确保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加快消费主导型发展
◎ 张俊伟
提 要:
今后一段时期，我们要牢牢把握主要经济矛盾，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疫情防控与经济发展、统筹发展和安全，开准药方、综合施策，确保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加快建设消费主导型经济。
急需全面落实稳定经济大盘的重大决策，推动经济增速回归潜在增长率；
完善政策体系，加快向消费主导型经济模式转型；
有针对性地采取措施，稳定市场预期。要进一步优化疫情防控措施，减少“一刀切”“层层加码”等现象；
充分发掘经济内生增长动力，减少对扩张性政策的依赖；
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防范化解各类风险挑战。
从去年下半年开始，我国经济运行呈现出明显的增长乏力、增速下滑态势。去年6月，全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速为12.1%，在随后的第三、第四季度，其平均增速已下降到4.2%和3.5%；
类似的，全国固定资产投资累计增速在去年6月份为12.6%，到12月份就下降到4.9%。其中，民间固定资产投资累计增速从15.4%下降到7%，国有及国有控股固定资产投资累计增速从9.6%下降到2.9%。去年第二季度，我国经济增速尚为7.9%，而到第三、第四季度，其增速已分别下滑到4.9%和4.0%。这不仅明显低于疫情发生之前的最低增速（6.0%），也明显低于疫情严重影响下我国经济的平均增速（5.1%）。面对经济下行局面，党中央、国务院准确识变、积极应变，明确政策应对框架，合理确定年度增长目标，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政策主动靠前发力。今年1-2月，我国投资、消费增速均出现企稳回升势头，市场预期明显改善，即便受到俄乌战争爆发的影响，我国经济增速仍然达到4.8%，扭转了经济增速快速下行的态势。
进入第二季度，受俄乌战争爆发，能源原材料价格大幅上涨；
疫情多点散发，部分地区加强疫情管控; 房地产销售持续低迷，停工项目“复工复产”进展缓慢等因素冲击，我国经济运行多项指标再次出现明显恶化：4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较上年同期下降11.1%；
综合采购经理人指数跌至42.7%，明显低于50%的“枯荣分界线”，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更是一度下降到41.9%；
进出口增速也出现明显下滑，仅增长2.1%。面对严峻复杂的经济形势，4月29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明确指出：要加大宏观政策调节力度，扎实稳住经济，努力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预期目标，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5月23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在财政、金融、稳产业链供应链、促消费和有效投资、保能源安全，以及社会保障、兜底民生等领域推出33项措施，以推动经济回归正常轨道、确保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5月25日，国务院又召开全国稳住经济大盘电视电话会议。会议明确提出：当前正处于决定全年经济走势的关键节点，必须抢抓时间窗口，努力推动经济重回正常轨道。会议要求各地区、各部门扎实推动各项稳经济政策落地见效，保市场主体保就业保民生，确保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
随着稳经济大盘各项措施的快速出台，我国经济出现了明显的企稳回升态势。6月份，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3.1%，增速实现由负转正；
城镇调查失业率5.5%，较4月份下降0.6个百分点；
固定资产投资增速越过低点，实现企稳回升；
进出口增速再次回升到双位数；
综合采购经理人指数明显居于枯荣线上方，再次回到扩张区间，市场信心明显恢复。在错综复杂的困难条件下，二季度我国经济增长0.4%，并呈现出明显的边际改善势头。上述表现，充分彰显了中国经济的内生动力和巨大韧性。
我国经济运行出现错综复杂的困难局面，是“两个大局”交汇叠加百年疫情冲击的外在反映。
我国已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踏上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征程。进入新的发展阶段，我国发展面临的条件也发生了许多阶段性变化，具体如：随着工业化、城市化的持续推进，追赶空间越来越小，维持中高速增长的难度越来越大；
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高质量发展成为普遍共识，由此也带来许多政策变化，具体如，在持续推进“节能减排”的基础上明确提出“双碳”发展目标；
金融监管部门对房地产融资进行分级分类监管，以有效防范房地产“灰犀牛”；
严格地方债务管理，遏制地方政府盲目投资；
遏制资本野蛮生长，维护公平竞争秩序，等等。
从国际环境看，世界进入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各方力量正在加速洗牌。为了维护世界领导地位，美国把中国列为“竞争对手”，在经济科技领域推行“脱钩”，并积极操弄地缘政治话题来围堵中国。目前，美国正在加紧推行“印太经济框架”，试图通过拼凑新的经济同盟来排斥中国。在世界分工格局中，中国是一个自然资源相对贫乏的国家，在国际分工中处于产业链中游位置，需要大量进口基础原材料、核心零部件、前端加工设备和设计操作系统。世界经济格局调整、产业链重组乃至世界地缘政治变化，必然会给中国经济带来严重影响。
而新冠肺炎疫情又加快了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的演进历程。面对席卷全球的疫情冲击，“中国之治”的优越性得到充分展现，明显加快了世界经济政治格局演进的步伐。即便如此，我们也要看到疫情给中国经济运行带来的严重冲击：人们普遍减少了聚集性活动，人员、物资流动受到限制，生产经营活动受到干扰甚至被打断，等等。
正是在上述三方面因素的影响下，我国经济运行出现了需求收缩、供给冲击和预期转弱“三重压力”：
从需求角度看，工业化、城市化进程基本完成，大型房企债务暴雷，地方政府投资增长步履维艰，中小企业和居民家庭的资产负债表明显恶化，这些都表明我国潜在经济增长率再次下降；
而处于经济运行周期的下行阶段，又进一步加剧了经济下行的压力。
从供给角度看，国际能源、原材料价格大起大落，加剧了国内下游企业的经营压力；
个别国家鼓励跨国公司离开中国，增加了国内企业参与国际分工的风险，部分企业甚至面临订单消失的直接挑战；
高技术领域的封锁不仅增加了国内企业的困难，而且为其开展技术替代设置了很高的门槛；
而疫情的发生发展则对人流、物流造成冲击，给产业链分工合作带来巨大的不确定性。所有这些，打乱了原有的生产经营秩序，给生产经营活动带来结构调整压力。
从市场预期看，市场主体都是理性人。他们基于自己的知识、经验对外部环境进行分析评估，从而形成对未来的市场预期。当前市场预期转弱，既有产品销售不畅、企业利润减少、再就业困难、工资增长缓慢等因素的影响；
有世界经济格局快速演变，国际市场、原材料供应、关键技术来源不确定增加的影响；
也有疫情多点散发、防疫措施加码，给生产、经营、消费、流通活动带来不确定性的影响；
更有政策转型过程中新政策设计粗糙、相互叠加导致“合成谬误”等因素的影响。
上述“三重压力”叠加在一起，就使经济运行面临诸多困难，其中最突出的表现就是市场信心不足、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因此，有效需求不足、供需总量严重失衡是我国经济运行中存在的主要矛盾。我们只有坚定扩大内需、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才能为有效应对外部冲击，加快结构调整步伐创造良好外部环境，才能为有效防控疫情、完善经济治理，稳定市场预期创造良好外部环境。
面对错综复杂的发展态势，我们应保持清醒头脑，坚定做好经济工作的信心和勇气。
首先，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为克服困难奠定了基础。我国是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国共产党是我国各项事业的领导核心。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和完善党的全面领导，持续推进党的自我革命，使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得到有力保证，党的领导制度体系不断完善，党的领导方式更加科学，全党思想更加统一、政治上更加团结、行动上更加一致，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显著增强。有党的坚强领导，中国就有了克服一切困难、赢得最终胜利的可靠保障。
其次，我国已经走出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前进步伐不可阻挡。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仅用几十年时间就走完了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工业化历程，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在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的过程中，我国走出了一条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根据党的十九大提出的“分两个阶段，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战略安排，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立足新的发展阶段，深刻分析我国发展环境面临的深刻变化，进一步勾画了我国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远景发展目标，明确了“十四五”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指导思想、发展目标和工作原则，并就坚持创新驱动发展、加快发展现代产业体系、构建新发展格局、全面深化改革等做出全面部署。未来一段时间，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蓝图已经绘就，前进道路也已经指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已经“进入了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
再次，增长动力转换取得显著成效，经济后劲强劲。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直面长期困扰我国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积极推动经济结构优化升级，积极推动经济增长由投资驱动向创新驱动和消费驱动转变。到2021年，我国研发经费投入占GDP比重已达到2.44%，全社会研究与试验发展人员全时当量、专利申请数量已连续多年位居世界首位，国家创新能力综合排名位居世界第12位。在量子计算、人工智能、航空航天等领域，我国已跻身世界“第一梯队”。目前，我国正在向世界领先的创新型国家迈进。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转型发展的成功实践，既为今后的高质量发展积蓄了势能，又为应对当前诸多结构性矛盾积累了经验。
最后，中国经济韧性强、回旋余地大。中国有14亿人口，人均GDP已超过1.2万美元，中国是一个庞大的、快速增长的市场。庞大的市场规模为国内经济大循环和经济稳定运行奠定了稳固的基本盘。从需求角度看，我国的工业化和城市化尚未完成。在汽车等大件消费品拥有率、城市化率、制造业信息化水平、尖端产品制造和技术研发等方面，我国和发达国家还存在不小差距，还拥有广阔的发展空间；
从供给角度看，我国制造业规模稳居世界第一，有220多种主要工业品产量位居世界首位；
我国的产业体系十分完整，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所列全部工业门类。巨大的增长空间、完整而有竞争力的制造业体系以及健全的基础设施、供应较为充分的高素质人才，使中国经济拥有了有效抵御外部冲击的强大韧性。
今后一段时期，我们要牢牢把握主要经济矛盾，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疫情防控与经济发展、统筹发展和安全，开准药方、综合施策，确保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加快建设消费主导型经济。
（一）全面落实稳定经济大盘的重大决策，推动经济增速回归潜在增长率。上半年我国经济增长2.5%。据测算，要完成预定的年度增长目标，下半年经济增速需要达到8%左右。考虑到近年来我国经济增速持续下降、潜在增长率已明显低于8%的客观现实，如果下半年刻意追求8%的增长目标，在全球通货膨胀的背景下很可能会诱发严重的通货膨胀。这恰恰是我们要努力避免的。理性的选择，是把政策着力点放在推动经济增速回归到潜在增长率的轨道上，以实现持续的、健康的发展。这也是新时代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因此，我们需要辩证看待全年经济增长目标。应当看到，针对二季度经济运行中暴露出的问题，国务院在“两会”政府报告一系列既定刺激政策的基础上又推出了一揽子应对方案。当前的工作重点，不是推出新的刺激性措施，而是把既定的各项重大决策落实好贯彻好，努力把经济增长推高到潜在增长率的水平。
（二）完善政策体系，加快向消费主导型经济模式转型。受收入增速下降、房地产泡沫破灭、产业链外迁以及疫情冲击等因素的影响，居民消费增长乏力将是今后一段时期制约我国经济良性循环的最主要因素。而普遍的产能过剩，也将对政府扩张性的财政、货币政策操作带来严重制约。本世纪头十年，我国经济曾呈现出鲜明的外需拉动和投资驱动特征。目前，我国经济已转向内需拉动型增长，投资驱动向消费驱动转型也取得显著进展。需要完善相关体制机制，进一步发掘消费增长的潜力，构建真正的消费主导型经济。在短期内，应做好疫情应对和稳就业、稳消费工作。具体如：对于那些收入、生活受到严重影响的人群（如纳入静态管理、封闭管理的人群），要发放生活补贴或食物补贴，避免其消费水平急剧下降甚至陷入生活困境；
要借鉴发达国家在新冠肺炎疫情发生期间发放消费券、最低生活补助以托底居民消费的经验，使扩张性财政支出更多向保障居民消费、扩大消费倾斜；
要以小微企业、服务企业为重点，保市场主体、保就业、保民生，“留得青山，留住未来”。从中长期看，则要着力于完善体制机制，夯实消费持续增长的基础。具体如：坚持就业优先，构建就业友好型社会；
改善社会保障体系，减少强制性储蓄；
划拨更多国有资产和国有资本用于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
持续提高公共服务的质量和水平，缩小居民间消费水平差距；
显著提高特殊人群（如农村老龄人群和儿童）的保障水平，托底最低居民消费等等。
（三）有针对性地采取措施，稳定市场预期。要进一步优化疫情防控措施，减少“一刀切”“层层加码”等现象。应当根据新冠肺炎病毒快速变异的特性，及时对流行新冠病毒的危害开展科学评估，及时完善、调整防控方案，在保障人民生命安全的前提下把疫情防控对经济运行的影响控制在最低限度。要进一步完善公共治理，创造法治透明的营商环境。各类纠正市场失灵措施出台前，要进行充分论证、广泛听取各方意见，不断提高政府决策的民主化和科学化水平。要避免“一窝蜂”出台政策，避免政策叠加导致“过犹不及”现象的出现。要加强对市场主体合法权益的保护力度，采取措施，杜绝侵犯企业和公民基本权利现象的发生，筑牢保护市场主体合法权益的堤坝。要加强政策沟通，对于社会关注的焦点问题（如基础产品价格上涨、供应链转移、关键技术“卡脖子”、经济增长乏力等），要实事求是、及时回应，明确政府相关政策承诺，引导企业及时、合理地做出应对，最终形成全社会群策群力、共同应对各种挑战的局面。
（四）充分发掘经济内生增长动力，减少对扩张性政策的依赖。要顺应居民消费升级的趋势，促进消费向绿色健康安全消费升级；
要聚焦重点领域，消除阻碍汽车、新能源、电子电器、住房消费健康发展的障碍；
要全面落实带薪休假制度，发展假日经济；
要顺应老龄化发展趋势，发展银发经济。在投资领域，要保护企业合法权益，激发民营企业家的投资积极性；
要进一步发挥政府产业引导基金的作用，引导民间资本更积极地参与投资。加快产业结构升级步伐，以更加精细的社会分工、更高质量的产品供给创造和引领市场需求、拓展经济发展的空间，是近年来我国实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经验。当前，第三产业已经占据“半壁江山”，无论是稳增长还是稳就业，我们都要把第三产业作为主战场。要在有效防范市场风险、确保国家利益的前提下大幅放开市场准入，通过引入更多的“鲶鱼”充分激发第三产业发展的潜力。要坚持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加快第二产业特别是制造业产业升级的步伐，显著缩小我国制造业与国际先进水平的差距。此外，我们还要加快对传统农业的改造，加快推进农业生产的现代化。
（五）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防范化解各类风险挑战。“两个大局”交汇叠加“世纪疫情”的复杂局面，使各种可以预见和难以预见的风险因素明显增多。而经济增速下行，更加速了潜在风险的显性化。今后一段时期，需要在一系列经济领域做好风险防范化解工作。具体如：在宏观经济管理领域，当前特别要稳住经济运行基本盘，防止经济增长失速；
在金融领域，要加强对热钱，特别是海外游资的监控，防止热钱大进大出、外资大进大出导致金融市场大幅波动、相互传染并外溢，影响到实体经济运行；
头部企业债务爆雷、房地产销量腰斩充分表明，房地产“灰犀牛”已经来了。要抛弃幻想，抓紧行动，制定并实施系统性的房地产泡沫处置-土地财政转型方案，为经济平稳运行奠定基础；
在初级产品领域，要采取切实措施，确保能源、原材料、粮食等产品的可靠供给，切实把中国人的饭碗端在自己手里。需要强调的是，上述风险防范工作都是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前提下展开的。防范风险既要有政府的积极作为，更离不开企业的主动配合，需要根据不同类别风险的特征建立完善相应的体制机制，从而把政府和企业两方面的积极性都调动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