井冈山精神：开辟中国革命新道路凝聚的磅礴伟力
张泰城?肖发生
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面临被敌人瓦解和消灭的严重危险。面对危机，要不要坚持革命和怎样坚持革命，是党必须回答的两个根本性问题。在极端危急的情况下，党领导发动了多次武装起义，但这些以城市为中心的武装起义，都遭受了严重挫折。秋收起义开始也是以攻占大城市为目标，遭受挫折后，毛泽东率领工农革命军到农村山区寻找落脚点，创建农村革命根据地，开展工农武装割据，以积蓄革命力量，最后夺取中国革命的胜利。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因此成为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光辉起点。井冈山精神，就是在井冈山斗争的伟大实践中孕育而成的伟大革命精神。
开辟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探索与实践孕育了井冈山精神
1927年八七会议后，毛泽东受中共中央委派，以中共中央特派员的身份前往长沙，领导湘赣边界秋收起义。8月18日，在长沙市郊沈家大屋召开改组后的湖南省委第一次会议，讨论制定秋收起义计划。8月30日，由各军事负责人组成中共湖南省委前敌委员会，毛泽东任书记。
1927年9月9日，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爆发。中国共产党掌握的武装约5000余人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9月11日，起义军分别从江西修水、安源、铜鼓等地出发，进入湖南境内准备攻打长沙，并占领醴陵、浏阳县城和一些集镇。然而，起义部队遭到强大敌军的抵抗，先后受挫，至14日锐减到1500余人。
在此危急时刻，毛泽东在湖南浏阳的上坪村召开紧急会议，命令部队迅速到文家市镇集中。9月19日，秋收起义各部队在文家市镇会合。当晚，在里仁学校召开的前敌委员会会议上，师长余洒度坚持“取浏阳直攻长沙”的原定计划，毛泽东则主张放弃攻打长沙，向敌人统治薄弱的农村山区转移。经过激烈争论，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得到总指挥卢德铭等多数前敌委员会委员的支持，会议作出“向萍乡退却”的决定。这是一个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战略决策！
9月20日，工农革命军从文家市镇出发，沿罗霄山脉向南转移。转移过程中部队处境十分困难：党的组织不健全，导致部队思想比较混乱;没有给养、缺乏弹药，伤病员增多;许多人情绪低落，不少人离队。23日，部队行至江西萍乡芦溪时遭敌伏击，卢德铭牺牲，军心动摇。26日，部队在当地党组织的帮助下攻克莲花县城。毛泽东在宾兴馆召开了莲花县党组织负责人会议，随后收到宋任穷带来的江西省委书记汪泽楷的密信，作出“向井冈山进军”的决策。9月29日，工农革命军行至江西省永新县三湾村进行改编。三湾改编后，工农革命军的面貌焕然一新。
10月3日，工农革命军来到江西省宁冈县古城，毛泽东在联奎书院召开前敌委员会扩大会议。会议总结了秋收起义以来的经验教训，决定在罗霄山脉中段建立革命根据地和团结改造袁文才、王佐两支农民武装的方针。10月7日，在袁文才的迎接下，工农革命军进驻茅坪，设立留守处和后方医院，安置伤病员并放下辎重。随后，部队沿湘赣边界游击。行至酃县（今湖南省炎陵县）水口，毛泽东在连队发展6名新党员并主持了他们的入党仪式。这是井冈山革命根據地创建后的第一次建党活动。10月24日，工农革命军在王佐的迎接下进抵大井。10月27日，毛泽东率工农革命军进驻茨坪。
1927年11月初，毛泽东在茅坪象山庵主持召开会议，要求边界各县重建和恢复党的组织，开展群众武装斗争活动。至1928年2月，在中共前敌委员会的领导下，茶陵、遂川、宁冈、永新四县委，酃县特别区委，莲花特别支部先后建立。
与此同时，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开始了创建红色政权的伟大实践。11月中旬，工农革命军攻克茶陵。11月28日，按照毛泽东的指示，湘赣边界第一个红色政权——茶陵县工农兵政府成立。1928年1月5日，工农革命军攻占遂川县城，建立遂川县工农兵政府。毛泽东修改制定《遂川县工农兵政府临时政纲》。2月中旬，工农革命军打破赣敌第一次“围剿”，取得新城大捷，成立宁冈县工农兵政府，随后又成立新遂边陲工农兵苏维埃政府。工农武装割据出现新气象。
3月上旬，湘南特委派代表周鲁来到井冈山，指责边界“烧杀太少”“行动太右”;误传中央开除了毛泽东的党籍，撤销前敌委员会及毛泽东书记之职;并指令何挺颖等率部前往湘南。敌军趁机占领宁冈等地，血洗茅坪。边界红色政权和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史称“三月失败”。
4月下旬，朱德、陈毅率领南昌起义余部和湘南暴动农军1万余人来到井冈山，与毛泽东的部队在宁冈会师。朱、毛会师引起敌人的恐慌，从4月至6月中旬，赣敌先后发动3次“进剿”。毛泽东、朱德提出并运用“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游击战术，先后打败了这3次“进剿”。
军事斗争的胜利，促进了井冈山红色革命根据地的发展。1928年5月20日至22日，中共湘赣边界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宁冈茅坪召开，会议选举产生湘赣边界地方党的最高领导机关——中共湘赣边界特委，毛泽东任书记。5月底，湘赣边界各县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召开，成立湘赣边界工农兵苏维埃政府，袁文才任主席。这是边界地方政府的最高权力机构，下辖宁冈、永新、遂川、莲花、茶陵、酃县等县政府。此后，边界各县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土地革命运动。红色根据地区域总面积发展到7200余平方公里，人口约50余万。
此后，湖南省委不断派人来到井冈山，指示红四军“立即向湘南发展”。6月底，毛泽东在永新召开会议，绝大多数与会者认为不宜去湘南。毛泽东向湖南省委写信，陈述了不能执行向湘南发展的理由。红军在7月中旬打破湘赣两省敌军第一次“会剿”后，突发变故，红二十九团部分官兵思乡心切，士兵委员会私下开会决定杀回老家去。省委代表杜修经“导扬其焰”，致使红军大队冒进湘南，结果损失很大。敌军趁虚进犯，血洗根据地，史称“八月失败”。8月下旬，湘赣之敌发动第二次“会剿”，红军发动群众在黄洋界设下5道防线迎敌。毛泽东在湘南迎接红军大队的归途中欣闻黄洋界保卫战胜利，写下气势雄伟的诗篇《西江月·井冈山》。9月，红军主力回到井冈山，连战皆捷，红色武装割据的局面得以恢复。
随着湘赣边界斗争的深入，毛泽东开始在理论上思考中国革命的道路问题。1928年10月4日，中共湘赣边界第二次代表大会在茅坪步云山召开。会议通过《中国共产党湘赣边界第二次代表大会决议案》（《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是其中的一部分）。11月25日，毛泽东写完《井冈山前委给中央的报告》（《井冈山的斗争》）。在这两篇著作中，毛泽东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深刻分析中国社会的性质和特点，阐明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和发展的理由，提出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的正确政策，将土地革命、武装斗争、根据地建设三者有机结合起来，形成“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
1928年7月22日，彭德怀、滕代远领导平江起义，成立红五军。12月10日，彭德怀、滕代远率领红五军第四、第五纵队冲破敌人重重阻截到达宁冈新城，与红四军主力胜利会师。两支部队会师后，湘赣敌军准备发动第三次“会剿”。1929年1月4日，毛泽东在宁冈柏露村召开会议，决定采取“围魏救赵”战术，由红四军主力出击赣南，迂回到敌后打击敌人，红五军和红四军第三十二团留守井冈山。
1月14日，毛泽东、朱德率领红四军主力3600余人出击赣南。守山军民投入紧张的战斗准备。26日，战斗打响，井冈山军民在彭德怀、滕代远、王佐等领导下，与敌激战三昼夜后，黄洋界、八面山哨口等相继失守。面对四面受敌、孤军无援的局面，彭德怀、滕代远按照特委决定，率千余人向遂川方向突围。何长工、王佐、李灿等率领部队转入深山，坚持斗争。
红四军主力下山后，迅速突破敌封锁线，向赣南挺进。2月10日至11日，在瑞金以北的大柏地歼灭紧追而来的敌军。大柏地战斗的胜利，极大地振奋了部队的士气，扭转了红军的被动局面。此后，红四军主力会同赣南闽西地方党组织和革命武装，逐步开辟了以瑞金为中心的赣南闽西革命根据地。
井冈山斗争的伟大实践，孕育了伟大的井冈山精神。井冈山精神作为开辟中国革命新道路所形成的伟大精神，对中国革命历史进程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2016年，习近平总书记重上井冈山时指出，井冈山时期留给我们最为宝贵的财富，就是跨越时空的井冈山精神。井冈山精神，最重要的方面就是坚定信念、艰苦奋斗，实事求是、敢闯新路，依靠群众、勇于胜利。今天，我们要结合新的时代条件，让井冈山精神放射出新的时代光芒。这其中，最重要的是坚持坚定执着追理想，实事求是闯新路，艰苦奋斗攻难关，依靠群众求胜利。
坚定执着追理想
对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坚定信念，是井冈山精神的灵魂。大革命失败后，靠什么点燃了井冈山的燎原星火？靠的就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坚定理想信念。
1927年8月下旬，毛泽东提出“高高打出共产党的旗子”，这关系到即将发动的秋收起义举什么旗，中国共产党走什么路的重大问题，彰显了中国共产党人坚定的共产主义信仰。
在向井冈山转移途中和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建立后，先后出现4次“关于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疑问。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这些疑问均作了回答，坚定了革命军民的理想信念。
第一次发生在秋收起义部队向井冈山转移途中。许多官兵受“城市中心论”的影响，认为到农村开展革命没有出路。面对战斗频繁、伤亡重大、补给匮乏的形势，许多人悲观失望，一些官兵不辞而别。不少人甚至公开询问其他人：“你走不走？”一些高级指挥员也对前途失去信心，起义部队几乎散伙。面对种种困难，毛泽东等人在三湾改编部队，将党的支部建在连上，实行官兵民主平等原则。这些措施开始改变起义军中的旧军队习气和不良作风，从组织上确立了党对军队的领导，是建设新型人民军队的重要开端。
第二次出现在遭受“三月失败”后。一些人对革命缺乏信心，思想悲观，提出：“红旗虽然插上了井冈山，可这红旗到底打得多久呢？”1928年5月，在湘赣边界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上，毛泽东科学分析了中国革命的形势和特点，指出中国是一个政治经济落后且发展不平衡的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受帝国主义的间接统治。帝国主义支持下各派新旧军阀的割据和战争不断发生，中国小块红色割据也就有长期存在的可能。毛泽东的讲话提高了大家对建立革命根據地伟大意义的认识，坚定了革命信心。
第三次出现在“八月失败”后。一些人重提“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疑问。针对这种情况，毛泽东在1928年10月湘赣边界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上，透彻分析了国内的政治形势，阐明中国红色政权能够在白色恐怖的四面包围中长期存在且不断发展的合理性和必然性，从理论上批驳了革命根据地内部存在的悲观论调，再次回答了“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疑问，鼓舞了边界军民坚持红色区域斗争的信心，明确了中国革命的方向和目标。
第四次出现在1929年初。当时，湘赣两省敌军对井冈山发动第三次“会剿”。面对强敌，一些人又产生了悲观情绪，这种情绪在红军出击赣南闽西时依然存在。毛泽东说：“在那个时候，不但红军和地方党内有一种悲观的思想，就是中央那时也不免为那种表面上的情况所迷惑，而发生了悲观的论调。中央二月来信就是代表那时候党内悲观分析的证据。”毛泽东实事求是地分析了中国革命的形势，提出中国革命必须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以坚定的共产主义信仰，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坚信中国革命必然胜利，坚信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实事求是闯新路
实事求是、敢闯新路，是井冈山精神的核心。井冈山时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实事求是，开辟了一条前人没有走过的新路。
1927年冬天的晚上，宁冈县寒风凛冽，在微微泛黄灯光下，一群衣衫破烂的农民围坐在桌边，一个穿长袍的高大年轻人边问边记录，人们纷纷诉说着当地的风土人情、习俗、阶级状况和土地所有状况等。这个年轻人就是毛泽东，他把调查结果整理成《宁冈调查》，为作出“以宁冈为中心的罗霄山脉中段，最有利于我们的军事割据”的决策，为建立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提供了重要依据。
井冈山时期，毛泽东等领导人不仅自己深入实际调查研究，而且要求红军官兵和地方干部都要开展调查研究。红四军军委制定的《党代表工作大纲》有5个部分，其中一部分就是开展对民众的调查。大纲明确要求党代表要“注意民间调查和官兵调查”。毛泽东还为红军官兵拟订调查提纲，内容包括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群众生活状况、剝削关系、风俗习惯以及地理条件等。在毛泽东等人的倡导下，红军官兵逐渐学会了作社会调查工作。
当时的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绝大多数人口是农民。中国革命要取得胜利，占人口总数90%的农民群体必须动员起来。这就必然要发展农民中的进步分子入党。大批农民加入党组织，但他们对党的宗旨和中国革命前途的认识却千差万别，给党的政治建设带来很大困难。为解决这一难题，毛泽东在井冈山时期提出了思想建党的原则。思想建党成功解决了如何在中国建设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难题，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党建思想。
武装斗争是工农武装割据的重要内容。关键是如何将以农民和旧军人为主的军队建设成无产阶级领导的新型人民军队。毛泽东和朱德等党和红军领导人创造性地解决了这一问题，那就是必须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这一原则和制度发端于南昌起义，奠基于三湾改编，定型于古田会议。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必须担负起打仗、筹款和做群众工作这三位一体的任务。为此，必须加强红军的政治工作，特别是政治教育工作。在井冈山时期，还提出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游击战争的“十六字诀”等。
政权建设是井冈山时期的又一重大创举。1927年11月28日茶陵县工农兵政府成立后，湘赣边界各地相继成立各级工农兵（苏维埃）政府。政府召开工农兵代表大会，颁布施政纲领，实行民主主义，要求干部清廉为民，遵守党的纪律，执行党交给的任务。毛泽东把政权建设同武装斗争和土地革命结合起来，创立了红色政权的理论。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立足井冈山斗争的实践，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走出了一条“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中国革命新道路。
艰苦奋斗攻难关
艰苦奋斗是井冈山精神的基石。井冈山一直处在强敌包围之中，斗争环境异常艰苦。
粮食短缺最为严重，红军官兵经常是红米饭、南瓜汤，甚至靠野菜充饥。1928年5月，毛泽东在一个月内连续两次向湖南、江西两省省委和中央报告：“我们在井冈山上吃饭太难，山上粮食万难。一般的战士生活困难，连伤病员也不例外。”
穿衣盖被极为困难。井冈山的冬天特别寒冷，红军官兵却只有两件单衣可穿。晚上睡觉没有棉被，战士们就把稻草铺在地上，相互挤到一块儿取暖，实在冷得无法入睡，就起来烤火，烤暖了身子再去睡，或者干脆起来操练、跑步。
医药器材极端匮乏。连最起码的麻醉药品、碘酒、盐水与酒精也缺乏。杨至诚回忆说：“在井冈山上，不仅粮食困难，医药同样是困难的。中药都用不上，那时伤病员的痛苦是难以言喻的。”吴树隆也回忆说：“当时做外科手术时，没有骨锯，就用木匠的小锯子……尽管条件这样差，可是伤病员来了一批又一批。”
为解决经济难题，党和红军充分发扬艰苦奋斗的精神，采取多种措施活跃经济，打破国民党的经济封锁。
边界党和红军十分重视农业生产。组织群众兴修水利，实行耕牛和农具互换，组织妇女成立农耕队等，红军官兵在战争间隙也帮助群众开展农业生产。制定“保护工商业”“保护中小商人”的政策，恢复和开辟红色圩场，繁荣边界贸易。设立公卖处、开办被服厂、熬制硝盐等克服敌人的经济封锁。为建设小井红军医院，没有木料，自己上山砍伐;没有瓦，用杉树皮代替;没有劳动力，红军战士和当地群众积极参加义务劳动;缺少资金，红军就将菜钱中节约下来的部分捐出来。
在井冈山的岁月，红军官兵的生活都是一样的，毛泽东指出：“从军长到伙夫，除粮食外一律吃五分钱的伙食。发零用钱，两角即一律两角，四角即一律四角。”
红军官兵省吃俭用，厉行节约。红军规定，各连（直至营和团以上机关）办公时用1盏灯，点3根灯芯;连部带班查哨时用1盏灯，点1根灯芯。按规定毛泽东可用3根灯芯，但他坚持只用1根灯芯。就在这微光下，毛泽东写下《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等光辉著作。
1928年10月，朱德同战士们一起挑粮上山。挑粮山路崎岖，上下足有五六十里路。朱德已年过40岁，战士们看他日夜运筹作战大事，还要参加劳动，就劝他不要挑粮。在劝不动的情况下，战士们将他的扁担藏了起来。朱德却另找一根扁担，写上“朱德扁担，不准乱拿”8个大字。战士们还编了一首歌：“朱德挑谷上坳，粮食绝对可靠，大家齐心协力，粉碎敌人‘会剿。”
井冈山军民不畏艰难、不畏强敌，在党的领导下战胜了难以想象的困难，彰显了艰苦奋斗的政治本色。
依靠群众求胜利
紧紧团结群众、依靠群众，是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创建和发展的重要法宝。井冈山时期，党和红军一开始就把“做群众工作”作为红军的三大任务之一，通过多种方式激发群众参加革命、支持革命的热情，把分散的民众转化为革命斗争的重要力量。
边界党和红军始终把人民群众的利益视为最高利益，以亲民政策、有效措施和奉献精神，关心群众生活，真心实意为群众谋利益，从而赢得了民心。人民也用自己的热血誓死捍卫红色政权。
吴月娥，湖南酃县人，从小在遂川县荆竹山做童养媳。1928年，担任少先队队长、红军宣传员等。1929年2月初，国民党军攻占大井村后，逼着吴月娥带路搜捕红军。吴月娥沉着地把敌人引向羊肠小道。当来到一边是悬崖峭壁，一边是深谷急流的险地时，吴月娥突然回转身来，紧紧抱住一个跟在她身后的国民党军官，跳下万丈深渊，与敌人同归于尽，献出了18岁的年轻生命。
聂槐妆，茅坪乡妇女主任。为给山上的红军送盐，她和同志们想了很多办法，但都被敌人识破，有几个同志还为此牺牲了。一番思考后，聂槐妆想到一个主意。不久，她大大方方地出发了。离开哨卡转入深山找到了红军的宿营地。当她脱下棉衣交给营长，把藏盐的秘密告诉大家后，同志们为她的机智和沉着拍手称赞。原来，她把盐溶于水中，用棉衣吸进盐水，烘干后穿在身上通过敌人封锁，到红军营地后再把棉衣泡进水中，将盐析出。聂槐妆用这种方法多次为红军送盐。她的频繁外出引起敌人怀疑。在一次送盐回来时，被敌人抓住并遭到严刑拷打，但聂槐妆誓死保守秘密。穷凶极恶的敌人将她杀害了。这年，她只有20岁。电影《闪闪的红星》中潘冬子的故事原型就是聂槐妆。
在遂川县西庄，发生过一个“工农护大印”的感人故事。1930年红军撤离遂川后，反动武装疯狂报复，企图收缴苏维埃政府的印章。西庄群众都知道，苏维埃政府大印保存在乡苏维埃成员、赤卫队员冯恩增手里，可谁也不露一点风声。乡苏维埃主席李邦万一家被抓走了，贫苦农民李耀琦和乡赤卫队队长曾宝华被杀害了。曾宝华牺牲前，大声怒斥匪徒的暴行。匪徒又把曾宝华的妻子郭桂英及其独子带到曾宝华尸体前，威逼她说出印章的下落。郭桂英坚贞不屈，结果母子俩被活活打死。用生命来守护印章的秘密，这是井冈山群众面对生死作出的选择。
井冈山时期，党和红军同人民群众结成了真正的铜墙铁壁。正是依靠人民群众的支持，井冈山的红旗始终不倒。
1928年7月，湘赣两省国民党军队发动第二次“会剿”。红军主力远去湘南，永新只有毛泽东领导的红三十一团。国民党军仅江西的军队就有11个团，敌我兵力对比是11∶1。毛泽东在永新西乡的夏幽贺家祠召开紧急会议，部署军民联合退敌。会后，永新县委、县政府将县赤卫大队分散派到全县东南西北4个片区，组成23个“赤暴团”。同时，组织群众坚壁清野，把粮食、禽畜等一切能吃的东西全部埋藏或运至山中，水井填掉，甚至把碗筷都藏了起来，使国民党军队找不到物资供给。“赤暴团”虽只有少量步枪，大多是鸟铳、地铳、松树炮、砍刀、梭标、铁叉等，但以永新县城为中心，东南西北四面联结，一会儿东面枪声激烈，一会儿南边喊声震天，待至夜晚，四面都是枪声。这些枪声，很多是爆竹放在煤油桶里的“音效”，却让敌人胆战心惊。就这样，在毛泽东的组织领导下，红三十一团和永新数万革命群众，以四面游击的方式日夜袭扰敌人，将赣敌困在永新县城及附近15公里内达25天之久，创造了红军游击战争史的奇迹。
革命建设都要走自己的路
90多年前，在中国革命的紧急关头，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引兵井冈山，坚持走自己的路，开辟“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中国革命新道路——井冈山道路，开启了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伟大征程，谱写了中国革命史的光辉篇章。
中国共产党百年历史走过了两条道路，一条是井冈山道路，即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中国特色革命道路;另一条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两条道路是中国共产党人在不同历史时期的道路选择。井冈山道路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开篇和经典之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只有回看走过的路、比较别人的路、远眺前行的路，弄清楚我们从哪儿来、往哪儿去，很多问题才能看得深、把得准。中国共产党成立之日起，就把实现共产主义作为奋斗目标。为实现这个目标，在井冈山，中国共产党人在面对外部强敌的军事进攻和经济封锁下，在党内“左”倾错误思想的干扰下，在“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迷茫和质疑中，依然高擎火炬前行，坚信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解决了革命进攻方向转向乡村后该如何坚持和发展的重要问题，创造性提出“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最终形成了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我们坚持走这条道路，夺取了中国革命的胜利，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实现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为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提供了根本政治前提。
今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面对近代以来久经磨难的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性飞跃，面对着社会主义在中国大地焕发强大生机活力并不断开辟发展新境界，面對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我们要更加珍惜适合中国国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正确道路。这条道路同样来之不易，也不会总是一路坦途，但不管遇到任何困难和挫折，我们都应像当年坚定井冈山道路一样，弘扬井冈山精神，坚定不移地捍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定道路自信，矢志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责编 王燕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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