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伟时：从陈独秀到顾准、李慎之]
李慎之先生（1923－2003）仙逝，一个严肃的问题需要人们作出认真的回答：李先生从20世纪90年代起成为中国自由思想的代表意味着什么？
激进与自由的双面人陈独秀
愚意以为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必须对20世纪世界和中国思想发展的全局有比较清晰的了解。
简单地说，自由、民主、法治思想与极权主义的生死搏斗，是牵动20世纪人类思潮和历史发展的基本线索。极权主义所以能在世界范围迅速传播，主要原因是它与充满人类理想主义激情的社会主义思潮相结合。以1516年莫尔发表《乌托邦》为标志，社会主义思潮经过400年风风雨雨，到20世纪成为席卷全球的大潮，主要是由于现存制度存在两个不平等：社会不平等和国家不平等。于是，以消灭社会不平等为旗帜，写下苏联74年的血腥历史。以消灭国家不平等为职志的东方各国民族解放运动前仆后继，并且在许多国家程度不等地加上两种作料：所谓“毕其功于一役”的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
以民族特点为藉口营造专制体系。在西欧，在多种历史因素纠缠搅拌下，还孕育出一个人们闻之色变的畸形儿：希特勒的国家社会主义。透过错综复杂的现象，其实质无非是以自由、民主、法治为基本内容的主流文化与极端思潮之间长期、反复的搏斗。
中国的思想和历史发展是这个大格局下的一个重要拳击场。搏斗双方的分歧不在要不要一个独立的中国——消灭国家不平等，而在要一个什么样的中国：是现代主流文化指引的自由、民主、法治的中国，还是另辟捷径，“毕其功于一役”的中国？简单地说，依然是现代主流文化与极端思潮之间的搏斗。其中一个承先启后的关键人物是陈独秀。
陈独秀在20世纪中国史上占有重要的一席，是由三件事决定的：
1．他继承严复、梁启超等第一代启蒙思想家的未竟事业，发动了以自由主义为指导思想的新文化运动，为现代世界主流文化在中国生根清扫路障建立了永恒的功勋。
2．进入20年代后，他成了激进的极端思潮的代表。
从领导创建共产党到成了极端主义小组织——中国托派的领袖，其所作所为可以归结为一句话：尝试把除社会民主主义之外的马克思主义三大流派中的两个（列宁主义和托洛斯基主义）应用到中国。而这两大流派的共同特点，是夸大现代社会政治、经济运行的基本架构的缺陷，把发展过程中的参与面不足和分配不尽合理，说成是它们应予彻底摧毁的理由；
从而既抹煞了社会管理的历史经验，特别是其中制约独裁专制的制度设计的普世内容，又抹煞现代经济、政治制度内在的强大的自我更新机制。用陈独秀的话来说是：
“甚么民主政治，甚么代议政治，都是些资本家为自己阶级设立的，与劳动阶级无关。”是“欺骗劳动者的”。
“法律是强权的护持，特殊势力是民权的仇敌，代议员是欺骗者，决不能代表公众的意见。” 于是，他所向往和鼓吹的“革命“，不是维护和加强民主、法治，扩大人类自由，而是告别主流文化，建立崭新的“人间天堂”。
3．从抗日战争爆发后，逐步告别激进主义，向现代主流文化回归。
随着政治实践的进展，特别是苏联政权残暴本质的暴露，他逐步认识到，托派“这样一个极左派小集团……当然没有发展的希望；
假使能够发展，反而是中国革命运动的障碍。” “所谓‘无产阶级专裁’根本没有这个东西，即党的独裁，结果也只能是领袖独裁 ，任何独裁制度制都和残暴、蒙蔽、欺骗、贪污、腐化的官僚政治是不能分离的。”因此，他断言：“‘无产阶级民主’不是一个空洞名词，其具体内容也和资产阶级民主同样要求一切公民都有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罢工之自由。特别重要的是反对党派之自由，没有这些，议会或苏维埃同样一文不值。” 在20世纪30年代末、40年代初，中国许多著名文化人（如郭沫若、茅盾）仍在为苏联吆喝。大批热血青年则把苏联看作理想世界的化身和中国的明天。在这样的情况下，陈独秀的这些言论可谓石破天惊的棒喝！
从1903年5月组织安徽爱国会算起，至1942年5月离开人间，陈独秀39年的辉煌岁月，是分别以激进和自由为标志的双面人。这两面是20世纪中国思潮变迁的侧影。瞿秋白以降历代中共领导人和不少革命青年继承着他的激进一面。甚至文化大革命期间大中学生席卷全国给校长、老师剃光头、阴阳头等“造反”行动，也与1903年在东京“由张继抱腰，邹容捧头，陈独秀挥剪”，剪掉大清帝国管理湖北留日学生的学监头发的狂热行为如出一辙 。而他自己在生命的最后几年回归现代主流文化的大彻大悟，则开启了30年后中国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觉醒的端倪。这个觉醒过程先后飘扬的两面旗帜是顾准和李慎之。(www.yypl.net)
两大基本问题的提出
从思想上看，顾准和李慎之是同龄人。1949年人民共和国成立，一个34岁，一个26岁，都是年轻的老共产党员。1956、57年间，同在北京并不相识的他们，却分别提出两个事关历史发展全局的重大问题：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
顾准的基本思想是：“从全部国民经济生活上说，不让价值规律既调节流通，又调节生产，结果必将割裂生产与消费之间的联系，因而将发生有害的结果”。“既然价值规律调节着社会生产，价值规律就支配价格运动。”应该“使劳动者的物质报酬与企业盈亏发生程度极为紧密的联系，使价格成为调节生产的主要工具。”至于计划则应该“更富于弹性……更减少对于企业经济活动的具体规定。”一定不能忘记“价值规律制约着经济计划。” 透过当时历史条件下必然带有的烙印和语言，实质是要求把市场作为整个国民经济运行的基本机制，推动我国经济向现代经济靠拢。正如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所说：当时在中国，“只有顾准鲜明地提出让价格自发涨落、即真正的市场规律来调节生产。所以，顾准是我国提出社会主义条件下市场经济理论第一人。” 而在包括苏联和东欧在内的整个社会主义阵营中，也是最早提出这个重大问题的思想家之一。
李慎之在这个时候提出的是政治制度问题。李先生回忆当年情景时写道：“当毛主席看到波匈大乱而派秘书林克到新华社来向王飞和我征求意见的时候，我们就大谈苏联东欧出问题的根本原因就在于没有在革命胜利后建立起一个民主制度。冷西同志（当时任新华社社长、列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的吴冷西）向我说过，‘毛主席说我们现在还是在训政时期’，我就向林克说‘请毛主席除了经济建设的五年计划之外，还要制定一个还政于民的五年计划’；
冷西还向我说过：‘毛主席说我们现在实行的是愚民政策’，我就说‘我们也要开放新闻自由’；
‘小学中学都要设立公民课或者宪法课，新中国每一个公民都要清楚自己的权利与义务’；
冷西又告诉我‘毛主席说我们的问题不止是官僚主义，而且是专制主义’，我就说‘我们应当实行大民主’，‘应当建立宪法法院’。” 双方的意见都是一针见血，直指要害！这表明，早在1956年，李先生就已经意识到中国共产党必须在政治上充分吸收现代文明的成果，回归主流文化。
同一时候，顾准也在思考“民主社会主义”或“社会主义民主主义”问题。两年后，他清晰地说明：“第一个问题是政治——哲学问题。”“最不重要的问题才是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个必须正视的政治问题是恐怖主义。“罗伯斯比尔式的恐怖主义是夭折的，社会主义的罗伯斯比尔主义并没有夭折。法国大革命造成了一个拿破仑，社会主义造成了斯大林和毛泽东。” 到了70年代，他终于彻底清算了导致暴政的“直接民主”，毫不含糊地指出：“奢望什么人民当家作主，要不是空洞的理想，就会沦入借民主之名实行独裁的人的拥护者之列。”“两党制的议会政治，是两个都可以执政的政治集团，依靠各自的政纲，在群众中间竞争取得选票……这是唯一行得通的办法。”
无论顾准还是李慎之，在1950年代都还是真诚的共产党员，1956年苏共20大揭开斯大林残暴统治的真相，是他们思想发展的转折点。他们在惊醒后渴望与自己血肉相连的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接纳他们善意的建议，避免重蹈苏联的覆辙，走上健康发展的道路。他们冷静地考虑中国的现实，终其一生都没有组建反对势力图谋推翻中国共产党。他们是作为杰出的思想家在现代中国历史上占有崇高地位的。
直至1991年末、92年初，中国也应实行市场经济的主张才被官方认可。中国人不应忘记，由于没有听取34年前提倡市场经济思想的先驱顾准的意见，我们的祖国付出了国民经济一再频于崩溃的险境和“非正常死亡”2千万至4千万冤魂的代价。顾准作为殉难者早已寂寞地离开人间。尽管有些权势者仍然视之为异端，越来越多的中国知识阶层却深知：他的文章是他用自己的血泪写下的中国人苦难根源追寻录；
咀嚼他的思想遗产，就是继承历史智慧，铭记刻骨锥心的教训。
首先提出中国应该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李慎之也离开我们了。中国人更不应忘记，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方方面面的疯狂，归根到底是由于政治上的独裁专制。在李慎之提出这个重大问题20多年后，邓小平才惊觉中国二十多年大灾大难的根源在政治体制。可悲的是这个关乎中国国运的关键问题至今仍未得到妥善解决，乃至李慎之不得不在1999年重新提醒中国的党和国家领导人：“‘资本主义可以搞议会民主，社会主义也可以搞议会民主’，给中国的政治改革打开一个新局面”（《风雨苍黄五十年》）。(www.yypl.net)
寻求民主与专制的历史渊源
顾准和李慎之这对双子星座出现在东方地平线上不是偶然的。除了客观环境外，他们自身的思想路径也有许多足以启迪后来者的特点。
首先是从中西历史差异中寻求民主与专制的历史渊源。
他们都在古今中西上下几千年的历史中反复比较求索，一致肯定专制是东方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自由、民主、法治则是西方社会各种历史因缘际会的产物。自治城市、法治、民主、个人权利这一套“只能产生于航海、商业、殖民的民族中”，“城市及其自治，是中国历史上绝对不会发生的，甚至东正教文明的俄罗斯沙皇统治下所不允许存在的。” 所谓中国可以内部自然出资本主义，有些人津津乐道的所谓资本主义萌芽，其实是片面看待一些经济现象，而忽视了资本主义是经济、政治、法权和文化等因素的综合体系，没有经济自由和法治不可能有资本主义的现代化。
其次是驳斥各种极端观点，肯定现代自由、民主政治制度的普世性。以李慎之先生来说，他痛斥倡导中国传统文化和所谓亚洲价值可以“为万世开太平”等虚骄之气， 就是察觉如此“对全人类的（也就是全球的）主流文化（市场经济、民主、法制）故意唱反调，因而有阻碍中国现代化的危险。” (www.yypl.net)
再次是从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高度清算专制主义服务的根源。专制主义惯于用偶像主义欺骗群众，不重视实证研究和缺少逻辑传统的中国文化成了这类现象生长的沃土。“中国人善于综合，都是根据不足的综合。你读一下《老子》、《大学》、《中庸》就知道了。中国人是天生的辩证法家，可是辩证法把中国人坑害苦了。” 翻翻至今仍连篇累牍充斥中国大陆各种书刊的弘扬意识形态的所谓“学术论文”，学问彷佛不是在对现实世界的艰苦研究中产生，而是一连串概念游戏，面对那种玩弄辩证法的令人吃惊的手法，人们只能为顾准的睿智苦笑。
李先生有机会观察了中国改革开放的过程，新的环境推动着他回答了一些新的重大问题。
第一是对全球化的分析和对阻碍中国融入全球化进程的种种藉口的批判，特别是对所谓亚洲价值的批判。
作为把毕生精力献给了祖国的杰出爱国者，他热爱中国传统文化并有深厚的学养。记得第一次见到李先生，是在90年代初中国文化书院在泉州举行的“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讨论会上，晚上去拜会他，他直截了当说：“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那一套很多人不信了”，应该重新探讨哲学问题；
聆教的主要内容就是先秦诸子哲学思想，对传统文化挚爱之情溢于言表。92、93年间写就的：《辨同异 合东西》和《中国哲学的精神》，体现着他在这一领域的探索成果。后来他在一封来信中写道：“作为一个中国人，我天然地认为中国哲学最符合未来的全球价值，比如‘道’的概念就比‘神’的概念更好”。（1995年9月13日）但是，他深知根本没有什么统一的亚洲价值，中国必须吸收人类文明的共同成果，拒绝东方主义一类叫嚣。
李先生清醒地看到，全球化不是田园牧歌，必然伴随着血与火及其他污秽，(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