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同”与“特”辩证统一中创新发展
廖小明 李明芳
（中共四川省委党校，成都 610071）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意味着科学社会主义在21世纪的中国焕发出了强大的生机与活力，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新的路径选择，为解决人类社会发展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1］。这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的根本源泉。如何把握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出场逻辑与在场形态，唯物辩证法关于同一性与多样性、普遍性与特殊性（以下简称“同”与“特”）相统一的辩证思维提供了重要视域，运用这一思维，在“同”与“特”相统一、历史和实践相统一的辩证法中理解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逻辑，意义重大。
唯物辩证法告诉我们，社会发展是同一性与多样性、普遍性与特殊性相统一的整体演进过程，这提供了观察认识人类社会发展进程规律的方法，也提供了把握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出场逻辑的方法基础。
（一）“同”与“特”相统一的辩证思维是唯物辩证法观察人类社会历史的基本逻辑方法
唯物辩证法认为，针对一定的历史时期和特定的历史发展进程，人类历史发展呈现出同一性和多样性。换句话说，人类社会演进和发展的历史不是单线条的，而是多样化的发展进程。从人类总体历史进程看，社会形态的更替体现了人类解决自身矛盾的能力及其创造性，人的发展与历史的发展具有一致性；
同一社会形态在不同的民族国家那里又有不同的特点，因为每一民族国家都有选择适合自身发展的社会制度和社会发展道路的平等权利，这种选择根本上体现了不同民族国家在解决其内在矛盾所使用的方法及其创造性。但是，这种选择和创造也是有“限度”的。因为就人类社会而言，从宏观和整体上看，总是呈现出由低级到高级的发展态势，体现出螺旋式上升的结构。即使某一民族国家由于种种原因逆历史的潮流而动，而且这种选择也在很大程度上或者很长时期内带来了历史发展的另一种路线图；
但是，从更长时期、更大范围来看，它仍然不会也不可能改变人类社会发展的总体进程。比如20世纪，以德、意、日为代表的法西斯国家，掀起了血雨腥风的逆社会发展潮流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从根本上说，这是违背人类追求和平发展正常轨道的特殊历史时期，是暂时的。因此，世界各国经过共同努力，取得了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迎来了和平，历史发展路径最终还是回到了和平发展的正常轨道。因此，人类社会的总体进程体现了历史的必然性，这种必然性是不容改变的，从根本上说，也是改变不了的，这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同”，是“共性”。不同民族国家探索自身历史发展特色的道路进程则体现了各国的特色和创造性，这是“特”，是“个性”。从根本上说，“一个民族本身的整个内部结构都取决于它的生产以及内部和外部的交往的发展程度”［2］。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中，从原始社会到奴隶社会，再到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最终走向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这是马克思和恩格斯花费了毕生精力揭示的人类社会的根本规律，是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规律，是人类社会发展规律中的“同”；
而不同区域、不同民族、不同国家如何沿着这个“同”，走适合自身特色的历史发展道路，则是“特”，“同”与“特”是辩证统一的。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同”与“特”相统一的辩证思维中历史地呈现
在唯物辩证法的理论视界中，“同”与“特”是一种辩证统一的关系，“同”中蕴含“特”，“特”又体现“同”，二者统一于具体的历史实践。因此，把握贯穿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进程的逻辑线索，认识提炼历史发展规律，应有“同”与“特”相统一的辩证思维。
基于这样的历史大格局、大逻辑和大视野，我们就能非常清楚地看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所体现的“同”与“特”的辩证统一。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个国家实行什么样的主义，关键要看这个主义能否解决这个国家面临的历史性课题。”［3］109一方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中国人民根据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基本规律，在必然性上进行的符合自身历史发展和根本利益的个性创造，体现了“特”，而且是立足中国实际国情，立足中华民族历史文化的“特”；
另一方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又始终是社会主义，而且是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所指明的科学社会主义，而不是其他什么社会主义。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而不是其他什么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不能丢，丢了就不是社会主义。”［3］109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仅从根本上体现了历史发展规律的“同”，而且体现了人类社会历史发展普遍规律与中国人民基于自身历史发展实际进程的“特”的创造，是“同”与“特”的统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始终寓于“特”与“同”的辩证统一之中。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从根本上说，仍然是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而不是要发展其他什么主义，走其他什么道路。历史和现实都告诉我们，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这是历史的结论、人民的选择。这不仅体现了人类历史发展大逻辑“同”的要求，而且反映了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的无产阶级政党矢志不渝的社会价值追求和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因为历史发展总是充满着诸多特殊性，体现为不同民族国家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的发展际遇，这使得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改革发展道路都会打下特定历史时期的烙印，这就是“特”的呈现。从这个意义上说，各民族国家探索各自特色的革命、建设和改革发展道路的过程，就是各民族国家在历史的总体进程中进行自我创造的过程。这不仅是历史赋予各民族国家的权利，而且是各民族国家自我发展的必然要求。
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是中国共产党人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的核心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探索，既有成功，也有挫折，但总体上为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积累了经验，提供了对问题的反思和启示。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中形成
科学的方法论与认识论之间是相辅相成的。唯物辩证法强调同一性与多样性、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统一，这是我们认识人类社会发展的方法论基础。改革开放以前，我们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往往停留在集体主义、公有制、计划经济、按劳分配等观念上。我们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多来自经典著作和苏联“老大哥”的实践经验。事实上，对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就是在社会主义阵营内部也一直是聚讼纷纭的。“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内乱，打乱的不仅是中国现代化的进程，而且搞乱了人们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和判断。人们心中不断浮起这样的疑问——难道社会主义真的就是越大越公越好？通过不断地割掉资本主义的“尾巴”就能够实现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的结束，并没有立即使人们在思想认识上变得更加清楚，尤其是“两个凡是”的出台，犹如给人们的思想加上了“紧箍咒”。但到底什么是社会主义以及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答案仍然需要在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实践中探索。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要继续走下去，必须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地立足于中国实际进行思考。
1978年开始的那场“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争论的不是一般的是非问题，而是关系到人们到底如何认识社会主义，到底如何认识历史的大是大非的问题。对这样的大是大非问题的认识，不能仅仅依靠感性认识，还必须上升到理性认识，才能得到真知。促成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飞跃，需要许多条件，比如理论与实践发生联系、唯物辩证法的方法论基础等。在同一性与多样性、普遍性与特殊性相统一的方法视野下看，这轮大讨论关涉的问题，本身是多样性是否违背同一性，特殊性是否违背普遍性的问题。这轮大讨论如同平地一声惊雷，打破了沉寂的中国大地上亿万中国人民对社会主义的固有思想认识。人们开始挑战“权威”的观点，挑战“书本”的理论，挑战自己脑子里的那些固有的“条条框框”。理论上的“解禁”给予了实践创新莫大的空间。“摸着石头过河”成为这一时期探索社会主义建设发展道路的形象比喻。从安徽阜阳农村开始的“联产承包责任制”，拉开了农村改革的序幕。农民群众从想吃饱饭的原始而朴素的想法开始，不唯书、不唯上，只唯实，推动了农村改革的发展。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得到了尊重。农村改革的成功，不仅增添了农村的活力，也为城市改革提供了条件。马克思说：“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取决于理论满足于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4］中国的改革没有现成的理论，更没有实践的模板。但是我们有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指导，有“实事求是”这一思想精髓，这就是最根本也最管用的“法宝”。实践的发展必定呼唤理论的创新，实践的经验必然要上升为理性认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的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必然带来新的理论总结，“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理论应运而生。1982年，邓小平在党的十二大上提出：“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在该理论指导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不断开辟，越走越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逐渐形成，逐渐完善。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体现了“同”与“特”的辩证统一
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改革开放这一关系到中国社会主义道路前途命运的决定，不仅推动了社会的巨大变革，也深深地影响到这场变革中的每一个人。改革开放以来的历史，不仅标识了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身发展的历史，也标识了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在中国的发展历程。因此，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践是伟大的，中国人民在“特”字之下大写特写改革开放的历史篇章，不仅取得了经济发展的历史性成就，而且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新时代，随着改革开放不断走向深入，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识也必然要向纵深发展。当然，如果要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主义各层面的“特”，大家都能如数家珍，而对社会主义的“同”，有许多人似乎有些模糊。一方面是因为中国改革开放取得的历史性成就无不是“特”的彰显，比如搞经济特区，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容纳多种所有制成分，这些就是典型的“特”；
另一方面，我们要看到改革开放以来始终坚持下来的那些“同”，比如在经济上对公有制主体地位的坚持，在政治上对四项基本原则的坚持，在社会道德方面对社会公平正义的坚守和追求，在文化方面对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发展方向的坚守，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同”。如果没有这些社会主义性质的“同”为基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特”就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因此，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改革开放都是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如何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如何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宏大命题展开的。只有在“特”与“同”的辩证统一关系中，我们才能更加深刻地认识在新时代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继续进行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和伟大梦想的历史意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人类社会发展必然走向社会主义这个同一性和普遍性规律结合中国特殊国情产生出来的，是“同”与“特”的辩证统一，从根本上说，是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和文化在中国的创新发展。
（一）社会主义道路是人类社会发展同一性和普遍性历史过程的呈现
《共产党宣言》为人类社会描绘了一条走向共产主义的共同道路。这实质上是描绘了人类社会历史发展从“趋同”到“共同”的图景，是一种世界意义上的“共同”，也是一种时代价值上的“共同”。巴黎公社让这种“共同”逐渐成为依稀可见的“共同”。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则更加深刻地使这种“共同”成为世界人民都能够看得见、摸得着的实实在在的制度形态和生活方式。这实质上是在实践基础上实现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运动和制度“三位一体”的高度统一。尽管马克思主义诞生以后掀起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经历了“低潮—高潮—低潮”的反复，受到各种质疑，社会主义制度也受到多方面敌视，但是这一运动反映的人类社会发展规律，蕴含的追求社会解放和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价值，是不会因质疑而影响其真理性的。从根本上说，世界范围内的社会主义革命运动，体现的是历史必然性在实践逻辑上的展开。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也体现了这一实践逻辑。
纵观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和社会主义国家建设与改革的历史，我们可以看到这样几个基本事实。一是无论社会主义作为一种理论也好，一种运动也罢，还是作为一种制度存在，客观上体现和印证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共同追求。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发展的一百多年时间里，社会主义从一种科学理论到革命实践，进而形成了制度形态并焕发出生机与活力，已经产生了让世界人民不得不承认的历史伟力。社会主义作为一种高级的社会形态，其理论和价值的科学性，实践与结果的合理性是不容置疑的。二是社会主义实践不是一蹴而就的，也不是僵化不变的，而是与时俱进的。实践的观点、生活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本观点，实践性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区别于其他理论的显著特征。马克思主义是不断发展的开放的理论，始终站在时代前沿。马克思一再告诫人们，马克思主义理论不是教条，而是行动指南，必须随着实践的变化而发展。一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就是马克思、恩格斯以及他们的后继者根据时代的认识和实践发展而不断探索的历史，也是不断吸收人类历史上一切优秀思想文化成果丰富自身的历史。因此，马克思主义能够永葆青春，不断探索时代发展提出的新课题，回应人类社会面临的新挑战。三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与改革本质上是人民创造历史、解放自身的历史进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马克思主义第一次站在人民的立场探求人类自由解放的道路，以科学的理论为最终建立一个没有压迫、没有剥削、人人平等、人人自由的理想社会指明了方向。马克思主义之所以具有跨越国度、跨越时代的影响力，就是因为它植根人民之中，指明了依靠人民推动历史前进的人间正道［5］。
（二）人类社会发展多样性与特殊性提供了创新发展社会主义道路的可能性与必然性
总体上看，人类历史呈现同一性和普遍性，但也呈现多样性与特殊性。多样性与特殊性提供了证明和发展同一性和普遍性的重要条件，以此观察社会主义实践，更能看到各国探索有自身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的可能性和必然性。中国依靠改革开放取得了伟大的成就，然而中国的不断胜利却遭到西方的不断唱衰。不可否认，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暂时处于低潮。在西方欢呼历史必将“终结”的时刻，“社会主义到底该往何处去”成为许多人思考的重大问题。我们如果把视野扩展到整个人类历史发展的过程，不难看出，许多民族国家在寻求自身独立和符合自己国家历史文化特色的发展道路时并不是一帆风顺的。不只是社会主义国家，其实绝大多数国家的发展道路也都是异常曲折艰辛的。同样，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在社会主义国家的建设、发展、改革中，也不都是一帆风顺的，困难甚至来自于阵营内部，比如南斯拉夫铁托试图探索自身的“自治社会主义”模式，就遭到苏联大国沙文主义的干预。因此，从人类社会发展的大视野，特别是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社会主义国家建设、发展、改革的大视野认识和看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改革发展问题，就不会简单粗暴地否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而只会进一步认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同”与“特”的辩证统一，也不会无病呻吟地发出“社会主义到底该往何处去”的疑问。中国社会主义实践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改革开放发展道路，既鲜明地坚持了社会主义的“同”，又创造性地探索坚持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模式的“特”。历届中央领导集体始终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的发展理念，创新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强化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本质上就是对坚持在社会主义这个“同”的基础上，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特”的自信。改革开放取得的巨大成就，抵御了世界社会主义从高潮到低潮所带来的巨大变局和深刻影响，而且在事实上回应了对社会主义的质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大视野上，在“特”与“同”相统一的辩证逻辑中强化了探索自身发展道路的真理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完全体现了理论逻辑、历史逻辑和实践逻辑的统一，更体现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思想。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新时代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续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指导，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代。新时代是全国各族人民在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团结奋斗、不断探索创新，继续走特色化发展道路，创造美好生活，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时代。新时代是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不断为人类作出更大贡献的时代。在新时代，中国应该而且必然会为世界提供包括和平发展理念、价值理想在内的诸多思想贡献。在当前两种制度并存的时代，“特”与“同”相统一的辩证逻辑是正确认识社会主义改革发展的一种思维逻辑，也是新时代重要的价值坐标。
（一）以“特”创新，以“同”守正，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
党的十八大开启的新时代，本质上仍然是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时代。新时代，“特”字仍然是显著特征，在围绕实现伟大梦想，进行伟大斗争，建设伟大工程，推进伟大事业的历史进程中，“特”字不能丢，而且这个“特”既是特殊，也是特色。但是，我们在进一步扩大开放，加强对外交流，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的时候，也要逐步创造条件，逐步实现“特”与“同”的辩证统一，要让社会主义真理得以发扬光大，要让社会主义的本质和优势得到充分体现。我们不仅要敢于和善于回答建设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问题，而且要继续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只有将“特色”逐步转化为“优势”，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价值底色、时代特色得到彰显，让更多的民族和国家认识到社会主义是较之于资本主义的更优选择，社会主义的生机和活力才能显现出来。如果只在理论和实践上强调我们的“特”，而没有体现出社会主义的“同”，则可能会影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经形成和正在彰显出来的理论、道路、制度、文化等方面的价值和优势，从而不利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改革发展。因此，立足于新时代，不仅要继续彰显“特”的优势，而且要适时强化“同”的价值目标、时代内涵和实现步骤。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才能更加深刻和清晰地看到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仍然是促进社会主义自我完善和发展的历史实践，其时代价值不仅在于我们自身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而且在于为世界上其他民族国家提供了参考和选择的方案。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就是马克思、恩格斯以及他们的后继者们不断根据时代、实践、认识发展而发展的历史，是不断吸收人类历史上一切优秀思想文化成果丰富自己的历史。”［5］我们不输出理论，更不输出革命，但是我们的成功经验从来就不藏着、掖着。我们在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中已经形成了更加开阔的心胸和气度，我们更加懂得分享，也更加懂得文明的交流互鉴、兼容并包、兼收并蓄。
（二）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续写21世纪马克思主义宏大篇章
新时代是一个继续依靠人民，推进现代化建设和民族复兴的时代。我们不能因为走得太快而忘记了为何出发、向何方前进的初心使命。中国共产党人是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的忠实践行者，是坚定的科学社会主义实践者，必然立足新时代，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续写21世纪马克思主义宏大篇章。
1.“以人民为中心”，坚持共同富裕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旨归
为了推翻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中国共产党人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继续探索，进行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围绕什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推动了改革开放。新时代，以习近平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人继续推进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在这个接续奋斗的历史进程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高度体现了社会主义是什么，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使命是什么。在这个历史与价值以及逻辑相统一的过程中，“以人民为中心”是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够领导革命取得胜利、成为能够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标识。因此，“以人民为中心”不仅仅是中国共产党本质身份的标识，也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标志和根本保证。在这样的理论逻辑、价值逻辑、实践逻辑和历史逻辑体系中，共同富裕不仅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价值目标，也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重要价值蕴含。
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确保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坚持“同”与“特”相统一中守正创新，不仅要突出共同富裕这个目标，而且要坚定地推进共同富裕的实现。一方面，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突出共同富裕目标价值引领，能够确保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守正”，“以人民为中心”根本上检视和规约着中国共产党的马克思主义性质和执政方向。中国共产党要深刻把握中国历史发展规律，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前进方向，就是要解决千百年来老百姓期待的共同富裕这个目标和价值诉求，就是要证明共产党不仅说共同富裕，而且切实推进“以人民为中心”的共同富裕。另一方面，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就是要坚持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领导这个政治前提，发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这个最大优势，把共同富裕理论转换为实践，推进实现共同富裕这个价值目标，这是中国共产党理论自觉、实践自觉、历史自觉和价值自觉的体现。
2.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特”与“同”的辩证统一
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告诉我们，一定社会总是有相应的价值观作为调节社会运行发展的重要精神力量。阶级社会，价值观往往体现为不同阶级的意志和利益，而统治阶级的利益表现为这一社会占核心影响力的价值观，即核心价值观。社会主义社会，剥削阶级作为一个阶级整体已经被消灭，实现了人民当家作主。在这样的根本政治前提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也必须体现人民大众的核心意志和价值取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在中国的客观历史和现实实践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具有自身的特色，这种特色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为差异；
但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首先是社会主义，必须体现社会主义根本前提和普遍原则的“同”与中国历史和现实坐标下的“特”的统一。从价值观层面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观当然是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观，但是也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核心价值观。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特”与“同”的辩证统一。首先，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容中，“富强、民主、文明、和谐”体现“特”与“同”的统一。从根本上说，社会主义是在生产力不断发展的基础上，政治和文化不断发展的社会，即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都高度发展的社会。这样的社会，国家作为一种过渡，还会继续存在和发展，还具有特定阶段的烙印，体现物质、政治和精神文化发展的目标取向和实践要求上的“特”与“同”的统一。“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就是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都高度发达的社会的普遍反映，它当然是社会主义国家的整体特征，当然是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观。但是，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富强、民主、文明、和谐”，除了反映出科学社会主义共同的价值取向外，还体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特有内涵和特色发展。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者和践行者，是过程论者，坚信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才能达到科学社会主义的严格标准和要求，因此，“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特征是反映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特”的阶段和要求的。其次，“自由、平等、公正、法治”作为一种发达文明社会层面的价值取向，体现普遍性要求，反映现代社会发展的共同价值，是“同”的普遍特征，当然也是社会主义社会“同”的普遍特征和价值追求。但是，我们也要看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又没有达到科学社会主义标准形态社会的实现程度，与现代西方的“普世价值”观又有根本不同，因此它应该也是社会主义的“同”与“特”相统一的核心价值观。最后，“爱国、敬业、诚信、友善”作为个人层面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也包括科学社会主义理想形态下的“同”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特”在时代背景、问题语境和实践方向上的价值要求，也是“同”与“特”统一的价值观。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首先是社会主义而不是其他什么主义，但同时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在中国社会特有的历史文化传统与现实进程中探索出来的社会主义制度，体现唯物辩证法同一性与多样性，普遍性与特殊性的高度统一。“特”与“同”相统一的辩证逻辑思维提供了审视的方法论基础，在此基础上，我们可以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如何在建设探索中历史地呈现、如何在改革开放中创新发展以及如何在新时代守正创新的，从而在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基础上，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续写21世纪马克思主义宏大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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