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的劳动概念与“三个王国”的自由思想
寇东亮
摘 要：
劳动概念是唯物史观的基石，劳动观点是唯物史观的命门。马克思的劳动概念及其自由意蕴，遭遇不少西方学者的持续质疑、误解甚至否定。事实上，在马克思那里，劳动是一个关涉人类的自我生成、自我发展、自我解放、自我实现的总体性和历史性范畴，蕴含历史本体论、历史批判论和历史目的论意义，具有三重辩证意涵和自由意蕴。具体来说，在历史本体论层面，劳动作为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凸显“必然王国”的自由;在历史批判论层面，劳动作为“谋生手段”，凸显“偶然王国”的自由;在历史目的论层面，劳动作为“第一需要”，凸显“自由王国”的自由。
关键词：
马克思;劳动;实践;自由;自由王国
中图分类号：A81;C97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8634（2021）06-0021-（08）
DOI：10.13852/J.CNKI.JSHNU.2021.06.003
劳动概念是唯物史观的基石，因为劳动概念是理解实践、自然、历史、人类等唯物史观诸核心概念的枢纽;劳动观点是唯物史观的命门，因为劳动观点汇聚着人与世界、主体与客体、自然与人类、必然与自由、辛劳与享受、统治与解放、异化与自我实现等唯物史观的主要议题。20世纪中后期以来，马克思的劳动概念和劳动观点遭遇持续围剿。阿伦特、哈贝马斯和鲍德里亚等把马克思的劳动概念作为解构或重建唯物史观的“突破口”，把马克思的劳动概念与自由对立起来。他们把马克思的劳动概念解释成一种基于人的身体自然必然性的众多个体的标准化、齐一化和规训化的集体性活动，认为这种活动是各种极权主义、生产主义和发展主义的策源地，它遏制或扼杀人的自由发展、自由交往和自由生活。事实上，如果全面系统考察马克思的劳动概念，我们会发现，在马克思那里，劳动是一个关涉人类的自我生成、自我发展、自我解放、自我实现的总体性和历史性范畴，蕴含历史本体论、历史批判论和历史目的论意义。马克思的劳动概念具有多维的辩证意涵和丰富的自由意蕴。
一、“物质变换”意义的劳动概念与
“必然王国”的自由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从“现实的个人”的生存论角度出发，在满足人的吃喝穿住等身体性需要的意义上，把劳动规定为“生活资料的生产”，认为劳动是“生产物质生活本身”，并强调这是由“个人的肉体组织以及由此产生的个人对自然的关系”所决定的。在《资本论》中，马克思从制造“使用价值”的意义上提出“物质变换”意义的劳动概念：“劳动首先是人和自然之间的过程，是人以自身的活动来中介、调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过程”，1 劳动“是制造使用价值的有目的的活动，是为了人类的需要而对自然物的占有，是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一般条件，是人类生活的永恒的自然条件，因此，它不以人类生活的任何形式为转移，倒不如说，它为人类生活的一切社会形式所共有”。2 也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把“物质变换”意义的劳动视为“人类生活得以实现的永恒的自然必然性”。3 阿伦特、哈贝马斯、鲍德里亚等依据马克思对劳动概念的上述规定，把马克思的劳动概念或者归结为身体性的生物活动范畴，或者归结为工具性的技术活动范畴，或者归结为生产主义的经济活动范畴，并一致断言，这种劳动概念与自由是相左的，甚至是反自由的。然而事实并非如此。
“物质变换”意义的劳动概念是马克思创制唯物史观的基质，这一劳动概念内含“新唯物主义”世界观意蕴，具有思想解放的意义。马克思之前的一切历史观或者推崇纯粹理性、绝对精神，或者推崇纯粹自然、天然自然，把人对自然的实践关系从历史中排除出去，造成历史与自然之间的对立，结果不是陷入人本主义，就是陷入自然主义，二者本质上都是唯心主义历史观，无法真正揭示历史的世俗基础和客观规律。马克思认为，物质生活的生产是人类的第一个历史活动，是一切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是一个可以用“纯粹经验的方法”加以确认的事实。马克思在批判黑格尔“自我活动”原则的唯心论和费尔巴哈“感性对象性”原则的直观论的基础上，把劳动理解为一种感性、物质、现实的“对象性的活动”，它首先表现为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这种“物质变换”是一切历史的世俗基础。同时，马克思通过“物质变换”意义的劳动概念，消解了“神创论”“宿命论”等历史观，确证了“人的通过自身的存在”这一唯物主义历史主体思想。基于上述立论，马克思把人与自然的实践关系作为理解社会历史的基点，确证劳动的历史本体论意义：“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是自然界对人来说的生成过程。”4 所以恩格斯说，马克思“在劳动发展史中找到了理解全部社会史的钥匙”。5 马克思依据劳动发展史，建构了一种根基于人类与自然之间物质变换的“自然史—人类史”一体化的“实践的”唯物主义，即唯物史观。
马克思从“现实生活的生产与再生产”来理解“物质变换”意义的劳动概念，这一理解内含“人的两次提升”的意蕴，具有人类解放的意义。阿伦特等西方学者对马克思劳动概念的理解基本上囿于人的物质需要、物质生产的范围，他们指责马克思因深陷劳动拜物教而无法进入人的自由活动领域。事实上，阿伦特等忽视了马克思劳动概念的整体性和超越性维度。马克思强调，对于劳动概念“不应当只是从它是个人肉体存在的再生产这方面加以考察。确切地说，它是这些个人的一定的活动方式，是他们表现自己生命的一定方式、他们的一定的生活方式”。6 在物质生活的生产过程中，必然交织人口的生产、社会关系的生产和精神生产，这四种生产的有机统一，是劳动概念的完整内涵，也构成人的真正的现实生活。马克思只是在批判唯心史观的意义上强调，在这四种生产中，物质生活的生产是其他生产的前提和基础，是人类整个生产的动力和引擎。“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7 物质生活的生产也是人的解放的前提和基礎。“当人们还不能使自己的吃喝住穿在质和量方面得到充分保证的时候，人们就根本不能获得解放。‘解放是一种历史活动，不是思想活动，‘解放是由历史的关系，是由工业状况、商业状况、农业状况、交往状况促成的。”1 人的解放是通过人的劳动而不断推进的，这一进程在人类学意义上既表现为人通过劳动成为不同于其他动物的新的物种，也表现为人通过劳动成为具有社会意义的真正的人。恩格斯把这一进程概括为人的“两次提升”，即通过“一般生产”在物种关系方面把人从其他动物中提升出来，通过“一种能够有计划地生产和分配的自觉的社会生产”在社会关系方面把人从其他动物中提升出来。2 正是劳动在物种关系和社会关系两个层面把人类从动物界提升出来。
马克思从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的统一中理解“物质变换”意义的劳动概念，这一理解内含“社会的物质变换”意蕴，具有社会解放的意义。从一般社会形式来说，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可谓劳动的四个基本环节。其中，生产是决定性环节，没有生产就没有交换、分配和消费;而交换、分配和消费反过来又影响生产，促进或阻碍生产的发展。鲍德里亚在理解马克思的劳动概念时割裂和颠倒了生产与消费之间的关系，主张消费决定生产。但无论是将消费品符号化，还是将消费行为抽象化，就其内容来说，都是由人的生产（劳动）创造出来。马克思说：“饥饿总是饥饿，但是用刀叉吃熟肉来解除的饥饿不同于用手、指甲和牙齿啃生肉来解除的饥饿。因此，不仅消费的对象，而且消费的方式，不仅在客体方面，而且在主体方面，都是生产所生产的。所以生产创造消费者。”3 生产、分配、交换、消费是劳动的社会实现过程，这一过程在形式上是物与物的变换过程，本质上则是人与人之间的物质变换。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在分析 W-G-W（商品—货币—商品） 这一交换过程时提出了“社会的物质变换”概念。“交换过程使商品从把它们当做非使用价值的人手里转到把它们当做使用价值的人手里，就这一点说，这个过程是一种社会的物质变换。”4 但资本主义私有制从根本上制约着这一社会的物质变换的良性持续运行，常常使“社会的物质变换”出现裂缝甚至断裂，从而引发经济危机。社会的物质变换和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具有内在关联性，二者都是马克思劳动概念的基本规定。因此，马克思在批判和超越资本主义的意义上说，作为人与自然之间“物质变换”意义的劳动，“这个自然必然性的王国会随着人的发展而扩大，因为需要会扩大;但是，满足这种需要的生产力同时也会扩大。这个领域内的自由只能是：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作为一种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变换”。5按照马克思的设想，在生产资料公有制条件下，“联合起来的生产者”用公共的生产资料进行生产，并且自觉地把他们的个人劳动力当作一个社会劳动力来使用;这个联合体的劳动总产品是一个社会产品，这个产品的一部分重新用作生产资料，这一部分依旧是社会的，而另一部分则作为生活资料由联合体成员消费，每个劳动者的分配份额由他的劳动时间来决定。6
马克思从“再生产整个自然界”来理解“物质变换”意义的劳动概念，这一理解内含“人化自然”的意蕴，具有自然解放的意义。奥康纳等生态马克思主义者认为，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存在一个缺陷，即仅仅给予自然一个逻辑上的起始地位，自然在其总体理论中是隐退的。“自然之本真的自主运作性，作为一种既能有助于又能限制人类活动的力量，在该理论中却越来越被遗忘或者被置于边缘的地位。”7所以，必须对历史唯物主义进行生态学的改造。“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致力于探寻一种能将文化和自然的主题与传统马克思主义的劳动或物质生产的范畴融合在一起的方法论模式。”8 事实上，马克思并不否认自然界的先在性和自在性，认为自然始终是人类劳动的基本要素和条件。“人在生产中只能像自然本身那样发挥作用，就是说，只能改变物质的形式。不仅如此，他在这种改变形态的劳动本身中还要经常依靠自然力的帮助。”1 但马克思更注重劳动在人与自然关系中的优先性地位和建构性作用，强调劳动是从自然到自由的关键中介。劳动作为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体现为“人的自然本质”和“自然界的人的本质”的辩证统一。這种统一，一方面表现为“自然界向人的生成”，即人通过劳动，把各种外在的自然属性和规律“同化”于自身，使自然的丰富属性转化为人自身的内在特质;另一方面，表现为“人向自然界的融化”，人通过劳动广泛掌握和同化自然力，使自己能力的提高和发挥根植于自然系统的演化之中，用各种自然物的属性来丰富和充实自己的生命活动，把自身的本质力量“对象化”到自然中去，“再生产整个自然界”，使自在自然转化为合乎人的目的的、属人的、人化的自然，把自然界改造为“人的无机的身体”。这就是马克思所说的“人化自然”理念。
二、“谋生手段”意义的劳动与“偶然王国”的自由
在哲学人类学意义上，劳动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根本手段，人类劳动从根本上说都具有谋生性。但在马克思的语境中，“谋生劳动”概念具有明确的主体立场和鲜明的价值指向。马克思对“谋生劳动”概念的理解，立足于工人立场，批判资本主义雇佣劳动制度，致力于无产阶级解放和人类解放。
马克思所说的谋生劳动，主要指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的雇佣劳动，其主体是工人和无产阶级。“雇佣劳动”概念不是一个单纯的经济学概念，不仅仅是指称一种纯粹的经济行为，而主要是一个具有社会批判意蕴的哲学历史观概念，用以指称和批判资本主义社会中工人所从事的特殊劳动。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雇佣劳动把工人的劳动力变成商品，变成生产剩余价值的手段，使工人的生存状态异化为动物存在状态，摧毁了工人作为人的现实生活。谋生性雇佣劳动中的劳动，主要指存在于工人的活的身体中的劳动力的发挥，即活劳动，劳动是劳动力的耗费。活劳动是马克思雇佣劳动概念的内核。马克思认为，劳动本身、劳动对象和劳动资料是劳动的基本要素。劳动本身即人自身的身心活动或直接劳动，马克思称之为“活劳动”，即劳动力;劳动对象和劳动资料即对象化劳动或物化劳动，马克思称之为“死劳动”，即生产资料。马克思充分肯定活劳动在一般劳动过程中的主体地位和能动作用。
但是，在资本主义社会，活劳动被死劳动支配和统治。“每一个资本就其本身来考察，都可归结为同活劳动相对立的作为价值而独立存在的死劳动。”2 资本统治和剥削工人的劳动，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特征。“资本是死劳动，它像吸血鬼一样，只有吮吸活劳动才有生命，吮吸的活劳动越多，它的生命就越旺盛。”3 批判资本对劳动即活劳动的统治和剥削，谋求劳动解放和人的自由发展，是马克思学说的根本价值取向。在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劳动作为谋生手段的集中表现，就是劳动力成为商品，工人的劳动力成为资本增殖的手段，成为剩余价值的源泉。生产资料私有制使得工人的“活劳动只不过是这样一种手段，它使对象化的死的劳动增殖价值，赋予死劳动以活的灵魂，但与此同时也丧失了它自己的灵魂，结果，一方面把已创造的财富变成了他人的财富，另一方面只是把活劳动能力的贫穷留给自己”。4 在马克思那里，劳动解放的实质是以生产资料公有制取代生产资料私有制，实现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的有机结合，使劳动回归作为“人的现实生活的生产”这一目的论意义。只有当工人以生产资料所有者的身份出现时，他的劳动才能成为财富的源泉。否则，工人的劳动只能是生产剩余价值的手段。
历史地看，资本主义雇佣劳动相对于以往的奴隶劳动和农奴劳动，推动和实现了人类自由的巨大进步。雇佣劳动的根本目的虽然是生产剩余价值，“劳动尺度本身在这里是由外面提供的，是由必须达到的目的和为达到这个目的而必须由劳动来克服的那些障碍所提供的。但是克服这种障碍本身，就是自由的实现”。1 这种“自由的实现”表现在：其一，法权自由。在商品交换中，每一个人都作为具有法律自由人格的交换主体，通过自愿交易而不是诉诸暴力，来追求和实现自己的利益。劳动力成为商品，是生产剩余价值的前提和基础。而劳动力成为商品则是以自由劳动者的存在和劳动力的自由买卖为前提和基础的。就自由劳动者的存在来说，他在法律上具有自由人身权，是自己劳动能力的自由所有者，能够自由支配和处置自己的劳动力;就劳动力的自由买卖来说，“作为商品的劳动力的买方和卖方，只取决于自己的自由意志。他们是作为自由的、在法律上平等的人而缔结契约的。契约是他们的意志借以得到共同的法律表现的最后结果”。2 其二，竞争自由。竞争是资本主义商品生产价值规律的实现形式，自由竞争是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基本原则和强大动力。在自由竞争中，人类“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变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要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3 由此人们获得了前所未有的经济自由。
但是，马克思认为，就其现实性及其发展趋向而言，谋生性的雇佣劳动所实现的自由具有内在的实践极限和历史局限性。马克思把资本主义社会及其以前的时代称为“人类史前史”，因为在这个时代，人们“并不是按照共同的意志，根据一个共同的计划，甚至不是在一个有明确界限的既定社会内来创造自己的历史。他们的意向是相互交错的，正因为如此，在所有这样的社会里，都是那种以偶然性为其补充和表现形式的必然性占统治地位”。4 在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资本主义商品生产中，价值规律、剩余价值生产规律、竞争规律等把这种“以偶然性为其补充和表现形式的必然性”发展到极致，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是在毫不相干的个人之间的利害冲突和竞争中形成的，而且表现为物与物的关系，个人完全受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摆布，各种社会关系对个人来说具有偶然性。在人类历史上，“个人生活条件的偶然性，只是随着那本身是资产阶级产物的阶级的出现才出现。只有个人相互之间的竞争和斗争才产生和发展了这种偶然性本身。因此，各个人在资产阶级的统治下被设想得要比先前更自由些，因为他们的生活条件对他们说来是偶然的;事实上，他们当然更不自由，因为他们更加屈从于物的力量”。5“物的力量”集中表现为货币、资本等，个人只有以货币这种物质性的东西为中介才能实现自己的存在，货币、资本等“是绝对可靠的、完全不以我的个体性为转移的财富，同时又是完全外在于我的、可能由于任何偶然变故而离开我的绝对不可靠的东西”。6 因此，货币、资本等对个人的关系表现为一种纯粹偶然的关系，它们对于个人来说成为偶然的、外在的共同体。在资本主义社会，个人处于“物的依赖关系”状态。可见，在资本主义社会，“个人自由同时也是最彻底地取消任何个人自由，而使个性完全屈从于这样的社会条件，这些社会条件采取物的权力的形式，而且是极其强大的物，离开彼此发生关系的个人本身而独立的物”。7
在这种“偶然王国”，工人的自由更具虚幻性。从劳动主体看，雇佣劳动把丰富的、活生生的、有个性的工人抽象为“劳动力”，工人在肉体和精神上被贬低为没有人的感觉和人的需要的“抽象”存在物，工人真实的具有感性内容的生命活动被抽象为纯粹的生物性活动。所以，马克思批评道：“以劳动为原则的国民经济学表面上承认人，其实是彻底实现对人的否定”，“是敌视人的”。8 从劳动过程来看，在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原来的货币占有者作为资本家，昂首前行;劳动力占有者作为他的工人，尾随于后。一个笑容满面，雄心勃勃;一个战战兢兢，畏缩不前，像在市场上出卖了自己的皮一样，只有一个前途——让人家来鞣”。1 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资本家购买了劳动力，就把劳动本身当做活的酵母，并入同样属于他的各种形成产品的死的要素。从资本家的观点看来，劳动过程只是消费他所购买的劳动力商品，而他只有把生产资料加到劳动力上才能消费劳动力。劳动过程是资本家购买的各种物之间的过程，是归他所有的各种物之间的过程”。2 从劳动结果看，工人的劳动是生产交换价值的劳动，是资本增殖的手段与工具，劳动本身只有在被资本吸收时才是生产的，只有创造剩余价值的劳动才是生产劳动，工人所创造的生产力转化成了一种属于资本这种客体本身的力，工人的劳动因此成为一种极其片面的、機器般的劳动。因此，马克思强调，在谈论以资本统治为基础的所谓自由时，我们必须追问：“这是谁的自由呢？这不是一个人在另一个人面前享有的自由。这是资本所享有的压榨工人的自由。”3
三、“第一需要”意义的劳动与“自由王国”的自由
在《哥达纲领批判》中，马克思明确提出，在共产主义高级阶段，“劳动已经不仅仅是谋生的手段，而且本身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4 恩格斯把这种作为“生活的第一需要”的劳动归结为两个方面：“一方面，任何个人都不能把自己在生产劳动这个人类生存的必要条件中所应承担的部分推给别人;另一方面，生产劳动给每一个人提供全面发展和表现自己的全部能力即体能和智能的机会，这样，生产劳动就不再是奴役人的手段，而成了解放人的手段，因此，生产劳动就从一种负担变成一种快乐。”5 马克思“劳动本身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语境中的“劳动”，通过实践的劳动化和劳动的实践化，实现了西方传统“实践-劳动”范式的创造性转换和创新性发展。
在西方哲学史上，为了区别目的性活动和手段性活动、出于内在必然性的自由活动和出于外在必然性的强制活动，凸显目的性活动和自由活动的意义，从亚里士多德到康德的西方思想家们建构了一种 “实践-劳动”范式，这一范式内蕴灵魂-肉体、理性-感性、道德-技术、目的-手段、自由-必然、主人-奴隶、精英-群众等二元对峙，充斥着一种观念论的、精英主义的历史观念，客观上成为一种维护等级、不平等发展、剥削等的意识形态说辞。阿伦特等不少西方现代思想家总体上也遵循着这一亚里士多德-康德主义原则。马克思融通实践概念与劳动概念，实现了对人的活动的科学理解。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主体层面，确立“实践-劳动”主体的普遍化、平等化和大众化;二是在内容层面，既实现了实践的劳动化，使实践获得物质的、生产性的本质，实践不再仅仅是人的“观念的”实现，又实现了劳动的实践化，使劳动获得自为的、目的性的规定，劳动不再仅仅是“工具的”活动。6
在以私有制为基础的社会，奴隶劳动、农奴劳动、雇佣劳动等谋生劳动内蕴特定的剥削关系，劳动由一部分人承担，这部分人为了生存不得不把劳动作为谋生性的“生活的第一需要”，甚至生活的唯一需要，使自己完全成为劳动的动物。而生产资料占有者则靠攫取其他人的劳动而生存，成为不劳而获的剥削者，成为寄生虫。于是，“一些人靠另一些人来满足自己的需要，因而一些人（少数）得到了发展的垄断权;而另一些人（多数）经常地为满足最迫切的需要而进行斗争，因而暂时（即在新的革命的生产力产生以前）失去了任何发展的可能性”。7 马克思认为，在共产主义高级阶段，劳动是全体社会成员而不是一部分人的“生活的第一需要”，劳动具有普遍性。在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在人人都必须劳动的条件下，人人也都将同等地、愈益丰富地得到生活资料、享受资料、发展和表现一切体力和智力所需的资料”。1马克思还强调，作为“生活的第一需要”的劳动是个人的自主活动，劳动具有创造性。“劳动不是作为用一定方式刻板训练出来的自然力的人的紧张活动，而是作为一个主体的人的紧张活动，这个主体不是以单纯自然的，自然形成的形式出现在生产过程中，而是作为支配一切自然力的活动出现在生产过程中。”2
在更为确切的意义上，作为“生活的第一需要”的劳动，是指劳动成为以人的能力本身发展为目的的活动，成为一种个人自我实现和自我享受的活动。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在与异化劳动的对峙中描述了劳动作为“第一需要”的特征，如作为类本质的有意识的、自由的生命活动，个体价值的自我表现和生活的享受，个人的交往和对共同体的参与，爱的能力和个人的全面发展，等等。马克思针对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的需要的异化，把他心目中的社会主义新人称为“富有的人”。“富有的人”“就是需要有人的生命表现的完整性的人，在这样的人的身上，他自己的实现作为内在的必然性、作为需要而存在”。3 而自由自觉的劳动则是“富有的人”自我实现的根本需要。在《穆勒评注》中，马克思初步阐述了作为生活第一需要的劳动的内涵，强调劳动既是人的直接的生活来源，更是人的天然禀赋和精神目的的实现，是个人存在的积极实现和自我享受：“（1）我在我的生产中物化了我的个性和我的个性的特点，因此我既在活动时享受了个人的生命表现，又在对产品的直观中由于认识到我的个性是物质的、可以直观地感知的因而是毫无疑问的权力而感受到个人的乐趣。（2）在你享受或使用我的产品时，我直接享受到的是：既意识到我的劳动满足了人的需要，從而物化了人的本质，又创造了与另一个人的本质的需要相符合的物品。
（3）对你来说，我是你与类之间的中介人，你自己认识到和感觉到我是你自己本质的补充，是你自己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从而我认识到我自己被你的思想和你的爱所证实。（4）在我个人的生命表现中，我直接创造了你的生命表现，因而在我个人的活动中，我直接证实和实现了我的真正的本质，即我的人的本质，我的社会的本质。”4 在《资本论》等论著中，通过对资本主义雇佣劳动的科学分析，马克思认为，随着生产力的高度发展和物质财富的极大丰富，劳动的“外在目的失掉了单纯外在自然必然性的外观，被看做个人自己提出的目的，因而被看做自我实现，主体的对象化，也就是实在的自由——而这种自由见之于活动恰恰就是劳动”。5 这种劳动以“作为目的本身的人类能力的发挥”为根本价值取向。马克思指出：“自由王国只是在必要性和外在目的规定要做的劳动终止的地方才开始;因而按照事物的本性来说，它存在于真正物质生产领域的彼岸……在这个必然王国的彼岸，作为目的本身的人类能力的发挥，真正的自由王国，就开始了。”6 马克思所谓的“自由王国”，是指人类能力自身发展的领域。如果说物质生产领域的人类活动是由外在必然性所决定的，是由外在目的所规定的，那么，在“自由王国”领域的人类活动则是由内在必然性所决定的，是由人的内在目的即人的能力本身的发展所规定的，这是一种源于人类主体本性的自由必然性。一个人可以把自己能力的自由发展“作为目的本身”，按照自己的兴趣和愿望，最大化地发展和发挥他的全部潜力和才能，实现“各尽所能”。
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的直接结合，是实现劳动作为“生活的第一需要”的根本条件。马克思指出，社会主义革命运动“是想要消灭那种将多数人的劳动变为少数人的财富的阶级所有制。它是想要剥夺剥夺者。它是想要把现在主要用做奴役和剥削劳动的手段的生产资料，即土地和资本完全变成自由的和联合的劳动的工具，从而使个人所有制成为现实”。1 在马克思看来，只有废除私有制，生产力达到高度发达的水平，对人来说，劳动才能由被迫的“谋生手段”转向自主的“生活第一需要”，成为一种完全自由自觉的活动。
Marxs Concept of Labor and the Free Thought of “Three Kingdoms”
KOU Dongliang
Abstract：
The concept of labor is the cornerstone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and the viewpoint of labor is the lifeblood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Marxs concept of labor and its implication of freedom have been questioned， misunderstood， or even denied by many scholars. In fact， in Marxs view， labor is a total and historical category involving the self-generation， self-development， self-liberation and self-realization of human beings. It contains the significance of historical ontology， historical criticism and historical teleology， and has triple dialectical implications and free implications. Specifically， on the historical ontological level， labor， as a “material transformation” between man and nature， highlights the freedom of “the kingdom of necessity”. On the level of historical criticism， labor， as a “means of livelihood”， highlights the freedom of “accidental kingdom”. On the level of historical teleology， labor， as the “first need”， highlights the freedom of the “free kingdom”.
Key words：
Marx; labor; practice; free; the free kingdom
（责任编辑：张 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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