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物的馈赠法则与年馍的符号意义——以河南省周口市农村地区的年馍传统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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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凤霞

(北京师范大学 文学院,北京 100875)

流动的现代性的到来,对农村地区的生产生活语境进行了新一轮的重构,也使得乡村社会的礼仪传统呈现出不同的样态。深受市场化、商业化和专业化的影响,民众的审美表征也趋于现代化。对于以共享的生活文化传统为核心研究对象的民俗学来说,需要直面当下的日常生活,才能更好地应对当下和未来的状况。在这个背景下,回归民众的日常生活实践,关注现代性语境中流动的务工群体与地方文化传统以及生活空间之间的互动关系,就成为社会的公共议题,传统在民众日常生活中的存续状况、意义价值值得关注。在周口一带农村地区,年馍传统作为稳定的年节传统,仍然在地方社会和民众的社会生活系统里发挥着重要作用。务工人群的流动性和年馍传统的相对稳定性二者之间的关系,民众借年馍这一文化符号达成的生活目标,是笔者研究的起点。

当前民俗学研究对于物质文化的研究着墨较多,例如民间文学的文本分析、手工艺品的本体研究等。不同于以往着眼于民俗物的研究,本文将眼光从物的层次扩展到非物质的层次,选择周口农村地区的年馍传统作为个案来透视和反观年馍这一物背后关联的人、事物和生活空间的整体变化,进而来看传统在现代化进程中的稳定性和开放性以及年馍传统的持续感在流动的现代性之下如何实现。

周口市位于河南省东南部,地处黄淮平原黄泛区腹地,东临安徽阜阳市,西接河南漯河市、许昌市,南与驻马店市相连,北和开封市、商丘市接壤。1965年设立周口专区(后改为周口地区),2000年经国务院批准撤销周口地区设立周口市,在行政区划上,下辖10个县市区。市域内绝大多数地方都属于淮河流域的冲积平原,地势平坦,光照和水源充足,属于典型的暖温带半湿润季风气候,适合大面积的粮食耕种,所以它是全国重要的粮棉生产基地,是重要的农业大市,素有“豫东粮仓”之称。2020年粮食总产量186.86亿斤,再创历史新高。(1)参见周口市人民政府网,http://www.zhoukou.gov.cn/page_pc/zjzk/fzzk/jjfz/nygk/article15ED07697E8841918D0C23C408258C40.html。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当地的自然地理环境孕育形成了以面食为主的饮食传统,馍是民众日常饮食的主要组成部分,更是年节期间作为礼物流动的物质载体。一到年节,民众关于年馍的所有记忆迅速被激活,进而促使他们去实践。

馍本身作为周口农村地区民众日常生活中的食物,在过年这个特殊的时间节点被赋予了文化的属性和意义,送年馍更是成为年节不可或缺的仪式化表达实践。也只有过年期间的馍(主要包括大馍、圆蒸馍、枣山、枣花子、角子、糖角子、小面猫(2)元宵节前后姥姥、姥爷要给外孙、外孙女送面猫,用面做成猫的形状,希望小孩子能避瘟气、健健康康。陈连忠《河南民间文学集成·周口地区故事卷》(中原农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18~219页)中有“送扁食回面猫”的记载。等)才被称为年馍,才能在地方文化体系中承担其文化功能,具有独特的意义。在周口农村地区,过年的传统是,出嫁的闺女正月初二回娘家走亲戚,需要给父母及娘家长辈送大馍,一个大馍象征着一个老人。当地地方志记载:“大馍是闺女走娘家,干女儿瞧看干爹干娘时必拿的礼物。”[1]不仅在官方的记载中,在民众的日常交流用语中也能看到馍的身影。民俗语汇是进入民众内心世界的一条捷径,从民俗语汇认知地方社会,即是从行动者的内部世界出发来体认他们的行为意义。[2]在当地,只有闺女才会在过年期间给娘家送大馍,因此当地民众会把女孩称作“大馍篮子”“大馍”,老一辈人现在还会常用“恁家大馍回来了”“这是谁家的大馍呀”之类的表述来直观传达他们在地方话语体系中对馍的意义的认知和理解。

20世纪90年代之后,由于打工潮的广泛影响,当地稳定且安土重迁的均质务农群体被流动性打破,民众因求学、工作的原因走出了家乡,走向更广阔的社会。“以代际分工为基础的半工半耕”[3]成为人们最优的家计模式选择。周口市在这方面尤为明显,作为外出务工大市,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显示,周口市2020年外出人口约有350万人,外出省外人口约260万人,外出省内人口约90万人。高德地图发布的《2019年春节出行报告》显示,周口成为全国春节前流入人口最多的地方,是重要的“春节团圆地”[4]。

民俗文化的传承依托生活于其社区的民众,当地的人口流动必然会对年馍传统甚至其他地方民俗传统形成一定的冲击。在流动成为常态的社会中,民众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发生着根本性的改变。工厂制时间安排替换了传统的相对自由的生活节律,推动着年馍走向市场化、商业化和专门化,那么,在这个变化过程中,当地民众如何在城乡流动回归中保证传统的维系和连结?哪些因素得以持续传承?这是在现代-传统二元语境中难以绕开的学术议题。因此,笔者在这一对有张力的词汇中考察在流动的现代性之下传统的持续感何以呈现,从年馍产生的社会文化空间、情感表达和地方认同以及年馍作为载体实现的姻亲关系的实践法则等方面,来探讨年馍传统持续性的主要表现,以期更好地阐释传统的开放性和稳定性。

年馍源于物质匮乏时期,最初更多是基于实用功能,基于能够吃饱、健康的朴素愿望,具有很强的时代和民间记忆的取向,往往与特定时期的饥饿记忆相关联,渐渐传承下来发展成为一种地方民俗传统。在整个过程中,其重要性不止在于多样复杂的文化表现形态,更在于民众将其饱满的情感投射在这一民俗物上,通过它实现情感上的意义归属和群体归属,获得相应的地方认同。

(一)情感表达的载体

年节作为一个重要的时间节点,本身带有过渡仪礼的性质,年关对于民众而言是独特的节点。同样是馍,但不同于平素生活中的饮食,年馍的符号化意味一以贯之。无论是传统社会抑或是当代社会,准备年馍都是家家户户不可或缺的年节活动。并且,物质的准备不仅是为实用意义上的吃,更在这一物中寄托着当地民众对未来的希冀以及对亲戚朴素真挚的情感,是民众记忆的载体和文化的载体。大馍中有年轻一代对长辈的孝心,小猫和枣花子中有长辈对晚辈的宠爱、关心和美好祝愿,可以说,年馍传统是体认性的地方性知识,与人们深厚的情感意义紧密相关。在春节这个需要传达情谊的特定时空场域,年馍的美好寓意使其成为关键性的年节礼物。

一方面,这一情感表达通过外形来呈现。利用食物的形状来象征某些特定的观念意识和心理状态,是饮食象征文化的重要思维方式和类比方法之一。[5]在周口一带农村地区,民众一日三餐吃的馍多是发面卷子,将面剂子揉成一个大长条,用菜刀切割成多个长方块,在锅里蒸熟即可食用。但是年馍的制作与此不同,需要花费更多时间和精力,做成圆蒸馍,寓意圆圆满满,也象征着家庭团圆。当然,不同的情感意蕴和象征意味也通过不同的形状直观呈现,成为地方性知识的重要组成部分。对老人来说,基于实用考虑,大馍讲求越大越好,随着生活条件的改善,实用功能逐渐弱化,审美性凸显,更多美好寓意被添加进去,但其总体上所象征的对于长辈的孝心和爱一直存在。给孙辈送面猫,寄托着老人希望外孙健健康康,像小猫一样欢实活泼的美好祝愿。

另一方面,人们用谐音和比喻来外显他们的情感。大枣山寓意外孙身体健壮、家庭富裕,在当地流传着“外孙要想喧,姥家背枣山”的说法。枣花子作为回礼,有着对女儿一家美好生活的祝愿,表达的是一份疼爱和美好的祝愿,彰显娘家的脸面和手艺。

正是因为情感表达的需要,负载着温情的年馍成为不可或缺的年节礼物,无论是自己制作还是市场中售卖的年馍,都会对民众的生活形成一种不同于日常生活的调剂。即便是城乡流动的社会现实下,当地民众没有充足的时间亲自制作年馍,也会精心在集市上选择年馍,这就催生了年馍在现代化进程中走向市场化和商品化以及审美化,如此,才能满足人们的情感需求。

(二)流动空间下的地方认同

地方认同是个体或群体与地方互动,从而实现社会化的过程。通过这一过程,个体与群体将自身定义为某个特定地方的一分子,从而通过地方来构建自身在社会中的位置与角色。[6]延续至今的年馍传统,是提升和强化地方感的重要方式。不同于过去的熟人社会,为了生计和家庭经济资本积累,越来越多的农村民众选择两栖性地外出打工。传统形式的面对面的互动场域被时空距离打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日益疏离。而且,随着面对面交流的减少,这种与社区和地方群体的疏离感越来越强。人都是群居动物,本身就有着关于传统的特定生命体验,这种生命体验证明了他们隶属于此群体。这就意味着他们需要寻找一定的精神寄托和情感表达形式,而年馍正是这样一种载体,以此作为社会纽带,个体和社区共同体获得持续的绑定性联系,民众感到自己有某种归属——归属于某个国家,某一传统,某种生活方式,[7]进而为他们提供地方认同感。即使不在家乡,也能在年节期间唤醒关于年馍的记忆和地方认同感。2021年,笔者在学习强国河南学习平台上看到一篇题为《春节到,怀念家乡的枣花大馍》(3)https://www.xuexi.cn/lgpage/detail/index.html?id=1672406491262948372&item _id=1672406491262948372.的征文,一位周口附近的远嫁姑娘,在年节之前用视频方式跟着母亲学做大馍,在她的文章里,年馍与家乡、与对父母的牵挂紧密关联在一起。类似主题的文章或者短视频在过年期间非常多见,民众依托在过往生活的潜移默化中得到的关于年馍的地方性知识,找到属于他们的地方感和乡愁,实现公共性的精神互动需求,并通过送年馍的行为实践来确认和表达“我”仍是“我们”中的一员,对于亲属关系的情感一以贯之,这也反映了农业社会长期以来形成的人伦观念一直在规范着民众的生活。概言之,通过年馍这样一种特定的文化表达形式和文化实践,民众能够继续拥有群体的归属,形成地方特有的民俗文化认同。

同时,年馍又是一个具有标志性的年节习俗和地方称谓。在访谈中,关于年节,提到最多的是送大馍、走亲戚、赶淮阳庙会,这些都是民众对于年节感触较深的事情。这些行为被人们反复实践,民众在实践的过程中不断确认自己对于社区的归属感和自豪感,建构起地方文化认同。当然,这种地方认同的建构是官方和民众二者合力的结果,尤其是当下多媒介传播的语境中,这一趋向更加明显。《周口日报》在2018年5月7日刊发了王天瑞的一篇名为《大馍孝敬长辈人》的文章,向民众科普豫东农村送大馍的年节习俗[8]。周口广电融媒的抖音账号在2021年2月3日发布了枣花子、枣山的视频,并配文“看到这有点年味了,知道这个在周口叫什么吗”,短短一条视频获赞1.6万,有1230条评论,333人转发(4)数据统计截至2021年4月21日。。微信公众号“今日郸城”也于 2021年2月8日发布了《[仙城文艺]郸城大馍和枣山》一文,对当地的年馍传统进行介绍。当然,民众作为文化实践的主体,在年馍传统的传播中不断彰显地方文化的自豪感和认同感。在抖音短视频的周口地区视频中,过年期间经常会刷到“猜猜这是啥”“在周口结过婚的女儿要给娘家人送大馍,你们那有吗”“河南周口,过年都会做这种大馍,走亲戚也要带两个。抖音里的朋友,你们那有没有这样的大馍”之类字幕的视频。他们把大馍当作彰显地域文化自豪感和认同感的重要民俗物,将年馍尤其是大馍、枣花子与社区紧密关联。在虚拟的社交关系网络中,年馍传统实现了从小共同体的默会知识到更大范围被认知,成为民众地方认同的符号载体,年馍成为地方文化的标识,被民众认知,延续这样的传统,就标志着“我”属于这个地方群体。可见,在多媒介语境自观和他观的文化展示中,年馍对于身处流动社会中的民众来说,是展现地方文化身份认同的显性方式,是身份认同的重要代表性符号,更是实现个人和社区有效链接的重要纽带。

食物作为流动的礼物,在周口农村地区比较多见,通过食物可以直接实现社会交流和交往的目的。一方面,食物有保鲜周期,对民众而言有新鲜感和实用性;
另一方面,食物也是民众在日常生活中比较容易获得的,且在制作和赠送的过程中又可以表达特定的情感和象征意蕴。对于周口农村地区的民众而言,不同的节日对应着不同的食物馈赠。人们将美好祝愿和希冀加在食物之中,寄托一些象征性的、超自然的力量在里面,比如诞生礼送鸡蛋红糖,中秋节送月饼,过年送花馍,年后送扁食和面猫等。

年馍在民众生活中不仅是文化层面的象征性符号,还是表达性礼物,通过送年馍-回枣花子的村落社会内部规范的文化实践,建构和维系社会关系。对于当地民众而言,年节属于一个特定的时间节点,是新旧交替的过渡时期,只有适当处理精神层面和心理层面的需求,人们才能够平稳度过这个非常时期。同时,这个节点可以实现物质生产和人本身关系的生产,年馍的重要意义在于它作为礼物流动的固化形式深深植根于周口农村地区民众日常生活内部的运行法则里,通过个体的实践反映家庭间血缘以及姻亲关系的维系和持续性互动。

莫斯在《礼物》一书中正式提出了原始社会的根基在于礼物,即“交换和契约总是以礼物的形式达成,理论上这是自愿的,但实际上,送礼和回礼都是义务性的”[9]。他指出,礼物之灵的存在迫使受礼者必须做出回报。年馍传统的实践过程不仅体现在互惠层面,年馍赠答是嵌入村落社会生活内部的地方性义务规范。出于道德和礼的义务,这种义务性规范要求民众必须坚守年馍传统。在这一传统中存在着“制作/购买年馍-送年馍-收年馍-回赠年馍”这样一系列流程,完成整个流程,才能实现年馍在血亲和姻亲关系中的流动,从而使得年节期间回归到村落社会的民众再次对年节习俗进行复习、内化和传播。在这种意义上,以年馍为载体形成的礼物流动不仅是文化符号,还具有心理抚慰、情感联络的功能,成为人们情感上最好的慰藉,更成为年节期间一项义务性的规范。人们会在制作或者购买年馍之前根据亲戚人数准备年馍。雷小荣2021年腊月二十六蒸年馍的时候,提前计算好要蒸的大馍的个数,她在访谈中提到“忙活了一下午,蒸了八个大馍、一个枣山,还有一些小馍”(5)被访谈人:雷小荣;
时间:2021年2月1日;
访谈人:张凤霞;
访谈地点:雷小荣家中。八个大馍主要是送给她的四个姊妹的,让过年期间在家的子女带着大馍去姨家走亲戚用;
枣山则是年节期间用来祭祀的。。

如前所述,年馍具有心理抚慰、联络情感的功能,通过赠答,人们相信可以实现美好生活需求。同时,践行年馍传统的主体是“道德的人,即氏族、部落或家庭”,个体的年馍传统实践是作为家庭或者家族的代表参与年节的仪式性行为,通过年馍赠答的文化实践,重新理顺村落社会内部和村际间的辈分关系和人际关系,形成相对固定的“年馍圈”。在根据家族原理凝聚起来的中国社会,姻缘关系联系的并非婚姻双方,而是双方家庭,社会结构的基本单位也是家庭。[10]因此,村落社会的共有规范要求他们必须在年节期间代表家庭来完成年馍的赠答这项仪式性活动,这也就意味着民众在年节期间需要给亲戚长辈送大馍,实现血亲和姻亲间的互动,通过年馍赠答建构跨村落的社会关系网络,通过送扁食、回面猫,加强与孙辈的互动,通过大枣山的祭祀,实现与祖先、神灵的交流。在不同的赠答主体里,年馍这一富有地方特色的物质形式作为礼物流动的载体都是不可或缺的,具有某种地方社会的法则和规范意味。只是这种法则本身带有温情的外衣,通过实践,可以确保与原有村落群体的稳定性联系。因此,年馍成为年节期间走亲戚的必备礼物。当下,年节期间礼物流动的主角仍然是年馍。送出大馍,收到回赠的枣花子,构成一个完整的礼物流动周期,在重复的实践中,亲属关系得以长久维系。倘若不收大馍,便意味着亲戚关系的中断。小丽在访谈中提到“有一年,忘记给俺妹妹回枣花子了,后面赶紧给她打电话解释”(6)被访谈人:小丽;
时间:2021年2月1日;
访谈人:张凤霞;
访谈地点:小丽家中。。木兰在访谈中分享了一次经历:“老叶的一个亲戚过年走亲戚忘了拿大馍,吃罢饭老叶给他说那我给你回枣花子,我看你忘了拿大馍。我先叫枣花子给你回回去,你回家再把大馍给俺送来。”(7)被访谈人:木兰;
时间:2021年2月1日;
访谈人:张凤霞;
访谈地点:木兰家中。

王天瑞在《大馍孝敬长辈人》中提到外甥在年节期间拜访舅舅,觉得大馍普通,也不值啥钱,就没有带,舅舅勃然大怒道:“我还活着哩,你咋就不给我送大馍啦?”外甥立马开车回去补送两个大馍。可见在年馍传统里,送和回之间具有义务性。一直走动的亲戚如果过年不送年馍或者送出的年馍没有被对方收下,则表明有一方想要断亲,自此不再往来。可见通过这一义务性规范,民众可以表达情感,在村落内部和村际之间实现社会关系的重新整合。而村落社会关系的维系和拓展是人们生活的需要,年馍恰恰可以连接起主要亲戚的流动圈子,满足人们日常生活的情感和社会联系的需要。具体而言,以年馍为礼物流动的媒介,是村落社会的一项义务性规范,勾连起不同层级的社会关系网络,进而形成乡村社会稳固的社会秩序和自发的互助体系,满足人们的生活需要,实现社区内部对共享的礼仪伦理的认定和维护。

同时,年馍赠答的传统有着严格的时间安排,祭祀的年馍年三十就要摆上,初一走干亲,初二回娘家,之后才是姑家、姨家等亲戚的走动。送扁食和面猫则集中于元宵节前后。这种时间上的法则性要求是人们在潜移默化和实践中形成的,有的只是社会舆论的监督。倘若在特定的日子有人没有去亲戚家送大馍,民众则会直接联想到他们的亲戚关系已经中断。

因此,在过年期间人们以年馍这个富有情感意蕴的民俗物为载体,在亲戚间不断走动,从而实现亲属关系的良好运转。这不仅仅是一种表象上的情感,作为义务性规范,它在民众的生活中起着主导性作用,可以维系人群和社区的精神需求以及姻亲关系的持续互动。

年馍传统源于民间,最终也会保留在民间,成为民众独特地方文化记忆的一部分。回到年馍的具体个案,它从充满情感的个人叙事发展成为富有地方特色的文化习俗和传统甚至是义务性规范,在这个过程中,民众的生活本身经历了脱域化[11]和再语境化的重构,但是这一传统仍旧存留于当地民众年节期间的交流实践,是民众生活文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虽然生活本身处于变化的过程之中,民俗的变异性一直存在,但是作为文化符号的年馍在民众的交流实践中仍然有着顽强的生命力,这是因为其作为村落社会的义务性规范,能够建构和维系社会关系,对于社会结构的凝成有着重要的作用,同时其背后负载着情感表达和地方认同的意涵,这种文化符号的稳定性,使得流动中的民众与社区的传统建立了情感上的持续性链接,包裹着温情外衣的地方性义务性规范在流动的社会中被稳定传承。

作为一个独特的文化符号序列,民俗文化的出现源于社会结构的需求,而其意义的展现又需要社会文化认同的支撑。[12]通过年馍传统这样一个地方色彩浓厚的文化符号来透视其与流动的现代社会的关联,可以发现传统是一个开放的体系,它的开放性体现在馍本身外在形态和材料的多变以及民众在现代生活语境中对于新事物的吸纳和再创造。但是,在创造过程中民众仍然保持着对于传统稳定性的坚守。故而,在流动的现代性之下,只有深刻理解传统所表现出的延续感、存续的效度以及在面对现代化进程的冲击时存续传承的可能性,方可将传统与日常生活紧密关联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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