比较叙述学导论》，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③胡亚敏，《叙事学》，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08页。

④⑤⑥⑦莫言：《晚熟的人》，人民文学出版社2020年版，第57页，第195页，第289页，第286页。

参考文献：

[1]胡亚敏.叙事学[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2]谭君强.叙事理论与审美文化[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

[3]杨剑龙.体验普通人的生活形态——新体验小说论[J].社会科学辑刊，2000，（1）.

[4]陈进.故乡叙事的现实转向与晚熟意蕴——论莫言小说集《晚熟的人》[J].宁夏师范学院学报，2021，（03）.

[5]黄长华.巴金小说叙事研究[D].福建师范大学，2011.

[6]袁艳芳.叙事学视阈下的毕淑敏小说[D].湖南师范大学，2015.

[6]聂竹萌.喧哗与骚动[D].渤海大学，2015.

作者简介：

郭凯旋，女，汉族，山东济南人，山东理工大学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文艺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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