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明士绅何以能成为新四军之友？
徐红
开明士绅，通常是指抗日战争和全国解放战争时期，地主和富农阶级中带有民主色彩的个别人士。毛泽东同志在《目前党的政策中的几个重要问题》一文中指出：“抗日时期，我党在各解放区政权机关（参议会和政府）中同开明绅士合作，是完全必需的，并且是成功的。”充分肯定开明士绅“同我党共患难，确有相当贡献”。
华中地区的开明士绅何以能成为新四军之友？我认为，其原因主要有四个方面：首先，新四军执行党的团结抗日方针，坚持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力求多交朋友;其次，新四军认识到开明士绅同样遭受日本侵略军的祸害，保卫祖国，抵御外侮是共同责任，爱国抗日是一家，属于能交之友;再次，新四军对开明士绅平等相待，民主协商，重在以诚交友;第四，事实也充分证明，开明士绅与新四军风雨同舟，积极抗日，共克时艰，无愧为岁寒之友。
一、团结抗日，力求多交朋友
延安时期，毛泽东曾问胡耀邦，你说说，什么叫军事？胡耀邦引经据典，说了一通。毛泽东说：“没这么复杂，军事就是，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跑。”毛泽东又问：什么叫政治？胡耀邦又展开说了不少。毛泽东说：“没这么复杂，政治就是，把支持我们的人搞得多多的，把反对我们的人搞得少少的！”
中国共产党把坚持、巩固、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视为抗日战争能够坚持和取得胜利的一个基本条件，把“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作为总的策略方针。1935年8月1日， 中国共产党就发表《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旗帜鲜明地提出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12月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瓦窑堡会议上通过了《中央关于军事战略问题的决议》，正式确立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战略方针和基本政策。会后，毛泽东在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又作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论述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理论、路线和策略，批判了党内“左”倾关门主义的错误。
在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的推动下，1937年秋，中国共产党倡导的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
历史上，人心向背、力量对比是决定事业成败的关键。“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积极因素”，让亿万人民结成一条牢固的统一战线，始终是我们战胜敌人的法宝之一。陈毅说：“打鬼子也不只是新四军的功劳，还要靠黎民百姓的参与和支持。”可以说，抓住“人心”这是最大的政治。陈毅还曾说“团结面越宽越好”。我们要打开苏北局面，非把韩德勤打败不可;要打败韩德勤就必须争取“二李”，不使他们投奔韩德勤。陈毅主动与“二李”议和，释放俘虏并退出所占“二李”防区。陈毅灵活运用“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原则，对“二李”的统战工作取得重大突破。对国民党方面的“二李”尚且要争取，对爱国士绅则更要团结，道理再明白不过。陈毅等领导人亲自做工作，团结朱履先、韩紫石等在当地有名望的开明士绅，为新四军胜利进行黄桥决战准备了条件。
黄桥决战胜利后，11月18日，毛泽东以中央军委的名义专门批转了陈毅领导新四军在苏北统战方针与经验，指出：“为使各部队团以上干部深切研究統战策略，破除其狭隘而不开展、顾小利而忘大利、称英雄而少办法的观点，特将陈毅报告转发你们作具体教育材料”。
华中地区开明士绅之所以能成为新四军之友，首先在于新四军坚持建立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坚决执行党的团结抗日方针，力求多交朋友，一致抗日。
二、命运与共，认准能交之友
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开篇，毛泽东指出：“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在抗日战争特殊的历史条件下，开明士绅与新四军面对共同的敌人，有着共同的利益，肩负共同的目标，能够结成统一战线，能够成为患难之友。当时，中华民族最重要最紧迫的任务，就是抵御外敌入侵，拯救国家危亡。悠悠万事，唯此为大。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危及了整个中华民族的利益，自然也危及了包括开明士绅在内的社会各阶层人士的利益。当时，一部分民族资产阶级，许多乡村富农和小地主，甚至一部分军阀也有对革命持同情中立的态度以至也有参加的可能。在地主买办阶级营垒中间，也不是完全统一的，党也应利用他们之间的矛盾与冲突，以利于抗日民族解放斗争。一切不愿当亡国奴，不愿充当汉奸的中国人的唯一出路，就是“向着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汉奸卖国贼展开神圣的民族战争”。不同社会阶层的人，在具体问题的看法上免不了存在分歧，而在决定生死存亡的根本问题上则有共识;在眼前利益的维护上免不了存在分歧，而在未来共同目标上则有共识。要说开明士绅的“开明”，与共产党和新四军有这种共识就是最大的“开明”。正因为有了这样的共识，有了这样的“开明”，使得开明士绅也就有了成为新四军之友的思想基础。
毛泽东在《矛盾论》中指出：“唯物辩证法认为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从开明士绅自身因素来看，他们也确实有着成为新四军之友的深刻内在原因。正如中央发出的《关于对苏北名绅进行统战工作的指示》中所指出的那样，民主人士、开明士绅、工商业者等具有一定的社会影响力和号召力，他们中许多人胸怀爱国热情，对妥协投降的国民党顽固派十分不满。大家知道，许多开明士绅具有出于内心的爱国热忱，具有一定的社会声望，具有读书明理的文化素质，具有家境富足的经济实力，其中更有一批杰出的开明绅士，有挺身御侮的民族气节，有维护正义的人生胆识，有服务民众的真诚愿望，有秉公办事的活动能力。这些也都是开明士绅成为新四军之友的内在条件。
特别是在华中抗日民主根据地，凡是新四军所到之区域，只要有可能，就很快建立起抗日各阶级统一战线的抗日民主政权。而开明士绅则是共产党领导的“三三制”抗日民主政权中属于中间势力的一部分。正如刘少奇同志所指出的：“共产党很愿意一切抗日的党派、团体和公正的人士来参加抗日民主政权，共同管理政府。”“如果不建立这种抗日民主政权，也就不能长期坚持敌后抗战，最有力地打击敌人，赢得抗战的最后胜利。”
三、民主协商，重在以诚交友
为什么共产党和新四军能够“登高一呼，应者云集”？如前所言，首先是因为共产党和新四军提出的政治主张代表人民的愿望，反映时代的心声，其次是因为开明士绅与新四军和人民大众有着共同利益和共同目标，同时，也因为共产党和新四军对团结对象能够以诚相待，民主协商，以诚交友。
开明士绅能够成为新四军之友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正是在于共产党和新四军把开明士绅纳入人民大众的范畴，坚持民主协调，始终以诚交友，因此感动了也属于人民大众的开明士绅。
陈毅曾被毛泽东誉为“天才的统一战线的执行者”。他自己回忆说：“余从军以来，每莅一地，辄乐与当地贤士大夫游”。陈毅的威望，不在于他喊了多少政治口号，还在于他胸怀博大、光明磊落、性情豪放、真诚待人的人格魅力。包括开明士绅在内的各界人士都乐于与他交往。陈毅就是这样以他的无私无畏、真诚相待和渊博知识影响和团结了一大批开明士绅、社会名流、学界宿贤，使他们能理解、同情和支持新四军的抗战。
1941年1月，刘少奇、陈毅在盐城新四军军部邀请盐阜士绅名流、社会贤达参加座谈会，共商抗日大计。刘少奇、陈毅在会上反复阐明共产党团结一切爱国力量，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当年秋，陈毅为打开盐阜地区工作的新局面，主动登门拜访盐阜地区名绅庞友兰，请其为抗战事业献计献策。但庞友兰认为共产党的军队和国民党没有多大区别，而且新四军是泥腿子出身，人少枪孬，想要在盐阜地区立稳脚跟并不现实，因此托词不见。陈毅坚持“三顾茅庐”，才得以会面。交谈中，陈毅言词坦诚，态度谦恭。两人说文道武，谈论古今，诗词歌赋、琴棋书画无所不谈，经过深谈交流，庞友兰从陈毅身上看到了新四军领导的综合素质和新四军的力量所在。1942年10月庞友兰被选为盐阜区参议会副参议长，积极为抗日出谋划策，为巩固抗日根据地、支持抗日努力工作。
陈毅还邀请外地知识分子来苏北参与抗战，他写出一封封情真意切的书信，通过地下党组织转交到各大城市知识分子手中，激励他们投身抗日，使苏北会聚了民主斗士邹韬奋、新闻记者范长江、音乐家贺绿汀等一大批文化精英。他还倡导建立了“文化村”，成立“湖海艺文社”，亲自参与诗社活动并大量投稿，推动了文化抗战的蓬勃发展。
1942年底，中华抗日救国会领袖、著名的社会活动家、杰出的新闻记者邹韬奋到华中抗日根据地访问。沿途都是新四军为他备马备轿，派兵护送。在苏中三分区和四分区领导机关驻地，新四军都专门为他召开了欢迎晚会。在新四军一师师部驻地东台县三仓地区，苏中区党委的主要负责同志粟裕和陈丕显给予了热情接待。在苏北盐阜区，新四军三师师长黄克诚与他亲切会见。新四军代军长陈毅在去安徽新四军四师视察前，还特地找人缝制了一件崭新的羊皮袍送给邹韬奋。邹韬奋虽然只在苏中、苏北抗日根据地呆了3个多月，却对这里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他在离开时说：“敌后抗日民主根据地是全国最理想的地方。我所憧憬的民主自由，在共产党领导下的敌后抗日根据地实现了。”之后他回忆这一段经历时还说：“此次在敌后视察研究，目击人民的伟大斗争，使我更看到新中国光明的未来。”
综上所述，新四军与开明士绅民主协商的基础，是互相尊重，平等待人。民主协商的本质，则是寻求利益交集，找到最大“公约数”，促进共同利益形成。新四军民主协商，以诚交友，确实是开明士绅成为新四军之友的又一重要原因。
四、风雨同舟，无愧岁寒之友
历史充分证明，由于以上主客观原因，爱国开明士绅在积极支持新四军抗战和华中抗日根据地建设的过程中，发挥了极其特殊的重要作用。特别是在新四军极其困难、急需获得帮助的情况下，义不容辞，挺身而出，成为新四军的患难之交、岁寒之友。
开明士绅利用自身的特殊身份和有利条件，带头交公粮公草，出资修路修堤，捐款为新四军筹措军需物资，帮助收集、购买和运送枪支弹药，参加抗日民主政权工作，积极响应共产党“减租减息”的政策，联络敌伪上层人士，掩护我敌工人员和伤病员，营救我被捕同志，搜集敌伪重要情报，为新四军在敌后抗战提供了大力帮助，作出了特殊贡献。
有的士绅以合法身份帮助共产党培养抗战干部。1937 年，董必武与国民党人李范一、湖北省建设厅长石瑛协商，以国民党湖北省建设厅农业合作委员会的名义，由李范一担任班主任，筹措经费，由陶铸主持日常工作，在湖北应城汤池开办了“湖北省建设厅合作事业指导员训练班”和之后的临时训练班，实际为共产党和新四军培养了600名抗日游击战争干部。
有的士绅帮助新四军打赢反顽的重要战役。1940年，曾担任中华民国开国阅兵总指挥、被孙中山授予陆军中将军衔的辛亥名将朱履先，在黄桥战役前受陈毅委托致函“二李”，要他们严守中立，并腾出自己的“中将府”让新四军一个排入住，还带头给新四军捐赠5万银元，交纳抗日爱国公粮500石，在战役中又挨家动员为新四军制作烧饼，并做出了第一炉烧饼送往前线。
有的士绅冒着危险帮助新四军领导人抚养孩子。1941年秋天，新四军军部从盐城转移到阜宁县城西北的停翅港，次年5月25日，陈毅代军长的夫人张茜生下了他们的第一个孩子陈昊苏。半年后，日伪军对阜宁地区进行大“扫荡”，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要向盱眙黄花塘转移。为了部队和孩子的安全，陈毅把出生只6个月的婴儿托给射阳县首任参议长邹鲁山。邹鲁山连夜将孩子抱到阜宁邹河自己的家中，并请家中的长工仇长春的妻子潘素芹为孩子喂奶。每逢敌人“扫荡”，他就将孩子送到最安全的地方，敌人一走立即接回。在邹鲁山的精心保护下，孩子躲过了一次又一次灾难。8个月后，孩子才被安全地从邹家接到设在盱眙黄花塘的新四军军部。
有的士绅由于支持新四军遭受国民党摧残。江苏金坛县社头张村的陈湘甫曾是晚清秀才。他让自己的五个兒孙参加了新四军。在他直接动员和影响下，参加新四军的家乡人有几十名。由于陈湘甫坚决拥护共产党领导的新四军抗日救国，公开揭露国民党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阴谋，国民党顽固派派兵抢走他家中全部财物，又将他家的住房烧毁，并把70余岁的陈湘甫绑在长凳上，用火烧屁股，逼着他交出儿子陈练升和发表反共宣言。陈湘甫誓死不屈，此后更坚决地投身到抗日救国的行列中去。
从抗日战争期间新四军与华中地区开明士绅交友的生动实践来看，统一战线确实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个法宝之一。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中，我们必须继续坚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画好同心圆，唱响协奏曲，共筑中国梦。
（责任编辑 徐君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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