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资本如何影响城市居民的社区组织参与——基于CGSS,2012的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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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宝锋, 寇丹

1.南阳师范学院 法学院,河南 南阳 473061;
2.河南财经政法大学 社会学院,河南 郑州 450046

作为城市生活的基本单元,社区是一个不断被理论与实践所建构的概念和对象。改革开放之后,社区概念经由社会学恢复重建而突破理论研究视域,逐渐转变为城市的区政府和街道办事处指导之下的基层自治组织[1]。20世纪80年代,以费孝通先生为代表的一批社会学学者进行了大量的农村和小城镇研究。20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城镇化的不断推进,社区研究也追随人的脚步由农村转向城市。伴随着改革的演进,单位制逐渐式微,以往单位承担的一部分社会职能逐渐移交给社区,单位逐渐从私人领域退出。随着单位社会职能和服务职能的剥离,以及“单位人”向“社会人”的转变,自然形成一个独立于单位之外的社会保障体系和社会服务网络,这就需要城市社区来发挥作用[2]4,城市社区从而成为实现社会资源和社会机会合理配置,进行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的重要落脚点。

基于地缘或业缘建立的城市社区一直面临着创熟的问题。社区内部个体存在较强的异质性,从这个层面来说,作为城市治理落脚点之一的社区需要回应不同个体的差异性,树立命运共同体意识,从而构建一个行动共同体。在政治体制的民主化努力及其共治共享的大背景下,参与社区建设的主体由单一向多元延伸,社区自治组织、非政府组织、非营利组织和社区居民逐渐成为参与社区管理的主要力量[3]。是否能够构建社区共同体取决于社区成员内部是否存在基本的信任,是否存在较强的社区参与意识与自组织能力。信任程度决定了社区能否把异质性较强的人群整合起来,实现效率最优和资源最佳配置。

帕特南把诸如信任、规范与网络等社会资本视为组织和社区的重要特征,其具有自我增强和可积累性,可以通过促进成员之间的信任与合作来提高整个社会的活力和运行效率。社会资本可以增进集体行动的能力,减少集体行动中的“搭便车”问题和“关系”行为人际互动过程中的投机行为和因投机而产生的交易成本。刘春荣使用“邻里社会资本”概念来描述一种邻里间的人际关系网络和社会信任,这种网络和信任有助于将居民个体融入社区,形成一种地方公共问题的治理力量,增进社区的集体福利[4]。

已有文献主要侧重于对社区居民自治和社区居民的居委会参与进行研究,理论视角具有启发性,但是从社会资本视角出发检验社会资本存量对社区组织参与影响的研究略显不足。鉴于此,本文拟通过重点考察中国城市社区中共通性社会资本与特定性社会资本对社区组织参与的影响,尝试回答以下问题:共通性社会资本和特定性社会资本如何影响居民的社区组织参与?这两种形态的社会资本对社区组织参与各自发挥了怎样的作用?共通性社会资本与特定性社会资本的主观维度和客观维度分别如何影响居民社区组织参与?以更好理解社会资本在居民参与社区组织中发挥的作用,为充分发挥社会资本在社会治理中的作用提供启示。

1.居民社区组织参与

社区是指人们在地缘关系基础上结成的互助合作的共同体,用以区别在血缘关系基础上形成的互助合作的共同体。地缘共同体通过乡规民约和法律规范对其成员的行为实行控制,血缘共同体则是通过自然性质的习惯或传统家教对其成员的行为实行控制。以血缘或亲缘关系为基础的家庭或家族一般都排斥非亲成员,家族与社会、国家之间缺少中间连接层,故整个社会的社会资本存量不高。而建立在自愿与社会服务意愿基础上的社会组织,关注其成员之间的合作、互助,热衷于各种社团与社区活动,注重公民社区意识的提高,可以促进包容性的社会信任程度的提高,从而提升共通性社会资本和成员的凝聚力[5]。

在城市社区中,契约关系代替伦理关系成为社会治理的重要基础。最大程度动员居民参与社区管理,建立文化认同,在价值观和生活方式上寻找社区自组织基础,是政府实现共治共享社会的重要政策方向。这就与帕特南所说的社会资本的作用不谋而合。作为一个整体的社区,将受益于其成员之间的合作,个人可以在社区中共享互助互惠、信任、协作与邻里友谊中的益处。调动居民参与社区治理的积极性,提高社区治理绩效,提高社区邻里社会资本的存量与增量,无疑是理想的也是现实的最佳选择。

随着单位逐渐从私人生活领域退出,单位把以往所承担的一部分职能逐步移交给社会。大量的居民开始就业于私有企业等非公有制部门,居民身份从“单位人”到“社会人”的转变要求居民委员会和社区承担更多的管理与协调职能[6]。如果说街道办事处是政府的派出机构,那么,社区居委会则更像是政府的基层延伸[7]。社会组织越弱,“居委会办社会”的特征就越强。在此背景下,我国开始积极推进居委会和社区管理体制改革,促进社区建设,推动社区治理与服务创新的改革探索,而社区居委会和社区社会组织的社会管理与服务职能的实践离不开社区居民的积极协助、多方参与和居民的自治。

2.社会资本内涵界定

社会资本作为一个多维度的概念,尽管社会科学家对其的定义存在诸多不同见解,但是这些争论中依然存在共识:社会资本主要由两部分组成,一是客观的社会网络和组织,二是主观的道德规范和价值观念[8-9]。客观的社会网络和组织是指在成员自愿的基础上形成的,尊重并代表成员利益的正式或非正式的社会网络和社会组织;
主观的道德规范和价值观念主要指社会成员之间的相互信任。在此基础上,我们可以把社会资本定义为:一种镶嵌于个体关系之间的行动资源,在需要的时候可以为公共产品供给难题和集体行动困境的破解提供一种路径[4]。

N.Lin认为,个体所拥有的社会资源的数量和质量由三个因素决定:一是个体成员社会网络的异质性程度;
二是网络成员的社会地位;
三是个体与网络成员之间的关系强度[10]。本文中,我们把社会资本区分为共通性社会资本和特定性社会资本。共通性社会资本类似于帕特南所说的“跨越型社会资本”,跨越型社会资本可以阐释更加广泛的互惠规则,如包容性的信任与道德规范。而特定性社会资本接近帕特南所说的“紧密型社会资本”, 其以关注自身为重点,倾向于强调小团体的地位,这类社会资本包括校友会、俱乐部、行业协会等。这两种社会资本都是社会资本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一个社会如果能在这两种社会资本之间维持适当的平衡,就可以促进社会治理与经济发展[8]。特定性社会资本主要服务于个人、家族、宗族等小团体利益,具有封闭性,共通性社会资本可以促进个人和社会的全面发展。

中国社会是典型的关系社会,个体层面的关系是维系中国社会运转的关键要素,个体社会资本(特定性社会资本)丰富而活跃[11]。同时,中国社会也从不缺乏帕特南所说的培育集体社会资本(共通性社会资本)所需的两大要素——社会网络和互惠性规范[12]。故注重信任和社会关系的社会资本理论在20世纪90年代传入中国后由于与中国文化语境相契合,很快成为分析中国经济、政治与社会问题的理论范式,不同领域的学者都热衷于把社会资本作为一个新的解释范式来分析各自领域的问题。

3.作为社会资本的信任

不同学科的学者都把信任看作社会资本的核心要素。根据信任的不同类型来解释人类行为和社会发展也由来已久。比如,马克斯·韦伯将信任分为特殊信任和普遍信任,并认为特殊信任是基于血缘、家族并以道德、习俗等非正式规范为保障的信任,具体包括血缘关系、地域关系等,而普遍信任不以血缘、家族为基础,是基于契约和法律规范并由契约和法律保障的信任,其注重对契约和法律的遵守[13]。卢曼认为,信任是嵌入在社会结构和社会制度之中的一种功能化的社会机制,其将信任分为人际信任和制度信任,认为人际信任是以情感为基础的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关系,而制度信任则是以交往规范和法律制度为基础的,人际信任有助于推动制度信任的发展与社会层面的信任程度的提高[14]。建立在血缘、地缘、学缘、业缘等基础上的“关系社会” 是中国社会的典型特征。从韦伯开始,包括汉密尔顿和福山等学者普遍倾向于将中国人的人际信任定义为一种建立在血缘、宗族、乡亲关系上的,难以普遍化的特殊信任。中国正在经历快速经济转型和急剧的社会变迁,这就决定了中国社会的人际信任必然与西方社会存在差异[15-16]。

我国学者也对人际信任进行了大量研究。较早对中国的人际信任进行研究的杨中芳和彭泗清持“个体生活在文化中”的观点,认为文化是指在人们日常生活中指引其行为的一些看法、规则与信念,这些看法、规则与信念形成一套只有生活在其中的人们才会明白的意义系统,用来进行彼此间的沟通[16]。在社会资本理论者眼中,公民对正式社会组织和非正式社会网络的参与,会提高他们之间的信任程度并培育互惠互利的道德规范,从而增强他们采取集体行动的能力。

1.数据来源

本文使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hinese General Social Survey,简称CGSS)项目2012年度数据。该数据采用多阶PPS随机抽样,2012年数据采用2010抽样方案,在全国共抽取 100 个县级单位加 5 个大都市,480 个村/居委会,12 000 名个人,样本总量为 11 765个。本文以城市社区受访者为研究对象,在剔除农村样本和缺失值处理之后,实际进入模型的有效样本为2806个。

2.因变量

本文以居民是否为社区组织成员作为因变量,为了测量居民的社区组织参与程度,问卷设计了这样一个问题:“您是下列组织的成员吗?您对这些组织的参与是否积极?——社区组织”。对此设问的回答用一个三分量表来测量,分别对应的是“1”=是成员并且积极参与,“2”=是成员但基本不参与,“3”=不是成员。我们用这一变量来测量居民的社区参与程度。本文将因变量处理为二分类变量,是社区组织成员统一编码为“1”,不是社区组织成员统一编码为“0”。

3.自变量

以共通性社会资本和特定性社会资本为自变量,考察不同形态的社会资本对居民社区组织参与的影响。

(1) 共通性社会资本的测量和描述性统计

共通性社会资本的主观维度,本文主要用人们之间包容性的社会信任这一指标来进行测量,对此的测量有两个设问项目。第一个设问项目为:“总的来说,您同不同意在这个社会上,绝大多数人都是可以信任的?”对此的回答分为五个选项:“1”=非常不同意,“2”=比较不同意,“3”=说不上同意不同意,“4”=比较同意,“5”=非常同意。第二个设问项目为:“总的来说,您同不同意在这个社会上,您一不小心,别人就会想办法占您的便宜?”对此的回答为:“1”=非常不同意,“2”=比较不同意,“3”=说不上同意不同意,“4”=比较同意,“5”=非常同意。为了回归分析的方便,把选项重新进行了逆向编码。

为了测量居民的普遍信任(共通性社会资本的主观维度),我们使用了问卷中的这样一个问题:“您对下面这些人的信任程度如何?——陌生人”。对此的回答项为:“1”=非常信任,“2”=比较信任,“3”=不太信任,“4”=完全不信任。同样,为了回归分析的方便,把选项重新进行了逆向编码。

我们使用两个反映开放型的公益性社会组织的参与指标来测量共通性社会资本的客观维度。公益性社会团体或组织通常在自愿、平等、信任的基础上形成,能够把不同社会阶层、职业背景、异质性较强的个体联系并凝聚起来。公益性社会组织成员之间是平等和互相尊重的关系,而不是垂直的上下级关系,组织成员更多是以服务社会为目的,这些团体成员更多考虑的是公共利益而非小团体利益。CGSS 2012数据中对此的第一个设问为:“过去12个月中,您是否参加过与公共利益相关的活动?——建设本社区的志愿活动。”对此的回答为:“1”=是,“2”=否。把是编码为“1”,否编码为“0”。第二个设问为:“您是下列组织的成员吗?您对这些组织的参与是否积极?——社会公益组织。”对此的回答为:“1”=是成员并且积极参与, “2”=是成员但基本不参与,“3”=不是成员。将参与社区的志愿活动编码为“1”,不参与的编码为“0”,是社会公益组织成员编码为“1”,不是社会公益组织成员编码为“0”。共通性社会资本的主客观维度相关变量的描述性统计见表1。

(2) 特定性社会资本的测量和描述性统计

反映中国社会的亲缘、地缘、业缘的相关变量,如对亲戚的信任、对朋友的信任、对邻居的信任和对同事的信任等熟人圈子的信任等这些变量代表特定性社会资本的主观维度,这些变量的共同特征是以个人为中心向外辐射。以是否校友会组织成员,是否参加休闲娱乐团体,以及是否参加职业协会、专业学会和行业协会等同质性较强的、封闭的社会组织来测量特定性社会资本的客观维度。对于以下四个设问,“您对下面这些人的信任程度如何?——亲戚” “您对下面这些人的信任程度如何——朋友” “您对下面这些人的信任程度如何——邻居” “您对下面这些人的信任程度如何——同事”,回答项为:“1”=非常信任,“2”=比较信任,“3”=不太信任,“4”=完全不信任。为了分析的方便,对回答项进行了逆向编码。

表1 共通性社会资本的主客观维度相关变量的描述性统计(n=2806)

有关特定性社会资本的客观维度,如前所述,用以下变量代表。设问项如下:
“您是下列组织的成员吗?您对这些组织的参与是否积极?——校友会” “您是下列组织的成员吗?您对这些组织的参与是否积极?——娱乐休闲团体” “您是下列组织的成员吗?您对这些组织的参与是否积极?——职业协会、专业学会和行业协会”,对此的回答为:“1”=是成员并且积极参与,“2”=是成员但基本不参与,“3”=不是成员。把回答是成员的“1”和“2”合并编码为“1”,不是成员的编码为“0”。特定性社会资本的主客观维度相关变量的描述性统计见表2。

(3) 控制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为了排除其他可能对因变量造成影响的变量,更加准确地检测两种形态的社会资本对居民社区参与的影响,本研究引入了收入、社区类型、居住地区类型三个控制变量。第一个控制变量是居民的家庭人均收入水平,第二个控制变量为居民居住的社区类型,第三个控制变量为居民居住的地区类型。控制变量的说明及其描述性统计见表3。

模型①考察了共通性社会资本的主客观维度——包容性的社会信任与开放性的社会组织网络——对居民社区组织参与的影响。可以看出,社会资本的主客观维度对居民社区组织的参与均产生显著的积极影响。人际交往信任度越高的个体,参与本社区志愿活动的个体,及参

表2 特定性社会资本的主客观维度相关变量的描述性统计(n=2806)

表3 控制变量的说明及其描述性统计

与社会公益组织的个体,参与社会组织的概率越高。

模型②在模型①的基础上加入了特定性社会资本的两个维度——对朋友、邻居、同事的信任,是否参与校友会、休闲娱乐团体和行业协会等,在模型中加入特定性社会资本的两个维度之后,共通性社会资本对居民社区参与的影响依然显著。而特定性社会资本中的主观维度——局部信任,对亲戚、朋友的信任,尽管在统计上不显著,但模型中显示了其对居民的社区参与会产生负面影响。有趣的是,在特定性社会资本的客观维度中,娱乐休闲团体的参与,也就是源于趣缘结成的局部小团体,对居民的社区组织参与产生了显著的积极作用。

模型③在模型②的基础上加入了控制变量(居民家庭人均收入、社区类型和居住地区类型)。加入了控制变量之后,共通性社会资本的主客观维度对社区居民参与的影响在统计学意义上依然显著,娱乐休闲团体组织对于社区居民参与的影响在统计学意义上依然显著。最后,在控制变量当中,家庭人均收入对居民的社区组织参与并没有显著的影响;
相对于未经改造的老城区,保障性住房社区居民更有可能积极加入社区组织;
相较于市/县城的中心地区,市/县城的城乡接合部地区类型在统计学意义上对居民的社区参与有消极的影响。

表4 社会资本对社区组织参与的影响(二分类logit模型)

综上,共通性社会资本的主观维度(包容性社会信任)和客观维度(社会公益性网络组织参与)在统计学意义上都对居民社区组织的参与有显著的积极作用。而特定性社会资本对居民社区参与的影响尽管在统计学意义上不显著,但是主观维度的基于血缘、地缘、业缘的小团体信任均对居民的社区组织参与产生了消极影响;
客观维度的基于趣缘建立的休闲娱乐团体对居民社区组织参与产生了显著的积极作用。这一研究结果,有待在后续的相关研究中进一步揭示此现象产生的原因。

本研究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政策上都有一定意义。就理论意义来说,本研究支持了以往的部分研究结果,即社会资本的不同形态对社会治理会产生不同的影响。共通性社会资本对居民的社区参与乃至社会治理会产生积极的影响,对于构建共治共享社会具有重要作用。而以个体为中心向外扩散的局部信任和封闭性的社会网络会排斥圈外人的加入,强化团体和组织的封闭性和对资源与机会的占有,从而不利于社会整体的资源整合和共享。这一研究结果对于当前的社区建设,促进共通性社会资本的累积以实现共治共享的社会发展理念有一定的政策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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