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循环关键在于改革开放

唐建伟

“双循环”格局的形成仍面临内外部约束

在内循环方面主要面临以下三方面的约束：一是国内消费需求不振，近年增速持续下滑（从最高时的28%左右下滑至2019年8%），疫情后消费的恢复是三大需求中最慢的，截至6月末，出口、投资和消费累计同比分别为-6.2%、-3.1%和-11.4%。二是民间投资热情不高。近年来除2018年外，其他年份民间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一直低于整体固定资产投资增速。近两年制造业投资也是三大投资中增速表现最差的。近年投资增速主要依靠政府主导的基建和房地产投资在支撑。三是人口老龄化导致的适龄劳动人口持续下降及劳动力成本上升，一方面可能造成中国有效需求持续萎缩，经济增长乏力，另一方面也意味着中国潜在增长率面临持续放缓的压力。

在外循环方面中国也面临如下几方面的约束：一是中美博弈的长期性和复杂性，美国主导的全球产业链重构（其实就是去中国化）可能会导致中国持续面临与全球产业链脱钩的威胁。二是疫情可能导致全球经济陷入持续的低迷，叠加中美这两个最大经济体之间的贸易冲突不断，全球经济很可能会进入一段较长时间的收缩过程。对于出口市场份额全球第一的中国而言，出口下行的压力将持续存在。三是中国在一些战略物资和关键技术领域对外依存度过高，存在产业链断供的风险。比如，在能源与原材料方面，我们对天然气、石油、铜矿、铝矿、铁矿石等的对外依存度过高，2019年中国石油的对外依存度高达71%，天然气的对外依存度也达到43%。在粮食上，大豆、菜籽油、猪肉等也都依赖进口。另外，在芯片和操作系统等关键技术领域，基本都依赖外部，自身不具备相关供给能力，每年仅芯片进口金额就超过3000亿美元，超过了石油。一旦遇到外部卡脖子断供后，中国就可能面临“能源安全”“粮食安全”和“科技安全”等系列问题与困难。

更大力度改革和更高水平开放是关键

要以国内三项重大基础性改革来打通国内大循环

改革的重点是打破目前制约国内消费和民间投资热情的一些约束，释放国内消费和投资增长的空间。

大力推进国企和国资改革方面包括：尽快完成国资划转社保工作。国资划转社保有望成为系统集成式改革的标杆之一，第一，国资划转社保将提升全民社会保障水平。社保充实之后，不但每年可以通过拿分红和投资收益实现保值增值，还可以因此减免居民個人社保缴费比例，间接提高居民收入。第二，划转社保在无国有资产流失担忧下实现股权多元化，倒逼国企强化信息披露、完善治理结构，推动国资监管向“管资本”转变。第三，国企划转社保有助于资本市场改革。从提高上市公司质量维度来看，国企上市平台有望提高分红规模，形成一批高分红蓝筹股公司；
从市场成熟化维度来看，国资划转将增加社保收入和管理规模，有利于更多机构长线资金流入股市。

加快推进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以股权多元化为方向，吸引民间资本参与国企混改，同时允许管理层及员工持股。在盘活国有资产存量同时，改善国企治理水平，提升国企盈利能力，也做强做大了国资。

加快组建国有资本运营公司。参照新加坡淡马锡公司的模式组建专业的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从现有国有资产中划转部分资产，以股权投资的方式来经营这部分国有资产，保证每年能有稳定的盈利，这部分盈利全部用于公共服务开支（比如教育与医疗等公共服务），在提升公共服务水平的同时还不增加财政负担。

加快推动土地要素市场化改革方面，改革的核心是允许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直接入市和探索增减挂钩指标、耕地占补平衡指标等跨省域交易。归纳而言，土地制度改革将在以下几个方面发挥作用：

创造新增财富同时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土地要素市场化改革有利于提升要素的流动性，有利于引导各类要素协同向先进生产力集聚从而提升全要素生产率。而且这种改革是一种不需要花钱或少花钱就能带来巨量财富创造的资源优化配置型改革，更符合当前经济社会实际。同时，推进的阻力也更小。根据重庆市前市长黄奇帆的测算：土地要素市场化改革未来三十年所产生的财富将超过50万亿元人民币。

增加农民的财产性收入。要说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最亏欠的一个群体是谁，那毫无疑问是农民：中国的农民先是通过农产品与工业品价格的剪刀差在补贴城市，为国家的工业化做贡献，后又通过城乡土地价格更大的剪刀差来支撑城市化，继续为国家做贡献。与城市居民可以拥有产权清晰，逐步升值的住房等财产不同，农村居民却因为集体土地产权模糊、市场化交易困难等原因而缺乏财产性收入。与此同时，农村居民与城市居民在养老和医疗保障的水平方面也存在较大差距。现在通过土地制度改革，将土地财产权还给农民，让农民也成为有产者，改革过程中一定要维护和保障好农民权益，使农民真正公平分享土地制度改革带来的土地增值收益。

有利于稳定房地产市场。土地要素市场化改革还可以盘活土地资源，增加一二线城市的住房建设用地的供应，将在很大程度于有利于房价的稳定和化解房地产市场的泡沫化风险。

建立鼓励创新的制度和体系方面，美国持续打压中国的华为、中兴、腾讯、字节跳动等高科技企业，表明未来中美之间的竞争关键就是在科技领域。中国加快推进创新趋动发展战略，提升科技竞争力已经刻不容缓。这就需要建立起鼓励创新的一整套制度和体系。

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从源头保护创新。任何创新都是一种知识产权，是一种新的创意。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力度对保护中国创新成果、进一步激励中国创新活动以及打造更优越的营商环境都具有重要意义。

加大对基础研究的投入，提升核心科技的创新能力。首先是建议集中优势资源补短板、加大对基础研究投入。中国研发投入占GDP的比例达到2.2%，与发达国家平均2.5%的水平比较接近，总量甚至已经在全球排第二名，但在基础研究方面的投入占比一直徘徊在5%，与世界主要创新国家平均15%至20%的占比差距明显。在未来五年内，中国要将基础研究投入占研发经费的比重由5%提高到15%左右的水平，并在以后年份继续逐步提高。其次要进一步完善相关制度体系，加大高校和科研院所在基础学科人才培养的同时，推动扩大高校和科研院所科研领域自主权，全面增强创新活力，提升创新绩效，增加科技成果供给。再次是要用市场化手段来全面提升基础学科专业和从业人员的工资待遇，要让“造导弹的人的工资水平远远高过卖茶叶蛋的”。这方面华为带了好头，让学物理和数学这些基础学科的学生毕业就能拿到几百万的年薪，这就是对学基础学科，潜心做科研的人最好的奖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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